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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編者按﹕劉文彩是一個影響了几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可說是家喻戶曉。“水牢”、“庄園”、《收租院》使劉文彩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飄洋過海展出。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謊言宣傳下﹐劉文彩集中了人間的一切殘酷剝削与罪惡，從吃人的人間地獄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間豺狼劉文彩，凡此种种惡貫滿盈的“鐵證”家喻戶曉，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過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但公眾并不清楚，劉文彩不過是虛构的一具政治恐龍。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縣實地采訪，在地主庄園陳列館和劉文彩后裔協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劉文彩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該書99年曾在大陸出版﹐但馬上遭到當局封殺。本站連載《劉文彩真相》﹐有助于讀者了解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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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真相》第五章 聰明的代价

陳列館及其主管部門一向以“階級斗爭尖兵”自居，一向以舊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樓外樓，強中更有強中手”，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們更新銳、更“革命”的……

一直是“階級斗爭為綱”急先鋒的地主庄園陳列館，一直為極左路線呼風喚雨、推波助瀾的地主庄園陳列館，卻在極左政治達于巔峰之時，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差點遭致滅頂之災，差點被它自己呼喚出來的極左狂飆所吞噬，這是主管部門做夢也不會料到的。

《收租院》复制品正在北京展出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千千万万紅衛兵從四面八方開赴北京，又從北京開赴四面八方，開赴韶山、井岡山、延安，也開赴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但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畢竟不是韶山、井岡山和延安，不是“太陽升起的地方”，而是中國几千年地主階級總典型劉文彩的“老巢”，是“閻王殿”。紅衛兵也就不可能象去“太陽升起的地方”那樣誠惶誠恐、頂禮膜拜，而是以審判者的姿態來的。陳列館及其主管部門一向以“階級斗爭尖兵”自居，一向以舊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樓外樓，強中更有強中手”，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們更新銳、更“革命”的。在這些更新銳、更“革命”的小將們面前，他們不僅是過時了，而且构成了他們所批判的舊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再也沒有“革命”的權利而是和整個舊世界一樣成了革命的對象，只有被審判、被拷問、被打倒的份了。他們便不能不和被他們下了地獄的劉文彩一樣也被下了地獄。

陳列館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來了。

1966年10月，第一支紅衛兵隊伍抵達庄園陳列館。僅僅兩個月之后，到庄園陳列館安營扎寨的成建制的紅衛兵隊伍已達數十支之多。計有：

北京師范大學“輕騎兵”戰斗隊。

“百万雄師”北京師范大學113戰斗隊。

北京師范大學“井岡山”戰斗團。

北京師范大學“平型關”戰斗隊。

北京師范大學“紅雷戰斗組”

中央美術學院“紅旗”戰斗隊。

北京政法學院“長征”戰斗隊。

北京机械學院“戰猶酣”戰斗隊。

清華大學紅衛兵“轟轟轟”戰斗隊。

清華大學紅衛兵“逐浪”戰斗組。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北京共產主義大學紅衛兵革命造反隊。

首都黃繼光遠征隊。

浙江嘉興一中“長纓在手”戰斗組。

內蒙“八一”中學“主沉浮”戰斗組。

新疆大學“南征北戰”戰斗隊。

北京礦業學院、山西礦業學院、焦作礦業學院聯合戰斗組。

山東肥城一中南下串聯組。

西安石油學院赴蓉戰斗組。

哈爾濱抗大中學“長征串聯隊”。

成都工業學院4221“長征宣傳隊”。

成都無線電机學校“東方紅公社”。

成千上万紅衛兵包圍著庄園陳列館，以天之驕子的傲岸气度拷問著庄園陳列館。庄園陳列館呼天天不應，求地地不靈——紅衛兵小將尚方寶劍在手，當地政府吃了豹子膽也不敢開罪他們。更何況當時要“踢開党委鬧革命”，“打倒一切當權派”，當地政府自顧不暇，哪里顧得上為庄園陳列館一援手呢？從前被當地政府當作“特保儿”的庄園陳列館，現在成了沒娘的孩子，獨立寒秋，在紅衛兵小將的圍剿中苦苦熬煎。

第五展館是為配合中共八界十中全會精神特意制作的，陳列館一向視為得意之作。但讓陳列館大跌眼鏡的是，五個展館中，恰恰第五展館遭受的拷問最嚴酷。

最早受到紅衛兵小將拷問的是庄園陳列館的名號。小將們一見到陳毅元帥手書的門牌，便大為光火：“竟敢叫地主庄園陳列館！這不是給劉文彩辦紀念館嗎？”就地開了一個聲討會。庄園陳列館只好檢討：陳列館三個字，确實不足以反映革命者應有的階級立場。“名不正言不順”，名字都沒取對，還談得上什么階級教育呢？立馬改正，易名為“四川省大邑縣階級教育展覽館”。初戰告捷的紅衛兵小將更加斗志昂揚。登堂入室，用“毛澤東思想照妖鏡”掃描陳列館的每一幅畫、每一行字、每一件陳列品。這一照，果然照出了一大堆的妖魔鬼怪。庄園陳列館一份內部材料說：“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成千成万的紅衛兵戰友、革命師生和工農兵群眾來四川省大邑縣階級教育展覽館參觀時，貼出了千万張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展覽館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問題。”千万張大字報太過夸張，但大字報象雪片一樣地紛飛，大有將陳列館淹沒之勢，這倒是事實。除了最高決策者充分肯定的泥塑《收租院》，公開展出的五個館全遭到紅衛兵大字報地毯似的密集轟炸。

對第一館即序館，紅衛兵駁斥說：

几乎整個序館都是介紹反動惡棍劉文彩的發家史，而沒有反映農民的反抗史。不但沒有概括二、三、四、五部分的內容，而且抽掉了要害部分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以及廣大貧下中農的反抗史。這究竟給觀眾是什么樣的階級教育呢？過分地宣揚反動地主的“能干”，一下子把三十畝地發家為一万二千余畝，地盤多么大，佣人那么多；更嚴重的是本館沒有揭露出地主階級的剝削本質，沒有揭出他們的家業是建筑在貧下中農的尸骨堆上的閻王殿；還歪曲歷史美化地主，丑化貧下中農。例如：在序言中竟出現“豢養……雇工”，在統計劉文彩的剝削量時，膽敢歪曲歷史說一般貧下中農每年除交租外還可剩“600”斤谷子。真是這樣嗎？《收租院》中那位瞎了眼睛的老大爺，除交租剩下的就是一張賣身契。這一切都是不能容忍的！這一館實際上是在給地主劉文彩歌功頌德、樹碑立傳。

紅衛兵据此斷言：

序館沒有突出階級斗爭史的紅線，而突出的是地主階級發家史的黑線，沒有突出党和毛主席領導的農民斗爭，而突出了地主階級荒淫無恥的生活；沒有突出地主階級的剝削本質，而突出了劉文彩的“能干”；沒有突出無產階級的偉大胜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而突出了地主劉文彩“四位一體”的黑勢力。總之，序館沒有突出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突出党的領導，沒有突出戰無不胜的毛澤東思想，長了敵人的志气，滅了我們自己的威風。

這樣的大字報貼出后，陳列館立即進行相應修改，把原文“豢養大批爪牙和雇工……”改為“剝削雇工”，在“電工”穿的衣服上加了几塊補丁，增加了几條“最高指示”。但還是過不了關，紅衛兵說：“這都掩蓋不了這一館的嚴重問題。”

第二館即“劉文彩罪惡生活現場复原”館，紅衛兵的評价更為低調。雖然紅衛兵說：“第二部分中的《收租院》，使我們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這是必須肯定的。”但除此而外的其他陳列內容，則几乎一棍子打死——對前半部分，紅衛兵的評价是兩個字：“放毒”。紅衛兵舉例證明：

本館當門匾額：“劉文彩的腐朽生活”就是宣揚劉文彩腐朽生活的“好”題目。

從汽車到書房，按照劉文彩的大管家的回憶原原本本陳列出來，活象一個“紀念館”。我們認為，那些腐朽糜爛、反動透頂的東西原原本本地陳列出來，而不加任何批判或者加上几句裝腔作勢的假批判，實質上是在宣揚這些東西，公開放毒，腐蝕廣大的革命群眾，特別是革命青年。多少反動透頂的匾、對聯、詩畫按原樣陳列，不加任何批判，不正是說明嗎？象劉文彩的狗窩、王玉清（劉文彩的小老婆）的妖洞及中西式客廳等，雖加上了點批判，革命群眾一眼就看得出來，它實質上在宣揚劉文彩的豪華奢侈、糜爛透頂的生活。事實上，這些東西已經對我們革命青年進行了腐蝕。据我們親眼所見和本館革命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在劉文彩的狗窗前，欣賞不已，在王玉清妖洞前贊不絕口。甚至有個別同志還說什么：“劉文彩的床好安逸喲！在上邊睡一下死也值得。”

第二館后半部分是“水牢”、“地牢”、《收租院》。用當時的眼光看，這些陳列內容按說無可挑剔，但紅衛兵看了反而万丈怒火。紅衛兵大字報稱：

本館后部分把非常能教育人的“水牢”、“地牢”搞得簡直不成話，既沒有詳細說明，又沒有講解員，那輕描淡寫的几句解說詞，根本沒有揭露出劉文彩的罪行，不能激發起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的強烈仇恨。我們要大聲質問辦館的主要負責人：你們有那么多的經費、時間去复原劉文彩的庄園，而為什么不复原水牢的原樣？你們又為什么不在水牢邊設制詳細的解說詞？為什么不安排講解員？《收租院》揭露、控訴了万惡的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壓榨，反映了勞動人民反壓迫、反剝削的英勇斗爭。這是進行無產階級教育的生動教材。對于《收租院》，本館本應突出表現它，可是它在本館中卻占了極少比例，本應有解說員進行比較詳細生動地解說，可是連一個解說員也沒有，本應把《收租院》、水牢、地牢放在前面，使人一進館就激發起強烈的階級感情，然后帶著對剝削階級的強烈憎恨來看前半部分的陳列品。可是《收租院》卻被辦館的人安排在最后，企圖讓人在前部分中毒后再看《收租院》，以削弱《收租院》應起的教育作用。看！其用心多么惡毒！

還有紅衛兵補充說，他們采訪了當地一個姓肖的老大娘。那位老大娘告訴他們：水牢是解放軍打開的。打開時里面全是血肉醬和人骨頭。解放軍從水牢里掏出血水十三挑（二十六桶），人骨七大籮筐。而在陳列館的水牢現場卻根本感受不到這些，也不介紹。他們進而質問：“展覽館的負責人不如實地介紹水牢的情況，這難道不是在為大地主惡霸開脫罪責嗎？這難道不是在美化地主階級嗎？”

于是，紅衛兵理直气壯地給第二館挂上“劇毒院”的牌子，匾額、對聯和其他“复原展出”展品，也被紅衛兵悉數封存。

第三館“剝削手段”館，第四館“反抗斗爭”館，對這兩個館紅衛兵定的罪也不輕——第三館“為反動派涂脂抹粉。如‘高利盤剝’塑像那個守監牢的國民党兵，塑得衣衫破爛，低著頭，似乎很同情被關押的農民。又如‘殺害李家碩’塑像那個劊子手，低著頭，好象對被害的共產党員有無限的同情，這是作者別有用心，美化敵人。”而且塑像“藝術性也差，制作粗糙”。第四館“無視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党的領導”——“根本看不出大邑縣農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怎樣与敵人作斗爭的革命斗爭史。”“把廣大貧下中農在共產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進行英勇反抗斗爭描繪成無組織、無領導的那种只為眼前利益而作的反抗。”第五館是整個展出內容的點睛之筆——“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館。該館主要列舉建國后大邑“階級斗爭”的具體“史實”，說明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歷史階段都存在尖銳的激烈的階級斗爭，都存在剝削階級复辟的危險性，因而在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都應該“階級斗爭為綱”。這是為配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精神特意制作的，陳列館一向視為得意之作。用當時的眼光看，也應該說是無懈可擊。但讓陳列館大跌眼鏡的是，五個展館中，恰恰第五展館遭受的拷問最嚴酷。陳列館當時的一份內部材料自己也承認：“對這一部分意見最多，反映最強烈。”筆者統計了一下，庄園陳列館現今保存的二十九篇紅衛兵大字報中，以抨擊第五館為主題的紅衛兵大字報就有十一篇，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他大字報沒有一篇不涉及第五館。主要罪名有如下几項：

1。沒有以毛主席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闡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規律，沒有反映解放以后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取得的光輝成就，沒有反映廣大工農兵群眾与階級敵人破坏活動進行英勇斗爭的英雄事跡。現在展出內容，自始至終貫穿了一條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2。沒有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和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全館貫穿的是階級敵人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殺人、放火、投毒、拉垮干部、腐蝕青少年等等，反動气焰十分囂張，長了階級敵人的志气，滅了人民群眾的威風。把一部無產階級的專政史，搞成一部階級敵人的复辟史。

3。把地、富、反、坏、右的反動家譜、變天帳、反動日記、反動對聯、反革命遺囑、國民党歌等不加批判的展出，有的放大數倍。把一些反動家伙的照片原樣展出。這是在傳反革命的經，是煽動牛鬼蛇神進行反革命复辟的宣言書和呼吁書。

4。黑話黑畫滿館。大量繪畫，盡量畫的是陰暗的東西，只見敵人的囂張气焰，看不見廣大工農兵粉碎敵人破坏的偉大力量。是在歌頌敵人，美化敵人，丑化工農兵形象。黑話很多，如“把孩子從階級敵人手中一個個奪回來”、“念念不忘腐朽生活”、“積存歷年盤剝帳本”等等。

這些罪名，沒有一個不駭人听聞。庄園陳列館忍無可忍，奮起反擊，散發名為《揭露北京少數南下串聯學生在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的活動真相》的傳單，為第五館辯護。傳單說：第五館展覽設計的指導思想，原本是“揭露階級敵人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各种破坏的罪惡活動，用這些反面教材來教育群眾，教育青年一代，永遠不忘階級斗爭，永遠不忘無產階級專政。”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也确實起到了很好的階級教育作用。“北京少數南下串聯學生”對第五館的批評，是不實事求是的，無法接受。但這張傳單非但沒有說服紅衛兵小將，反而是火上加油，招來更多紅衛兵大字報的圍攻。庄園陳列館便多了一條罪狀：不謙虛。陳列館從此只得忍受亂箭穿心的痛苦，免開尊口。

“我們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

開初，在陳列館安營扎寨的紅衛兵山頭林立，各自為陣。為了統一步調，共同對付陳列館，1966年11月17日，北京師范大學“輕騎兵戰斗隊”，“百万雄師”北京師范大學113戰斗隊，中央美術學院“紅旗戰斗隊”，北京政法學院“長征戰斗隊”，浙江嘉興一中“長纓在手”戰斗組，內蒙“八一”中學“主沉浮”戰斗組，北京礦業學院、山西礦業學院、焦作礦業學院“聯合戰斗組”，山東肥城一中“南下串聯組”，西安石油學院“赴蓉戰斗組”等十一個紅衛兵組織在第五館出口設立聯合辦事机构——“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發布的第一號通告就稱：“我們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我們堅決拔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我們要大造其反，一反到底！不取得徹底胜利，誓不罷休！”聯絡站調度數万外地紅衛兵，對庄園陳列館展開有組織的輪番圍攻。大字報貼滿了牆、貼上了門，實在沒有位置可貼了，就在陳列館大路邊牽起一根根繩子，把大字報挂在繩上，象万國旗一樣嘩啦啦地隨風飄揚。高音喇叭也被“革命造反聯絡站”控制，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喧囂。陳列館的大院里，天天都有紅衛兵主持的盛大集會。所有大字報、廣播和集會，主題都是聲討陳列館；給陳列館定的罪越來越高：“黑館”、“黑店”、“修正主義展覽館”、“要害問題是奪無產階級的權”。紅衛兵進而要求“抓鬼”——不僅對事，更要對人。“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一篇大字報就表示：“到底辦館人是什么樣的辦館指導思想？到底在辦館中重用了哪些黑五類分子及他們的孝子賢孫，并且他們在其中大伸黑手，搞了些什么名堂？我們都要追根查源，統統將其揪出來示眾！”北京外國語大學和武漢大學紅衛兵也貼出大字報，“強烈要求”揪出主謀者。合肥工業大學紅衛兵一張“投槍”似的大字報，標題就叫《抓鬼》。大字報說：

大邑階級教育展覽館沒有反映出階級敵人的丑惡本質，而是為惡霸地主辦展覽館，是宣揚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第五館，是為階級敵人展覽成果。總之，此展覽館是一毒草展覽館，長敵人气焰，滅自己威風。我們認為此館的負責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此館的主要負責人是一個活鬼。有鬼就抓。我們衷心希望此館的革命同志，立即行動起來，抓出活鬼，徹底整頓此館……。

清華大學紅衛兵想得更深更遠：“階級教育展覽館存在的問題，不只是本館几個負責人的問題，四川省難道与此沒有關系嗎？”并向四川省委提出質疑，責令“立即回答”。華中師范大學紅衛兵則表示：“我們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

紅衛兵無往不前，“鬼”果然讓他們給抓出來了。陳列館館志記載：“曾經為陳列館的籌建、改館出過力的省、地、縣有關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被揪來批斗游斗”。今天我們已經無從知道，那些“曾經為陳列館的籌建、改館出過力的省、地、縣有關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在戴上高帽子挨斗時，在面對本來應該是純朴善良而現在卻凶狠好斗不可理喻的孩子們時，他們有一种什么樣的感受；他們是否想到，對于他們來說，這未必就是什么委屈，而是一种報應：本來應該是純朴善良的孩子們變得如此凶狠好斗，甚至變得殘忍嗜血而完全泯滅人性，這其中不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嗎？——孩子們今天所實踐的，正是他們昨天向孩子們所灌輸的！

事態發展到這种地步，庄園陳列館是沒法辦下去了。1967年2月，一直強烈呼吁“赶快閉館、重新整理”的紅衛兵，終于將庄園陳列館封閉了——僅《收租院》和“水牢”例外。

陳列館蒙羞含垢。陳列館元老們的遭際更是一個比一個慘淡——直接領導《收租院》創作的溫江地委宣傳部部長馬力成了“走資派”，《收租院》主要作者之一的四川美術學院教師趙樹桐則被打成“五一六支隊長”、“反革命分子”。《收租院》扶搖直上九天，《收租院》創始人卻打翻在九地之下。這真是歷史的絕妙諷刺。1971年大邑階級教育展覽館的一份文件，就斷然否認《收租院》創始人對《收租院》創作有過貢獻：

革命泥塑《收租院》的成果，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胜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胜利！是廣大工農兵積極要求和供給素材，革命文藝工作者走与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結果，絕非這樣那樣不三不四的人物腦殼里臆造出來的。

接下來，文件詳細記述了“圍繞著《收租院》泥塑成果”而展開的三次“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具體過程：

《收租院》剛一展出，劉少奇、周揚的走卒、舊美術界的反動學術權威竄來《收租院》大放厥詞，說什么泥塑《收租院》是六十年代的“文藝复興”，“現代的敦煌”，將革命泥塑《收租院》記在他們的“功勞簿”上，把泥塑《收租院》的報導控制在他們這伙黑幫手里，不准搶發消息，要由他們控制的報紙、刊物來一個什么“鞭炮齊鳴”！他們這是什么“齊鳴”，就是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猖狂進攻。劉少奇、周揚及其在文藝界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伎倆，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億万革命群眾所戳穿，反革命陰謀宣告破產了。

但是，階級斗爭仍激烈地進行著。他們的第一套班子被打掉后，他們又組織第二套黑班底，變換手法，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混入中央文革的王、關、戚一伙反革命分子，竊据了中央文革部分大權，戚本禹指使其黑弟子趙樹桐，經過一番精心策划，打著《收租院》被劉、鄧篡奪的幌子，炮制了美其名曰“揭露劉鄧篡奪革命泥塑《收租院》的大陰謀”的所謂控訴材料，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廣為散發，大造反革命輿論。假借揭露控訴之名，行王、關、戚及其趙樹桐的反革命陰謀篡權是實。“五一六”支隊長反革命分子趙樹桐，大賣力气，八方呼應，策划密室，點火基層，打著《收租院》作者受迫害的旗號，把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的產物革命泥塑《收租院》的偉大成果又記在他們的“功勞簿”上，以此作為飛黃騰達的反革命資本，混入了中央文革掌握美術口的大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隨著劉少奇、周揚一類政治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覆滅，戚本禹和其黑弟子趙樹桐之流，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他們的第二套班子又徹底完蛋。

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斗爭不繼續仍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事實正是這樣。劉少奇、周揚一類政治騙子的徒子徒孫，溫江地區舊地宣部的叛徒馬力，緊步后塵，投靠戚本禹，与趙樹桐狼狽勾結，互相吹捧，把革命泥塑成果《收租院》，厚顏無恥地又一筆記在他的功勞簿上，又是什么“上京告狀”，又是什么所謂“控訴發言”，挖空心思，炮制了連篇累牘的臭文，什么“一場大迫害”，什么“篡奪《收租院》泥塑成果的大陰謀”，等等欺世盜名的罪惡材料，大量付印，廣為散發，妄圖欺騙群眾，愚弄人民。在劉（結挺）、張（西挺）統治的三十個月中，叛徒馬力拜倒在劉、張門下，由于都是一路貨色，受到了劉、張的罪惡支持，劉、張控制的舊四川日報，將叛徒馬力炮制的黑文貫上通欄標題，大版大版地登載，為叛徒大開綠燈，呼風喚雨，搖旗吶喊，反革命輿論流毒全川，風行一時……他們使用种种反革命伎倆，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飽經滄桑的趙樹桐先生，現在是四川美術學院教授，作為《收租院》主創人的地位，已經得到學術界公認。他多次到地主庄園陳列館故地重游。1993年美國波士頓內森媒介公司電視攝制組赴地主庄園陳列館拍攝泥塑《收租院》紀錄片，趙樹桐先生是隨行者之一。在《收租院》展館現場，望著浸透了自己心血的泥塑群雕，趙樹桐心潮難平。那邊，一位外形酷似白求恩大夫的美國攝像師正聚精會神地拍片，趙樹桐突然靈机一動，對他的助手喊：“快找些材料來，黃泥、稻草、木條都要，我現場示范一下這些中國泥塑的制作過程，在這114個塑像后面加上第115個。”不一會儿工夫，腐朽化為了神奇，一堆平平常常的黃泥被趙樹桐賦予了生命——一個謝頂、高鼻的美國人活靈活現地矗立在《收租院》群雕中，它以美國攝像師為原型。而那位美國攝像師對此卻渾然不覺，不知自己已經被永遠“留下”了，仍在那里專心致志地攝像，過了一會儿才發現這個奇跡，大叫“OK”，赶緊托同伴用照相机拍下自己和“自己”的合影。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陳列館元老還為數不多。隨著文革不斷深入，階級敵人不斷“自我暴露”，趙樹桐的難友隊伍象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1970年1月24日中午12時30分，陳列館廣播員張同松打開擴音机跑到外邊吃飯，哪料到擴音机來了個自動跳台，跑到“蘇修”那邊去了。15分鐘的“敵台事件”換了張同松的15年有期徒刑，全館81人有33人被株連，罪名分別是“收听敵台者”、“對抗紅色政權指示者”、“大搞右傾翻案者”……

川劇中的“變臉”令人叫絕——演員甩一次頭就可以變換一個臉譜，1958年“出土”的劉文彩又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他的“變臉”并非自主，而是別人操縱的。他不過是一具表演“變臉”絕招的政治木偶。

劉文彩的“看守人”被打翻在九地之下，劉文彩亡靈也面臨一場新的災難。

1971年8月30日，四川省革委會批准了四川省文化局“關于整頓大邑階級教育展覽館的意見”，据此，陳列館開始歷史上的第三次改館，“去掉了原展品中有嚴重問題和破破爛爛的部分，使展品較為集中了，內容充實了，參觀的時間也相應的縮短了。”但沒能通過驗收。省革委會認為，改館后的陳列內容“与當前蓬勃發展的革命大好形勢，与廣大工農兵的要求還很不适應，仍須進行較大的整頓和改革。”即便是泥塑《收租院》也不例外；省革委會政工組指令：“根据在北京和國外展出的內容反映，應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經過大改，所有展館都添加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內容。《收租院》則增塑了“明燈指路”、“砸斗造反”、“開鐐解放”、“活捉閻王”、“建立政權”、“繼續革命”六個部分，同年秋正式對外展出。

大改之后的劉文彩，其形象更為荒誕不經。最荒誕的是對劉文彩結局的處理。劉文彩本來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館卻說劉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進程嚇死的。豈料“嚇死”說遭到紅衛兵的嚴厲批駁。四川醫學院几位紅衛兵就在大字報中指出：“整個展覽館有几處都提到劉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嚇死于成都，這种說法極端錯誤。他是怎樣死的，就應該如實揭發出來，而決不可能被嚇死。一個頑固的、反動到極點的大惡霸地主決不會一嚇就死。‘劉文彩是被嚇死的’這种說法只能為掩蓋地主階級窮凶極惡的階級本質幫忙。”紅衛兵的這個分析還是有道理的，嚇死說不能沿用了，但真的把劉文彩之死“如實揭發出來”，更會授人以柄——讓劉文彩不受任何懲罰地自然死亡，怎么能大快人心？又怎么長無產階級專政的威風？于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裝斗爭迎解放》一組塑像中，作為“胜利結局”的高潮，安排了劉文彩被槍斃的情節。在這組泥塑中，已在1949年10月自然死亡的劉文彩复活了，而在1949年12月大邑解放時被解放軍和游擊隊抓獲。解放軍戰士身材高大（比大個子劉文彩大出約二分之一），并且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劍波一樣，“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挂兩邊”（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不是這种裝束）。總之是充分體現江青藝術創作“三突出”的原則。對劉文彩之死的解說詞則更令人噴飯：

看，劉文彩這條斷了脊梁骨的賴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劉閻王，睜開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經到了，地主階級的政權徹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隸，今天要宣判你的死刑。你大斗進，小斗出，你搶奪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結官府，私設刑堂，你苛捐雜稅，高利盤剝，你逼得我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盡我們窮人的血，吸干我們窮人的汗，你壓斷我們窮人的腰，你害死我們多少苦難的同胞，你殺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頭。這一件件，一樁樁，都記在我們窮人的心上，這千年的仇要報，這万年的冤要伸，我們窮人要把你千刀万剮撕成千万條，要把這万惡的舊世界連根拔掉。劉文彩依法處決，人心大快，可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卻拼命鼓吹“剝削有功”、“階級斗爭熄滅論”，妄圖為一切剝削階級翻案，真是罪該万死；打倒劉少奇！打倒地主階級！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万歲！

文革初把劉文彩打成劉少奇的同党，槍斃劉文彩時要打倒劉少奇；到了林彪垮台之后，劉文彩又成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同党。槍斃劉文彩那段解說詞的最后几句也就相應改為：

劉文彩被依法處決，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實信徒——林彪卻大肆宣揚“德、仁義、忠恕”，妄圖為一切剝削階級翻案，我們堅決不答應！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万歲！

按政治需要隨心所欲地漫畫劉文彩，就連對劉文彩的真實歷史一無所知的外國人都看出了破綻。1974年，一個澳大利亞藝術參觀團到陳列館參觀后感到太离譜了，直接向四川省革委會提了不少尖銳的意見。國內一些觀眾意見也很大。在國內外輿論的介入下，四川省革委會下令：《收租院》增塑部分暫停開放。但這并不可能使陳列館就此走上實事求是的正軌，陳列館門前的廣場仍舊是“革命大批判”的戰場和課堂，常常有人山人海到這里“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就在這一年，陳列館設計師舒志斌奉命到兄弟省市的地主庄園參觀，“博采眾家之長”，為進一步改館作准備。途中眼疾發作。回陳列館后又在五百瓦大燈泡下連夜赶制展具，終致雙目失明。

1976年“四人幫”倒台，劉文彩又被綁到“四人幫”的戰車上。四川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到陳列館視察時，曾就這個問題作專門指示：

劉文彩是一個吸血鬼。他強迫奶媽擠奶給他吃，直到吮吸出血來，這個內容，展出中應有。劉文彩是個吸血鬼，“四人幫”也是吸血鬼；劉文彩反共反人民，“四人幫”也反共反人民。“四人幫”“無本万利”，劉文彩也是“無本万利”，他是靠槍杆子、軍閥勢力上去的。他們有相同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四人幫”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坏，“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劉文彩的社會基礎。出現“四人幫”，說明劉文彩的陰魂不散。“四人幫”完全繼承了以劉文彩為代表的反動階級的衣缽，一定要把“四人幫”和劉文彩挂起來，也完全能夠挂起來（庄園檔案67宗B10卷）。

根据這個指示，陳列館所有展館都添加了控訴“四人幫”的內容。《收租院》解說詞就有如下一段：

同志們，象這樣罪惡的收租院，在舊社會何止千万個，整個舊社會就是一個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幫”瘋狂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妄圖复辟資本主義，使我們勞動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惡重演，我們決不答應！

“水牢”部分的解說詞則說：

“四人幫”一伙，陰謀篡党奪權，妄圖复辟資本主義，他們的陰謀一旦得逞，千万個冷月英將被重新推進水牢，被推翻的地主階級又會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我們決不能答應！

劉文彩就這樣“忙”個不休，一會儿為劉少奇陪斗，一會儿為林彪、孔老二陪斗，一會儿為“中國的納吉”鄧小平陪斗，一會儿又要為“王張江姚”陪斗。真個是鞠躬盡瘁，死而不已。川劇中的“變臉”令人叫絕——演員甩一次頭就可以變換一個臉譜，1958年“出土”的劉文彩又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他的“變臉”并非自主，而是別人操縱的。他不過是一具表演“變臉”絕招的政治木偶而已。

但是，劉文彩個人的“變臉”，還不足以构成這場鬧劇的全景。整個劉氏家族如何因劉文彩“出土”而歷盡劫波，暫且不去說它。更可笑可悲的是多少与劉氏家族并無瓜葛的無辜者，竟然也被卷進那場鬧劇中。這里不妨當次文抄公，照搬《地主庄園滄桑錄》（周東浩著，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的几大段：

故事一：劉文彩“老婆”的不白之冤

曾有一個婦女叫滕光華，四川省永川縣小南鄉人，生于1931年，其父曾在二劉大戰中被拉去當兵。從戰火中逃出后，其父便帶著妻子、女儿滕光華和一個儿子，到西昌做鹽生意；不久，又把滕光華送到雅安市學川戲。哪知戲班班主凌學良（國民党二十四軍副官凌耀堯的儿子）心怀不軌，伙同幫手凌少安，把滕光華騙到大邑縣韓場藏匿。滕光華的母親和弟弟到韓場尋找，被凌砍死。

1961年，滕光華在貴州省川劇團當演員。劇團卻無端吹出了一股風，說她是劉文彩的小老婆。人們有意無意地開始疏遠她，常有人暗地里對她指指戳戳，還有人當面罵她是“惡霸地主的小老婆”。昔日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滿腹的委曲無處申訴，辛酸的淚水只能往肚里吞。

這還不夠，開會“斗地主”、“斗地主老婆”時，總有人把她往台上搡；平時走在街上，身后總跟著一群小孩向她扔石頭、吐口水……

滕光華不明白，她連劉文彩長得什么樣子都未見過，怎么會是劉文彩的小老婆呢？怪只怪劉文彩的名聲太臭，像狗皮膏藥，粘到身上就別想脫掉。她知道自己有口難辯，于是，她走了，在一個月朗星稀的夜晚，她背著母親和弟弟的尸骨到北京告狀去了。她告到公安部，回答不好處理；又告到文化部，文化部認真做了調查后，終于給滕光華的一家洗卻了冤屈。

滕光華終于笑了！她又孤身回到大邑縣，适逢大邑縣韓場鄉批斗凌少安。滿腔怒火的滕光華赶到會場，抽出准備好的菜刀，對准凌少安劈頭就是一刀……（凌少安當時沒有被砍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被摘了帽子）。

故事二：劉文彩“妹妹”淚流如注

她叫劉文英，江蘇省某縣農民。

文革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類分子時，劉文英所在地尤為激烈。有人別出心裁地想出了一個惡主意：把本村農婦劉文英抓出來批斗，原因是她不僅与劉文彩“同姓同宗”，還与劉文彩同“輩”。因而強迫她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妹妹”。

就這樣，在一個冬日的傍晚，村干部早早在會議室里燒起大火，召攏全村群眾，惟獨不叫劉文英。全村商妥后，派了兩個平時与劉文英關系較好的婦女敲開劉文英的家門，然后由躲在暗處的兩名男子突然上前綁捆劉文英，押赴會場批斗。

劉文英當時已四十八歲，身體瘦弱。被當作“劉文彩的妹妹”批斗后，使她惊恐不已，心口常常作痛，然而對她的批斗愈演愈烈，強迫她坦白交代剝削罪行。一次，几名男子拿出粗鐵絲，捆住劉文英的兩個大拇指，然后將劉文英吊起毒打。大半夜過去，劉文英的丈夫跪在地上乞求放下劉文英后，一看右肋骨斷了三根，左腳小腿骨折，大拇指吊斷一只。劉文英昏死在地，達兩個小時之久……

劉文英祖宗的祖宗都是本縣人，只因1958年興修水利時，劉文英家從另一個鄉移民到了該鄉，很多人都知道劉文英的來歷，卻無人出來作證！

故事三：劉文彩做媒留下的……

大邑縣唐場鄉曾是劉文彩控制的地盤。在那里，有一張姓人家，父輩与劉文彩關系較好。張家唯一的儿子張某長大后，劉文彩做媒將安仁一位姓劉的姑娘嫁給了他。

解放后，隨著劉文彩的名聲越來越臭，張家人也越來越被人瞧不起。但若僅僅是被人瞧不起倒也罷了，殊不知惡運還在后頭——“文革”一開始，村里便首先將已四十多歲的張某揪出來游街批斗，原因當然是張某与劉某的結合乃是劉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斗中，張某實在忍無可忍，便問了一句：“我們犯了什么法？”憤怒的批斗者們听了這話，好似火上澆油，大罵張某“死不悔改”，隨之將張家的房子拆毀，將張某的妻子一同綁來批斗。不久，張某病故，丟下其妻繼續接受遙遙無期的“戴高帽子”批斗。一次，張妻正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猛批”，突然想到丈夫已慘死，房屋又被拆，自己無依無靠，便忍不住傷心地放聲大哭起來。有人便說她這是對批斗的一种反抗，于是，砍來酒杯粗的帶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來，張妻渾身血淋淋的動彈不得……

如今，張妻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過去受冤屈被批斗，給她留下了一個后遺症——不說話！默默地來，默默地去，默默地干著該干的事……回首往事，她無言以對。

故事四：“女劉文彩”背毛主席語錄

這是一個偏僻的地方——大別山腳下山凹里的村庄。

這個村里本沒有地主，所以當批斗“地、富、反、坏、右”五類分子的風潮刮來之后，其他村因有地主，批斗會一個接一個開得紅紅火火，游行示威一輪接一輪搞得熱熱鬧鬧，牆上貼滿紅紅綠綠的標語，嘴上喊著長長短短的口號，惟獨這個村的人“無事可做”。看著公社大會小會都表揚那些村，那些村的人走在路上臉上都洋溢著胜利的喜悅，這個村的人羡慕不已。

終于，村里有几個“積極分子”耐不住寂寞，想方設法要赶上形勢，于是搜腸刮肚也要在村里尋找出個把“地主”。

她姓湯，沒有讀過書，老老實實的一個農村婦女。娘家是地主成分。她嫁到這個村整整二十年了，靠种田得工分養活著三個女孩一個男孩。丈夫前年因与他人打架而跳塘死了。人們都喊他“湯嬸”。厄運降臨到她頭上時，她尚絲毫不知道。一天夜里，村里突然開大會批斗她，她瞪大惊恐万狀的眼睛，癱坐在地上，訥訥地問：“我是地主？”

“你還狡辯？你是女惡霸地主劉文彩！”一個粗聲莽气的男人，瞪著一雙銅鈴似的眼睛盯住她。

此后，天天開會，讓她戴尖高帽子下跪，坦白交代剝削事實：：夜夜開會，讓她背誦“毛主席語錄”。一天夜里，一個年輕后生捏著一根大木棍又讓她背“毛主席語錄”第條，這條“語錄”其中一句是“我們要做一個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

“女劉文彩”臉色慘白，嘴唇發烏，顫巍巍地跪著。她沒有讀書，讓她背這些“語錄”比讓她登天還難！但為了免打，她不睡覺地硬是讓女儿教她背。她本來勉強可以背下來的，但經過一嚇后又忘記了，此刻，她在腦海中邊搜尋邊背道：“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要做一個脫了气的人。”

立時哄堂大笑！笑畢，那年輕后生對“女劉文彩”頭部奮力一棍：“你膽敢篡改毛主席語錄！好大的狗膽！”“女劉文彩”只扑通一聲，便倒地昏迷過去，差點真做了一個“脫了气的人”。

她那十八歲的大女儿不忍看到母親受辱，心痛如絞，乃于夜深人靜時懸草繩子于屋后的樹杈上自縊而亡。

而在同一天，公社開會表彰批斗五類分子先進村，這個村的名字終于登上了光榮榜。

村里有的人在笑，有的卻默不做聲……

因姓名、出身与劉文彩相似而備受摧殘，甚至家破人亡，這看起來是奇聞，實際上平淡之至——文革十年，冤獄遍國中，連國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相形之下，劉文彩“親戚”們的不幸遭際，不過是滔滔冤海中的几束小水浪罷了。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闋《水調歌頭》至今仍鐫刻在地主庄園陳列館序館的高牆上，任后人品評。

作為享譽中外的“階級教育基地”，在整個六、七十年代，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不僅一直是門庭若市，而且簡直就是門庭賽市。1964年改館之后，游客更蜂擁而至。從1964年國慶到文革爆發的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庄園陳列館接待的游客就達數百万，几乎是此前五年游客總量的十倍。但和“水牢”主角“冷媽媽”冷月英一樣，庄園陳列館最“輝煌”的時期還是十年文革。文革初，前往庄園陳列館“取經”的紅衛兵和“工農兵群眾”，每天都有兩三万。文革十年，庄園陳列館接待的游客總量達數千万之眾，相當于世界上一個中等國家的全部人口。

庄園陳列館接待的游客中，達官顯宦、風流文人不在少數。軍界名流如許世友上將、張愛萍上將、鄧華上將，肖克上將，楊得志上將，陳再道上將，韓先楚上將，陳錫聯上將，皮定鈞中將，張震中將，劉志堅中將，李德生中將，孔石泉中將，吳克華中將，韋杰中將，梁興初中將，王必成中將，及曾任武漢軍區司令的曾思玉將軍，曾任烏魯木齊軍區司令的尤書金將軍，曾任南京軍區司令的丁盛將軍，曾任昆明軍區副司令的張至秀將軍，曾任廣州軍區副司令的葉建民將軍，曾任廣州軍區副政委的楊樹根將軍等。政界名流如中共元老李立三，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張子翼，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段君毅，曾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劉興元、譚啟龍，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王維舟，曾任衛生部部長的錢信忠，曾任交通部部長的葉飛，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姚連蔚，曾任西藏自治區區委第一書記的張國華，曾任上海市市委書記的馬天水，駐外使節黃鎮、曹纓，小說《紅岩》原型、曾任貴陽市市委書記的韓子棟。文化界名流如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著名作家沙汀、艾蕪，著名詩人傅仇，著名畫家郁風、劉開渠、黃苗子、華君武，著名演員關肅霜、荀慧生、常香玉、陳書舫。國外名流則有老撾愛國戰線党總書記富米馮維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主席薩莫拉，緬甸共產党總書記汪欽巴登頂，朝鮮勞動党中央委員會書記、副首相金一，著名華裔作家韓素音，美國《華爾街日報》總編秦家聰，加中友協名譽主席云從龍教授。到庄園陳列館“取經”的還有為中美關系解凍起了先導作用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成都軍區步校主辦的越南人民軍干部培訓班，越南留學生代表團，緬甸工業考察團，還有日本共產党机關報《赤旗報》記者、朝鮮留學生、英國工程師、美國人類學家、阿爾巴尼亞藝術家、西德專家。等等。因為來訪外賓甚多，以致大邑縣不得不于1978年9月專設“外事科”，外事科辦事机构就設在陳列館內。

最為當地人津津樂道的名人游蹤，是文革前夜郭沫若的到訪。

郭沫若与地主庄園陳列館結緣，始于1965年12月泥塑《收租院》進京展覽。那次參觀，郭沫若留下了“毋忘階級仇，斗爭舊戰場；雕塑革命化，准備建天堂”的詩行，博得觀眾一片叫好之聲。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更偕同夫人于立群，親往《收租院》之家——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考察。

此次考察，頗具聲勢。由四川省副省長張力行、四川省委統戰部部長程子健作陪，乘坐大紅旗轎車，浩浩蕩蕩，從成都直抵庄園陳列館。到陳列館已經是中午時分。陳列館方面早得到通知，派工作人員何進先在廣場迎候。郭沫若一行下車后，先到“小姐樓”接待室休息，負責陪同的何進先匯報了地主庄園的歷史和陳列館籌辦經過。郭沫若听了指示：“這里是階級教育的陣地，一定要把它辦好。”

午餐后開始參觀。郭沫若逐個瞻仰了老館和劉文輝新館的全部展出內容。在匾對、字畫和古董面前，郭沫若總要停下步來，仔細端詳。《收租院》是郭沫若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他緩步穿行在114尊泥塑組成的長長的圍廊里，時而俯身察看，時而偏頭凝思，意味深長。

回到接待室，郭沫若像是有些累了，坐在臥室的沙發上稍事休息。他的夫人、書法家于立群則在臥室外揮筆疾書：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于立群剛寫完，何進先就進了郭沫若的臥室，代表陳列館“請郭老題詞留念”。郭沫若略費躊躇：“寫什么呢？我寫不好。”他用帶著樂山口音的普通話推辭說。

中國第一文豪哪有“寫不好”之理。在何進光的堅請下，郭沫若還是應承了。他緩緩踱出門外，提起狼毫，在早已備好的四尺宣紙上揮就了他生平中的一闋名作。詞云：

一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大邑土豪惡霸，暴發一家劉。水牢地牢連比，長槍短槍無數，隨意斷人頭。苦海窮人血，糧倉地主樓。

飛輪轉，彈鞭動，鬼神愁。荒淫無恥，佛殿金鐘伴玉甌。轉瞬人間換了，活把閻王駭死，万眾竟來游。教育耿千載，風雷震五洲。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闋《水調歌頭》至今仍鐫刻在地主庄園陳列館序館的高牆上，任后人品評。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宣告了二十年極左統治的終結。庄園陳列館的畸形繁榮隨之永遠地終結了。盡管又挂上了陳毅元帥題寫的“地主庄園陳列館”的門牌，盡管正式封閉了《收租院》增塑部分，盡管大門鋼架上“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金屬大字被清除了，牆壁上“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的水泥鑄字也被鏟得不見痕跡，但還是不能改變被冷落的局面。車馬零落，連小鳥都來筑巢。就象洪水消退，留下的只是滿目荒涼。

庄園陳列館何處去？

1980年5月，困惑的陳列館請來二十多名文史哲專家，對這座一直是“階級教育大課堂”的庄園進行“診斷”。專家們的目光掠過《收租院》，掠過“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落到了這座雕梁畫棟的精致的庭院里，落到了2742件珍貴文物上。經過兩天的激烈爭論，專家們作出了這樣的評語：

“這座庄園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國少有的。它是中國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階級產生、發展和消亡過程的一個縮影，是近代地主階級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風貌的典型反映，是社會發展史的一個斷面——因此，無論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

專家們同時鄭重呼吁主管部門：

“作為歷史性的文博單位，治史要嚴，切忌虛构假設……”。

從此，地主庄園陳列館的主要屬性不再是“政治思想工作机构”，而是“歷史性的文博單位”了。但要實現從“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向“歷史性文博單位”的轉移，并不是說一說就能做到的。為此，庄園陳列館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沖破重重阻力，澄清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的真相。對其它展出內容也作了調整——“以复原展出為主，避免漫罵式語言，讓事實說話。”庄園陳列館不再歇斯底里。

陳列館已不复為昨日的陳列館，那么劉文彩還是不是昨日的劉文彩？“水牢”、“地牢”撤消當年，大邑縣政府就接到一封群眾來信。來信全文如下：

大邑縣人民政府負責同志：

來函向你們請教一個問題——如何評价劉文彩？換言之，劉文彩究竟是開明地主，還是惡霸地主？我想你縣的歷史檔案和縣志資料是可以查出來的，你們是最有發言權的。

不久前，我市東城區曲藝組去你縣安仁鎮公演。回蓉（后）其中有一位評書藝人趙講評書時，曾公開向听眾宣講劉文彩的生前情況。他說：

“我們這次到大邑安仁鎮等地公演時，曾听到當地不少農民說，劉文彩待人是很厚道的，不象有人說得那么坏，說他用大斗小秤剝削農民，哪有這回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我越听越糊涂了。我開始怀疑我過去對劉文彩這個血債累累、殘酷剝削農民的吃人野獸是否看法有錯。

接著，我又提出了許多問題，但不能解答。

1．我當年看過《人民文學》關于劉文彩的專題報導，文中引用了許多史實、材料和廣大農民的控訴、揭發，證實了劉文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霸地主。《人民文學》是我國的權威雜志，難道是捏造事實嗎？

2．我們由單位組織參觀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不下十次，根据展覽館（陳列館所展出）的實物資料（和）罪證（特別是水牢），解說，當時農民的控訴，冷月英和受害農民坐水牢的圖片与宣講……激起了參觀群眾的無比憤怒。難道（這些在）今天全部是假的嗎？

3．我深信地主庄園的籌建和無數資料的提供主要靠你縣。難道你縣在党和領導下還敢弄虛作假嗎？肯定是實事求是的。

4．如果說歷史應該恢复本來面目或重新評价劉文彩，那么我認為很有必要你縣撰文刊載川報或晚報上，這樣才能澄清是非、說服群眾。

5．如果說今天劉文彩應列為統戰對象，那么要有必要將劉文彩的生平事跡公諸于世，決不能含糊下去。對就對，不對就不對，在這一大問題上應旗幟鮮明。

6．如果說劉文彩是開明地主，那么過去對他強加的不實之詞應一個一個地解釋、說明，不能支吾或含（緘）默。

7．如果用“文革”時期的一切來為劉文彩辯解、申明，還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因為劉文彩這個惡霸大地主的結論是“文革”前的事，我不知道怎樣為劉文彩落實政策，理由又是什么？俗話說：“道理動明公，空話哄愚人”，只要做到求真二字，那就是以科學態度來正确對待歷史。

8．至于你縣少數農民的反映和趙的傳播，我認為這不是第一手材料，是道听涂（途）說，不應輕信。可是已公開由趙傳播出去，或多或少地會引起人們的思想混亂。我認為說話應負責，特別是在公共場所內。

以上是我一點粗淺的看法，或者說是跟不上當前形勢的一种看法。

來件有錯，請批評指正！

此致

敬禮！

成都市一市民求真寄

（1988/）11/13

這封信反映了一個客觀情況。劉文彩固然是一個土老冒，但他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土老冒，而是一個深刻地影響了几代中國人、一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政治的土老冒。換句話說，他已經成了公共人物。因此，他的形象的任何一點變化，都必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作為劉文彩歷史主要內容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被證明為后人虛构，在社會上必然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過去塑造的劉文彩形象并不确切，确切的劉文彩形象究竟是什么樣的？公眾不能不質疑，不能不多所猜測。以致流言紛起，莫衷一是。

現在，我們就走進歷史，去探索劉文彩的确切形象吧——這歷史已經被有意無意地攪成了一團亂麻，但愿還不致全無頭緒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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