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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0日訊】編者按﹕劉文彩是一個影響了几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可說是家喻戶曉。“水牢”、“庄園”、《收租院》使劉文彩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飄洋過海展出。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謊言宣傳下﹐劉文彩集中了人間的一切殘酷剝削与罪惡，從吃人的人間地獄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間豺狼劉文彩，凡此种种惡貫滿盈的“鐵證”家喻戶曉，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過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但公眾并不清楚，劉文彩不過是虛构的一具政治恐龍。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縣實地采訪，在地主庄園陳列館和劉文彩后裔協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劉文彩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該書99年曾在大陸出版﹐但馬上遭到當局封殺。本站連載《劉文彩真相》﹐有助于讀者了解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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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家世淵源

“儿子英雄爺好漢，儿子反動爺混蛋”。這种反溯式“血統論”，其余響至今未絕。于是，同一個劉公贊，便有兩副截然相反的形象：

劉文彩先祖是出自安徽徽州的移民。

明朝末年，張獻忠率數万大軍、十余万飢民驟然入川。既無銀餉籌措，亦無軍需供給，哪有糧食就去哪。邊走邊吃，邊戰邊搶，以至農田荒蕪，兵匪橫行，川人逃亡殆盡，由此引發了“湖廣填四川”這股气勢恢弘的移民潮。劉文彩的先祖便被這股移民潮裹挾而來。最初落腳四川省名山縣，遷到大邑縣安仁鎮的第一代叫劉應良。劉應良的獨生子劉朝怀与安仁鄉民胡榮貴的獨生女成婚，入贅胡家，生子劉芳伯。五代之后，劉家子孫繁衍，胡家卻無后嗣，當地人就把劉家聚居的“胡墩子”改稱“劉墩子”。1958年平毀劉家祖墳，墳地中還有一座“外始祖胡公榮貴老大人之墓”。

劉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農，沒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國時期，風云突變，劉氏家族群雄并起，給小鎮安仁平添了万种風情。

以劉應良為第一代，安仁劉墩子的第五代傳人為劉智。劉智生男劉仕識，劉仕識生男劉宗賢。劉宗賢娶陳氏為妻，膝下共有三“公”：長男劉公晶，次男劉公敬，老劉公贊。劉氏家族發展為一個大家族，肇始于此——

劉元畢

劉元爭

劉公晶劉文中

劉元玉

劉元都

劉元勛（又名湘，字甫澄）

劉文綱劉元樹（字成章）

劉元聰（又名謙益，

字自強）

劉元成

劉文郁

劉元煥

劉宗賢劉公敬

劉元均

劉文福

劉元秋

劉元茂

劉元年

劉文禮劉元琴

劉元緒

劉元金

劉公贊

三“公”之中，劉公晶一支最弱——其子孫生平均湮沒無聞。劉公敬一支則有聲有色。劉公敬，字玉麟，曾中武舉。其長子劉文剛專營販谷生意，有水田四十余畝。劉文剛次子劉元樹、三子劉自強才皆不足應世；長子劉湘（即劉元勛）卻是劉氏家族第一顆將星，官至川軍總司令、國民党第二十一軍軍長、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舊病复發，殞于漢口。國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贈一級上將，并在成都南門外武侯祠側舉行國葬典禮，其陵墓所在地辟為“甫澄紀念公園”。劉湘是公認的抗日愛國將領，殞后哀榮備至，但這仍然不能庇佑他的亡靈——“甫澄紀念公園”在建國后易名“南郊公園”，文革期間更是毀墓掘尸，八十年代中期修复陵墓，但劉湘遺骨已無從尋覓。劉湘在安仁有座公館，占地十余畝，中式房舍數十間，全系群板磚瓦結构，館內樓台亭閣，曲橋水榭，尚有小溪貫通全境，幽靜典雅。文史專家确認其為“具有較高歷史、文物价值的恢弘住宅”。但現在几乎說得上“慘不忍睹”了——館內一排平房被用作茶店、餐館、錄象室，一幢中式木質結构的樓房被出租，辦起了旅館，旅館設施和衛生狀況很差，小溪變成了廢水溝，廢水的臭味令人作嘔。公館有不少房間根本無人居住，門窗、地板早已腐朽，當年“小姐樓”甚至被管理者租讓給“牛販子”當牛棚，昔日青磚綠瓦、富麗堂皇的風貌蕩然無存。

劉湘幼年讀書之余，常推車運送谷米。1909年依父母之命，与大邑縣蘇場周姓女子結婚，岳父務農兼做裁縫。劉湘妻后來取名劉周書，先后生下三子一女，1927年喪去二子。1949年秋，劉周書攜子濟殷、女蔚文去香港，后移居文萊。1971年劉周書在文萊病逝，劉濟殷現為美國洛杉机某公司職員。大邑縣政府數度与劉湘后裔聯系，邀他們回鄉一晤，迄無回應。

三“公”之中，劉公贊一支最為繁茂：生有六男，五男、六男之間還有一女，長成后嫁与安仁鄉民廖尊三為妻，其姓名和生平今天沒有誰說得上來了。家譜如表：

男：劉元劉元琥劉元

劉文淵

女：劉元庚劉元愉劉元恒

劉元蒼劉元憲劉元怜

劉元慎

男：劉元璋劉元瑭劉元琮

劉文運劉元瑞劉元劉元瑜

劉元璜劉元

女：劉元玖

劉公贊劉文昭男：劉元樹

劉文成男：劉元

男：劉元龍劉元華劉元富

劉文彩劉元貴

女：劉憶云劉婉蕙劉婉蘭

男：劉元彥劉元琛劉元琦

劉文輝

女：劉元愷劉元悌

關于劉公贊，最早的完整描述見諸《劉文彩罪惡的一生》:

劉文彩的父親劉公贊，起初只是一個擁有三十多畝土地，兼營燒酒作坊的小地主。

但是，劉公贊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晚清貢生[一种經考試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的生員（秀才）]，又出生于鎮壓過張獻忠農民起義的官宦之家，他的政治野心要比一般財主大得多。他親自監督雇工每天起早摸黑地替他耕田烤酒，在榨干雇工血汗的基礎上，年年谷物滿倉生意興隆，家業倍增，土地增加到一百多畝，燒房兩個沖，雇工十几個，成為安仁鎮一帶有名的大財東。但是，這一切仍然不能使他得到滿足，他對那些不但直接殘酷剝削勞動人民，而且還能奪取其他剝削者的剝削成果，因而財富大大越過一般地主的軍閥官僚，垂著長長的涎水，千方百計想擠進他們的行列。為此，他對他的六個儿子進行了精心安排：讓老大、老四進成都法政學堂，學成后擠進官府去；讓老十四歲就去四川陸軍小學“習軍事”，在軍隊弄個一官半職；讓老二、老三、老五（即劉文彩）留在家里充當剝削助手。

這里的劉公贊形象，毫無美學意義可言。

需要說明的是，《劉文彩罪惡的一生》不是個人著作。還在1965年，四川省主管部門制定《收租院》創作規划時，就提出了撰寫小冊子《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的任務，當作《收租院》的配套工程，并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四川大學和庄園陳列館。四川大學党委奉命從中文系、經濟系、歷史系抽調教員組成大邑工作隊，到庄園陳列館搜集相關資料。工作隊剛進入狀態，文革就爆發了，全體工作隊員撤回川大“鬧革命”，小冊子無人問津。這一擱就擱了整整十年。1977年，撰寫《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再度提上議事日程，次年即告殺青，作者署名“四川大學歷史系、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編寫組”。小冊子無疑是職務作品，所代表的也就不是什么個人觀點而完全是“組織結論”。

1990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真正的個人著作、曾任民盟西康支部主委的劉文輝故舊彭迪先等撰寫的《劉文輝史話》，劉公贊這才以正面形象出現：

在居民房舍中間，有一土牆圍繞的宅院，十分顯眼，院內兩棟銀杏聳立，春季花開鮮艷，引人注目。居住院內的人口眾多，行人經過圍牆，總會听到歡聲笑語洋溢牆外。

宅院主人姓劉名公贊，……縣志還載：

太翁（即劉公贊——引者注）生而穎异，獨嗜文學，……年十二…塾師以君子平其政試之，太翁對句云：“宇宙競爭之習，率扶不正之气以俱來”。師异之，謂其見理獨真。

劉公贊聰敏過人，富有才華……可惜的是，他有著沉重的家庭負擔，“以家世農業，不克競其學。”

那時侯，他并不算富足，只是一個自耕農，直接參加田間領導：“有田一頃，承而自耕；風雨胼胝，不稍荒怠，歲獲恒丰”。

劉公贊頗有遠見，不單經營農田，還重視工業和手工業……。熟悉稼穡，性格質朴，對農業生產十分認真，除在農田領導和在茶館小憩外，絕少到處閑蕩。而且他“喜近文士，遇鄉里賢達，敬禮尤摯。諸子成立，各命之（以）職，某也耕，某也讀，孽孽焉不稍縱逸。灼先（大儿文淵）姓篤而能文，入學……聲譽俱起”。劉公贊自審所學不如長子，就指派長子做諸弟的老師，督促諸弟學知識，使諸弟“益勤奮無曠廢”。

劉公贊既有這么几個儿子，加上自己的素養，在安仁鎮就有了一定的社會威信，鄉里有什么爭端，往往請他出面決裁。“太翁剛直著于鄉里，遇有爭端，一言而決”。后及暮年，聲望更高。有人甚至說：“劉太公，生佛也，宜為善屬長”。

“儿子英雄爺好漢，儿子反動爺混蛋”。這种反溯式“血統論”，其余響至今未絕。于是，同一個劉公贊，便有兩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以劉文彩為傳主的著述中，他是小丑；在以劉文輝為傳主的著述中，他是“生佛”。其小丑形象虛妄可笑，其“生佛”形象也未盡可信——刻畫“生佛”形象，多援引舊《大邑縣志》，而舊《大邑縣志》成于1930年，正逢劉墩子第九第十代傳人權勢最盛之時，縣志作者對劉公贊自不能不多所溢美。客觀地講，劉公贊不過是一個本分的中國農民，其生平既無什么劣跡可數，也沒多少俠義行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劉文彩兄弟后來的成敗榮辱与他何有哉！

劉文淵出世不久，劉公贊就与兩位兄長分了家，“有田一頃”，家境尚可，劉文淵才有机會背起書包上學堂。其后文運、文昭、文成、文彩、文輝連翩出世，眾口嗷嗷待哺。劉湘之父劉文剛有水田四十畝，兼做販谷生意，仍然“家非素丰”，劉湘在四川速成學堂就讀時，不能不常常接受同窗劉炳勛資助。劉公贊地僅一頃，人丁卻比劉湘家多出一倍，要解決全家溫飽問題，已屬不易，再無力供養孩子上學。文運、文昭、文成不得不跟老父親一起躬耕田壟。文彩尚幼，留在家中照看老劉文輝。往后文淵考取功名，文運、文昭、文成相繼成人，勞力充足，家境稍紓，所以文輝又有机會讀書。但文輝也只能到劉家祠堂改建的義塾就讀。稍長，報考成都陸軍小學，也并非如《劉文彩罪惡的一生》所云，是劉公贊有意培養軍人，而是因為陸軍小學學生享受公費，劉家可免去一筆開支。如果套用建國初的階級成分划分標准，劉公贊應算作“富裕中農”。

1919年，劉公贊及其妻高氏雙雙溘然長逝。這時他們的六儿一女都茁壯成材，有的還嶄露頭角，劉氏家族的興旺發達已指日可待。劉公贊和高氏如愿以償，應該是面帶笑容跨鶴而去的吧。

書生老大，農夫老二，老三神仙，老四財神……几兄弟流品不一。

劉氏兄弟中，最早出息的是老大劉文淵。

那是初春的一個早上，安仁街頭突然鑼鼓喧天，一直鼓噪到劉墩子。沒等劉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報喜的人就推門而入。原來，長于文史的劉文淵中了秀才。

頓時，劉家滿門一片歡騰。

再后來，劉文淵考入四川紳班法政學堂，仕途得意，曾任省諮議局議員、省高等審判廳廳長。“（他）從未利用乃弟乃侄權勢謀取顯位，亦未問舍求田惟利是圖。…為人正派，不事蠅營狗苟”（《劉湘》第2－3頁）。從官多年，仍兩袖清風，頗受鄉鄰尊崇。晚年退隱林泉，鄉鄰皆以“廳長”稱之，其本名反倒為人淡忘。此風在安仁鄉間至今猶存。

對劉文淵最尊崇的則是弟男子侄。早年劉文淵曾在劉家祠堂設塾，為弟男子侄授課。重點是讀古文、講修辭。“他常說：‘蓋人皆有表達情意之愿望。如欲盡情表達，除通修辭別無法門’。果然，在他的教誨下，弟侄們讀了許多篇古文后，就著筆寫了一些短文”（《劉文輝史話》第11－12頁）。不僅在輩分、年齡上，在學業上、精神上，劉文淵也堪稱弟男子侄的導師。其与老劉文輝的關系尤為密切。《劉文輝史話》載：

劉文輝不僅在与同年儿童嬉戲時發號施令儼然如官長，在作文上也能遣辭巧妙，胜過群儿。這消息不脛而走，他的大嫂听到后，喜在心頭。一天她半開玩笑地對丈夫說：“我的奶喂大的孩儿莫有不是好樣的。”大嫂的話不是矜夸，的确有卓見特識。她從劉文輝幼年表現的性格、動作、气度就看出他不是平凡之輩。《劉母陳孺人墓志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其時兄（指劉文淵）讀書，諸弟皆幼……其最幼者（指劉文輝）孺人尤奇重之，常謂‘大吾列宗必小郎’……”。劉文輝后來的發展應驗了她的預言。

1908年劉文輝投考陸軍小學，即由劉文淵陪送。那時家里經濟還談不上寬裕，交通又不方便，坐滑竿、乘馬車當然沒他們的份。兄弟二人只好徒步跋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走一百多里路，難度可想而知，實在走不動時，就由劉文淵背著走。

既有學問人品，又有恩于族中弟侄，劉文淵在劉氏家族必然領袖群倫。劉公贊夫婦去世后，劉文淵被尊為族長，即劉文輝、劉湘兩員封疆大吏，對之亦敬信唯謹，奉之若父。劉文彩對劉文淵也佩服得五體投地。雖然四十年代劉文彩在川西農村地區已經是“飛机上面安喇叭——名聲在外”，但劉文淵要他朝東他仍然不敢往西；劉文彩一位隨從回憶，有一次兄弟倆下館子，“劉文彩對他長兄非常尊敬，他親自給廳長添飯”（庄園檔案67宗D12卷）。劉文彩后裔則告訴作者，不管劉文彩在家干什么，只要劉文淵進門喊一聲“老五”，劉文彩都得放下手中的活計，大步流星地出去迎接。

老二劉文運，与老大劉文淵适成反比。鄉民以其為舉人之弟，戲稱二舉人，實則沒讀什么書，一直在家務農。小農出身的劉文運，終身不脫小農習性，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六弟兄中，他的儿子最多，勞力最強。總認為合在一起過，別的弟兄占了他的便宜。于是協議分家。協議時他又節外生枝，反對平分家產，說他負擔重，要求多分一份。好在其他五弟兄都很爽快，各從自家名下划出一些田產，湊足六百畝送給他，才把這事擱平。劉文運自覺難与其他五弟兄相處，遂遷居唐場。其后仍時有齟齬。据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1980年12月8日回憶：“有一年劉文輝從西藏出來，給劉文彩帶的壓迫鴉片煙。由于交通不便，有一連的士兵每人背了一包，一包一百多兩。走到唐場被二哥的儿子掏了心子。心子是值錢”（庄園檔案67宗A37卷）。劉文彩一點辦法沒有。据說劉文運還曾惹出一樁風流案。《百罪圖》有個案例——《派机槍逼死農民》，詞云：

安仁陳君山，平日全靠幫人過活。1947年11月，被劉季珍強派机槍一挺。陳君山家貧，無法繳納，只得在劉季珍弟兄開設的“同慶錢庄”抬了二十塊大洋的高利貸，把机槍費交清。到期時，本利已滾到几十倍。陳君山無法付還，被劉季珍弟兄綁來關起，加以拷打，不給飯吃。陳君山足足餓了六天，悲憤已極，終于吐血而死。

除了陳君山吐血而死是真的，再沒一點真實內容。熟知內情的當地農民陳春山告訴陳列館：此案与劉季珍弟兄無關，而是劉季珍父親“劉二舉人”造的孽。案由也不是什么估派机槍而純粹是桃色糾紛——劉二舉人“見陳君山大婆子陳湯氏生得漂亮，和湯氏有關系。是二十几年的四月間某日，劉二舉人又在陳君山家和陳湯氏發生肉體上關系，當時被陳君山的二婆子看見，后她馬上給陳君山說。陳君山因原來身體就不好，又有‘癆病’，加上這一點，當時吐血而死”（庄園檔案67宗A37卷）。陳君山有姨太太，說明他并非是什么貧苦農民，陳列館一份內部材料也承認，陳君山實際上是“小土地出租”、“以前開過煙館”。煙館老板陳君山當然犯不上為二十几塊大洋向劉家借什么高利貸，劉家也不犯不上為二十几塊大洋逼他——恰恰相反，正如那份內部材料所說：“劉因和湯的關系，對陳很好”。所謂《派机槍逼死農民》，仍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杰作。

惹出這么一樁案子，劉文運聲名多少有些不堪。但說也怪，膝下“八虎”中的頭三只“虎”卻真的不乏“虎气”——大儿子劉元璋，歷任雷、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屬屯殖司令。二儿子劉元瑭，曾任劉文輝部師長。三儿子劉元琮，曾任劉文輝部師長、副軍長。一門出了三個將軍，這在將星如云的劉氏家族中，也是僅見的一例。劉文輝二十四軍，大半兵力掌握在“劉二舉人”的“虎子”之手。因此之故，“劉二舉人”怎樣天馬行空，別人也都睜眼閉眼。

劉文彩不大喜歡他二哥。据其貼身管事劉澤高回憶：“兩家基本上沒有往來”（庄園檔案67宗D12卷）。

老三劉文昭，則又是一种類型——素好老庄，“無欲”“無為”，頗具散仙風范。文昭右腿略有殘疾，行動不便，以裁縫為業。成天伏案縫紉，与世無爭，性淡如水，其行狀很少刊諸史籍。膝下僅有一子，叫劉元樹，建國后曾任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學系教授、系主任及四川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彩与劉文昭交情甚篤，晚年組織“公益協進社”，請劉文昭坐頭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職。素來不問紅塵之事的劉文昭這次竟也欣然應允。

老四劉文成，在劉氏兄弟中算得上一方人物。早年經營燒酒坊，家境不過小康。1925年劉文輝升任四川軍務幫辦，入据成都。劉文成這才發跡——机械修理厂厂長、二十四軍机械所所長、四川省戒煙總局會辦，一項又一項肥差落到他怀里。最讓人眼紅的肥差是“机械修理厂”厂長——這机械修理厂原本叫作四川兵工厂，為楊森私有。1925年楊森敗逃，四川兵工厂成了“棄嬰”。各路軍頭剛開始打它的小算盤，劉文輝就眼明手快地把它搶了過來。為了平息各路軍頭的怒气，劉文輝宣布，四川兵工厂轉產——不再制造武器而是用來修理机械。厂名相應更改。后來武器倒真的是不再造了，但机械卻并沒有修多少，所謂“机械修理厂”的主要產品其實是一种半元銀幣，實際上成了劉文輝二十四軍的造幣厂。造錢的人哪會缺錢花，更何況劉文成雖然是個老粗，但“粗中有細，一樣善于經營”（《劉文輝史話》第66頁）。因此很快告別小康，躋身“大款”行列。有了錢他馬上開辦銀行，取名“成益”，請一個姓陳的商人當總經理。据說他對那位“陳總”非常信任，從來沒有撤換過，而且從來不查“陳總”的賬，讓“陳總”撈足了油水。劉文成最熱衷的則是置田買房，擴大不動產。在成都買的房子為數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劉半城”。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在晚年談到劉文成時承認：“在其他几個弟兄中，他還算是比較富的”。后來劉文輝退守西康，劉文成官當不成了，便回家享受他的万貫家產。他在安仁有座公館。如今的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序館，就是當年劉文成晾谷子的晒場。但下野后劉文成大多住在距安仁二十來公里的崇慶縣城。一般人叫他劉會辦，也有人叫他劉四老爺。有論者稱，劉文成田產達四万余畝之多。此說雖不免夸張（据有關資料，崇慶最大地主的田產僅一万畝，大邑最大地主的田產僅三万畝），但說“劉會辦”良田万畝，街房成群，當不為過。他還有三輛汽車：一輛大客車，一輛小臥車，一輛小奧斯汀。劉文成只有一個儿子，孫儿卻有一大堆，每年新年都要用大客車拉他的孫儿們出去，唐場、崇慶、成都到處拜年。

雖然富甲四方，劉文成仍舊不放過一個銅板。舊時崇慶縣縣長幸蜀峰講過這樣一則見聞：1942年夏，幸氏結束公干，從成都返回崇慶。車子還沒開到浦場，好好的天突然變得烏云滾滾，接著電閃雷鳴，嘩嘩嘩地下起了瓢潑大雨。四周頃刻間白茫茫一片。那時的所謂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滿路泥泞。幸蜀峰在顛簸中隱約看見不遠處有輛黃包車，車上坐著個大個子，還馱著兩只大皮箱，明顯超載。車夫拉得非常吃力。兩車相會時，幸蜀峰吃惊地發現，坐在黃包車里的竟是“劉會辦”。幸蜀峰問：為什么不多雇輛車，一車載人，一車載物，走得輕快些？“劉會辦”一臉尷尬，支支吾吾地回答說：“還要雇的，還要雇的，只是沒遇上多的。到??浦場再找吧”。過了??浦場，幸蜀峰停下車來，叫一個隨從下車到場上看看，“劉會辦”是否真的多雇了車。隨從回來報告：“劉會辦”是多雇了一輛，但和車夫講了好久的价。幸蜀峰晚年談起這事時感嘆：“如此四万多畝田的劉彥儒如此吝嗇！”這則回憶未必可靠──堂堂“劉會辦”帶那么多行李出門，應該不至于沒有一個隨從。但劉文成吝嗇倒是不假。他的孫子們出去拜年，個個都有賞錢得，但別人家的小孩子給他拜年，卻很難指望從他手中得到几個賞錢。

幸蜀峰還稱，崇慶有句諺語：“美國有鋼鐵大王，崇慶有糞大王。”這“糞大王”就是堂堂“會辦”劉文成——縣城四門的糞便全部由他承包專賣。真可謂生財有道。

老五即為本書傳主。1887年生，名文彩，號星廷。其早年經歷，坊間有兩种版本。

第一個版本中，劉文彩自小就不務正業。雖然劉公贊對他十分寵愛，刻意調教，不到七歲就送他到私塾館讀書，指望劉墩子再出一個秀才。劉文彩卻無心向學，連《三字經》都沒背熟就逃學了。劉公贊選送孩子進城讀書時，只好惋惜地把劉文彩留了下來，讓他跟自己到田間地頭或燒酒坊當監工。但劉公贊很快又失望了：只要离開一步，劉文彩就跑得無影無蹤。

劉公贊大為惱火，把劉文彩叫到跟前，訓斥他說：

“你這個不肖之子，既不讀書，又不務農，要走哪一條路？”

劉文彩卻抬起頭，望著父親，眨巴眨巴眼睛，奇怪地問道：

“天底下就沒有其它的路可走啦？”

劉文彩選擇了一條自己要走的路。

一天，劉公贊忽然發現儿子從安仁鎮橋頭店的賭場里鑽出來。恍然大悟，气得兩眼發紅，舉起手中的旱煙管就要往劉文彩頭上砸。劉文彩反應極快，嗖的掏出一大把銅錢，笑嘻嘻地說：“贏的”。劉公贊的旱煙管終于未能打下去，只言不由衷地罵了一聲：“敗家子！”此后，劉公贊天天清點錢罐罐，未見一個銅板流失，就不再責罵劉文彩了。

劉公贊開始注意劉文彩的行蹤。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他發現劉文彩對周圍几十個場鎮的行情了如指掌，跟貨販子、袍哥大爺也混得很熟。并且精于算計，見風使舵，在奸詐的賭場里左右逢源，吃不了虧；就特意給他買了一匹馬作運輸工具，給他一筆本錢，讓他在附近場鎮做生意。

不足二十歲的劉文彩，從此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他赶著馬，把家里的燒酒馱到崇慶、三江等地去賣；又從那里販運貨物到大邑、新場出售，換回玉米、煤炭，沒一次虧本。

稍后，劉文彩結了婚。仍不改通宵狂賭的惡習。常常有這樣的事情：劉公贊早上起來吩咐雇工備好馬，然后告訴老伴叫劉文彩妻子呂氏催“老五“起床，呂氏才埋怨說：“他還在橋頭店呢！”但劉文彩從不耽誤上路，他被叫回來后，簡單地吃上几口飯，就牽馬上路了。在路上，他才開始舒心地睡覺——在馬背上睡。起初，劉公贊還有些不放心，可劉文彩几乎每次都是滿載而歸，樂得劉公贊的滿嘴花白胡子顫悠悠地抖了半天。

原來，因劉文淵考取功名，劉文彩跟著沾了光——人稱“五舉人”。劉湘升任團長后，連縣衙的官員都要巴結安仁劉家，更不用說鄉下的土豪劣紳。劉文彩利用這些人的趨炎附勢，很輕松地和當權不當權的地方惡勢力攀上了親。當時，大邑和四川其它地方一樣盛行袍哥。大邑袍哥的“總舵把子”是人稱“牟二蝗”的牟秉年。牟秉年對劉文彩很賞識，收他為拜弟，并封為小舵把子。劉文彩就以“五舉人”和牟二蝗親信的雙重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縣的場鎮，所到之處，備受當地袍哥關照。劉文彩赶著馬，一進場鎮，自有兄弟伙接應。或買或賣，不用親自動手，只要在煙館、賭場里吩咐一聲就行。劉文彩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收了經商的厚利，家里的燒酒房愈來愈興旺，賺來的錢買了一大片土地。劉公贊對劉文彩也就愈加器重，每次給在外地當官的劉文輝寫信，總免不了夸獎劉文彩几句，說他有“經紀之奇才”。

這是關于劉文彩早年經歷的官方版本，見諸《劉文彩罪惡的一生》。

另一個版本是初始文獻，見諸庄園陳列館檔案D1卷67宗。一說劉文彩不擅學而擅商：

十一、十二歲開始讀書，讀書很累，坐凳子常東倒西歪。愛爬房子，瓦扣得密的地方還上房頂跑。七八丈高的房子他都跳得下來。先生打他，他跳起來，篾條子飛過去打不上他。先生把他唬來跪倒。平時愛欺侮小同學，讀書讀不起來，只讀了兩三年就停了學。在家勞動、扯薅等。再過兩三年家里開起燒（酒）房，他就跟他的三哥劉維三跑，要（吆）牲口，生意開得紅火，兩匹牲口在外天天馱炭，買玉（米）、麥（子），見米生意等好做就去做。

但這份文獻有誤——劉文彩不可能与劉文昭合營燒酒房：劉公贊之“別創酒業”由劉文成繼承，劉維三只開過裁縫鋪。

另一份文獻則說劉文彩嗜賭如命：

劉文彩自幼習賭，伎倆過人，少壯時靠賭為生，夜間常到鄰近橋頭店作通夜賭，體高大，聲音粗莽，呼盧喚雉，擾及鄰家，為人所厭。白天農事多，賭不易組合，只好做一些馱運業務混日子。他買有小馬，馬??房運米入城，因夜賭通宵，每于歸途橫坐馬背上，眉閉眼合以補睡眠，行人見其頭俯胸前，隨馬蹄起落點點搖動，如將脫項，均以為怪。曾在長途販運時數次坐下馬，仍濃睡不醒。幸馬力倦怠，亦圖休息，停步不前，劉文彩從未受傷。一般人說其為“命大流氓”。

關于劉文彩早年經歷的這兩個版本沒有太大區別——官方版本的主要情節都出自庄園陳列館兩份初始文獻。只不過對兩份初始文獻作了一些“藝術加工”，比如，把劉文彩的入學年齡由“十一、十二歲”改為“不到七歲”；把劉文彩“在家勞動、扯薅”改為“到田間地頭或燒酒坊當監工”。兩則初始文獻本來就未盡可信，經過這么一番“藝術加工”，所謂官方版本實際上不過是野史。

那么，劉文彩的早年經歷究竟是怎樣的呢？

据劉文彩后裔回憶，劉文彩早年因家貧失學，在家照看小弟文輝。文輝与其他几個兄長年齡相距甚大——多則二十三歲，少則十几歲。只与劉文彩年齡相近，而且自小朝夕相處。所以兄弟倆的感情非常特殊。劉文輝最推崇兩位兄長，一個是大哥劉文淵，再一個就是五哥劉文彩。但劉文輝對劉文淵敬愛而不“親密”——“奉之若父”，敬畏大于相知。劉文彩則不同——劉文彩不僅是他的兄長，更是他的儿時玩伴，相知極深。劉文輝得勢后，對劉文彩畀倚最重，這是一個基本因素。

年齡稍長，劉文輝到劉家祠堂讀書，劉文彩負責陪送，跟著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揀了几個字。一年半載之后，劉文輝能夠自己上學了，劉文彩的陪讀生涯也就到了頭。那時他已經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劉公贊不能不為他考慮出路問題。劉公贊几個儿子，或充士，或務農，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劉文彩能經商，開爿門面，士農工商不就樣樣齊全了嗎？而且劉文彩雖學識不多，但不乏机敏，經商未必會處下風。就讓他農閑時走街串巷賣燒酒。跑了几年，劉文彩入了門，便与族中別的人家合資開辦燒酒房。燒酒房而外，還曾与劉湘父親劉文剛合營水碾一座。

亦農亦商，离鄉不离土，這就是劉文彩早年經歷的大致情形。他的這段早年經歷對他一生的影響至深且巨——對下層隱情、江湖內幕一覽無余。其長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單是憑借乃弟劉文輝的權勢，也是憑借他早年的摸爬滾打。劉文彩、劉文輝各有所長：一朝一野，一軍一商，堪稱陰陽互補，珠聯璧合。正因為如此，劉氏家族的政治巨艦，才能出沒狂風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自承風華正茂，劉文輝高視闊步，壯志凌云。他的一個部下講：“我們的旅長胸怀廣大，見解卓越……一心想成就一番事業”。

劉氏家族的政治巨艦，艦長無疑是老劉文輝。劉氏兄弟中，對劉文彩人生軌跡影響最大的也是劉文輝。撇開劉文輝，劉氏家族和劉文彩個人的歷史都將無處落筆。

劉文輝生于1895年。老來得子，劉公贊對他寵愛備至。雖然在他之先，劉文淵已功成名就，但劉文淵僅僅給劉家帶來名望，而沒能帶來權勢。劉家既要名望，更要權勢，中間四條漢子都不足膺此重任，劉文輝理所當然地成了劉公贊最后的希望。所以劉文輝自小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他确實卓爾不凡，成績一直遙遙領先。十三歲冒充十六歲報考成都陸軍小學，就試時對試題一片茫然。但他并不著急，而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另發議論——

欲強國必先練兵，兵不強則不能御外侮，將兆瓜分之禍。裕國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興工固農，救民之道在因勢利導……

离題万里，夸夸其談。校長拍案稱奇，特召面試，果見品貌不俗，當場破格錄取。后來保送西安陸軍中學，繼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7年畢業時，軍閥混戰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畢業回川，第一個給劉文輝接風的是鄧錫侯團長。鄧錫侯也曾就讀于成都陸軍小學，比劉文輝高兩級，在陸小過從頗密，知道劉文輝非等閑之輩，有意挽留，又總覺得自己的池子小，養不住劉文輝這條大魚。劉文輝也覺得在老同學手下干不光彩，就找了個理由，說他要先回安仁拜見父母，謀職一事從長計議，靠這番話從窘境中脫了身。回安仁住了七八天，便在大哥劉文淵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訪劉湘。

此時的劉湘，已升任川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在四川政壇初露頭角。按理，看在族長劉文淵的面子上，怎么著也該給小叔劉文輝一個美缺。劉湘對一表人才的劉文輝确實贊賞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劉文輝在自己麾下，卻叫兩位堂叔去見第二師師長劉存厚，隨即用電話通知劉存厚關照劉文輝。劉存厚接到電話，不敢怠慢，軍校畢業生到職，最多給個中尉；劉存厚卻馬上下條子，委任劉文輝為第二師上尉參謀。這不能不說是破格提拔了。事后兄弟倆分析劉湘用心，劉文輝說：“說真心話，縱然他留我在他的部隊，我還要考慮考慮，叔侄在一起礙手礙腳，不是個味道。你升了官人家還說是抱了粗腿憑門子。我就要自己闖，哼，我才不信，胜不過他劉湘。”

劉文淵擋了他一下：“年少意气盛，固屬自然，虛心謹慎，卻至關重要。”

劉存厚是個有眼力的人，看出劉文輝是個將才，不禁喜气洋洋。他并不體會劉湘不用劉文輝的苦衷，反而譏笑劉湘有眼無珠。這話不知怎地傳到劉湘耳朵里，劉湘只裝作沒听見，暗想：“既是將才，我用不成，你也別用了吧！”便對劉文輝的前程表示格外關心，一紙引荐信，把劉文輝支到了樂山。劉存厚一場空歡喜，气得跺腳大罵。

劉湘的面子又起了作用。劉文輝剛到樂山，就被川軍第八師師長陳洪范委為二十九團二營營長。陳洪范很快發現，他沒用錯人，過了一年，再給劉文輝提了一級。既因家族關系而得劉湘臂助，又因才气過人而得上峰賞識，如此雙翼齊展，劉文輝扶搖直上，畢業不到三年就當了團長，升遷之速，川軍中絕無僅有。劉文輝因此自視更高。急于擴展個人勢力。他与三十二團團長冷寅東、三十團團長胡執中、籌餉處處長張榮芳等實權派軍官義結金蘭，形成一個六人小團體。第八師精銳盡在六人手中，坐大之勢，隱約可見。

1920年5月24日，夏麥登場時節，川軍發起驅逐滇軍之戰。劉文輝部進入作戰序列，其指揮有方，令軍長劉成勛贊嘆不已，不和陳洪范商量，就徑直封劉文輝為少將銜獨立旅旅長。陳洪范豈能容忍，在電話上大發脾气，質問劉成勛：

“勛公，你身為長官，竟越級提拔我的部下，這不是挖我的牆角嗎？這合乎情理嗎？”

雖然老大不高興，但為了穩住劉文輝，陳洪范只能順水推舟，委劉文輝為旅長。劉文輝知道陳洪范不過是虛与委蛇，實際上已對自己心存疑忌，不敢駐足陳洪范臥榻，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以戰備行軍方式，率部從原駐地樂山直奔青神。但青神仍距第八師太近，隨時有遭人暗算的危險，究竟何去何從？劉文輝大費躊躇。召集謀士計議。謀士异口同聲地慫恿他移師敘府（今宜賓市）。

“旅長，到了敘府，陳洪范就莫奈我何了，我們就真正獨立了。”

“自乾公，敘府可是胜地，我不取之，人必取之，先下手為強啊！”

劉文輝听著謀士七嘴八舌的議論，終于下了決心：

“敘府确實是擴大部隊的好地方，我們就去敘府吧！”

此時，劉文輝雖与陳洪范不歡而散，但形式上的隸屬關系還存在。遂呈報陳洪范，“仰請赴敘整頓”。陳洪范明白劉文輝已經是一只留不住的孔雀，便送個順水人情，划行同意。劉文輝師出有名，興沖沖望敘府而去。敘府原本由滇軍駐守，滇軍勢單力薄，聞風而退，劉文輝不戰而胜。

敘府是長江起點的第一個都市，幅員遼闊，物產丰饒，又當云南、貴州入川孔道。在沒有鐵路交通的情況下，构成水陸交通樞紐、云貴貨物的集散中心。据有敘府，自會財源滾滾。就軍事角度而言，敘府依山傍水，可戰可守。如此胜地，輕松得手，劉文輝喜上眉梢，在旅部聚眾擺筵，好不熱鬧。

与此同時，劉湘升任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文輝是打著陳洪范的旗號去敘府的。劉湘有意再拉他爸一把，遂委任劉文輝為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文輝完全脫离陳洪范，自立門戶，開始了他的軍閥生涯。

我們今天所知的軍閥，莫不青面獠牙。其實不盡然，吳佩郛、陳炯明都有些清名，劉文輝的老上司陳洪范也算一個好軍閥。与劉文輝義結金蘭的三十二團團長冷寅東回憶：“陳崇尚儒家學說，強調以孝治軍。”軍民關系也不錯——“當時全川防區制已經形成，陳八師駐防的樂山地區，地廣產丰，山區多种煙土，但陳洪范本人廉洁克己，約束部下嚴格……因此老百姓說，其它防區是地獄，陳八師防區是天堂。”就陳洪范与劉文輝個人關系而言，陳洪范不僅于劉文輝有知遇之恩，在和劉文輝分手時，也還表現得相當寬容，有長者气度。劉文輝卻似乎深得曹孟德心傳，不念舊誼。后來陳洪范被逼下野，劉文輝則蒸蒸日上，出任四川省軍務幫辦。冷寅東認為劉文輝和自己一樣受過陳的提攜，懇請劉文輝以軍務幫辦身份，保荐陳洪范作四川鹽務使，劉文輝完全听不進去，堅決反對。陳洪范失兵權于前，又痛人心不古、被人落井下石于后，遂返回大邑，隱居隴田，心情抑郁，終致精神失常，瘋瘋癲癲，活畫出一幅人生悲劇圖。

自承風華正茂，劉文輝高視闊步，壯志凌云。他的一個部下講：“我們的旅長胸怀廣大，見解卓越，深得官兵信賴。來到宜賓當上混成旅旅長，他簡直平步青云，更富有自信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業”（《劉文輝史話》第44頁）。劉文輝通過其切身體驗，深感“事在人為”；決心進而統一全川，策源地則為敘府。為此他制定了如下規划：一是廣開門路結交朋友；二是養賢納士儲備人才；三是購買軍火擴大隊伍。但無論多么美妙的規划，沒有錢，仍不免是空中樓閣。劉文輝需要有人專門為他聚斂錢財。舊時無官不貪，用外族人劉文輝放心不下。五哥劉文彩則不僅從商多年，有經紀之“奇才”；且交游甚廣，在江湖呼風喚雨。就情就理，“聚斂大員”都非劉文彩莫屬。劉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進軍閥混戰的滾滾濁流，与劉文輝并肩而舞。

從1920年起，劉文輝開始其軍閥生涯。劉文輝的軍閥統治不同于一般的軍閥統治，而帶有濃厚的家族印記。劉文彩作為聚斂大員，竭盡羅掘之術，從經濟上充分保障了劉文輝的軍事和政治需要。這种以劉文輝為主、劉文彩為輔的家族政治特色，直到新中國建立才真正消亡。

劉文輝對劉文彩的推崇，其部屬早有領教。1919年劉文輝駐防樂山，副團長辜勉之住在劉文輝官邸對面。有天中午，辜勉之突然听到對面房間喊“接客”，喊“上菜”、“擺飯”，人聲鼎沸。過了許久听說“送客”。辜勉之不知何方神圣駕到，就到窗前打量。但見客人頭纏藍布包頭帕，身穿藍布長衫，套一件陳舊的青布背心，腳蹬粗草鞋，一個十足的土包子。辜勉之大惑不解，問弁兵此人姓甚名誰，弁兵說：“是團長的五哥五老師。”及至后來于敘府相遇，“五老師”劉文彩已赫赫是什么“長”了（庄園檔案67宗D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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