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4日訊】不為八九民運重新定性是胡錦濤的選擇；
八九民運具有甚麼性質那是它做為中國當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必具的根據。
如果沒有這些根據它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它是甚麼性質並不因胡錦濤的選擇而受影響。八九民運既已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變，就像毛澤東說的「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樣，歷史上也不會發生無緣無故的重大事變。
某一歷史時期的緣或故就是事變的性質。
八九民運是一個已經的事實，已經的事件的性質、意義並不問人如何主觀地評價它，它的意義不是由甚麼人想賦予就能賦予，高興承認就存在，不高興承認則不存在。所以它不會因魔鬼的污蔑而蒙垢，也不會因愚夫的畏懼而不熠熠生輝！任何歷史上的重大事變都是由社會矛盾所決定，因而只有社會矛盾的性質才能賦予事變以性質。
歷史的重大事變是浪，社會的本質矛盾是風，無風不起浪！
相反，怎麼樣對待，怎樣平價歷史事件卻是社會能否前進，社會是否具有活力，社會是否不陷於深淵的條件，也是對社會智慧的考驗，是領袖人物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家所繞不過的考場。
因為：任何重大歷史事變業經發生，它就成為社會的一種因子，做為觀念、思潮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左右著施政的成敗。八九民運既已發生了—-那就意味著引發事變的矛盾具備了，而且在規模上達到了足以引發的水平，如果這些矛盾確實被事變所克服，那麼，社會生活便不會再出現騷動。只要社會還不間斷的衝突，只要社會還處在危機中，只要社會秩序還不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恆定上，還需要用某種口實來藉助外力，只要社會還不間斷地傳出憤怒吼聲，就證明引發事變的矛盾依舊存在，並且深入到社會機體的內部。這個社會如不排除矛盾，就不能走出危機，就不能前進，社會就不可能有自然意義上的秩序。如果共產黨真像胡錦濤說的「過去十五年來，中國維持了社會穩定，堅持改革開放，而且有了明顯進步……」那麼，他發出「執政能力人材斷層危機」的驚呼，提出「執政能力的建設」警告，就是不可思議的胡說，只有基於「執政能力的不足」這個事實才能形成他的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任務，否則全會的路線就是非法。
他以下的話就是發傻，就是故意製造事端，是對社會的挑釁：
「官逼民反危機」，「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但是眼前確實是農民的現狀，一片清貧景象：他們還住著八十年代中期救災物資建的房子；二百七十多戶的村子，有三百多名適齡兒童，僅有五十二名能進入小學讀書」。「農村的農民處於官逼民反的危機，難道還無動於衷嗎？『三農』問題確實比中央所掌握的情況更嚴峻，比中央所擔心的情況更險惡」（2003年12月中旬胡錦濤視察魯豫講話）。社會那麼進步文明，胡錦濤這些話豈不是沒事找事，豈不是製造動亂嗎？
胡錦濤坦承「我黨，正面臨著歷史上少有的機遇、希望和隱患、危機兩種可能的抉擇」。「危機和隱患就在黨內」。
試問胡錦濤這些話能支持「有明顯進步」嗎？能支持引發八九民運的社會矛盾已被排除了嗎？既然中國社會的危機已經達到了「比中央撐握的更為嚴峻」。
那就證明引發八九民運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消除，而且更加蔓延和深入；
那就證明形成八九民運的動力就是這些矛盾；
那就證明八九民運的性質正是對這個矛盾的克服；
那就證明八九民運的性質就是中國的出路和方向。
法國記者能在一個唯一的提問機會裡提出它來，豈止是法國記者，它是所有國家的記者在這種場合的首選提問，世界上有多少影響人類生活的重大事情需要解決呀，記者們能放下他們的一切關懷而將這個被一再追問的問題一二再再二三的提出，就證明了它是一切影響人類生活的問題中最具影響的一個。
因而這個問題就應是一切對歷史自覺負有責任的人的捫心自問，而不是巧言塞責。敷衍塞責和遇迥摭蓋只能應急於一時一事，能推遲矛盾的爆發，卻不能讓矛盾化解，而只能使矛盾從文明排解走進爆炸解決。
八九民運的發生暴露出中國社會存在的是深層矛盾，鄧小平的屠殺把尚沒有完全清晰暴露，尚沒成熟到能被社會恰當認識的矛盾給鎮壓下去，矛盾不是被排解了，而是以更隱蔽的方式更普遍的規模向深處積累。政權通過血腥鎮壓而指出的方向與人的物質本性深刻背離，它就混淆了善惡界限，功罪界限，是非界限，鎮壓就淪陷了人們行為所借憑的根據，迫使社會喪失了活力。
中國社會之所以有鄧小平的南巡，這是不可能從文獻中，也不能從他的表白中獲得有效解釋的，且不說在鄧小平意識內可能有先天的掩飾，即使拋開這一層，只去檢閱當時的大背景，也不難發現：
他南巡的動力是來自整個社會生氣的喪失，他是為恢復或找回社會活力才發動南巡的。屠殺之後，社會已處在冰點，七十年代末以來所形成的那種生機勃勃的活力被埋葬，社會進入死寂。他感覺到了這種沉悶死寂，感覺到了喪失活力的危險，卻沒有對這一危機機理的深刻認識，更缺少對其後果的精確估計。
鄧小平不知道自己所犯的是摧垮中華人文根淵的罪行。
他不知道社會生機只能奠立在正義之上，因而他企圖用向錢看來轉移人們的視角，用剌激私慾來培育社會活力。鄧小平這只野狼為減輕他良心上的負荷就這樣完成了對中華人文的摧殘、毀滅。九二年春天開始，中國被鄧小平的南巡調動出一股瘋狂般的竭斯底裡的貪慾，以貌似的活力橫貫南北，人的動物性的一面被無限度的剌激起來，社會出現了扭曲的、破壞性的發展，固守了五、六千年的倫理防線被不知不覺的攻陷，讓位給物慾。共產主義的破壞終於從現象的層面侵蝕到民族機體，腐蝕了我們民族的心靈。所謂鄧小平「理論」做為江澤民政權前半期的主軸以表面的繁榮與活力完成的卻是空前的破壞，只是這種破壞還處在播種時期，它的嚴重後果需要週期才能從現象層面獲得表現，才能讓人們警覺。鄧小平理論摧毀了的是我們的人文血脈，將中國淪陷進沒有倫理根據的深淵：
試問人類中還有甚麼比屠殺更為罪惡的罪惡嗎？還有個比屠殺更喪盡天良的嗎？連屠殺都成為功德，屠殺可以不受譴責，個人內心深處還有甚麼界限不可以越過呢？還有甚麼事是自我的心靈所不能批准呢？普遍的道德命令就這樣蕩然不存，社會還有甚麼界艱？社會還需要甚麼界限呢？
在政權那裏唯一的防線就是不失去政權。政權只圍繞著這個標準來活動。
可是社會卻是植根在公平正義之軀上的，那麼，圍繞不喪失政權為目的的社會價值當然就成為正義的掃蕩力量。這樣一種價值對國民的播種會是甚麼？
在個人那裏剩下的唯一防線就是當下功利，為了功利，必須擁有和使用力量。
正是這樣一種朦朧的意識構築了江政權的靈魂，發酵出這個時代最一般的理念，表現為這個社會最普遍最典型的畫面。江澤民個人是一個理性尚未完成發育的狂顛，而江政權又是一個處在被屠殺摧毀善惡界限背景中政權，那麼它的實際功用就是把農業的倫理文化帶上了無止境的私慾滿足。江澤民政權前半期的功能是：用強力掩蓋了由八九民運所揭露出來的中國社會缺少正義這個矛盾，把這個矛盾的克服推遲，又通過政績追求完成新矛盾的播種—-完成了對僅存的倫理防線的最後掃蕩。
而後期的江政權完全是一個喪失政權性質的肆無忌憚，舊矛盾正通過週期作用進入暴露期，而奠立在私慾之上的社會理念正進入它旺盛期，所以它在貪慾、鎮壓兩個方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表現出江澤民個人和政權雙重的貪得無厭，殘酷性和野獸化，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氣氛，這樣一個現實背景，共產黨政權才陷於眾怒，成為人人之所痛恨，人人得而誅之。從而才有了胡錦濤、溫家寶上台以來發出的那些警告；社會才呈顯出這麼一副嚴重失衡的畫面，社會才從它的動盪期義無反顧地邁向爆發期，社會之足已經立在矛盾的總爆發上，矛盾力量的大交量不可避。胡錦濤有幸是處在這個轉折關頭的人物，最有希望貢獻於民族貢獻於人類。他的自知之明應是：各種社會力量對他的期待和鞭策正是一種高度的責任，這種期待正是我們即將進入的開明社會的開明之處，在這裡包含著相當可貴的妥脅精神—-只在爭取最佳可能性上而不是用他的既往來看待他。人們向他的忠告是：
即使在中國社會的條件下（共產主義制度裡）難道就能改變「世界存在」是唯一事實這個本質嗎？世界事實中只有人，沒有意識形態。他就應該明白：無論多麼神聖的意識形態也只是人腦裡的，是無影無蹤的主觀意志，世界上沒有它並不影響這世界的分毫，但人卻是時空裡的確實存在，在人的存在裡怎麼能夠放棄對自身的責任而去負責意識形態呢？所以說：人之對歷史負有責任，僅僅是對做為客觀事實的人負有責任，對歷史負有責任決不是對意識形態的責任！人不是為了意識形態才存在的，而意識形態卻是為方便人的存在才被派生出來的，因而，是意識形態來服務人，服從人，而不是人來服務意識形態，服從意識形態。
人的存在是人的唯一本質！
胡錦濤在天時地利上處在最有可能結束共產主義教義的地位，他怎麼可以藐視全國同胞和全世界的熱烈期望而拒絕擁抱普世價值呢？這個胡錦濤就是不自量力，螳臂擋車。當然我們仍不敢斷然他肯定不順應歷史，但那種可能只能是在事變已經發生下的大勢所迫，與明智是全然無關的。他在歷史上的地位與在中華民族的地位都可與戈爾巴喬夫先生相比，但在智慧上是根本不能相提並倫的，戈爾巴喬夫是思想家，所以才自覺跟著認識走；胡錦濤是那種拘泥殭化的隨風人物，若他的前身是躍邦、紫陽，他可能不會向保守的方面轉；他是從鄧小平那裏領有合法性的，就不可能主動更換開明道路的。他還不理解甚麼是世界，又怎麼能確立普世價值呢？
所以說：只有八九民運來為胡錦濤定性了！
我們看到榆林三岔村人民的抗暴鬥爭已近於走進成熟！它的成熟就是民主的實現，那時侯中華民族要對一切罪犯實施正義的審判！很可能胡錦濤成不了審判的對象，但是他仍負責罪責，因此他必須接受理性的批判—-八九民運對他的定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