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丁力香港2月13日報導) 中國官方在壟斷新聞媒體的同時也在改革傳媒，有一些引起中外注意的新現象。中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新聞出版管制最嚴厲的國家之一。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筆桿子和槍桿子有時候相提並論，看得同樣重要，而新聞出版領域被稱作“陣地”，有關官員要“守土有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教授喻國明指出:“過去我們的傳媒管理的基本方針叫作守土有則，具體分析它的含義，大概有兩個。一個是說，每個人要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要出事。它是一種限制型的管理。”
*繞開管制直對市場*
守土有則也意味著防範“入侵之敵”，例如近年來在中國各地出現的非法報紙。最近的例子是，重慶的法院對一起地下“報社”案的3名被告分別判處徒刑2年到6年，罰金5萬到10萬元。判刑最重的張偉從網上下載文章和圖片，製作名為《時事咨詢》、《熱點紀要》的報紙，在一年多時間裡製作了150多萬份，獲利約10萬元。
在美國的中文網站[新世紀]的編輯張偉國表示，這個事件反映出有人已經繞開體制，直接對市場負責，而市場需求已經集聚了強大的動力。擔任過中國改革派報紙記者的張偉國指出，政府當局並沒有採取“危害國家安全”、“宣傳煽動”之類的罪名，而以“非法經營”這種相對“務實”的罪名，意味著中國的新聞出版管制有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
*民間和外商不得辦報*
在法律和政策層面上，中國政府目前還不允許民塑報和外商辦報，即使是很友好的外商也不行。香港鏡報月刊的創刊董事長徐四民曾經是中國政協常委。他告訴美國之音，他早就申請在中國辦報，那時趙紫陽還在台上，當局沒有答覆。2000年他又提出申請，他對江澤民總書記說，“我跟共產黨作朋友作了這麼久，請允許我在國內辦一家民辦的報紙。”這個報紙至今也沒能辦成。
中國官方在維持對新聞機構的壟斷的同時，也在改革官方傳媒，拉近它與民眾的距離。喻國明教授說：“中央領導在這方面的口徑是，要理直氣壯的來談改革，包括傳媒改革。其中呢，要把我們的管理從守土有則式的管理變為促進這個事業的發展，提升我們的實力和競爭力，應該說這是很大的轉變。”
*央視改革動向*
一個引起注意的新氣象是，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的“旗艦”──《新聞聯播》有了明顯的改變。這個收視率很高的節目過去在內容選擇和排列順序上被認為是官本位的，大多是高級領導人的言行錄。而最近，關於領導人的活動與言論的報導似乎大大減少，而且也不一定排在前面了。其中有一些與人民生活關係密切的信息，也就是西方所說的“你用得上的新聞”，例如火車票的情況。
談到《新聞聯播》和中國傳媒的改革，生活在山東泰山腳下的民間評論員高木說，“這是胡書記上台後抓的一件大事，這是個比較關鍵的問題。但是今後觸及深層的東西，我覺得胡書記下面的工作並不是很容易。”高木主持一個名叫[人人幸福]的社會評論網站。他認為中國新聞改革任重道遠，“它在形式上在改，在形式上改比較容易，在本質上改就很難。因為在本質上改要觸犯每個人切身的利益。”
*增加了負面報導*
中國官方媒體過去經常被批評為報喜不報憂，報憂報得少、報得慢。作家和中國環境問題專家鄭義指出，新聞管制是中國生態災難越來越深重的原因之一 。新聞封鎖關閉了全社會的警報系統，加重了中國人所面臨的種種危機與災難。
人民大學教授喻國明指出，中國官方媒體最近增加了負面報導：“最近這些年，《新聞聯播》很少有負面報導，批評性報導。但是現在開始加強這方面報導的力度。也包括《人民日報》，今年一月以來，作了很大的版面調整。有一個版專門用於報導各地的一些情況，尤其是輿論監督和負面的情況。這是有相當的標誌意義的。因為《人民日報》作為中央的機關報，它的每個舉動都是和中央的部署與指導方針是聯繫在一起的。”
*言論空間有所擴大*
在中國的黨報黨刊之外的報刊上，在大報辦的小報上，報導空間和言論空間現在也有所擴大。《紐約時報》最近指出，《南風窗》雜誌上個月發表一位退休的高級官員的話說，中共領袖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擁抱民主和法治。
《紐約時報》沒有提那位官員的名字。它大概指的是《南風窗》發表的“袁庚訪談錄：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袁庚是中國改革的闖將，深圳蛇口工業區創辦人。這位擁有63年黨齡的中共黨員說：“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與法治”；“任何政黨、政府都要受監督和制約”；“三權分立是制約權力的手段”。
《紐約時報》還談到曾經被列入黑名單的劉軍寧，說他的憲政理論文章刊登在有影響的刊物上。關於在中國傳媒發表文章的問題，他告訴美國之音：“有的媒體願意發表，有的媒體不願意發表，不願意發表的媒體多一些，願意發表的少一些。”《戰略與管理》雜誌和廣東的[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表過劉軍寧的文章和其他人的一些大膽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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