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真相》第八章 為誰辛苦為誰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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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編者按﹕劉文彩是一個影響了几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可說是家喻戶曉。“水牢”、“庄園”、《收租院》使劉文彩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飄洋過海展出。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謊言宣傳下﹐劉文彩集中了人間的一切殘酷剝削与罪惡，從吃人的人間地獄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間豺狼劉文彩，凡此种种惡貫滿盈的“鐵證”家喻戶曉，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過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但公眾并不清楚，劉文彩不過是虛构的一具政治恐龍。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縣實地采訪，在地主庄園陳列館和劉文彩后裔協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劉文彩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該書99年曾在大陸出版﹐但馬上遭到當局封殺。本站連載《劉文彩真相》﹐有助于讀者了解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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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為誰辛苦為誰忙
劉文彩對其“經紀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剛剛走上軌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興辦他的第一家企業——“義和”銀號……
今天，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依舊游人如織。有怀舊而來的，有好奇而來的，更有游人直言不諱：“我是來西天取經，向劉文彩學習怎樣發財致富。”
劉文彩的确是賺錢能手。
剛到敘府，因為是初進官場，百端待舉，劉文彩無暇他顧，以致太太楊仲華和管家都認為“五老爺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實際上，劉文彩對其“經紀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剛剛走上軌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興辦他的第一家企業——“義和”銀號。太太楊仲華說他拿錢打水漂，气得几天吃不下飯。但劉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謀略，僅僅兩年時間，五万元本錢就翻了好多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柜中。
“義和”生意興隆，業務繁忙，劉文彩就把他的知交彭載揚從大邑叫來，初任高級職員，暗中監視“義和”經理。原經理作古后，即由彭載揚接印。1925年，根据彭載揚的提議，劉文彩將“義和”改為“人和”，“人和”規模極為龐大，“義和”時代本金最高不過十万元，人和開張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劉文彩撤离敘府時已積累到二千余万元。總部敘府，在重慶、自貢等城市開設分號，仍由彭載揚任總經理。早期“人和”是正常經營，以存款、放款和匯兌為主要業務，兼做一些貿易。
但是，劉文彩的“陽光生意”沒能做多久，隨著政壇風云的急劇變幻，劉文彩的經營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劉文輝反蔣，劉文彩全力支持。為了應付反蔣可能導致的的巨大災難，劉文彩作了周密准備……
在中國所有軍閥中，蔣介石最強勁的對手不是劉文輝，但最難纏的軍閥則非劉文輝莫屬——北洋軍閥早被大革命的狂潮所吞噬；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新軍閥或無可奈何花落去，或向蔣介石俯首稱臣。只有劉文輝頑抗到底。蔣介石費盡心机，始終未能瓦解劉文輝集團，最后還是大吃其苦頭。
劉文輝反蔣有他的思想淵源。1920年他不過一旅之眾，一個縣的防地。不出十年，竟發展到七個師、二十多個旅，兵員在十四万以上，防地達八十一縣，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屬人口稠密、物產富庶之區，無虞兵源軍需。從來年少气盛的劉文輝，這時更躊躇滿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稱：“我們要有遠大目標，我們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統一四川，后要問鼎中原。事在人為，人定胜天。”把持中央政府的蔣介石，是他問鼎中原的最大障礙，也就成了他最大的潛在對手。其次，蔣介石力圖鏟除地方勢力，真正一統天下。1929年的全國編遣會議，將“削藩”聲浪推向巔峰。或自動解除武裝，或拒不從命而成為“討逆”目標，地方實力派的選擇似乎只有這樣兩种。自動解除武裝不是劉文輝的風格，即便劉文輝沒有問鼎中原、取蔣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蔣介石強大的“削藩”攻勢下，僅僅為了守成，也必須与蔣介石對抗。這就是說，劉文輝是蔣介石天然的政治反對派。正因為如此，改組派發起“護党救國運動”，劉文輝積極響應。晚年劉文輝曾這樣追述：
……不同的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而我呢，屬于反動統治階級的當權派，自然是參加國民党內訌，從內訌的角逐中去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認為當時國內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蔣浪潮，是我問鼎中原的大好机會，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聯名發出東、冬兩電反對蔣介石，脅迫他下台，讓我們這一群人來掌握中國政權……（《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第4頁）。
不出一月，唐生智即告戰敗，所謂“護党救國運動”煙消云散。劉文輝的反蔣圖謀大白于天下，与蔣介石的關系如其晚年所云：“已經是水火不容”。只不過因蔣介石忙于對付閻、馮，無力西顧；而劉文輝也因向中原小試牛刀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觀變，所以彼此暫時不了了之。
1930年3月，中原大戰爆發，劉文輝再度赤膊上陣。當時，地方實力派在軍事上尚能与蔣介石較量，政治上卻被動挨打，因為蔣介石据有“合法中央”，又打著孫中山政治繼承人的旗號，對蔣介石政治上的“討逆圣戰”，他們無從招架。要彌補這個不足，必須聯合以汪精衛為首的“正統孫中山”去對抗蔣介石的“正統孫中山”，用改組派的“合法中央”去對抗蔣介石的“合法中央”。反蔣必須擁汪，劉文輝別無選擇。汪精衛剛從法國回到香港，劉文輝即派秘書羅承烈前去輸誠；繼又贈汪一筆活動經費。劉文輝主動投靠，在汪精衛當然是求之不得，大表歡迎。同年7月，汪精衛從香港抵達北平，組織政府，即推選劉文輝為“國民政府委員”及“第七方面軍總司令”。劉文輝唯恐附和落后，派代表段班級北上与閻、汪直接聯系。接著劉文輝找僚友胡子昂密商如何反蔣聯汪。劉對胡說：“此刻中原大戰正在進行，蔣介石方集中力量對付馮、閻，如果現在出兵進攻武漢，配合馮、閻，將使蔣介石首尾不能兼顧，可以迫其下台。我知道你對蔣介石不滿，敢不敢一道出來反對蔣介石？”胡允諾，劉說：“好！我兩兄弟就這樣干。”劉、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軍討蔣檄文通電全國，史稱“魚電”。
此番討蔣又歸失敗。事后，劉文輝部屬大罵胡子昂闖禍，非槍斃不可。劉文輝堅決不要替罪羊，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說：
“這件事，大家對我一定很有意見。但這是有根源的。1929年12月東、冬兩電我反對蔣介石，今天我還是反對蔣介石。我有一二十万軍隊，蔣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屬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們團結一致，誰也吃不掉我們。大家追問電報是誰搞的，那是出于胡子昂之手，但他一個人怎么干出這件大事呢？是我同他商量干的。你們不要責難胡子昂，要指責就指責我，我是一個漢子，敢怍敢為，我是不怕蔣介石的。”
這番話擲地有聲，与會者長時間熱烈鼓掌，一場風波遂告平息。
劉文輝反蔣，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劉氏家族的集體行為。在劉氏家族几十年的苦斗史中，僅劉文運之子劉元瑭一度投蔣，此外，在重大政治決策方面，在歷史轉折關頭，從來沒有出現任何分歧，從來都是精誠合作，患難与共。“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蔣介石費盡心机，始終未能瓦解劉氏家族集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劉氏家族的團結，尤其在于劉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劉文輝和劉文彩的團結。劉文輝和劉文彩的團結同樣體現于“聯汪反蔣”。劉文輝贈汪精衛那筆活動經費，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劉文彩私囊。劉文彩另從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蔣派極力籠絡的東北張學良購買槍械，裝備二十四軍（《劉文彩在宜賓壟斷市場官僚資本》，未刊稿，原件藏庄園陳列館）。反蔣屢遭敗績，劉文輝仍未“懸崖勒馬”，公然聲稱：“我是不怕蔣介石的”、“我還是反對蔣介石的！”而此時蔣介石剛剛取得中原大戰的胜利，其勢如日中天，許多反蔣“英雄”都深感后怕而退縮了，劉文彩對劉文輝堅持反蔣卻未有异議，兄弟倆依舊同進退。
那么，劉文彩是否不清楚反蔣所蘊含的巨大政治風險？答案所否定的。蔣介石生性殘暴，對政敵素來毫不手軟。一旦秋后算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劉文彩不僅地位不保，而且可能家破人亡。對此劉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夠的思想准備，還有周密的組織准備。
這直接導致了劉文彩商旅生涯的轉折。
“聯汪反蔣”失敗不久，“人和”銀號即宣告停業，實際是所改頭換面。何以改頭換面？過去的解釋是劉文彩要隱蔽其官僚資本的真面目，此說難于自圓。舊中國官僚資本非常猖獗，以本名本姓投資商業金融業的軍閥政客大有人在。劉文彩在自己的地盤上經營“陽光生意”，又何懼之有！根本原因其實并不在此，而在于劉氏家族“聯汪反蔣”所帶來的慘淡前景。劉文彩曾召開會議，与會者是以彭載揚為首的“人和”高級職員。召開這次會議主要是“因汪倒台，蔣介石得勢，劉怕自己垮台財產被沒收，”急于确定對策。据目擊者回憶：
劉文彩向彭提出幕后最重要的指示，指出當前情況變化原因，決定經營工商業的重要路線。那次幕后指示的概要有：
1．資金雄厚，以后還要源源增加，無所謂固定資本，日日改資。不做存款，不指望招牌起作用，盡量隱蔽名聲。
2．劉文彩自稱：“我弟兄占据防區雖大，但一時不能突破渝万（即重慶万縣地段，均為劉湘防區——引者注）封鎖。故在國內地位提不高。目前中央各派系以內（居于）二三等地位，作輕視的看待，僅有微小的利用、互相牽制的關系，并且中央極混亂，無法求得可以依靠的支持力量。”
3．無力吞下云南。以前想從云南打通國際線，求得英國或法國的援助已成泡影。
4．因此，處于閉固無援中，所占地盤均不鞏固，做生意不能永久做下去，新興厂礦更不能做。
5．決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換若干個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賓為總號，內部統一管理，以便于隱蔽財產，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同前）。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劉文彩不能不偏重短期效益，撈一把是一把，而几乎完全放棄長遠打算──“下网快，起网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這便是劉文彩“經營工商業的重要路線”的精髓所在。
彭載揚得到指示后，立即實行體制轉軌。所有“人和”銀號一律取下招牌，向當地政府報告歇業。實際上更名換姓──“人和”總號与創辦于1926年的“長春”銀號合并，改稱“慶源”，總經理彭載揚。另在宜賓設分號“長發元”、“樹記”、“吉祥”，在樂山設分號“同慶元”，在敘永設分號“商賢”，在五通橋設分號“天福”，在成都設分號“全福永”，在重慶設分號“同發源”、“涌源鑫”，在昆明設分號“炳鑫公”，在上海設分號“吉慶”。自貢、納溪、昭通也設有“慶源”分號。各地分號招牌不一，經營項目也不盡相同，似乎是各自獨立的經濟實體。實則統一管理，牢牢控制在劉文彩手中。長線項目如貸款不复存在，全部經營項目都是“短平快”。
至此，劉文彩企業全部轉入戰時經濟范疇，經營業務全部納入投机貿易領域。本來是做“陽光生意”的劉文彩轉而從事“地下經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權力開道，劉文彩盡可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抗衡。官商于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依仗印把子槍杆子，實施不正當競爭，由此牟取暴利，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臉。作為官商的劉文彩，自難例外。
“人和”改為“慶源”，金融為主、貿易為輔變成貿易為主、金融為輔。為适應“體制轉軌”，劉文彩隨即派“慶源”總經理彭載揚外出考察。彭載揚用了半年時間，近到成都、重慶，遠到武漢、上海、昆明乃至越南海防，走街串巷，了解商情，在此基礎上擬定新的經營方案，返敘后交劉文彩審批，即付實施。
此番“體制改革”大見成效，《劉文彩在宜罪惡活動材料》稱，行情最好的年份，劉文彩投机貿易所得暴利達1060万元。這些暴利來自如下几類。
第一大宗是鹽巴。劉文彩在五通橋設有“天福”商號，以胥星橋為經理，主營鹽巴。每年在當地購鹽兩千引（每引一万斤），銷往敘岸、滇岸、永岸。當時四川最大的貨船不過百吨左右，兩千多引鹽巴足足裝近百艘百吨大貨船。事實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船專門給“天福”運鹽巴，兩千多引鹽巴大多是用小吨位的普通木船運出的，“天福”每年需要數百艘甚至近千艘鹽船，占五通橋鹽運大部分運力。為了保障“天福”鹽巴的運力，劉文彩与當地鹽運業頭面人物侯樹榮、陳容興時常過從，陳容興更被他認作“干儿子”。所以，“天福”鹽巴的運輸總能做到“先我后人”，從無半點紕漏。兩千多引“天福”鹽巴銷往敘府、永川和云南，對三地鹽市构成了巨大沖擊──一般鹽商根本不可能有劉文彩那樣大的經營規模，無法与其競爭。滇東鹽市因此几為劉文彩壟斷。為确保在敘府鹽市穩執牛耳，劉文彩扶植其親家姜伯年（姜伯年次女嫁給劉文彩次子劉元華）為宜賓鹽業行商公會會長，并開辦“信義源”鹽號。劉文彩因此從鹽市中獲利甚丰。即便撤出敘府那年，因戰爭關系鹽業利潤已經銳減，姜伯年仍向他一次上繳了七十多万元鹽市收入。
第二大宗是藥材、山貨。劉文彩對此非常重視，投入巨額資金。他派人到云南、川西和宜賓，提前把產地買斷，完全壟斷貨源。其他批發商到產地采購時，已經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要么接受劉文彩商號供貨，要么卷鋪蓋走路。但劉文彩最看好的還不是坐地批發，而是季節性囤積。敘府水洞口（今將軍街）、中西醫院（今人民醫院）全部街房都作了劉文彩的藥材山貨倉庫。他還延請大批技師將藥材加工為成品，据說出售成品獲利最大，個別品种的利潤率可達百分之百，一般的品种利潤率也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第三大宗是棉紗。川南棉紗商不算少，但誰都沒有劉文彩那樣雄厚的資金，經營規模也就沒法和劉文彩比。劉文彩的棉紗大多是從上海買出。如果遇到洪水季節，劉文彩還會大膽向厂家訂期貨。所以劉文彩總是穩操川南棉紗貿易的胜券，年銷量往往最大。有一年重慶報關入口統計，劉文彩訂購的棉紗几占重慶口岸棉紗入口總量的一半。
第四大宗是變相高利貸。劉文彩在自貢開設商號，專門收購扣息的期票和期匯票，此項利潤率達百分之四。劉文彩有資金保障，經常投放到一百万元以上。更于月半、月底比期，從宜賓武裝保運毫洋到自貢扣洋水、交匯款，每次十几万至几十万。洋水有百分之一到一點五的收入，加上買入期票或期匯票扣入的利息，其暴利几乎与經營煙土相等。据說劉文彩商號遇到貸款戶倒賬時，從不与諸多債權人平均承擔損失。自貢曾有家貸款戶倒賬，一得到消息，劉文彩馬上派軍警武裝護送自己商號的人前去槍提底貨，抵清放款；其他債權人敢怒不敢言。
第五大宗是市場信用放款。在宜賓、成都、自貢等地每年投資放款三百万元，控制市場“銀根”。
劉文彩并插足川江航運。1927年之后，宜賓的商品流量急劇萎縮，航運業轉趨蕭條，船主之間因爭搶貨源時起糾紛。為了平息“搶貨大戰”，各船主在重慶集議，禁止私下攬貨，設置航運辦事處，統一掌握和分配貨源。辦事處主管由劉文彩委派，實際控制在劉文彩手中。以劉文彩之精明，不難看出客貨調度權的含金量，遂于1930年獨資創辦以航運為主業的“新華實業公司”。聘張挽瀾為總經理，購置四艘輪船：“老蜀通”100吨，經理葉元宗；“元通”50吨，經理周志勇；“昭通”40吨，經理陶伯寶；“南通”50吨，經理肖景伯。于是，劉文彩又當裁判又當球員，“公平分配”貨源也就無從談起了。如鴉片、白蜡、虫草、貝母等類貴重物資，分量輕，運价高，各船主從來都是在所必爭。劉文彩憑借調度大權，將它們統交“新華實業公司”承運；當貨源急劇短缺、其它船主只能“待業”時，“新華”船只仍能滿載。据稱，劉文彩由此“每年可獲利五十万元左右”。
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与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藥號便不能不垮台。劉文彩做起航運生意，“植丰”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于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劉文彩從事投机貿易的情形大致如上。而据《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從事投机貿易的同時，劉文彩仍“放長線釣大魚”──辦了几家加工作坊，如打金厂、豬鬃厂、絲厂等等。“工人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以上，每月工資才五、六元。劉文彩的商業利潤中也包含了對這部分工人血汗的直接榨取。”實情如何？六十年代，調查人員曾專程前往宜賓，与當事人座談。雙方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劉文彩辦過哪些工厂？和這些工厂的情況？
周一寬：龔瑞珍是姜伯年的徒弟，姜与劉文彩是親戚關系。我听龔說，劉文彩投資銀行，辦工厂方面听說不多，主要是通過金融，如“長春”、“人和”，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
熊瑞文：主要是錢庄、商業。
李國章：打金作坊，我在里面作過伙計。龍繼云是老板。另一個是龍海東。劉文彩与這些厂是間接關系。“人和”、“長春”是劉文彩的官僚資本，這些銀號有分號。打金作坊作料是響銅，是好錫，能刷成很薄的東西，劉文彩是間接利用，不是直接。
周一寬：那時規定搞金融的不能辦厂，辦厂就不能合法化。劉文彩就搞地下的，搞秘密辦法。“人和”、“長春”是劉文彩直接經營的（庄園檔案67宗D16卷）。
劉文彩辦打金厂、豬鬃厂、絲厂，沒有得到當事人确認，也不符合劉文彩“下网快，起网快，結束容易”的經營方針。把那几家加工作坊歸諸劉文彩名下，似過牽強。
但無論如何，作為企業家的劉文彩絕不可能离開印把子槍杆子而生存，企業家劉文彩賺的錢，不可能都是干淨錢。換句話說，“經紀奇才”劉文彩之手的确是一雙臟手。其實這也難怪，古往今來的官商，又有誰的手稱得上清白呢？
1959年，劉文輝向記者坦承：
“劉文彩的所作所為，該我負責！”
但劉文輝能不能對自己的歷史負責，這時已身不由己了。
企業家劉文彩賺的錢固然不少，与稅捐大員劉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駐敘期間，劉文彩先后兼職十余种，除“敘南清鄉司令部中將司令”一職外，其余本兼各職，均与捐稅相關。而其最重要的職務，則為“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僅此一項，即足以奠定劉文彩在劉文輝防區內的最高稅政長官地位。這就意味著，投机貿易不過是劉文彩的“副業”，通過征稅為劉氏家族集團聚斂錢財，才是劉文彩的主業。
劉文彩的搜刮手法，与四川其他軍閥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為田賦預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賦提前征收。以1935年為基准，劉湘的二十一軍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頌堯的二十九軍多征42年──征到1987年；楊森的二十軍多征44年──征到1989年；鄧錫侯的二十八軍多征46年──征到1991年。劉存厚的川陝邊防軍更离譜，1935年竟預征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几乎等于一代農民納了三代人的“公糧”。1935年劉文彩沒能征到一個銅板的田賦，因為劉文輝在“二劉大戰”中的慘敗迫使他中途退出了這場田賦預征大賽，大賽桂冠也就与他無緣了。1932年他棄官回鄉時。川南田賦征到1949年，多征了二十七年。
第二种搜刮手法，是統稅雜捐。四川最大的鹽場及產糖區，均為二十四軍据有。鹽稅糖稅雖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樓台先得月，二十四軍自然油水最多。敘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織，百貨云集，也构成一個重要稅源。劉文彩簡直是坐在聚寶盆里，哪能閑得了。《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稱：川南關卡林立，往來客貨均須繳納所謂“護商稅”。“不論是經水路還是陸路來的貨物，動輒納稅十余次或數十次。如水路從樂山至敘府，僅二百余里，有關卡三十多處，价值五百元的山貨，要納稅四百多元。陸路由內江至成都僅四百公里，有關卡五十余處，价值三百多元的貨物，要納稅三百元左右。宜賓縣一地設有關卡五十多之多。宜賓城中心設城驗卡，東門、大南門、銅灣頭設四門關卡。各關卡由鄉兵把守，‘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錢’。使得商民畏兵若虎。”四川軍閥莫不濫設關卡，盤剝商旅，甚至“不十里而設關兩道。”三十年代中期全省推行“一稅制”，廢除的苛雜即達120余种。劉文彩兄弟強征暴斂不比別的四川軍閥遜色，由此看來，《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的這段描寫，應該不會距史實太遠。
“護商稅”而外，還有戶口派款、臨時派款。戶口派款按月征收，下達指標后，“一伙爪牙又加額分派，從團、保到十家排的排首均有分潤”。原定稅額因此在征收過程中如雪球越滾越大，民不堪負。臨時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謂“公路費”、“街道馬路費”、“碼頭捐”、“國防捐”等等。“國防捐”數額最大──派款總數達一百万元，約等于宜賓全縣五年糧額。劉文彩為此專門設立“征收委員會”，以宜賓縣縣長張伯英為主任委員，張衡先為副主任委員。召集全縣民團首領和商會會長在中山街撫州館開會，劉文彩親自到場，宣布各鄉鎮派款比例：城區二十万元，由工商戶分攤；剩下八十万元，由各鄉鎮按田租分派，每擔田租派捐一元。准許經手人從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回扣。不料僅過月余，二劉大戰爆發，敘南動搖。除城區二十万元經劉文彩天天催逼，商會會長鄢之敏、副會長汪體泉不能不提前交清外，各鄉鎮都借故拖延，直到劉文彩敗退時才交足半數，其余一半裝進了各鄉鎮官紳的私囊。
劉文彩征稅的具體數目，《劉文彩罪惡的一生》說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元。此說不可信──四川頭號苛雜劉湘，最高年度稅額也才一千一百万元（黎英：《軍閥劉湘的財政搜刮》，見《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1輯》）。倒是《劉文彩在宜罪惡活動材料》較為實事求是：“要統計劉通過稅捐方面到底每年在宜賓－川南搜刮了多少錢財是不可能的”。雖然已不可能統計具體數目，但二十四軍之兵強馬壯曾居川軍之首，所需軍費主要出自劉文彩征收的川南稅捐。据此算來，劉文彩川南年度稅額當僅次于劉湘的年度稅額。約近一千万元。
如此竭澤而漁，必然激起公憤。1927年劉文輝討伐劉成勛，理由便是劉成勛“苛政擾民”。在攫取劉成勛防地后，他更裝出一副“關心民瘼”的姿態，訓令雙流、彭山、新津、邛崍等縣知事，教他們“所有一切苛捐立即罷除，以示更始。”還示意宁雅屬官紳散發宣傳品，頌揚劉文輝的“仁德”，說什么“二十四軍真是四川革命軍隊”，“劉軍長真是革命軍人”，他的官兵“毫不擾民，軍糧自備，不拉一夫，不入民房”；甚至是“重兵入境，農民不輟，行旅如常，田夫荷鋤，頌闐闐之有序；行人待路，讓央央以先征。古所謂歸市不止，耕者不變也。”把劉文輝防區簡直說成了桃花源。但這只是宣傳而不是事實。就在劉文輝對劉成勛用兵之際，《國民公報》不時披露因戰爭負擔奇重，加以旱魁為虐，四川農民“羅根掘草，人自相食”的慘狀。1927年4月23日，二十四軍防區下川南某縣旅蓉同學會在報上公開吁請取消苛雜，稱該縣“就客歲言，所捐數目，可以稽者，亦遠在五十万元以上。計征糧四季，每季十六七万元。煙稅及燈捐万余元。而去腊新任征收局長，又向人民借墊五千元。此外，指名押繳之特別捐，除照常征收外，复預征三年之糧稅，并勒籌革命費五千元。同人不胜惊駭……”。宜賓留省學會也常常仗義直言，在其會刊上揭露劉文彩兄弟的劣跡。對此劉文彩兄弟頗有自知之明。劉文輝在告誡其防區各縣局長時講過這樣一段話：“本軍戍地共二十余縣，初未嘗有公然反抗行為，獨宜賓、榮縣兩處，掀起軒然大波，竟至先后崛起，顯与政府為敵”。仿佛火山就要在腳下爆發，戰戰兢兢。
劉文彩在川南不遺余力囊括民財，竭澤而漁，無疑是罪責難逃。但將川南苛雜僅僅歸罪于劉文彩一人，則顯然有失公允。劉文輝故舊編寫的《劉文輝史話》就有如下一段描寫：劉文輝剛剛回家坐定，夫人楊蘊光便從內室跚跚走出，面色陰郁，失去平日那种喜笑盈盈的風彩。劉文輝感到奇怪，正要開口問，楊蘊光從口袋掏出一封信遞過去。原來這是一封控告信，說劉文彩如何把征稅衙門變成聚寶盆，瘦天下而肥自己。劉文輝看了問楊蘊光：“你有些什么感触？”楊答：“是不高興嘛，五哥發橫財，你給他擔過失，你可會為人作嫁裳。”劉文輝只能仰天長嘆：“親兄弟嘛，叫我咋辦？”据此看來，川南苛雜當然是劉文彩的個人行為，劉文輝不過是代人受過。這樣描寫，似非史家筆法。劉文彩是川南苛雜的具體執行者，但算不上最高決策者，其受益更非劉文彩一人獨享。從本質上說，川南苛雜是劉氏家族的集體行為，整個劉氏家族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作為劉氏家族集團的主帥，劉文輝所負罪責更在包括劉文彩在內的所有其他家族成員之上。以劉文彩為川南苛雜元凶，為劉文輝開脫。其實是自作多情。劉文輝從來都不買賬，從來都不推卸他對川南苛雜應負的罪責。晚年自述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訴讀者──
最盛時期，我這個集團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個省籍，歐美、日本各國的留學生和國內南北各大學的大學生，無所不有。所有這一切，都得花錢，而且要花大量的錢。因此，財政問題又成為壓倒一切的問題。……當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爭城爭地。……我在這方面，當然也是“當仁不讓”。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這是題中應有之義（《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第3頁）。
1959年，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開張。某大報記者就此專訪劉文輝，劉文輝坦承：
“劉文彩的所作所為，該我負責！”
但當然不會讓他負責──他是著名起義將領，公開清算他的歷史，是現行統戰政策所不容許的！劉文輝能不能對自己的歷史負責，這時已身不由己了。
話說回來，承認劉文輝為川南苛雜“元凶”，這于劉文輝形象并無絲毫損害。劉文輝在當時尚未走向“人民陣營”，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軍閥，一個与其他軍閥“互爭政權、大起內訌”的政治野心家。劉文輝晚年也說當時的他屬于“反動統治階級的當權派”。只是到后來，才“因時勢推移由假導真而導致了起義。”既然如此，劉文輝在川南“竭澤而漁，不恤民困”，又何足怪哉！劉文輝其實相當的光明磊落，對其早年經歷一貫秉筆直書，比如說他當年反蔣“并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于個人的政治野心”；早期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于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說他如何种植和販運鴉片，等等。在這點上為尊者諱，既違背歷史科學的基本原則，也与劉文輝的初衷不合。
劉文輝苛雜擾民，其實也是非他所愿。他的長子劉元彥后來追憶說：“他卻經常叮囑，要好好念書，以后學一門專長。還不止一次地說：將來不要搞政治，政治很肮臟，沒意思。”如此痛切之言，應該說是發自肺腑。劉文輝之所以厭惡政治，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官場上的明槍暗箭、爾虞我詐；另一方面，也是因時勢所迫而不能不“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既厭惡政治，又無力從政治的泥淖中自拔。現實利益的需要和不泯的良知時時刻刻都在內心劇烈地沖突，劉文輝非常痛苦。而到晚年，這种痛苦對他來說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早年的痛苦，原由之一是對在其統治下掙扎于死亡線上的黎民百姓深深的負咎感；而在晚年，又多了一种負咎感，那就是對他五哥劉文彩的負咎感。早年劉文彩為家族集團尤其是劉文輝本人的崛起嘔心瀝血，死后又為家族集團尤其是劉文輝本人擔待了那么多的罵名。劉文輝后來固然走進了“人民陣營”，他的五哥卻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以致毀碑掘墓，尸骨無存。九泉之下，他該如何向他的五哥相告呢？
戴笠對鴉片大王劉文彩都不能不网開一面，還有誰能太歲頭上動土！劉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販煙不已”了……
投机商劉文彩牟取的暴利，遠不及“模范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則遠不及“鴉片大王”劉文彩牟取的暴利。
軍閥＝武裝＋地盤＋煙稅，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現象。農業衰敗，工商業凋敝，合法產業無法給軍閥提供足夠的稅金。。但仗還在打，軍還在擴，軍隊不可一日無餉。無可如何之中，便不約而同地打起了鴉片的主意。罌粟几乎适合全國栽种，而且是唯一的高利潤農作物。有了這棵搖錢樹，就能購置軍火，擴充實力。而一旦實力充足，羽翼丰滿，軍閥就能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搶占更多的地盤，并在擴大了的地盤上种植更多的罌粟，征收更多的煙稅。煙稅──武裝──地盤就构成軍閥割据的三大法寶。軍閥与鴉片共存共榮，無論是北方的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還是南方的李宗仁，陳濟棠，龍云，還是以合法中央自居的蔣介石，莫能例外。甚至是國共合作時期的廣州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也對鴉片產業名義上寓禁于征，實際上征而不禁，因此不但國產鴉片充斥廣東，印度和波斯土也源源不斷地從澳門、九龍等地輸入。武漢國民政府所在地南洋大樓，擺滿煙燈煙具。中華國民拒毒會負責人往見陳友仁、惲代英等，要求禁煙，卻無功而返。
聚斂快手劉文彩，同樣視鴉片為至寶。
劉文彩是劉文輝防區的最高稅政首長，也是劉文輝防區的最高禁政首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總辦”。那時所謂“禁政”，主要有兩大職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銷“公土”，目的都是維護軍閥政權對鴉片的壟斷經營，使鴉片貿易這個利潤最大的產業，完全掌握在軍閥政權的手中，最大限度地從鴉片中攫取財富。其他軍閥的禁政如此，劉文輝防區的禁政也是如此。
“川南禁煙查緝總處”設在敘府禹王宮。最初有五十多個轄縣，按縣份大小設“禁煙查緝處”或“禁煙查緝所”。鄉鎮設“禁煙查緝分所”。禁煙机构有如网羅密布，劉文彩借助這些网羅，推行“禁政”不遺余力。
1927年夏，劉文彩在敘府中山街舊撫州館正殿召開“川南禁煙會議”，對川南鴉片產業作了總體部署。
會場布置庄嚴隆重。大門前豎立著雄偉的柏枝牌坊。上嵌八個金字：“川南禁煙會議會場”。武裝士兵守護在大門兩旁，与會者都要佩戴出入證。主席台上，大會主席劉文彩端坐正中，左右依次為沈眉蓀、劉馥光。台下則為各縣縣長，各禁煙查緝處處長，共計一百五十余人。劉文彩在會上少言寡語，据說“劉的作風，常喜歡幕后活動，面子上總是繃起不做聲”。這可能是個原因，但還有個原因：劉文彩是個半文盲，不善言辭，為了少出洋相，遇到大場面盡量不開腔，當袖手觀音。所以會場上風頭最勁的并不是劉文彩，而是沈眉蓀和劉馥光──實際上是他的這兩個助手代他主持會議，他只要到到場就行了。所謂開會不過是個形式──“會前啥事都支配有人，啥事都采取分頭個別接洽，每一縣縣長、處長等到來，先期就与有關科長或負專責的人員等按照計划洽商停妥，自然各有好處。……明明暗暗都已搞得清清楚楚”（《劉文彩“川南禁煙會議”的一幕滑稽劇》〔未刊稿〕，原件藏庄園陳列館）。這時才聚集一堂，所謂開會，也就不過是認可幕后交易，使幕后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合法化罷了。
會議精神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几點：
1．川南鴉片由禁煙查緝總處統一采購，統一分配，統一定价，批發給各縣禁煙查緝處（所），禁煙查緝處（所）批發給各鄉鎮禁煙查緝分所。再由分所批發給小販或吸煙戶頭。
2．各級“禁政”机關必須按期繳款，說到做到，不許虧欠。
3．實行嚴格的獎懲制度。銷貨多、繳款快的，回扣就多，否則回扣就少甚至是沒有回扣。
4．禁絕私土。偷運“私土”及買賣“私土”的煙商煙民，嚴懲不貸。
“川南禁煙會議”開了兩天，兩天中，劉文彩一直金口難開。每個議案都是先由提案人說明意義，再由沈眉蓀評點，然后沈向劉文彩說：“請總辦提議表決”。劉文彩不表示任何意見，也沒有任何表情，只慢騰騰地站起來，問：“大家是不是贊成？贊成的起立。”于是全場起立，提案就算通過了。不過劉文彩實際上是很高興的。會議閉幕時和大家拍了一張集體照，另給每個与會者送了一張自己的標准照，標准照還有上下題款。分手前劉文彩又舉行盛大酒筵，和与會者喝了個天昏地暗。席上大家競相站起來給劉文彩敬酒，但大個子劉文彩酒量并不大，每次干杯都是蜻蜓點水，后來仍舊招架不住，就把護商處科長、親戚呂潤齋拉來當替身。
此次會議，盜名“禁煙”，實則是公開确立鴉片專賣制度。由軍閥政權壟斷鴉片貿易，獨享其利，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川南鴉片貿易開始納入計划經濟軌道，在禁政首長劉文彩的統一領導下，迅速騰飛。
敘府從此變成了一座煙城。
當時四川，頭號煙城是劉湘臥榻重慶──重慶為川土、黔土和云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國內最大的鴉片集散地，煙幫之盛在重慶商幫中名列前茅，煙稅成了劉湘二十一軍的主芽稅源。第二號煙城是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部盤踞的成都。成都有八千多輛黃包車，分上下兩班，共有車夫16000人，這16000人差不多都是癮君子，走不了多少路，就要停車吸”松香“（川人將煙客稱作松香客）。到青城、峨眉的路上，春天罌花遍野，平日煙土盈市；無論城鄉，十里之內必有煙館。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煙館中都挂孫中山遺像，久而久之，連孫中山遺像都被熏得黑不溜秋，似乎國父孫中山也變成了老槍。
如果說重慶、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煙城，敘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煙城了。敘府城區人口不過万戶，開設的大小煙館卻多達一百余家。私燈尚未包括在內。煙館越多，劉文彩財源越廣──川南各級禁政机關公開征收“紅燈捐”，煙館只要照章納稅，就算是合法經營。每月每盞煙燈收稅三元五毛；私燈可予优惠──稅金減半，但有一個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違者，輕則處以罰金，重則逮捕“法辦”。有資料稱，僅“紅燈捐”一項，劉文彩可在敘府每年坐收數十万元。
另一項更大的收入來自“公土”勒銷。煙館不僅要繳納“紅燈捐”，還要定期認購縣府配售的“公土”。“公土”价格畸高──市价每兩一元，官价每兩二元一角。差价太過懸殊，“公土”自然沒有多少煙客問津。煙館認購“公土”實際上是為禁政机關作“奉獻”的賠本買賣。若不設法“曲線救國”，煙館老板免不了喝西北風。好在煙館老板都是有來頭的人物，“如‘北園’的老板侯次修，就是一個官僚地主，‘同樂’的老板田心初就是一個十足的封建把頭；‘三層樓’的卓云台就是一個資本家。”能量極大，“他們可以用种种方式打通官府，互相勾結，譬如他們的煙燈定額是三十盞，可以臨時增加一、二十盞，這一、二十可以買私煙出售”（《劉文彩宜賓時期的紅燈捐》〔未刊稿〕，原件藏庄園陳列館）。如此堤內損失堤外補，煙館老板不愁沒有油水撈，煙館也就可以維持下去。“公土”勒銷百分之六十的收入上繳劉文彩主治的“川南禁煙查緝總處”。余下百分之四十算作縣長個人的回扣。一方面通過行政命令向煙館攤派“公土”，一方面實行“利益均沾”原則，用高回扣刺激部屬推銷“公土”。雙管齊下，“公土”內銷渠道自無堵塞之虞。
“公土”內銷帶來的惊人利潤并沒有使劉文彩有所滿足。他的“气魄”實在是太大了──据稱，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煙土由他包銷。而云南則是世界主要鴉片產地，1931年，全省產煙達五万余擔。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輸出。這就意味著，劉文彩每年采購的云土在万擔以上，此外，每年采購的川土也在万擔以上。如此巨量的“公土”，絕非川南市場所能消化，必須進軍重慶市場。但煙幫云集的重慶，競爭非常激烈。劉文彩在其臥榻百戰百胜的霸權推銷術，在重慶完全不能使用。一時又發明了新的招數，外銷因此連連受挫，到1930年下半年，煙土積壓已多達四千擔。“屋漏偏逢連夜雨”，由于軍閥政府大力扶持，西南煙土連年丰收，終致供大于求，重慶煙价隨之猛跌，鴉片市場一度冷落。這直接影響到劉湘的稅收，劉湘急了，下令二十一軍防區各縣壓產，稱：“近年以來，煙土產量過剩，不惟大有影響于煙价，抑且擴大四川全省不景气之恐慌，故惟有減低煙苗之產量，方足以救濟四川經濟之危机。”但從產的角度減少重慶鴉片流通量畢竟是遠水不解近渴，要立竿見影就要從銷的角度下手。而重慶鴉片相當數量出自敘府劉文彩之手，劉湘便派人与劉文彩協商，請暫停鴉片出口。劉文彩不負厚望，顧全大局，一方面下令阻關，所有經敘府運往重慶的云土川土一律就地入庫；一方面開設嗎啡工厂，將積壓煙土盡量轉化為嗎啡銷往上海。叔侄配合默契，重慶鴉片經濟危机始得紓解。待煙价逐漸上揚，劉文彩才開放敘府煙土輸渝。
在劉文彩統一領導下，川南“禁政”和當時全國的“禁政”一樣，成了鴉片壟斷經營的同義語。劉文彩所轄的“禁政”机构，和當時全國的“禁政”机构一樣，成了鴉片壟斷經營托拉斯。
劉文彩的鴉片壟斷經營不限于貿易領域。資料記載：“為了擴大稅收，在劉管區內金河、府河兩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种煙。……按窩征稅，取名‘窩捐’；不重則抽‘懶捐’，稅率重于‘窩捐’”。成煙上市，另收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出售稅……，真是欲收其稅，何患無辭。總而言之，川南鴉片的种、運、銷、吸，每個環節都給劉文彩帶來巨額收益。《大邑劉文彩地主庄園》稱：“劉文彩在敘府一地，從鴉片上面掠奪的捐稅，每年約有800万元。”這個數目未必准确，但劉文彩大發鴉片財，為集團私利不惜毒害社會，則是歷史事實。“鴉片大王”之謂，劉文彩當之無愧。
但是，從根本上說，鴉片壟斷經營乃軍閥混戰催生的“惡之花”──軍閥混戰愈升級，常規羅掘愈發不能支撐龐大的戰爭經費，只能不計后果地借鴉片牟取暴利。誰心慈手軟，誰就會被無情的競爭所淘汰。其次，劉文彩的鴉片壟斷經營与川南苛雜一樣，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劉氏家族的集團行為。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劉氏家族集團主帥劉文輝。對此，劉文輝老同學、老“戰友”冷寅東有過精到的評述。1976年5月12日，他在成都新開寺74號寓所中告訴來賓：
劉文彩是給劉文輝搞錢、守家的。宜賓地區是川南富庶之地，物產丰富，又是云南入川口子。當時云南鴉片盛產，大量運入四川出售。川南各地也盛產鴉片。這樣，劉文彩就以种种名義，課以重稅，并且大做軍火、鴉片買賣，所以搜刮了不少的錢，為劉文輝的軍事經費以根本的保證……。
劉文彩劉文輝大种大賣鴉片的結果，弄窮了農民養肥了他們劉家。劉文輝的錢多，劉文彩的錢多，劉氏家族的錢都多。劉文輝至解放還存外匯、金條。劉文輝的錢用來培養了他的勢力，收買了一部分他的人材。例如他在“二劉之沾”時，曾用重金收買劉湘部下的師團長。又如，他給二十四近年的軍官，都發以高薪。我在劉文輝手下任師長時，就每月領活動經費（工資）七千元，生活費根本要不完（庄園檔案E3卷）。
“劉文彩是給劉文輝搞錢、守家的。”劉文彩“為劉文輝的軍事經費以根本的保證”。這才是劉文彩劉文輝相互關系的本質所在。包括鴉片經營在內，劉文彩的所有聚斂行為莫不服從和服務于劉氏家族集團的政治需要。《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稱：川南“鴉片流毒蔓延的禍首就是劉文彩”。這樣評斷也就頗堪商榷了。
事實上，鴉片壟斷經營一直是劉文輝二十四軍的搖錢樹。隨著軍閥混戰的漸趨沉寂，鴉片產業漸趨凋零。1936－1937年，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迭次嚴令禁絕鴉片。二十四軍占据的西康，卻“十室之邑，必有煙館；三人之行，必有癮民。”甚至妙齡女子也不例外：“十指尖尖弄玉笛（煙槍），紅羅帳里香霧騰。”劉文輝一位舊部追憶：
四川軍閥都要販運煙土，劉文輝搞的特別好，原因是他占据了敘府、宁縣（西昌）、西康（康定）三個口子。云土質量好，外銷都要經過宁縣、敘府。涼山少數民族种的煙，就是從宁縣運出來的，以田壩（場鎮）為中心進行鴉片買賣，以槍支彈藥換取少數民族种的鴉片。那時田壩是鴉片的大市場，外面有什么樣的武器，田壩亦有。彝族土司（知識分子）岑光電是田壩人。
劉文輝的禁煙處長胡子運是專門替劉文輝辦煙的，住在西康。劉文輝派兵從九龍斗云南西部的中甸去接煙，有專門給他運煙的軍隊，把煙土折成馱子運到康定，胡子運就幫他運到成都。劉文輝在（成都）武侯祠住了一營人，沒有人敢檢查。又由這營人運到劉文輝在方正街的公館，公館里面設有煙庫，由他的三太太楊蘊光經手分配。方正街公館里還建有金庫銀庫。解放前夕，胡宗南部到成都時，劉文輝部屬都跑了，曾查了他的金銀倉庫，抄出了几万兩金子，几万兩銀子。盧子鶴等曾對我說起過，胡宗南在成都的部屬，八個月的開支可用抄出來的金銀解決。我亦曾到方正街劉文輝的公館去看過，倉庫是造得很好的。
鴉片的利潤高得很。劉文輝部下的職員要搞煙，只要對禁煙處招呼一聲，說我這個月的工資要買煙，一個月就能獲利一倍，兩個月又翻了一番，即由一變二由二變四。一年做几趟，就能獲利許多倍。我听說劉文輝的顧問劉衡儒曾對我說過，他交了四十元錢給唐文輝（即唐英，劉文輝部師長），几年后就搞了許多錢，上百万元，人稱他為“劉百万”。劉衡儒還勸我搞鴉片，但我不干。那時要發財容易得很。劉文輝部下的許多文武官員，都是靠鴉片發財的。劉文彩的一大財源也是搞鴉片。
劉文輝從云南運煙土，是与龍云接的頭。龍云是一直在云南种煙、運煙的（庄園檔案D4卷）。
冷寅東則稱──
劉文輝退居西康以后，還是大量提倡种煙，利用劉元琮為販煙，到成都的武侯祠，是他鴉片生意的据點。西康大量的煙土，由劉元琮部下武裝販運，或由袍哥販運，集中到成都武侯祠劉家軍的黑窩。在成都又有鴉片投机經紀商人周培山為其銷售。因此，后期成都大部鴉片來自西康……
劉文輝實行的是多頭政治：聯合一切勢力、利用一切矛盾、爭取一切党派、采取一切手段以對抗蔣介石，以自保實力。他這樣做，需要大量金錢。他的這些錢，都來自鴉片收入（同前）。
稱“都來自鴉片收入”，似過絕對。四川大學教授、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任乃強老先生回憶，西康時期劉文輝有兩大支柱產業，鴉片只是兩大支柱產業之一。但冷寅東等當事人的基本評斷則屬無誤，鴉片壟斷經營确實是劉文輝經濟基礎的重要构成。1939年黃炎培作客西康，目睹鴉片泛濫之慘狀，曾賦詩兩首。過越雋詩云：“紅紅白白回望平，万花捧出越雋城；此花何花不忍問，我家即傾國亦傾。”過西昌詩云：“我行郊甸，我過村店。東有載，載鴉片；西有儲，儲鴉片。父老唏噓而問我曰：殺人哉鴉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鴉片！但愿他年吾輩來都不見，勿忘敵騎已過湖湘線。”社會各界對劉文輝憤激之辭，屢見報章。
對此，劉文輝有過交待。他在晚年說：“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個破落戶，財政陷入極度困難，加之蔣介石又唆使劉湘在政治上給我制造了許多亂子，弄得我焦頭爛額，無法應付。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這种飲鴆止渴的辦法，曾經引起國內輿論的非議”（《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第3頁）。并不否認主其事者是他本人。他在這里談的是西康時期，擔川南時期又何嘗能夠例外。
1932年劉文彩退居安仁，劉氏家族的鴉片壟斷經營托拉斯由劉文輝親自主理，劉文彩則出任“大邑縣清剿禁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為其兄長劉文淵），同時兼任“大邑縣查禁种煙第二小組組長”，下轄大邑南部唐場、安仁、上安、蘇家、董鎮、韓場、龍泉、沙渠等九鄉。劉文彩仍為“禁政大員”。此時的“禁政大員”劉文彩依舊名實相乖──身在安仁，卻充當西康鴉片產業的“開路先鋒”。劉文輝副官陳耀倫供述：當天全、蘆山、寶興等縣罌花遍地時，滎經縣卻沒有一朵罌花──地方人士反對种煙。就在這時，經劉文彩引荐，其親信唐登漢出任滎經縣縣長。唐登漢一上任就厲行种煙，并由劉文彩從云南、西昌引來煙种。“劉文彩是劉文輝的五哥，也就是劉文輝有意要种，不過當國民党中央正在禁种之際，不便出頭而通過劉文彩來作一种非正式的勸种鴉片而已，地方人士也就無可奈何”（《西康鴉片流毒造成滎經事變的經過》）。這是劉文輝劉文彩兄弟“兩位一體”關系的典型體現：“党國要人”劉文輝不便做但又必須做的事，就由劉文彩代勞。猶如“雙簧”，劉文彩台前亮相，暗中操縱則為劉文輝。劉文彩實際上終生扮演劉文輝替身的角色。
不僅西康种煙賴劉文彩“開風气之先”，販煙也須仰仗劉文彩。劉文輝從西康向成都武侯祠販運鴉片，其中一個中轉站便是安仁劉文彩老公館。劉文彩本人也常常投資鴉片貿易。曾任國民党重慶行營、成都行轅、西昌行轅和軍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謝藻如晚年追憶：
1938年，賀國光當成都行轅主任，兼重慶市長，賀住渝不住蓉。行轅事務由我代行。行轅有個參謀長，叫劉倚仁。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准備派人去接他母親，由安慶來川。為避免沿途檢查，請我發他一張空白護照，由他母親自己去填。我就叫管護照的陳堯卿發他一張，但囑護照上編號碼，登記下來，并另記載是劉參謀長要去。兩個月后，我接賀國光由渝打來的長途電話，說劉文彩販運鴉片，所持護照為成都行轅所發，已被軍統截獲，戴笠把這張護照交給他了。這事極關重要，囑我乘飛机明天赴渝。我到重慶后，賀把那張護照給我看，就是劉倚仁拿去那張，有號碼為憑。護照內容是劉文彩自己填寫的。賀經多方向戴笠解釋才得下台。事后調查，知是劉文彩出錢，劉倚仁出護照，合伙做煙生意（謝藻如：《苦憶四川煙禍》，見《四川文史資料》第10輯）。
此事不了了之，劉文彩毫發未傷。
戴笠對鴉片大王劉文彩都不能不网開一面，還有誰能太歲頭上動土！劉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販煙不已”了。創辦“文彩中學”是其個人史冊中最亮的一筆，但甚至這一筆也沒能掙脫販煙的陰影。其五太太王玉清回憶：“（文彩中學）修了一段時間，錢也比較緊，劉文彩實在沒有辦法，就找劉文輝做了几轉鴉片生意，又做了一轉谷子生意，才修完的。”終其一生，可說与鴉片結下了不解之緣。
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溺于鴉片貿易的劉文彩也染上了煙癮。不僅自己吸煙，而且款待部屬用煙，結交朋友用煙。吸煙成了他在敘府時代的主要社交手段。他曾自稱：其煙槍“編一個連還用不完”。但他頗有毅力。退居安仁后，雖然未能根絕煙癮，卻已大為節制，每天七口，絕不超量。他的長子劉元龍卻不象他那樣樂而不淫，過而不留。終生嗜煙，每日煙榻橫臥，云遮霧罩。劉文彩恨鐵不成鋼，真是害人又害己。
作為川康兩省的一流豪門，劉文彩不可能不富有。那么劉文彩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
劉文彩家產主要源自他在敘府的十年聚斂。一是投机貿易所累積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積的薪金。前者的具體數目已無從統計；就后者而言，駐敘時劉文彩兼職近十种，僅“煙酒公賣局局長”一職，年薪即高達一二万元，合計每年薪額當不下十万元，十年薪額當在百万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劉文彩家產中應該說處于輔助地位。劉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見了。
盡管如此，劉文彩仍算不得富甲四方。1949年3月18日《大公報》刊登《四川省富戶名單》，共八十五人“金榜題名”。劉氏家族共有八人入榜：劉文輝居第2位，劉湘夫人劉周書居第22位，劉湘部屬劉樹成居第24位，劉文彩侄子劉元瑭居第25位，劉文彩侄子劉元??居第26位，劉文彩侄子劉元琮居第27位，劉文彩侄婿伍培英居第28位。劉文彩本人僅居第33位。在劉氏家族八位“大款”中，他是倒數第一。
劉文彩家產大致可划分為三大板塊：田產、房產和珠寶。
辛亥革命后，軍閥－官僚地主階層在中國農村迅猛崛起。擁地數万畝乃至數十万畝的軍閥－官僚大地主，不乏其人。劉文彩是他們中的一員。其占地情況，1959年有關部門曾公布如下：
大邑縣：6133畝；溫江縣：1600畝；崇慶縣：2000畝；雙流縣：200畝；新都縣：120畝；新津縣：180畝；邛崍縣：200畝；成都市：1200，畝；華陽鎮：250畝；新繁鎮：180畝。
以上合計：12063畝。
其后，劉文彩的田產記錄不斷刷新：12530畝，見諸《劉文彩罪惡的一生》；15000余畝，見諸《大邑劉文彩地主庄園》。真個芝麻開花節節高。那么劉文彩的田產總額究竟是多少？劉文彩內管家薛疇久六十年代有過明确交待：八千多畝。八十年代，經過反复調查核實，《大邑縣志》确認為8091。43畝。
第二大宗是房產。据有關部門1959年統計，其房產分布情況為：
溫江縣：公館2座，街房42間；崇慶縣：公館3座，街房50間；成都市：公館4座，街房40間；大邑縣：公館3座，街房250間；雅安市：公館一座。
這些統計數字也未必准确。成都市“公館四座”，劉文彩家人只承認三座──文廟街公館、陝西街公館和湖廣街公館。大邑縣“公館3座”，劉文彩家人只承認一座，即安仁老公館。劉文彩一個儿子回憶，正因為劉文彩在縣城一座公館也沒有，所以抗戰期間，他的兩個小妹在縣城讀中學時，都住在西濠溝劉文淵公館里。
另据庄園檔案67宗D16卷，劉文彩退居安仁后，仍在敘府擁有巨額房產──街房380多間，獨院30多個。合計約六万平方米。劉文彩派人常駐敘府收取房租。每月收房租約大米八十石（每石約400斤），全年應收入大米一千石。
在所有這些房產中，最堪稱道的是安仁鎮劉文彩老公館。二十年代興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畝，有大門7道，房屋100多間。處處是高牆夾道，厚門鐵鎖，密室复徑，有若迷宮。与它相連的還有劉文淵公館、劉文昭公館、劉文成公館。數座公館并肩抵足，形成一組總面積達六万余平方米的庄園建筑群，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獨領風騷。1992年5月7日，專家實地考察，送了八個字：“當代文物，無价之寶。”這樣一尊無价之寶，在當年無疑是劉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顯赫的象征。
劉文彩家產從來眾說紛紜。至少有三大謎團，即：庄園新公館之迷；新公館金庫之迷；象牙塔之迷。
新公館在劉文彩老公館對面約300米處，呈正方形，面積比老公館大一倍。這是典型的中西和璧的近代庄園建筑，房屋軒敞，布局對稱，既有封建豪門府邸的特點，又兼取西方城堡建筑的某些形式。共有27個天井，160余間房屋，4個花園、花圃，兩個网球場，還有望月台、戲台等。比劉文彩老公館更豪華更气派。有關部門統計的大邑三座劉文彩公館，就包括它在內。
關于新公館的真正主人，王玉清早就講得很清楚：
劉文彩說我們家發跡，主要是我們老（即劉文輝——引者注）出世后從發跡的。我們几弟兄都有住的，以后老回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所以劉文彩在民國二十六年下半年開始動工，在昆盧寺修劉文輝的公館，用了二年多時間修成的。這些開支都是劉文彩一人承擔的（庄園檔案67宗D9卷）。
另一位知情人對新公館來由陳述更詳──
這個新公館，在解放后的極左年代里，搞地主庄園展覽時，被說成是劉文彩自用的，作為他奢侈腐化的罪證之一。盡管有相當多的人知道是劉文彩修來送劉文輝的，但不明白為什么要修成一式兩座緊緊挨著的連體公館。于是有人猜測是劉文彩准備送文輝一座，自用一座，實際并非如此。當年劉文輝有兩房太太，都有權勢，各有一個儿子，這兩位太太又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成都亦是各住各的公館。因此，劉文彩在构思為弟建房時，就考慮到這個情況，索性造成一式兩座，兩邊都好看。由此，也可看出劉文彩的性格，也可看出他倆的弟兄情。誰也想不到卻無心造就了一座古今中外罕見的連體孿生建筑（粟子：《劉文彩的后半生》〔未刊稿〕）。
為了接收新公館，1942年春，劉文輝專程返回安仁，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云南王”龍云送去一塊大金匾；劉文輝自己也作了兩塊大金匾，一題“沛然堂”，一題“致遠堂”，均為劉文輝手書，兩院各一個，挂在大廳正牆上。這些金匾和公館中的其它金匾一樣無一留存：1950年春，有些精明的漆匠知道大戶們的日子不好過了，就到各地給大宅院的匾對洗金，洗下來的金粉自得，按金量多少酌給戶主一點錢。漆匠有利可圖，戶主也可以變出活錢來繳納派款。劉氏庄園的匾對就是崇慶縣西街一個漆匠洗的金，洗后的匾對都論斤繳了柴火任務。現在游客看到的庄園匾對，是庄園陳列館建館時重新制作的，當時已無金粉生產——從前生產金粉，大多供匾對、招牌、佛像及家具裝飾之用，建國后這類用戶沒有了；更重要的是已經實行金銀國有，即便有個別金粉用戶，弄不到原料也沒辦法做。所以有關部門制作的庄園匾對，都沒有像原有的那樣大量使用金粉，看起來遠不如原有的气派堂皇。除了龍云贈金匾，包括崇慶縣長幸蜀峰在內的四川各界名流，也都送禮慶賀。劉文輝眷屬隨后入住。新公館歸屬劉文輝無疑，卻被有關部門划歸劉文彩名下，至今未予澄清。
劉文輝新公館“易幟”，其中的金庫也就隨之易主。
劉文輝新公館有間中式客廳，四周用木板鑲成板牆，挂上名人書畫，座椅茶几擺放整齊有序；來往賓客在這里品茗敘談，卻無人知曉那道風流儒雅的板牆并非板牆，而是一道夾牆，用二尺多厚的鋼筋混凝土澆灌而成。更不知道夾牆后三道鐵門緊鎖著的秘密。
夾牆后三道鐵門緊鎖著的是金庫，庫房呈“M”形，總容積576立方米。走進鐵門，有三條寬大的長方形甬道。整個金庫密不透气，仿佛与世隔絕，給人一种陰森壓抑之感。開國初解放軍打開金庫，里面已空無一物──胡宗南潰兵路過大邑，曾在此駐扎，從夾牆的厚度看出了蹊蹺，便用刺刀亂戳木板，終于發現金庫。于是，新公館金庫和劉文輝成都金庫一樣遭洗劫。當年板牆上留下的刺刀痕跡，現在還清晰可見。
新公館金庫遇劫內幕，1992年4月25日《天府周末》發表的貴州財經學院王尚端老先生的一封來信，有過詳細介紹。開國初王老先生在“西南軍大川西分校”政治部任秘書，該校設于新都縣城，距安仁很近。成都地區起義和投誠的國民党軍官，包括國民党中央軍校士官生，一律編入該校學習改造。結業前夕，學員們分三次自動上繳了大量黃金和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并交待，這些黃金大多是在安仁劉家公館搶的。校方即派王尚端將這些黃金解送當時的川西軍區政治部。据此，搶黃金的就不只是胡宗南潰兵，包括國民党中央軍校等經過安仁的國民党部隊，都曾染指。
金庫遇劫內幕至此大白于天下。但金庫和金庫中的珍寶何人所有仍需索解。《大邑劉文彩地主庄園》宣稱：金庫及其中珍寶屬劉文彩家產：
這里曾經儲藏著劉文彩的万貫金銀。劉文彩建這個金庫非常秘密，連經管修建新庄園的總管家都不知道，設計師則在金庫完工后就失蹤了。
這不過是照搬“水牢”筆法。金庫和金庫儲藏的“万貫金銀”其實另有來歷。
這就必須說到劉文輝西康時期的黃金開采。
西康時期劉文輝有兩大支柱產業，鴉片而外，就是黃金開采了。四川大學任乃強教授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對川康地區的黃金資源作了實地考察。近年來我國政府根据任教授通過他的學生羅瑞卿將軍轉呈國務院的《采金芻議》，發現了一些大中型金礦。任教授對劉文輝西康時期的黃金開采情況知之甚詳，在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的前几個月，發表了題為《“黃金大王”劉文輝》的文章，回憶說──
他以二十四軍軍長兼川康邊防總指揮的名義，派軍隊進駐隆達，首先將停廢多年，年產万兩的隆達金庫恢复起來，財政逐漸寬裕。
1937年……成立金庫局，監理隆達、色爾西兩厂和一些小礦區的采金稅收。金庫局也直接雇工開采，供給采金工人食品、衣物和工具等必需品，折合黃金予以借貸，吸收課稅以外的黃金。利息比土司、頭人、寺廟均低，礦工們都樂于貸用，也樂于交售金子。十几年來，川邊（即西康地區）開采的黃金几乎全歸金庫局掌握。
……劉文輝還用西康土貨，与比鄰產黃金云南麗江、永昌交換產品，每年進行4至6次交易，廣開黃金渠道。据初步估計……到1949年解放止，15年中劉文輝從川邊地區用陳舊土法采出的黃金，約有100万兩左右（《民盟史話》第346－347頁）。
這些數目惊人的黃金，分別儲存于西康和四川。在四川有兩個儲存點，一個是成都方正街劉文輝公館，再一個就是安仁劉文輝新公館。
新公館金庫是在新公館落成付用之后開始修建的。1942年春劉文輝回安仁接收房子，三太太楊蘊光選定了一套院落。楊蘊光娘家几個親戚不久就搬了進去，為他們守房。另一套院子歸劉文輝二太太李氏，但李氏撒手不管，只好托一位給劉文輝管田產的何姓管事照看。1943年，劉元龍對弟弟發牢騷，說：“費錢費事修房送人，人家還不滿意。”弟弟問他，此話從何說起？他便說出原由：楊蘊光派了几個外省工人，到安仁改建新公館。但劉元龍弟弟認為，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為楊蘊光畢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很高，看不慣新公館的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屬正常。不過就連劉元龍弟弟也承認，這使他們面子上過不去，因為改建之前并沒有和他們打個招呼。直到几十年之后，報刊將新公館金庫炒得沸沸揚揚，劉文彩后裔才恍然大悟──原來楊蘊光請外省工人改建的房子是金庫密室。也就無怪乎新公館金庫之設，“連經管新庄園的總管家都不知道。”其實豈止是總管家，劉文彩五太太王玉清几十年來也反复聲明：“（新公館）里面的金庫我不知道。”新公館金庫之設無疑屬于劉文輝家族集團的的絕對机密。
很明顯，金庫和金庫儲藏的“万貫金銀”与劉文彩家產無涉。
劉文彩家產的最后一個大宗是珠寶古玩。這方面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不難窺見其大概──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一直辟有專室展覽“庄園文物”。展品据說為劉文彩生前所有。如金佛、金獸、金杯、金圈、金項鏈，如銀龍、銀獸、銀盤，還有美麗的珊瑚、發光的寶石、底部可露出美女頭像的美人杯、能象鳥儿那樣嚶嚶作聲的鳴壺，莫不异彩紛呈。其中，最精美同時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象牙塔十三層，六角形，尖頂。塔高46厘米，台基四周有六根扶欄，內有階梯七級至第一層亭閣；閣內一佛像盤地而坐。象牙球全高32厘米，球直徑75厘米，球座高245厘米。球體鏤空，也有十三層，表層大如皮球，里層小似豌豆。雕刻著游龍、云彩；有十三個孔，可分別從表層看透里層。球座雕刻著腳踏蓮花的仙姑和對她頂禮膜拜的善男。象牙塔、象牙球均系純牙雕，屬國家一級文物。其身世有兩种說法。
一是有關部門所持的買贓說。
說是1946年8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大邑發生了一起轟動四鄉的盜竊案，十多個蒙面大盜從縣城北門城牆翻入一座別墅，別墅主賓猝不及防，被蒙面大盜捆得結結實實。然后樓上樓下，抄了個一片狼藉。包括象牙塔、象牙球及白狐裘在內的所有貴重衣物和首飾珠寶，被蒙面大盜洗劫一空。就連女眷口中的金牙齒，也被悉數拔走。蒙面大盜得手之后，從容而遁。別墅隔壁的東岳廟有一連駐軍，但駐軍并無反應，一槍未開。
別墅主人姓劉，名成勛。
民國時代，大邑出過三大軍閥，這三大軍閥都當過軍長和省主席──兩個出自劉氏家族，即劉湘和劉文輝，再一個就是劉成勛。劉文輝還在陳洪范的十八師當團長時，劉成勛就已經是川軍第三軍軍長。在驅滇之戰中越級提拔劉文輝、气得陳洪范跳腳的“勛公”就是他，算得上劉文輝的老前輩，于劉文輝也有知遇之恩。孰料劉文輝絲毫不念舊情，在1927年把“勛公”打了個落花流水，一點老本不給。劉成勛只好宣布下野，灰溜溜地返回大邑。劉文輝仍不放過他，公然任命大邑袍哥頭子牟二蝗為獨立團團長，監控“勛公”。劉成勛不能不磨滅志气，頹廢沉寂。為防不測，連縣城也少進。只在大邑牟家壩附近修了座公館，与個別士紳交往，把酒論盞，賞花弄月。劉文輝敗退西康后，其活動空間才稍有擴展，常去銀屏鄉綠云綰，和士紳查敬中等种植樹桐樹，培植果園。此外，在大邑縣城關皇城修了個小巧雅致的別墅。1944年，劉成勛六十大壽，縣城士紳前往賀壽。在任的四川省主席張群及劉文輝、鄧錫侯等“党國大員”都送了賀禮。并邀川劇名角廖竟秋等到別墅演戲，盛況空前。劉成勛心花怒放，哪知道他已經來日無多，不出一年就因高血壓突然去世。去世不久，蒙面大盜就光臨了他的別墅。
此案非同小可。案發第二天，大邑縣長何正明即宣布戒嚴，挨戶搜查；同時前往別墅，向劉成勛夫人問安請罪。劉夫人大發脾气，把何縣長罵了個狗血淋頭。消息傳到成都，新任省主席王陵基極度震怒，責令何正明限期破案，何縣長查了很久，仍無頭緒。王陵基遂將何正明撤職，另調青神縣縣長楊蔭池接任。楊蔭池不敢怠慢，但最終還是弄成了一樁無頭案。
所謂無頭案，并非真的“神龍見頭不見尾”。其實楊蔭池是破了案的──1947年某日，王安懋的妻子辦壽酒，邀請劉成勛夫人孫茂林赴宴。請柬送到時，孫茂林正在床上吞云吐霧，不愿赴宴，就讓侄女代行。侄女要打扮一番，但沒有合适的首飾，孫茂林打開自己的珠寶箱，叫侄女挑選。珠寶箱琳琅滿目，在一旁服侍孫茂林抽煙的何松廷簡直看呆了。何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的侄儿，他的侄儿又轉告了邛崍縣大新場匪首侯澤。侯澤便在8月26日夜下了手。后因分贓不均，有人把內幕說了出來。楊蔭池把侯澤的妻子和十來歲的孩子傳到大堂上審問。侯澤的妻子很老練，矢口否認家里有什么劉成勛遺物。楊從她那里掏不出實話，轉而以孩子為突破口，孩子經不起几顆水果糖的引誘，老老實實供出家里确實有象牙球和象牙塔，所述形狀与失物相符。劫案告破，但案犯之一何松廷是劉成勛親戚，考慮到劉成勛家族的聲譽，楊蔭池沒有公布案情。部分贓物被追回，象牙球、象牙塔和白狐裘卻不知所蹤。但据有關部門稱，建國初這几件寶貝突然亮了相──“大邑縣解放，群眾在劉文彩老公館清理物什時，發現劉禹九家丟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無損地放在劉文彩的臥室內。人們惊异，劉總司令的失物為何到了劉文彩的家中呢？”（《地主庄園滄桑錄》第202頁）對此有兩种解釋。或稱劉文彩早就喜歡上了那几件寶貝，多次求購，都遭劉成勛拒絕。無奈之下，鋌而走險，串通侯澤行竊；或稱侯澤搶了那几件寶貝，見官府追查甚急，便投奔劉文彩老公館，將贓物拱手相讓，以換取劉文彩的庇護。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關部門認定，劉成勛的寶貝落到了劉文彩手上。据說這點還得到了劉成勛后裔的确認──1960年，正在大邑縣城讀初中的劉成勛小女儿劉培英到地主庄園陳列館參觀，看到了象牙塔。回家告訴她母親說，那象牙塔就是她爸爸的象牙塔。因為她親眼看見象牙塔底座上有孫中山刻的字。但她囑咐母親不要聲張，她家是地主，怕說出來影響不好……
買贓說的內容大致如此。此說跌宕起伏，頗具戲劇色彩。但失之于只有“大膽假設”，而無“小心求證”。按說求證并不難──劉成勛的象牙塔為孫中山所贈，底座确有孫中山題字。所以，只須將象牙塔底座審核一番，即可真相大白。如此簡單的求證手續，几十年中竟未著手。直到引出一樁官司，有關部門這才不能不著手──九十年代初，定居美國的劉成勛后裔到庄園參觀，得知象牙塔系劉成勛所有，便一點不客气地要求陳列館奉還“祖上遺物”。對海外華僑的呼聲，有關部門當然不會無動于衷，隨即將象牙塔送法院鑒定。鑒定結果，庄園展出的象牙塔其實是仿制品。這一來麻煩了──不是說早就“發現劉禹九家丟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無損地放在劉文彩的臥室內”嗎？果真如此，有關部門就應該拿出真品，物歸原主；如果拿不出真品，說劉文彩窩藏象牙塔及其它劉成勛遺物又有何依据？于是，盡管劉成勛后裔一再上訴，有關部門也只好“忽然閉口立”了。所謂“買贓說”，實際上不攻自破。
另一說為劉文彩后裔所持的自購說。劉文彩后裔只承認象牙球為劉文彩遺物，但斷言此象牙球非彼象牙球，而是劉文彩夫人楊仲華在上海購得。1937年，劉文彩剛滿九歲的三儿子劉元富患腦膜炎，醫生用藥過量而致耳聾。楊仲華帶劉元富去上海求醫，逛商店時看中了象牙球，標价五百大洋一個。開初楊仲華不敢買，因為劉元富在上海治療無效，馬上要去北平求醫，估計去北平還要花很多錢。沒想到北平之行花錢不多──醫生判為不治之症，不同意住院治療。适逢“七七事變”爆發，戰云籠罩北平，母子倆怏怏返滬。抵滬又逢“淞滬抗戰”，交通中斷，困了一個多月。閑來無事，楊仲華又帶上孩子逛商店，這才下決心把象牙球買了下來。因旅途險惡，楊仲華不敢隨身攜帶貴重物品，就托商店代辦托運。劉文彩長子劉元龍婚禮期間，楊仲華曾把象牙球從成都帶到安仁，在老公館大廳展出，供來賓觀賞。一同展出的還有珊瑚樹、金絲猴皮墊。劉元龍婚禮在先──1938年，劉成勛別墅被盜在后──1945年，可見二者本來毫不相干。劉文輝長女劉元愷以親見親歷向筆者證實這种說法。并有如下補充：
（楊仲華）回來的時候，我就看到（象牙球）多好看。我就問五爸（劉文彩），我說你給我嘛。他說二天（四川話，意思是將來）給你買一個，不要鬧不要鬧，二天結婚的時候給你買一個——買一個娃娃。他（指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說啥子從劉成勛那儿搶來的，還有個貂皮大衣。我當時就給他說你要改，這個事我清清楚楚。我跟他說了，他又問王玉清，王玉清也這樣說。轉過來問劉元華（劉文彩次子），劉元華也是這樣說……那你（指地主庄園陳列館）還把它整到那儿做啥子？他（指陳列館工作人員）還來喊我錄音寫證明入檔。我說入啥子檔？你那個檔是要取消的檔。我說你（指陳列館工作人員）關到錄音机啊，我說馬上把你吆出去……。他（指陳列館工作人員）經常到我這儿來，你跟他說的話他又不听，我說沒有啥子意義嘛，我們曉得真實情況，而且這個象牙球我清清楚楚，我還問他（指劉文彩）要過。這個東西（指象牙球）還硬到說是從劉成勛那儿搶的，為五百塊錢。劉文彩原先那么多錢，去搶五百塊錢的東西，那太出格了嘛，你就一般推斷都不會這樣做。
豈止是怀疑在象牙球問題上栽贓。其它庄園文物，劉文彩后裔也認為大多是栽贓。庄園陳列館曾收到一封劉元富來函，來函在說明象牙球身世后筆鋒一轉，稱：
我現在證實了這個象牙球是我母買回家的，但不能因此而推論其他一切“珍寶”都是我家的。首要的根絕是我父親生前根本不喜歡收集珍寶玩器。家里女眷們當然各有几件，也是普通的飾物，夠不上珍奇的標准。對于館里那些“珍寶”，我想起兩個線索：
1．文革前，我有個朋友在寄賣行管買賣電器。有次他告訴我，珍寶部的同事說，有人在那里買了不少東西，發票開的“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
2．文革初，我被紅衛兵關在一個教室里；難友中有個電車公司的人，三十歲左右，問我：“庄園擺的那些名堂是不是真的？”我說沒見過，不知道。他說一定是假的。我問何以見得，他也說在寄賣行看見有人采購珠寶開庄園發票的事。
可見陳列館曾經大量采購這類東西。那時全國都沒有經營這類東西的商店了，只能在僅有的几家寄賣行去找。再就是土改時地主們上交退押的、政府還沒有處理完的，也可能送到陳列館里去充實劉文彩的“代表性”。
從這几种來源來看，我認為不會有什么真資格的珠寶。我想起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們有個遠親在香港做生意，香港淪陷時，他回到成都，有次來看我母親，閑談中說起宋藹齡曾在香港買過一對鑲鑽手鐲，价格六万美元。与目前國內新聞報道的，二十万元買一條狗，几万、几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拿館里所吹的劉文彩的豪華享受，比得上嗎？
九二年秋，曾問我館內某處是否原樣，并說要恢复原樣；我認為不可能。首先那十几個豬圈和豬圈下面的七、八個大茅坑就不便复原，還有不少地方已改建得很美觀，更沒有必要去复原了。當時我說了一句，如恢复原樣，就沒有看頭了，這是包括“人”的原樣來說的……。
九三年初開始，報紙上又重新大量渲染劉文彩的“豪華腐化”，什么“歡喜樓”、“逍遙樓”這類古小說中才有的名詞，又出現在庄園里了。我知道這不是現任領導們創造的，而是不自覺地繼承了過去“左”的時期的那一套……。
聯想到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化局負責人到陳列館檢查工作時，一位負責人曾批評：“現在庄園既不腐朽也不豪華，逍遙宮也不逍遙。”指示陳列館“要大价收購文物，在所不惜”。那么就不能不承認，劉元富來函所反映的情況，實在是情理中事。但陳列館及其主管部門至今沒有對劉元富來函所提出的問題作任何解釋。
劉文彩家產的基本情況已如上述。作為當時川康兩省的一流豪門，劉文彩及其家族不可能不富有。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除田產、房產比較肯定外，其余的就只能推演其大概，無法得出具體數目。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從前清算劉文彩歷史，完全服務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政治宣傳，聳人听聞之辭不可能反映真相。劉文彩固然是聚斂大王，但在四川軍閥的聚斂大賽中還算不得獨占鰲頭；劉文彩固然是財富巨亨，但并不象相關著述描繪的那樣富可敵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