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2日】三、“五烈士”非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亡，是為參加武裝叛國叛族、更“為中共出賣而死”
有一個可笑得完全講不通的結論是，所謂左聯五烈士是為文學而死，更是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不知道是無知、無賴、抑或是不敢，竟然遲至今日，還在振振有詞地說著：“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大部分被進步文藝佔領了。國民黨反動派窮兇惡極，對左翼作家進行了瘋狂鎮壓……最後，敵人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戮。”[52]
我們似乎不必再重複前面已經提及的那些“文學的事實”了。這些文學的事實，就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中國共產派作家們所擁有的創作和出版自由之大，只能使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下的作家們，不能、也不敢想像。但就上述這個在當代中國任何一本新文學史著作中都能夠看得到的“歷史結論”而言，它的純粹的“胡說八道”，實在只能使得稍有腦筋的讀者，都能夠指斥他的荒誕不經。因為，既然“國民黨反動派”窮兇極惡，對左翼作家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甚至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戮”，那麼，“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還有可能大部分都被“進步文藝”佔領碼？如果是，五十餘年來，共產黨倒真的是對一切“反動文藝”都進行了瘋狂的鎮壓，甚至不知已經用過多少方法，“殺戮”過了多少次，但為什麼“反動文藝”，“反動文藝刊物”和“反動的文藝團體”，迄今非但一點陣地都佔領不到，而且五十年來連一家也不能夠存在呢？
一句話，就是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在撒謊，而且撒的是“瀰天大謊”，並且只因這個謊言，是撒在絕對不準許別人說話的前提下，甚至已經撒了成千上萬次，所以，它才不僅成了“事實”，而且成了“真理”。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左聯五烈士的“文學”雖然是“要革別人的命”的，但是，他們也絕不是為了這個“要革別人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為他們早已直接地參加了中共受俄命所發動的武裝叛國而死的，而是在參與中共叛國叛族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之時，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
而要瞭解“五烈士”究竟是怎樣地因為參加中共的殘酷內訌內鬥而死，我們就必須對左聯成立前後中共黨內的所謂路線鬥爭，有一個起碼的辨識。
（一）
這個起碼的辨識之一，就是後來被共產國際批判和否定的所謂立三路線。但這個所謂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卻是由斯大林決定的、並且從來也不曾改變過的“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路線”。
本文在論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何竟然是中共叛國叛族的“直轄文學支隊”時，就已經將蘇聯如何命令中共叛國叛族，和中共怎樣受俄命而瘋狂進行叛國叛族的事實，作了相當事實性的介紹。現在，本文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個相當事實性的介紹，就是立三路線的事實性真相。
因為，事實上，立三路線的由來，就是根據中共“六大”決議。而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指導下召開的中共“六大”，就已經遵俄命提出了要在中國“爭取革命高潮”和“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方針。此其一。
二是立三路線又是根據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三封指示信而來。因為第一封指示信，就已經肯定中國“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它甚至指示中共要“積極的展開著、並且是日益地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
三是立三路線的代表作，就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那個有名的“決議案”。該決議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並指出“要爭取革命在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是最決定勝負的力量……所以要組織政治罷工，擴大總同盟罷工，加緊武裝組織和訓練，以豎立武裝暴動的中心力量……”該決議案還將“汪精衛的改組派和陳獨秀的取消派列為殘酷的反革命派，而號召揭露和消滅。”此即所謂立三路線的基本精神。
四是上述決議案在送達莫斯科之後，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根據這個決議案所通過的“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乃與立三路線完全一致。不僅肯定了中共這個決議案的正確，並指示要將“建設蘇維埃和紅軍為第一任務，”，指示中共要“儘量發展政治罷工，凡在革命鬥爭發展的地方，要努力企圖把革命的職工運動，從秘密狀態之下公開出來……”左聯的公開成立和公開活動就是受此命而來。
所以，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就曾為立三路線辯護說：“……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與國際不同呢？……目前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是和國際的指示無絲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53]
（二）
這個起碼的辨識之二，一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這一旨在瘋狂發動武裝叛國叛族的立三路線遭遇了慘敗。二是不懂事的李立三還在自以為能夠奪取偉大成功之時，曾口出狂言，不僅要發動中國的武裝暴動，更要藉此來發動世界的共產暴動，並且要把蘇聯“拉進與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之中”。三是他甚至敢於對蘇俄“大不敬”地揚言說：“等我們打下了武漢之後，我們就要用另一種方式來跟共產國際說話了！”這就是後來共產國際指斥李立三“竟敢於將對共產國際的忠實和對於中國革命的忠實互相對立起來”的來由，更是共產國際要將立三路線定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和“實質上是托洛斯基路線”的由來。
然而，一是共產國際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二是失敗的責任只能由李立三來承擔；三是李立三的“口出狂言”得罪了共產國際；四是中共黨內的各派反李勢力早已在準備著“奪取權力”。而在各派反李勢力中，最有力的是以王明為首的莫斯科派、即共產國際派，和國內實力派、即羅章龍與何孟雄派。
於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而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由於被共產國際認為“不是清算立三路線，而是調和立三路線”，所以，共產國際便乾脆派遣它的東方部部長、俄國人米夫帶領著早已垂涎中共最高黨權的王明派人馬，赴上海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清算立三路線，並為李立三的錯誤定性；親自扶王明上馬，以建立一個從今以後能夠絕對服從共產國際即蘇共的中共中央。但是，清算李立三雖然獲得了中共地方勢力派羅章龍和何孟雄等的支持，但共產國際對王明的“情有獨鍾”，卻引發了他們的激烈反對。於是，曾反對過李立三的羅章龍和何孟雄等人，首先由“海總黨團發表了反四中全會的決議案”，而出席了六屆四中全會的羅章龍又於會議閉會次日，即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就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要求“成立臨時中央，主持全國緊急會議……”。一月十七日，何孟雄又在上海東方旅社召開了“全總黨團會議”，用王明的話來說，就是“公開向黨進攻……”
“為了撲滅這場剛剛燃起的反四中全會和王明上臺的火焰，米夫和王明一方面利用共產國際的領導權控制局勢，一方面對黨內不同意見者進行壓制和打擊……元月十三日，在六中全會閉幕後的第六天，米夫和其他國際代表親自召集‘反四中全會代表團’開會……他們在會上宣佈，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和王明上臺，就是反對國際代表，反對共產國際，就會受到處罰，以至開除黨籍……”。王明甚至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同志組織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並進行檢討，違者，一律開除出黨……”[54] 而“當時受到開除黨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擔任各省、市、區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就有二十多人……”[55]
由蘇俄欽定的王明中共中央，在這場關係到黨內最高權力的鬥爭中，在關係到蘇共對中共的領導權絕對不容許任何人挑戰的惡鬥中，豈但是要“不惜進行嚴厲的組織制裁……”，而且要“借國民黨反動派之刀，來懲處他們自己的不同黨見者們”了。李立三被“帶回蘇聯受審”時，共產國際領導成員古丘莫夫曾當場揭露了這樣一個驚人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
“有中共分子三十人被政府拘禁於南京，其看守隊竟為共產黨分子所控制。中共南京市委主張看守隊叛變釋獄，而中共江蘇省委竟主張將被拘者處死，以便號召全國暴動。結果，這些被囚的囚者，竟被中共自己人親手槍決，而看守隊事後也被繳械……”[56]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蘇省委竟能夠為了激發武裝暴動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殺害自己同志；此時，中共的王明，為了捍衛自己剛剛奪取到手的權力，又將會怎樣地“借刀殺人”呢？
先看當時的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是怎樣向他的俄國主子“匯報”的。王明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匯報文件《關於四中全會前反立三路線的經過》一文中，曾明確地說道：“羅章龍把一切托陳派、被開除、來歷不明及我們一部分同志幾拾人在一個旅社開會反黨，使我們二十五個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犧牲，在北方的被監禁。上海東方旅館二十五人被破獲是羅章龍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話來判斷，就是二十五位共產黨員在東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產黨自己告的密，並且告密者就是反四中全會的首領之一羅章龍“同志”，被捕者就是以何孟雄為首的反四中全會派的“共產黨同志們”。其中筆名叫李求實的，就是五烈士之一的李偉森。
但是，臺灣的中共黨史學家王健民，卻在他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第九九頁中，引用《中共透視》第144頁的資料，同樣明確地揭露說：“關於何孟雄被捕，乃陳紹禹之告密”。而陳韶禹就是中共領袖王明。
這兩條分別揭露了不同人告密的資料，有一點卻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論是王明的揭發，還是中共黨史專家的揭露，均指出了告密者為共產黨自己。
由於一九四五年之後，王明已經被毛澤東鬥倒鬥臭，所以，中共的黨史學家們，便敢於為指責王明告密陷害自己的同志，提出了有力的佐證。
佐證之一，就是何等被捕前，“……當時工部局內潛伏有我黨中央特科的敵工人員得到情報，立即通知了組織，可是……王明早已視他們為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右派敵人。結果，林育南等同志沒有得到敵人即將進行逮捕的通知，他們全部被捕了……”[57]
佐證之二，就是後來曾擔任過中共駐蘇聯大使的劉曉曾證實說：“記得有一次省委會議上，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已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其實，他不叫省委管，也沒有讓中央管。並認為：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險的，恐怕已經來不及了。”[58]
佐證之三，還是這個劉曉，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當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傳到江南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王明聽到後‘表情異常冷淡’，以後又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何孟雄等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59]
佐證之四，就是中共黨史學家證實說：“何孟雄等被捕後，龍華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絕接受他們黨的關係，不讓他們參加支部活動。”[60]
佐證之五，就是：“……當何孟雄等二月七日晚被處決後，王明還在對他們繼續進行批判。當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義的惡耗傳來，王明冷淡的態度簡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沒有提出上海黨組織如何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的問題，相反的，還繼續向烈士身上潑髒水，繼續攻擊誣衊他們，胡說他們犧牲是個人野心、反黨分裂的必然結果……他還惡狠狠的宣佈：‘……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中央精神，組織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要省委根據他的講話，起草一個文件，指出何等被捕犧牲的所謂教訓，和繼續批判他們的錯誤，發給各級組織……。’”[61]
夠了。因為，綜上所述，事實就是：以何孟雄為首的中共四中全會反對派，在他們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於上海東方旅社舉行“全總黨團”反對四中全會的會議時，恰恰是因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國民政府的逮捕。而國民政府在接到告密之後，對這些在蘇俄武裝侵略自己國家時，竟能為“裡應外合”，而受俄命號召並發動武裝叛國叛族的國賊和族賊們，予以逮捕，並於二月七人日將他們處決，實為天經地義。就不說，逮捕的機會竟因他們自己來告密提供；就不說逮捕他們之日，又正是他們在我們的敵國派人來領導他們繼續為害本國之時……
在全世界被稱為最為民主的美國，當年那個曾甘做前蘇聯間諜的愛森堡夫婦，就被送上了叛國者活該的不歸之“椅”，並且永無平反之日；同樣是在這個堪稱世界最民主的國家，當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之難襲擊了他們可愛的祖國時，那個要幫助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權來反對自己國家的年輕人，今天又因為“叛國罪”而身陷囹圄，並被判刑二十年，雖然他已經在獄中懺悔過自己的叛國罪行……
（三）
至此，我們最後要辨識的則是，正是在魯迅為紀念所謂左聯五烈士所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這篇文章後面，竟然附有這樣一註釋。這條註釋明確地指出，所謂左聯五烈士──“他們都是左聯成員，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們為反對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東方旅社參加集會被捕……”
──這個日期和這個會議，恰恰就是中共何孟雄派開會發起內訌內鬥的日期和地址；也是中共領袖王明和中共中央在本黨的內訌內鬥中為“借刀殺人”，而出賣自己“同志”的日子和地方。“中共的左聯五烈士”只因全部參加了這一場血腥的內訌內鬥，才與他們志在一起背叛祖國和民族的戰友們一起，因被“本黨”出賣而同時被捕，並在二十天後被同時處決。而在此之前，不論他們創作過怎樣要“武裝保衛蘇聯”的“文學”，如何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的“作品”，甚至直接地參與了“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種種罪惡行徑，“國民黨反動派”都沒有逮捕和處決他們。五人之中，唯殷夫曾被逮捕三次，然而三次均為“國民黨反動派”教育釋放。
現在，我們的“辨識”終於能夠給五烈士之死因，作出這樣一個符合歷史事實的判斷了。這個判斷就是：
中共五烈士非為製造要革別人命、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甚至不是為了自己曾參加和號召武裝叛國叛族而死，而是與中共領袖何孟雄等其他二十位“中共反黨同志”，一起被中共中央蓄意出賣而死的。也就是說，“國民黨反動派”並非因為他們已經並正在製造要革自己“反動統治”命的“文學”，才把他們逮捕和處決的。而中共和中共的同路人們，之所以要回避這個根本的歷史事實，非要將他們定案為“為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甚至稱他們是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流了鮮血和送了性命的“前驅”，無非是他們為了隱藏自己的罪惡和為了繼續煽惑人心的需要，而給予歷史和文學史的又一個赤裸裸的栽髒罷了。就所謂的“左聯五烈士”這一名號而言，亦不過是不解真情的魯迅，所贈予這五個叛國叛族青年的一個傷心“謚號”而已。
結束語：
本文意在辨識所謂左聯五烈士之死，卻沒有對當年那五位文學青年的身世，作一個較為細緻的介紹。總之，在那個年代，他們雖然出身不同，經歷也不盡相同，但是，在那個鼓吹倒退的“主義”──實際祗是一家來自西方的“邪教”，帶著那面充滿誘惑的旗號，打著它假冒的“西方科學”的招牌，吹虛著它在俄國的“革命成功”，更包藏著新老沙皇俄國對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野心，企圖橫行在我們正處於艱難變革中的國土上時，他們，一群小知識分子，一群文學青年，在人士的十字路口上，受誘惑了，被迷惑了，甚至要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那個“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這雖不是整整一代人的歧途，但卻造就了我們整整幾代人、乃至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鉅大歷史悲劇。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祖國和民族還深深地陷入在這個史無前例的歷史悲劇之中，而難能自拔……
至於由這個所謂信仰的悲劇，在文學上所造成的損失和損傷，而今竟也只能令我們“欲說還休”。因為，如果文學史的栽贓者們所言“確鑿”，那麼，即便有所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前驅的血”，它又怎樣能夠與中共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無數文藝家所流出的鮮血相提並論呢？就不用說“共產黨進步統治”下的中國文學成就，又怎能拿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的中國文學成就相比！
而當年的那個十三歲的文學少年，今天，在他早已過了不惑之年，並在認真地反思著自己祖國的這一部新文學史之時，他對自己在少年時代就曾景仰不已的所謂左聯五烈士，又祗能懷著怎樣的感慨？或許他只能將那一首所謂的革命烈士詩抄，因心懷別緒，而“篡改”成這樣的傷心詩句吧：
龍華千載訴悲風，
國賊身亡志竟終；
馬家桃花共家血，
一般腥羶一般紅……。
註釋：
52、《人民網》2002年三月二日。
53、薈盧藏《中共三中全會資料》第八號：“特生報告”。特生即向忠發。
54、“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白區黨內才爭的一些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期。
55、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吉林文史出版社。
56、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69頁。
57、李海文、金海寧：“東方旅社事件”《社會科學戰線》1980第三期。
58、轉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226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59、劉曉：《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期。
6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22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61、《中共黨史資料》第十四期。
(黃花崗雜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