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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源于中國的SARS流行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已經令整個世界風聲鶴唳，中國在遭受疫情肆虐的同時，也陷入了自六四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困境之中。北京當局在近半年的時間中嚴密封鎖消息、竭盡所能地掩蓋疫情，成為疫情泛濫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也使得這場疫情從天災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人禍，國際輿論也把矛頭的焦點對准了中共的集權專制制度。中國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國家利益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上正在崛起的大國，世人期待它轉變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面對國際日益提升的批評壓力，北京政府終于同意与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同意定期公布疫情，甚至最高領導人親臨”督戰”、官方的宣傳机器也被動員起來了，誰也不能再說中南海對疫情的不重視了。然而，整個疫情并沒有像中共宣稱和期待的那樣被控制住，甚至在有些地方還在漫延，死亡人數還在增加。衛生部長張文康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負責任地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解放軍301醫院的蔣彥永醫生則向外界揭露，衛生部長張文康連做醫生最基本的人格標准都不要了，公開說謊；世界衛生組織在批評中國政府延誤了控制疫情時机的同時，也指責中國政府沒如實公布疫情，官方所報的死亡和感染人數和實際數目相差五倍之大。
15日，已經有外國記者在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提問，衛生部長張文康是否對此次SARS疫情負起責任？外交部發言人辯解說，「不知道世界上那位衛生部長能控制疫情，不讓發生，把這個責任讓衛生部長承擔是不公平的」。此言差也，張文康主管的衛生部疫情控制失當在前，在記者會上文過飾非、避重就輕、繼續造假于后，世界衛生組織的批評和蔣彥永醫生的揭露，都指向了張文康對這場災禍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
有報道披露：張文康面對疫情之所以表現失常，除了中共制度方面（如缺少應急机制）的因素，与他個人的背景也有密切的關系，他是軍方醫療系統出身，与江澤民80年代就建立了私人關系，當時江澤民在上海市主事，而張文康是設在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兼訓練部部長。作為江澤民的健康顧問，張文康隨著江澤民“得道”而冒升。1990年7月，張文康升任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三年后調到衛生部出任副部長，并兼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1998年3月，由江澤民推荐成為朱鎔基內閣中的衛生部長，并在今年3月獲得連任。在之任職衛生系統最高首長，主要是負責中南海最高領導人的保健起家的，對民情疫情缺乏足夠的警覺也就不奇怪了。网上有人盛贊蔣彥永醫生是當今中國的民族英雄，如是，張文康就是一個民族罪人！
在80年代中期，因為上海發生兩輛火車相撞的特大事故，當時的鐵道部長丁關根是有過引咎辭職的先例。此外，廣東省衛生廳廳長黃慶道日前已因SARS下台。十六大以后，中共有一個新的提法就是所謂的建設”政治文明”，責任政治應該是政治文明的題中之意。對中外記者口口聲聲“負責任的說”的張文康，只要有一點點政治文明，就應該立即引咎辭職、下台謝罪！
張文康如果因此下台，對外可以表明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愿意明确和承擔起自己應有的”責任”，對內進可以推進政治文明建設，退也可以收到安撫民意的政治效果。人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歐美民主法制健全的社會里，哪怕是在屬于民主法制起步階段的台灣社會里，作為SARS疫情最直接的責任者衛生部長張文康，可能就不是引咎辭職的問題了，或許要面臨被彈劾、被以瀆職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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