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紐約報道/中國大陸作家余杰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為期一月的訪美活動中於7 月 8 日下午在法拉盛圖書館以「中國轉型期的暴力問題」為題作專題演講，闡述他個人對中國大陸政治轉型時如何避免暴力的觀點﹐二百民眾與會聆聽並積極提出問題。
余杰首先以大陸熱銷報紙「北京青年報」某日一日之內便登有令人觸目驚心的暴力新聞五﹑六條之多為例(為報復拒付贍養費的父親﹐母親從5樓仍下親生孩子﹔因得不到昇遷﹐科長行刺局長和副局長﹔由500萬元彩票引起家庭糾紛並導致凶殺等)﹐來透視並說明大陸的現實並非如中國新年聯歡晚會那般的鶯歌燕舞太平盛世﹐而是死火山爆發的前夕﹐可怕的是大多數人對此還無感覺。余杰並進一步舉例說﹐當今的農村人若想改變身份﹐經濟上都要付出高額代價﹐其家鄉一考生今年以全縣第一的成勣考入清華大學﹐但家人卻無法承擔高額學費﹐最後全村人捐款為他湊足第一年學費的一半﹔農民如走當兵這條路﹐那麼為找工作而轉志願兵﹐再從志願兵找工作的各環節如沒有幾萬元作賄賂費則也休想如願。
總之﹐余杰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期間的由於兩極分化﹑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各種不公而在民間孕育著的仇恨如不改變﹐這種仇恨將成為中國的毀滅因素。余杰說﹐僅僅是批評腐敗﹑批評專制已遠遠不夠﹐應作一些社會轉型後的前瞻預測﹐他就以下三點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余杰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擔當起以民主科學理念教育民眾的使命。八十年代他本人曾得益於梁冰雁等一批作家為喚起民眾的良知所作的努力。而九十年代後﹐這類作家已鮮見﹐而政治干預文學界使得大陸文壇墮落的現象從張藝謀導演的《英雄》中已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這部電影完全是被政治利用后的一個宣傳工具，十年后，它將會成為反映時代文化「水准」的代表作，「人們可以通過這部電影了解到當時中國的文壇有多墮落」」﹐而一系列謳歌清朝專制統治的電視劇也在中央電視臺被大肆宣揚。余杰說﹐朱鎔基視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組時﹐曾希望他們成為「群眾的喉舌﹑輿論的尖兵」﹐而現在的中央電視臺卻不過是「滿清帝國的御用電視臺」。
第二﹐余杰認為要避免暴力隱患﹐中國必須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他說﹐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社會才是真正穩定的社會﹐以犧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得到的穩定是「肥皂泡」式的穩定﹐隨時可以破滅的穩定。余杰舉例說中國的Sars事件表面看是一起醫學事件﹐但實際是中國無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所造成惡果的直接展現﹐海外華人曾樂觀期望中政府會通過Sars事件吸取教訓﹐在新聞自由方面有個突破﹐但從七一時為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的舉世矚目的香港五十萬人反23條大遊行在大陸所有媒體上都是空白來看﹐大陸新聞自由未有絲毫改善。
最後﹐余杰說﹐避免越來越多的暴力發生﹐大陸要還民以信仰自由。他說﹐美國的繁榮與其宗教信仰自由不無關係﹐而大陸即便是語文課本也會淪為政治教育的工具﹐江澤民的講話被編入教科書﹐中國現在加入共產黨的人並不是他們信仰它﹐而是出於對各種利益的訴求。余杰特別指出﹐中共近年一改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並轉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宣傳其實會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負面因素﹐因為那不是人所需要的精神信仰﹐中國應允許各種信仰的興起﹐那將對中國是個良好的潤滑劑﹐而壓制公民自由則會被永遠訂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在回答聽眾問題時﹐余杰特別提到﹐他此次美國之行的另一主要目的是為「新青年學會」的四君子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正在遭受的迫害而奔走呼籲﹐這件事情他會走到哪說到哪﹕他說﹐四位青年是跟他同齡的优秀學子﹐他們為農民提供免費的法律指導﹐為農民的孩子免費上課,他們僅僅是聚集在一起討論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一起思考和寫作﹐居然被誣蔑以「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就在其出國的前幾天分別被叛以十年﹑八年的重刑。徐偉在法庭上以頭猛撞審判席﹐表示寧死也不願回看守所遭受警察的非人凌辱。張宏海在法庭上出示脖子上被警察用煙頭燙出的幾十處傷痕，他的哥哥張宏圖在旁听席上失聲痛哭﹐他們患病的母親被隱瞞著這一切﹐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說﹐7月7日華埠中華公所「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頒獎儀式上﹐義賣「拒絕謊言」所得500美元將捐款給四君子﹐以表微薄的心意。他並提到自己現在面對大陸當權﹐不得不以「兩只筆」寫作﹐一只筆用於寫將在中國報刊發表的東西﹐寫法要講究策略﹔另一只筆則用於直抒心意﹐痛快淋漓﹗但這部份寫作成果的出版過程卻要難於其寫作過程﹐如「拒絕謊言」最合適閱讀的本是大陸讀者﹐但不得不在香港出版。
有聽眾問余杰﹐既然中國無新聞自由﹑無信仰自由﹐他如何還能在中國高校或前來美國發表這方面演講。余杰告訴大家﹐他是一個自畢業以來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人﹐中宣部丁關根特別「關照」﹕不許分配他工作﹐為此﹐此後的兩年內他都無法落戶北京﹐他沒有身份證﹐在北京和家鄉都無戶口﹐北京的人口普查數目中是不包括他的。他和妻子早已舉行婚禮﹐但卻無法領到結婚證。只是現在的中國在各種腐敗之中存在著一些縫隙﹐其實也是腐敗的表現之一﹕那就是雖有從上到下的金錢利誘和強權壓制﹐但各地官員仍有從滿足個人需要前提出發﹐當「利誘」不夠或「壓制」不利時﹐便會給他這樣的人以機會。
會議結束前﹐會議主持人上臺告訴大家一位女士請余杰將一張一千美金支票轉交正在大陸受難的「新青年學會」四君子﹐這位女士已悄然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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