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茉莉：我看哈維爾和布羅茨基之爭

【大紀元11月2日訊】凡是像本人一樣，從小做「黑崽子」，長大做「反革命」，看夠了親戚鄙夷的眼神，有過熟人相遇假裝不認識的體驗的人，大多會對哈維爾和布羅茨基這一場爭論產生興趣。

貝嶺先生在其《哈維爾與布羅茨基之爭》一文中，介紹了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和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的筆戰。那是1993年，哈維爾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後共產主義的噩夢》一文，布羅茨基寫了一封很長的公開信，質疑哈維爾的見解，由此引起一場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精彩筆戰。

這場爭論的導火線，由哈維爾的一個小故事引起。哈維爾說：「記得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朋友和故舊總會在街上避開我，雖然我自己從未那樣想過，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把我看成他們的良心，如果停下來和我交談，就會感到不得不為自己沒有去反抗那個政權而道歉，要麼就要向我解釋為甚麼他們沒有那樣去做，亦或是以宣稱反抗無論如何也無濟於事來為自己辯護。對警察可能跟蹤我的恐懼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另一個原因，和我交談會使他們的處境變得複雜。與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這樣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對話，同時也避免了可能隨之而來的迫害。簡單地說，我成了這些朋友的一種不方便，而對於不便最好避開為是。幾十年來，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夢是共產主義。」

簡言之，哈維爾認為朋友故舊曾經迴避他，是因為他們心裏有歉意，因此感到尷尬為難，或者擔憂自己也遭到迫害，由此歸結出：這一切都是共產主義的禍害。

這就是布羅茨基所不能接受的了。思想更為敏銳，對人性認識更為深刻的布羅茨基，尖銳地譏諷哈維爾說：「在我看來，總統先生，你那出名的禮貌，在這裡，似乎沒有為你的事後聰明帶來多少益處，你真的敢肯定人們當時迴避你，僅僅是因為出於尷尬和擔憂──潛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到那個制度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們之中沒有人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厄運將臨的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浪費太多時間是愚蠢的？……難道你沒有想像過他們在黃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夠他受的了。』」

布羅茨基這番話，道出了一個無情的現實：人們並非都像哈維爾所想像得那樣，把被共產黨當局監控的反抗者視為「良心」，因而產生那麼多賦予人性的溫情感受：歉疚、尷尬和擔憂，他們更可能有對反抗者的輕蔑，甚至是對失意者的幸災樂禍。

這樣的人性黑洞，就不是只拿「共產主義」做替罪羊，所能完全掩蓋的了。布羅茨基因而一針見血地對哈維爾指出：「人類的邪惡永遠如此。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不是一個望遠鏡或窗子，而是我們自身的影子：即人類消極潛力的影子。我們在世界這個部份於超過三分之二世紀裡發生的事情之廣度，是不能以一個『共產主義』就可以勾銷的……你所指稱的『共產主義』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人類問題，是我們的種類的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本性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這兩位文學大師的辯論，涉及到一個人性善惡的哲學問題。哈維爾總統把他的那些迴避他的同胞想像得很善良，有點接近中國孟子的性善說，即「人皆有惻隱之心」，也來源於西方哲學家康德的說法：「每個人都有道德感。」

而布羅茨基作為一位特立獨行的天才詩人，對人性持一種深刻的悲觀主義態度，這種態度源自西方哲學對人性本惡的確認。曾經是蘇俄制度下的「文學囚徒」，對政治迫害有過切膚之痛的布羅茨基，希望捷克的前政治犯哈維爾誠實面對人類天性中的冷酷。

但布羅茨基說的只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人類永遠的邪惡，他沒有看到，哈維爾對共產主義異化人性的這一指控，具有其特殊性的意義。用刺刀和謊言維繫的共產黨制度，造成了人類精神上的紅色恐怖，極大地摧殘和腐蝕了人性，助長了人性之惡。哈維爾所遭遇的事情－－捷克人道德上的屈從和冷漠，這種共產黨國家中人民中產生的「平庸的邪惡」，是與其制度有一定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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