【大紀元12月3日訊】振亞：作為作家和知識分子，你認為你的使命是什么？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如何體現？
余杰：不久前逝世的李慎之先生多次談到公民教育問題，我深深贊同并愿意把普及公民教育當作自己的使命。我希望我的寫作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二撾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在《印度：百万叛變的今天》一書中，曾經寫到這樣一個小故事：他來到一幢政府所有的分租宿舍，會見一位地區政治活躍分子戈提先生。“進入大門就聞見一股气味，看到小天井里一堆濕漉漉的垃圾和几只覓食的貓；然后，在突然變暗的通道里，一股從堵塞的排水溝里散發出的濃烈的气味嗆住了我的喉嚨——我覺得昏眩、窒息、几乎要吐出來。”然而，數百万計的孟買市民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著。
奈保爾問主人，為什么他們不清理放在大門口的腐臭的垃圾和堵塞的排水溝？
戈提回答說：“孟買永遠不會變得漂亮，它有一种本質上的缺陷。排水溝在前一陣子清理過了，但又再次阻塞起來。還有一些是人的問題——我們缺乏公民意識。你得從小孩子下手，問題不在經濟。”
這個故事也可以放在中國的背景下講述。中國面臨著与印度相似的問題：如何讓“順民”和“暴民”變成“公民”？我想，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吧。
振亞：你對捷克作家、曾任總統的哈維爾在當年的政治迫害中的“堅守和承擔”很欣賞，而對索爾仁尼琴和昆德拉這兩位同樣因為政治原因遭到放逐和自我放逐的小說家有著截然不同的評价，厚“索”而薄“昆”。這當然不能僅僅用索爾仁尼琴是俄國圣人來解釋，其中是否也隱含著對中國知識分子以游戲心態來解构、忘卻苦難的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价值立場的尖銳批評？
余杰：你的看法很到位。我即使在談論那些遙遠的地方的人物和事情的時候，著眼點依然是在中國，針對的依然是“中國問題”。誠然，索爾仁尼琴与昆德拉都是流亡者，他們的這個身份是一樣的；但是，你只要閱讀他們各自的一頁文字，就能發現他們之間的截然不同。為什么中國人接受昆德拉比接受索爾仁尼琴更容易呢？這背后隱藏著某种“共性”，也就是“歷史虛無主義”以及你說的“游戲心態”。用魯迅的說法，就是“會做戲的虛無党”。
昆德拉當然有他存在的价值，但我認為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更需要索爾仁尼琴式的知識分子，他能夠告訴我們什么是歷史、什么是苦難、什么是正義、什么是良知。
振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左派、后現代主義和始終綿延不絕的啟蒙思潮都試圖對紛繁复雜的中國現實發言，然而人們看到的似乎更多是三者之間的相互扯皮和漠視，各种話語之間的相互角力代替了應有的理論建樹。你認為這些思潮之間存在著整合的可能嗎？
余杰：除了你上面提到的各种主義和思潮之外，我認為近年來還有一股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民族主義，而且是一种日益“義和團化”的狹隘而危險的民族主義。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中國問題”确實非常复雜，不是單純引進某种西方的理論就能夠解決的。我個人對理論沒有太大的興趣，我認為中國最缺乏的并不是某种花里胡梢的理論，而是遵照“常識”去生活的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包括你上面談到的這些分歧，在我看來，与其說是理論的分歧，不如說是利益和价值立場的分歧，也就是說“屁股決定腦袋”——舉個例子，假如某大學教授拿到一套寬大的住房、每年數十万的緊貼，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教職。在這种情況下，還能指望他幫助民工說話嗎？這种“招安”是在自覺和不自覺中發生的。這几年來，某些“御用學者”和“幫閑文人”的所作所為，我已經听得太多、看得太多了。因此，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今天的中國，“自由”不是“主義”，而是“生活”。
“整合”只有在獨立和自由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一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階層，還沒有出現在中國變革的地平線上。
振亞：你在多篇文章中對經濟學作了許多批評。也有人反批評說，你是學文學出身的，根本就不懂經濟學。你為什么要涉足這個在你的專業領域之外的學科呢？
余杰：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學成為“顯學”，也成為“御用之學”。我雖然不是經濟學方面的專家，但我認為，對真相的判斷、對事實的判斷，有時并不需要多么高深莫測的專業知識。比如經濟學界的許多可笑而可恥的言論：一會儿他們說非典促進醫療事業的發展，一會儿他們說城市堵車是經濟繁榮的標志，一會儿他們又說北大教授擁有別墅和轎車中國就實現現代化了……我想，即便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能判斷這些言論的是非。對于這些所謂“經濟學家”的胡說八道、誤導輿論，我不能保持沉默。
談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個有點尖刻的笑話，不過用來形容某些“經濟學家”倒是滿合适的：
話說有兩個經濟學家在馬路上散步。甲看見了一堆狗屎，對乙說：“你吃了吧，我給你一百万元。”乙猶豫了一會儿，但還是經受不住誘惑，吃了狗屎，得了那一百万元。一會儿，乙也看見了一堆狗屎，就對甲說：“你吃了吧，我也給你一百万元。”甲猶豫了一會儿，但還是經受不住誘惑，也吃了。當然，作為條件，乙把甲給他的一百万元還了回去。走著走著，乙忽然醒過悶儿來了：“不對啊，我們誰也沒有掙到錢，卻吃了兩堆狗屎。”甲也恍然大悟，但他思考了一會儿說：“可是，我們創造了兩百万的GDP啊！”
振亞：中國的网民每年以數千万的數量增加，网絡寫作也成為時髦。你對這一新的平台怎么看呢？你會選擇在网絡上發表作品嗎？
余杰：中國网民的數量确實龐大，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真正在网絡上尋找思想、討論問題的网民并不多，有沒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很難說。同時，我對网絡語言對漢語純洁性的破坏也保持一定的警惕。
但是，我對网絡帶來的自由寫作和自由閱讀的心態持很高的評价。我早已開始在网絡上發表作品，我最尖銳的文章通常都是先在國外的网站上發表，然后才被熱心的网友轉貼到國內的网站上。這种“出口轉內銷”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現象，也是轉型期中國的“特色”之一。
据我的觀察，目前的网絡文學与傳統文學相比，還顯得比較粗糙和淺薄；而网絡學術已經絲毫不亞于傳統學術。我注意到許多优秀的學術网站，他們發表的論文的水准已經超越了許多所謂的“核心期刊”。若干年輕的、有實力、有聲譽的“网絡學者”已經出現，如任不寐、王怡、秋風等人。我期待著將來誕生一個獨立、自由的“网絡學術共同體”、“网絡文學共同體”以及“网絡知識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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