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 (薩斯) 可能將使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5%。 此外，它對整個國家將產生持久的社會–政治影響。中國共產党處理緊急事態和保護人民生命的能力受到質疑，它的權威受到沉重打擊。
在兩名部長級官員因處理薩斯問題嚴重失責而被免職后，還難以預料以胡錦濤主席為首的新領導班子是否會進一步改革干部制度乃至政治體制。這場流行病暴露了中共銅牆鐵壁上的裂紋，它勢必將加速中國轉變的進程。不僅是知識分子，連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牢騷滿腹、不敢聲張和為人所不容的少數人，可能會在走向新時代的過程中起到越來活躍的作用。薩斯影響了社會生活，它在近期和中期會在以下十大方面引起重大變化。
1) 中共 “無所不能” 的神話破產了。溫家寶總理 “降服” 了1998年的特大洪災.其聲譽在全國鵲起。但是在解決令人棘手的小小冠狀病毒問題上，党和政府的領導卻屢屢失誤，遭遇到預想不及的困難。 迫于世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壓力，党的領導層已不再掩蓋真相，但是它無法從部隊醫院和某些省市了解到事實和數字。 在某些地區修建与薩斯有關的醫療和檢疫設施時，衛生部門遭到當地干部和居民的強硬抵制。成千上万的民工有可能攜帶病毒而把傳染病擴散到內地，但是中央政府卻無法阻擋他們离開北京而暴露了党的弱點。
這种情況至少壯了”右傾” 知識分子的膽，他們要求党与國內其它利益集團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權力。
2) 促使大力推行干部責任制。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因隱瞞事實与嚴重失責而被免職，從而引起了更嚴格考核干部的呼聲。清華大學的胡鞍鋼等敢于直言不諱的社會科學家要求引入西方的制約机制，以保證官員剛正不阿。胡教授要求人大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處理薩斯失當的責任。
胡主席与他的盟友溫家寶總理等人迫于壓力，想利用薩斯危机為突破口，徹底檢討效能低下而又腐敗的干部制度。据傳胡–溫領導班子不久將重新調查几十起重大貪污案，其中包括与江澤民或上海幫有牽連的案子。
3) 重燃知情權与宣傳之爭。疫情爆發后，溫總理重申政府單位和國家媒體應該尊重人民的知情權。甚至官方的人民公安報也在評論中指出：群眾的知情權是 “嚴肅的法律問題” 。
但是，積習難改。中宣部三月末發出的通知要求宣傳干部 “牢牢把握新聞報道和評論的正确方向，為防止薩斯創造良好气氛。” 在掩蓋了薩斯真相之后，中共當局要花大力气才能使中國人民和外國觀察家相信它愿意把真相置于党的私利之上。
4) 打開北京對新聞与信息壟斷的缺口。盡管北京有報喜不報懮的癖好，薩斯危机證明當局已無法壟斷信息流通。中國人，至少是大城市的居民，另有渠道來獲得關于這場流行病的信息，并傳遞往往使政府感到難堪的消息。
手机短訊是有力的武器，專家們稱之為 “中國式的人民信息戰” 。甚至在薩斯爆發前，專家們就估計今年將發出1500億條短訊。四月的最后一周，廣東當局拘留了十五人，因為他們用手机傳播蠱惑人心、誹謗性的或反政府的 “謠言” 。但是，中共領導層不得不接受失去信息壟斷權的事實，這是不可逆轉的。
5) 屈從于全球化的影響。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北京竭力反對華盛頓和倫敦提出的 “人權高于主權” 論。時至今日，中共仍堅持主權不可侵犯的傳統觀點，即不容侵犯每個民族國家所擁有的明确邊界。 2001年末北京加入世貿組織后，不得不放棄了相當大的一部分經濟与金融主權。上個月，迫于世衛組織与外國的壓力，它又不得不增加了部分政治与衛生體系的透明度，使之与世界接軌。不久，中共領導層可能不得不放棄更多的權力与控制机制。
6) 更恰當地評价 “軟件” 實力与 “硬件” 實力。中國社科院于年初發表了關于中國 “綜合實力” 的調查報告，該報告把中國的經濟与軍事實力在世界十三個大國中分別列為第三与第四。但是，”中國的社會發展程度” 与 “政府的調控能力” 卻分別被列為第十一与第十三。
社科院的學者們所量化的主要是 “硬件” 實力 。然而，在 “軟件” 實力–某些分析家稱之為道德權威或文化影響–方面，中國的地位与它的經濟与軍事實力卻極不相稱。薩斯危机暴露出中國政府与老百姓缺乏面對事實、講真話和為公眾利益而無私奉獻之類的所謂社會主義品德。為了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中國必須努力培育使其能重登道德与文化殿堂的品德。
7) 解決由來已久的 “硬件” 与 “軟件” 之間的差距。自從鄧小平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創改革時代以來，北京始終集中財力与精力建設基礎設施与硬件，包括從高樓大廈到高速公路，等等，但是，它卻忽視了衛生、教育等軟件。
薩斯這一錯綜复雜的局面暴露了全國各地在醫療、福利、教育方面的惡劣條件。相對現代化的鐵路、公路交通反而更便于薩斯的傳播，使冠狀病毒迅速從中心城市擴散到人們還在用原始甚至迷信的辦法來對付疾病的地區。
8) 減輕地方主義的危害。薩斯的蔓延說明：盡管前主席江澤民与前總理朱鎔基重新集權于中央的措施相當成功，地方主義還是根深蒂固。沒有一個省或大城市愿意如實向世界說明本地的薩斯問題，怕的是嚇跑了投資者和旅游者。個別地區在沒有北京授權的情況下在公路上筑起路障，不讓人們去有疫情的城市。 北京，尤其是江澤民的上海幫，其政策是犧牲內地發展 “沿海黃金地帶” ，他們該為出現這种情況負主要責任。北京對艾滋病的情況至今還在避重就輕，這說明首都的官僚不想解救深受其害的內陸地區。北京是否愿意幫助西部地區建立教育与衛生設施，以求從長解決艾滋病問題，還有待證明。
9) 解放軍的特殊地位受到沖擊。解放軍是掩蓋薩斯疫情的元凶之一。部隊醫院有近200所之多， 但是許多醫院都在提供薩斯病人數字方面拒絕与政府和世衛組織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仍然主管解放軍而又喜歡拋頭露面的江澤民，直到四月末，也就是出現第一例薩斯病的五個月之后，才公開講到這种致人于死命的疾病。 薩斯危机可能會激起輿論， 要求把解放軍變成隸屬于人大的、”正常” 的國家机器。疫情再次證明軍隊是 “國中之國” 。如果北京要适從全球化的要求，這种狀況必須結束。
10) 台灣問題。北京主管台灣政策的干部私下指責台灣總統陳水扁以薩斯為借口中斷兩岸來往。
但是，由于中國与香港都在薩斯問題上應對失當，台灣興起了一股害怕大陸、怀疑 “一國兩制” 可行性的新浪潮，這是不爭的事實。一旦薩斯漸趨消失，台灣的商人和旅游者會重返中國城市，然而冠狀病毒所造成的心理障礙將久久揮之不去。薩斯危机再次證明：大部分台灣人确實想在大陸賺錢，但是沒有多少人能承受隨之而來的政治与醫療風險。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