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日訊】2003年，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在未來史書上，2003年中國之大事件首選何事？是國家主席換人，還是神五升空？……其實，上述種種，過眼煙雲而已。
古人有云：風起於青萍之末。而2003年確實有新興之風自青萍之末起。雖然，這一蕩起漣漪之風在中國官方傳媒上至今渺無蹤影，我卻認為它具有開闢鴻蒙之功，必將凝結在歷史上。該風何名？非邪非妖，堂堂正正，”民間維權之風”是也。
有鑒於此，2003年，對中國意味著–權利。可以恰當地把它稱為中國的”民權年”，或用國內學者的語言叫”新民權運動”年。而杜導斌、劉荻、蔣彥永、鄭恩寵、孫志剛、孫大午……，這些名字勢將載入2003年史冊。
中國大陸的學人近水樓台，已經察覺到了民間的這一湧動，並訴諸筆墨。於是，我們看到了大陸內部此伏彼起的維權案例，看到了《新聞週刊》年終特刊”新民權行動”……。海內海外，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此之謂也。
國內學人在論述這種”新民權行動”時，把它與1949年以來的中國的其他民間運動比較，敏銳地觀察到了它的幾個嶄新特點：
1． 個體型而非群體型 2． 自發性、案例型，意識形態淡化 3． 注重憲法權利，凸顯法治主義 4． 訴諸司法過程 5． 尋求一百多年以來的近代傳統資源 6．與中國各類不同區域和族群的權利訴求相呼應、相激盪：如香港、西藏的維權示範作用與內地的交相激勵。 7． 維權活動的公開化透明化 8．網絡的關鍵作用導致維權行動全球化，網絡成為無權者權力的具體象徵 9． 公共知識分子的重新出現和參與，網絡簽名所激發的社會驅動力 10．法學家逐步取代經濟學家的舞台中心位置
以上種種，可以在國內學者作家王怡、秋風、劉曉波、余傑等人的近作中發現其詳盡脈絡，也可以在國內外幾封聯署公開信和宣言中發現其實踐蹤跡。筆者以為這些特徵的描述大體上是適當的。
筆者在這裡想補充的是，誠然，司法與政治是相對獨立的，而古典自由主義在邏輯上也有非政治的特徵。然而訴諸歷史，從長程眼光看，司法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仍是彰彰在目的。即使在普通法系的國家也照樣如此。因此，在當下中國，司法過程如何演化為政治過程，司法實踐如何轉化為政治後果，就是我們必須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這裡，通過個案的聲援達成的某種精神集結，通過網絡聯署達成的某種堂堂正正的公開群體效應，恐怕是達成上述轉化的關鍵渠道之一。在這一問題上，除了西方的歷史經驗之外，我們也並非沒有傳統資源可供後援精神支撐的。東林、復社、公車上書、蔡元培長北大時期……，都是鮮活的自家歷史脈絡。
明末的東林書院，清名遠播，全國各地學人一致仰慕，聯翩來集，皆以東林為歸。其學風鼎盛之時，人才湧湧，致使書院宿舍容納不下。東林首領顧憲成強調”實學”，其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提倡關心國是、體閔民生疾苦、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由於東林清流名聲卓著，朝野矚目，同時也導致權奸迫害。宦官魏忠賢專政時期，閹黨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東林黨多人被殺害。直至魏死，東林黨得以平反昭雪，並成為中國歷史上書生結社論政革故鼎新的典範。
復社，作為江南士大夫繼東林黨之後發起的文人組織，主張改良政治。復社領袖張浦以”興復古學，務使為用”為宗旨，集郡中名士，並聯絡江、浙諸省文人，將全國16個文社合併而成復社，聲勢浩大，規模堪稱讀書人聚集之最。
開近代中國變法之端的是”公車上書”。1895年3月18日，康有為偕弟子梁啟超赴北京參加會試，時值中國甲午戰敗，與日本所訂的《馬關條約》的喪權辱國內容已傳到北京。當時雲集京師的舉人義憤填膺。先是，各省舉人分別向都察院提出要求，但效果不顯。嗣後，康有為倡儀18省舉人聯名共上一書，向清廷提出強烈要求。眾人推舉康起草。於是他撰寫了一份長達1.8萬餘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亦為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此舉為戊戌變法拉開了序幕，從此，中國的現代改革與革命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往後延伸，公車上書20 多年後，蔡元培長北大，延攬人才，廣納賢士，致使古今中西的各類才俊，雲集紅樓：胡適、陳獨秀、周氏（樹人、作人）兄弟、梁漱溟、李大釗、辜鴻銘、劉師培……濟濟一堂，互相辯難，相與切磋，天下響應，風起景從，興起新文化運動，開闢了中國是非糾結恩怨纏繞的歷史格局。
上述事件，雖然意識形態色彩較重，但其權利啟蒙之功，卻不宜抹殺。否則，眼下的民權訴求，就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流了。因此，當今之世，如何借鑒西方與中國的傳統資源，力促一個一個的司法案例遵循國際通行的司法程序，使單個案例匯聚成民權保障的洪流，進而提升國民的個體權利意識，使司法與政治聲氣相求，互為援手，相互平衡，從而在後極權政治時代開闢出中國國民的維權之路和中國政治的文明之路。這是當代中國人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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