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九月十九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在獨裁舞台上表演了十五年的江澤民，在黨心民意的強大而持續的壓力下，終於謝幕了。
黨心民意強大壓力迫江下台
看電視，江下台贏得了全會代表們的熱烈掌聲，是江大權在握時從來沒有過的，也為近年來中共高層會議所罕見的。
看網絡，通常對時政大事的議論總是千奇百怪的網絡民意，居然也出現空前一致的歡呼聲。比如，中共最大紙媒體喉舌《人民日報》下屬「人民網」的「強國論壇」上，大都是「今天是個好日子！」「九一九 喝喜酒 人民高興 惡鬼愁！」「外面都在放鞭炮……」「天佑中華！中國人民有救了！人民萬歲！」
事實上，中央委員們的掌聲與網絡民意的傾向一樣，恰恰說明了江的極端不得人心，黨心和民意都非常反感江留任軍頭，而且對十五年的江時代也沒有多少好評。自江踏著六四血跡上台以來，在太上皇鄧小平及其官方語言中，江是「第三代核心」；而在普通黨員眼中和民間輿論中，江卻是既無魄力、更無魅力的平庸之輩，所以才有「政治戲子」的蔑稱。特別是在一九九九年江模仿鄧小平閱兵之後，江在境內外輿論中的形象之惡劣，甚至超過了以前最受病詬的「李月月鳥」（大陸人對李鵬的戲稱）。看看大陸民間流行的諷刺性「新民謠」，拿江尋開心的段子最多，已經成為私人飯局上的「佐餐娛樂項目」。
江十五年大權在握，除了鄧南巡時被嚇出一身冷汗外，可謂出盡風頭；但作為一個大國的最有權勢的政客，留給國人和國際輿論的最深刻印象，幾乎全是「戲子」般的拙劣表演，比如，港人無法忘記的一幕，不是江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儀式上的表演，而是他怒斥香港記者的醜態。
十六大後挺胡貶江的輿論潮
在「江核心」遭到普遍厭惡的輿論環境中，有些境外媒體把江的辭職解讀為主動下台，實在是天大的誤會。在我看來，如果江不是平庸無能和利令智昏，他的謝幕也許要體面得多。如果在二○○二年十一月的十六大上，他也像其他六常委那樣下台，對其形象而言，也許還能多少挽回一點聲譽，贏得體面下台的評價。然而，他對權力的病態嗜好，必然使他越發利令智昏，以他在黨內的膚淺資歷和在台上的平庸政績，居然想學鄧小平的先例，硬要以普通黨員之身連任軍頭。而在黨心民意看來，無論是權威還是政績，江與鄧相比，簡直差之千里。在鄧的聲望如日中天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鄧的垂槍聽政尚且招致黨內外的不斷罵聲，而在六四後中共政權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時代，完全靠著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集團欽定的江澤民，既無鄧的資歷和威望，又無鄧的魄力和政績，卻硬撐著要連任軍頭，由此引發出十六大後挺胡貶江的輿論潮，實乃江的咎由自取。
江留任兩年，既是不明智的自我作賤，又是以丑角為胡溫當托兒。看看十六大以後的國內外輿論，凡是涉及到江的，全是盼他盡早下台。比如，就在十六大上江剛剛連任，就有境外媒體猜測江在幾個月後的十屆人大上交權；之後的二屆、三屆中央全會，每一次都有一邊倒的促江下台的輿論。以至於，由於盼江下台的黨心民意過於強烈，社會輿論對十六大以來中國事務的評價，出現了極端情緒化的偏向：垂槍聽政的江澤民，不但變成了胡溫新政的垃圾桶，且殃及進入高層的江系人馬——幾乎所有的壞事都是江系幹的，而所有的好事都是胡溫幹的；即便胡溫幹不好的事，也是由於江系搗亂。
比如，就在江下台前，頗受輿論關注的一條新聞，居然是《中國青年報》九月一日關於宋祖英的報道《1.6億元財政赤字上的豪華演出》：在四川貧困的萬源市舉辦的一個紀念紅軍活動的晚會上，名歌星宋祖英獨唱四首歌，獲得的報酬高達四十二萬人民幣之巨，相當於當地農民年收入的二百一十倍。而萬源市的年財政收入僅四千萬元且債台高築，前年財政赤字高達一億六千萬元。大陸和港台的歌星在大陸演唱時索取高價，已屢聞不鮮，但《中青報》如此報道宋祖英的豪華演出，表面上是批評萬源市地方政權，但關注中國政情的讀者都知道，宋祖英是江最欣賞的女歌星，而《中青報》則是胡錦濤嫡系共青團的機關報，時機又恰逢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夕，這樣的報道顯然會使人聯想到江、胡之爭。
反江力量向胡溫靠攏
所以，就黨內高層而言，一方面，無論是否喜歡胡溫，也無論胡溫是否比江朱更有能力，反江的黨內外力量都會向胡溫靠攏。另一方面，進入新政治局中的江派人馬，也都因江的戀權而跟著沾腥。隨著反江的黨內外聲音越來越大，那些靠江的提攜進入中共高層的人，僅僅基於他們的個人利益，也不願替江背罵名，不願被輿論看成江在政治局內的傀儡，更不想被歸於「上海幫」之列（很容易讓人們想起當年「上海幫」——「四人幫」），當然希望江早日下台，以便盡早卸下江的惡名對這些新權貴們的拖累。
縱觀包括港澳台在內的整個中國，幾乎無人不希望江早日下台。如果說還有人對江的下台感到沮喪，那就只能是靠著江特權庇蔭下的江氏家族。也許，江終於悟出了這一點；更大的可能，是江在堅持了兩年之後，實在頂不住黨心民意的壓力，不得不交出軍權。但，現在交權，在黨心民意那裡，已體面全無，剩下的評價，也就只有權爭的失敗者。曾慶紅沒能填補副軍頭的空缺，似乎已驗證了江的失敗。
儘管全會關於江辭職的公報，通篇是不著邊際的讚美，開了中共歷史上「未蓋棺，先論定」的先河；儘管，全會閉幕時，江、胡共同接見與會代表，胡作了滿嘴抹蜜的頌江講話，對江的恭維確實有點離譜，但兩年來，胡以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尊，屢屢跟在江身後出席軍方活動，那種屈辱的滋味，胡心裡最清楚。胡、江之間明爭暗鬥的辛苦，胡也最有體會。
江澤民不愧被稱為「政治戲子」，離開他眷戀的權力寶座時，也想把自己的謝幕表演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潮。他的請辭信，把自己塑造成無私為黨為國為民的黨魁；在向代表們發表謝幕講話時，那種前所未有的高亢語調，肅然把自己的請辭當成偉大的壯舉。同時，他又不得不對新主人胡錦濤作肉麻奉承，因為，對江而言，這最後的謝幕，只為了至關重要的一點：保證江氏家族的利益安全。
十五年江時代，除了鎮壓法輪功的罪惡終將被清算之外，在其他方面，不過是對鄧氏跛足改革的平庸守成而已，平庸得甚至讓人賴得評價。勉強評一句，給個「獨裁戲子」的俗名，最為準確。
江留下危機重重的殘局
江澤民下台了，胡錦濤圓滿了，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但胡的權力像江一樣，來自鄧的欽定，他也可能是江的翻版，不敢超出跛足改革的鄧模式；而不敢超越鄧模式的黨魁，肯定無大作為，平庸到下台。起碼就胡溫上台兩年來的執政而言，胡溫體制還沒有「新政」，有的只是對「舊政」的策略性技術性調整。鄧改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為中國留下最大的隱患；江提出「三個代表」，核心是「黨代表一切」，非但沒有解決一個鄧留下的大難題，反而使所有深層危機日益加重；胡的「新三民主義」，核心是「黨為民作主」，也不大可能突破改革的深層瓶頸。
此次四中全會，媒體在炒作江的下台之外，還關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議題。這一決策，還未實施，就已被御用智囊吹噓成胡溫的制度創新了。然而，在我看來，中國問題的關鍵是黨權至上而民權全無的制度性不平等，它是其他領域的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如此現行體制下的政治改革，即便先擱置狹義的選舉民主，也應該改善民權嚴重匱乏的現狀。換言之，只有把「擴大民權和限制官權」作為制度改革的重大議題，也作為法治建設的基本方向，才可稱為真正的制度創新。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不過是以前逢會必講的「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時髦說法而已。所以，不改革黨權至上體制，就改變不了司法、言論、結社、宗教、選舉等基本人權匱乏的局面。無論胡溫及其智囊想出多少技術性的加強措施，在根本上，仍是囿於壟斷權力敵視民意的傳統巢穴。
君不見，正值把「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作為中心議題的四中全會召開的前後，加強執政能力和依法執政的活例證，不是嚴肅吏治和善待民意，而是縱容官權對民意的更嚴厲打壓——言論管制和截堵上訪者的不斷強化：
——對來京上訪的底層民眾進行大規模的截訪、驅趕、扣押，人數已經高達三萬多人；上訪村的維權領袖葉國柱等人，居然因為合法申請遊行而被捕；
——鮑彤先生、蔣彥永先生等異見人士被嚴密監控，畫家嚴正學被警方帶走；
——知名網絡作家孔佑平和甯先華於二○○四年九月十六日被遼寧省瀋陽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判處十五年、十二年的徒刑；
——炮轟中宣部的北大新聞系副教授焦國標被中宣部點名警告；
——報道江澤民最欣賞的軍旅歌星高價走穴的《中青報》被迫向宋祖英道歉；
——姜煥文開辦的中國第一家民間舉報網站「中華舉報網」，李德新主持的「中國輿論監督網」，倍受網民歡迎的北京大學的「一塌糊塗網」，還有民間的思想文化網站「文化先鋒」、「憲政論衡」、「燕園評論」等，先後被關閉；
——僅僅因為發表一篇批評金正日政權文章，知名雜誌《戰略與管理》就被吊銷刊號；
……
執政能力下降的三大方面
的確，與江朱執政時的自我吹噓相比，胡溫起碼還有緊迫的危機感，知道中共現政權的執政能力已經下降到隨時可能失控的程度。即便不談日益多元化的經濟利益和價值取向對僵硬的政治一元化的挑戰，不談國企危機、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也不談愈演愈烈的公正危機、兩極分化、民怨沸騰和道德崩潰……，即便僅就黨內危機而言，執政能力下降起碼有以下三大方面：
一、愈演愈烈的腐敗難以遏制
儘管此次全會拋出前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來作「反腐秀」，但涉嫌賴昌星走私案的賈慶林，涉嫌周正毅金融案的黃菊，即便不以腐敗嫌疑進行調查，起碼也該負有領導失職的責任。然而，賈、黃二人仍然坐在四中全會會場的最前排。當下的中共反腐敗，既是沒有司法獨立的「特權式反腐」，即只有中共政治局及其中紀委才有查處高官腐敗案的權力，也是沒有透明監督的「黑箱反腐」，即對於高官腐敗案，獨裁寡頭們決不會輕易地讓某一高官身敗名裂，無論此人的公眾形象多麼臭名昭著，此人的家族成員多麼腐敗，也會安然地逍遙於輿論監督和司法查處之外。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鵬，如果他能提前出局，他的家族腐敗得到公開曝光和司法追究，絕對有利於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重建。而李鵬之所以一直到十六大才「圓滿」結束任期，他的涉嫌「新國大集資案」的兒子之所以至今逍遙法外，就在於中途「倒李」將危及整個寡頭集團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所以，只要不破除特權化黑箱化的反腐潛規則，不從獨立於黨權的制度反腐入手，腐敗就無法得到有效遏制。
二、政令不暢和權威效力層層遞減的局面難以改觀
當改革喚起了國人的自利意識之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獲得了畸形膨脹，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利益至上」，國人也越來越變成瘋狂的金錢拜物教的信徒。地方利益與中央利益、上級利益與下級利益、中共政權利益與官員個人利益……之間的分化、衝突也日趨激烈。加之金塔式垂直權力結構的代理鏈條過長，中央的每一政令在向下貫徹的過程中，必然遭到地方利益集團的層層稀釋，也必然被基於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員扭曲。當一個政令從中央到達鄉鎮之後，其政令已經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其效力已經消失於無形的稀釋之中。官方媒體經常抨擊「三令五申卻全不見效」的現象，即便貴為總理的溫家寶，也要為解決一個小地方的個案連續下達三次指令。
三、官員和黨員信念喪失、忠誠度下降的局面難以改變
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全無道義凝聚力，官員對政權、下級對上級的「效忠」，早已不再是對信念及從政道德的堅守，而僅僅是基於烏紗帽及其既得利益的有無和多寡。看看那些身陷囹圄的貪官們的臨終自白，在講到自己墮落的原因時，大都要講到如何經不住金錢的誘惑而喪失了為官的信念和道德。這種主要靠利益交換維繫的政權與僱員之間、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必定淪為「有奶便是娘」的機會主義。於是，政權的道義合法性不足，只能靠政績來彌補，經濟高增長變成最大的政治，變成維持獨裁政權和權貴利益的核心手段。中央及其高官的權威不足，只能靠利益收買和烏紗帽要挾來彌補，官員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變成了主要的從政激勵，也變成了維繫「官場忠誠」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說，跛足改革導致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局面已經形成，政權利益分化為無數權貴集團的利益，集團利益最終要量化為權貴家族及其個人的利益。所以，現政權抓住壟斷權力不放，大小官員拼命向上爬，再也不是為了任何道義的理想，而僅僅是為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既得利益。在這種毫無政治信念和從政道德的剛性利益集團面前，「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誓言，不過是吐向銅牆鐵壁的口水而已。
胡有否超越鄧模式的改革魄力？
胡錦濤終於掌管了中國的黨政軍大權了。如果胡沒有超越鄧模式的改革魄力和政治智慧，他也將像其前任的江一樣，無法收拾跛足改革留下的危機重重的殘局。如果中共的執政不逐漸走向法治化的「民權擴張和官權收縮」的話，加強執政能力的結果，也不過是操控民意和盤剝民間的能力的強化而已。其結果，將是更腐敗的官場、更貪婪的掠奪、更蠻橫的「惡法治國」和更激烈的民意反彈。只是，到更大的危機爆發之時，胡溫就再也找不到替自己頂雷的人了。
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