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那一天是法國人的嘉華年。八月十五日，巴黎隆重紀念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六十周年。一系列激情四射的活動，如重現當年人民夾道歡迎的入城儀式，大型演出、閱兵授勳、詩歌圖片展覽以及爲死者鳴鍾儀式，把人們帶回到六十年前重獲自由的狂歡時刻。
就在法國人自豪歡慶的時刻，英國和瑞典的一些學者卻毫不客氣地，撰文揭露巴黎文化界在納粹時期不光彩的歷史，質疑法國人的誠實和道德，指責法國人採用謊言來掩蓋真相，只把光環集中在英雄史詩般的時刻－－1945年8月的解放，而使人們忘卻真實發生過的一切。
黑暗時期的文化出奇繁榮
瑞典作家勞斯－艾裏松在《黑暗時期》一文裏，不以爲然地說：“法國人有什麽可大事慶祝的？”勞斯研究巴黎在納粹佔領的四年歷史，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那個被認爲是暗無天日的時代，巴黎的文化生活卻出乎意料地繁榮起來。這其實是一個令法國人煩惱的老問題：爲什麽在那黑暗的年代，法國的文化能夠繼續繁榮？他們的文化界是否進行過抵抗？
勞斯分析說，德國人佔領巴黎後，成功地執行了讓文化部門一切照常運作、以之爲納粹效勞的政策。凡是承認德國佔領當局的文化人，都得到好處。而那些拒絕妥協的人卻只有三個選擇：流亡、沈默和潛入地下活動。
當時巴黎文化繁榮的盛況，可以從書籍出版、戲劇和音樂等各方面表現出來。一些規模較大的出版社如伽利瑪出版社，連同它的一批數量可觀的作者，都選擇了和納粹當局合作，因此獲得足夠的紙張供應。在四年中，其出版數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在佔領時期，巴黎有四百多個戲劇在劇院照常上演，其中包括薩特的《蒼蠅》《關閉的門》，甚至一批新出道的作家，在德國檢查制度的承認下，開始他們的寫作前途。有二百多個長影片在電影院上演，觀衆數目上升。甚至音樂生活也繁榮起來。音樂這種德國人欣賞的文化形式，也吸引了法國人。德國優秀的樂隊指揮家和歌唱家，陸續來到巴黎，舉辦一連串的音樂會，在法國頗受歡迎。德、法兩國的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友好交往。
早在幾年前，英國歷史學者尤尼亞－傑克遜就出版了《法國：黑暗年代1940－1944》一書，指控法國在投降納粹之後，自己苟且偷安，把戰爭留給英國及其同盟者。
與納粹“知識合作”的本質
曾經被納粹狂轟爛炸仍然堅守不屈的英國人，他們責備法國人的屈膝投降，是可以理解的。在二戰時期爲中立國的瑞典，曾經讓希特勒使用鐵路運輸軍隊，在戰後對此進行了反省和自責。所以瑞典人不明白，爲什麽法國人不肯反省自己？
其實也有反省的法國人。七十年代時，有一位法國作家出版了一本叫做《四千萬個維希主義者》的書，指出當時除了極少數抵抗者之外，幾乎全部法國人都支援一個投降納粹的傀儡政府－－維希政權。
這樣喪失國家尊嚴和民族靈魂的不光彩事實，沒有那一屆法國政府敢於公開承認。多年來，他們慣於用兩種方法來掩蓋恥辱，一是宣揚只有當時流亡英國的戴高樂才代表法國精神，二是稱讚維希政權的屈膝投降給法國帶來的好處，並把賣國賊貝當描繪成一個仁慈的、愛國的老人，說他是爲了減輕人民的災難而採取了獨特的方式。
升鬥小民主要考慮養家活口，他們隨命運沈浮，不太在乎誰統治他們。歷屆法國政府要考慮民族的團結，他們不能清算與納粹苟且的大衆－－“四千萬維希主義者”。那麽知識份子呢，作爲一個民族的精英，他們怎麽能不顧喪權辱國的恥辱，去和佔領當局進行“知識合作”，至今仍不肯做深刻反思呢？這是英國和瑞典的學者最不能原諒的。
實際上，極少數正直的法國知識份子如著名作家紀德，早就看透“知識合作”的本質，在他們看來，一個作家，評論家或藝術家，在當時法國淪陷的不正常情況下，如果出力去營造一種一切正常的氣氛，那便是爲納粹侵略勢力和貝當政權提供道義上的支援，也是對抵抗活動的背叛。這樣，德國人就能順利地遏制或鎮壓公開的反對活動，使法國變成德國的基地和後方。
從道德上看，如果作家爲一個排斥猶太人的雜誌寫稿，那就強化了佔領當局歧視政策的合法性。因此，一些反對納粹的法國知識份子，不僅很早就拒絕爲那些宣揚納粹意識形態的刊物寫稿，而且拒絕給所有屈從於當局檢查制度的報刊寫稿。於是這些作家藝術家不是逃跑，便是留在巴黎選擇沈默。例如，畫家畢卡索寧肯不開畫展，不出畫冊，不賣作品，也不到德國佔領軍的文化機關去登記申請，他因此得不到汽油配給和暖氣供應。
在那四年裏，巴黎文化界既有積極抵抗和慷慨就義，也有羞恥，屈辱，背叛，機會主義，以及與侵略者苟合。從最污穢的到最英勇的行爲，所有的因素都出現在這一時期。研究者認爲，對這段複雜的歷史，人們的判斷不能非黑即白，而要注意到那是一片灰色的陰影。正如西蒙娜－波伏瓦在其回憶錄描繪的勒弗洛咖啡館的群像，那裏抵抗分子和法奸混在一起喝酒。
探究歷史更是探究人性
對於我，一個持旁觀者身份的中國人，在歐洲人探究這一段歷史問題時，更有興趣觀察人性在歷史中的表現。
在德法戰爭爆發之初，年輕的加繆就在日記中寫道：“野獸統治的時代開始了。”然而，法國打的卻是戰爭史上的一場“奇怪的戰爭”－－不開火的靜坐戰。其時，蘇聯猶太作家愛倫堡正旅居法國，他目擊了法國的淪陷，對法國不抵抗的“假戰爭”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考慮是否自殺。
爲什麽法國人不願抵抗？這裏有各方面的因素。除了人的貪生怕死本性之外，德、法兩國的極右派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也是一個原因。早在1934年，法蘭西行動黨、火十字團等法西斯組織就挑起過一次暴動，極右派和反猶組織企圖奪取政權。當時，法國很有可能追隨義大利和德國的榜樣、成爲一個法西斯國家。
法國共產黨本來是站在反納粹前列的，但由於史達林同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親蘇的法共，面對“史達林的朋友”進軍巴黎，除了震驚就是不知所措。因此，在1940年6月德軍入侵，法國軍隊不戰而降之時，法共和左派陷入了嚴重的癱瘓狀態，他們被迫咽下史達林給的這一劑苦藥。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者和保守的極右派則歡迎德軍到來，他們和德國人一起排猶。從左派、右派各方面的狀況，我們可以得知，爲什麽當時的法國在整體上缺乏戰鬥意志。
巴黎文化界的男男女女在戰時的表現，反映了所有法國人道德上的含糊性。被視爲道德主義者的地下抵抗戰士、後來的諾獎作家加繆，對佔領時期的腐敗社會有本質的認識。加繆認爲，早在戰前，法國的一些報刊就出於對金錢的欲望和對崇高事物的冷漠，“煽起某種輕浮少女的感覺”，隨心所欲地平庸而不可一世。享樂主義削弱了法國人的道德，以致使報刊成了賣國求榮的工具。
這種國家淪陷中的道德淪落甚至發展到令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一段歷史資料片展示了這樣一個鏡頭，當盟軍從諾曼地登陸去解放法國時，德國人抓了一批被俘虜的盟軍戰士遊街，當地一些法國民衆卻站在德軍一邊，肆意謾駡、侮辱和毆打被俘的盟軍戰士。
這就告訴所有想要爲正義事業奮鬥的人，人性的卑微和背叛，在歷史的任何時期、在任何國家都可以發生。在法國人按照習慣只慶祝歷史上光輝時刻之時，這些舊傷疤的揭露，給我們以更深沈的另類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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