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7日訊】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一個人成年後的心理問題往往是童年和幼年時期某種經歷的結果，這種影響甚至不為本人所明確感知，而成為「潛意識」。對夢的解析，就是對潛意識的破解。假如我們將中共政權也比擬成一個具有人格的個人，那麼，我相信，中共的政治經歷和歷史記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的觀點，態度和政治選擇。它甚至畫地為牢，完全生活在自己狹隘和偏執的潛意識當中。
首先，我們在中共的政治話語中，常常聽到對於「議會民主」的輕蔑。這不僅來源於其信奉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中對議會制的排斥，也來源於中國歷史上那一段短暫而不太成功的議會民主實踐所提供的一個負面例證。中國在成立民國到蔣介石建立全國政權這一段時間內，一直實行著一種表面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就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專制統治的國度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儘管議會制是協調社會各方利益衝突的一個有效安全閥，但由於當時社會階層財富和教育水準差別太大，能夠真正在議會這種外來的政治體制中發出聲音，進行民主運作的人，暫時只能是少數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西式思想以及有相應經濟資源的精英層。而其運作，必然十分欠缺成熟的一面。這一點，便成為自稱代表工農的中共攻擊議會民主「虛偽」的一個例證。
袁世凱對於國會的敵視和解散，宋教仁的被刺，以及後來曹錕時期的賄選又更加深了中共對合法的議會鬥爭的懷疑和否定，加強了對暴力的迷信和依賴。事實上，同是袁世凱的暴政，對於孫中山和中共的衝擊是不一樣的。雖然孫中山決心依賴武力討袁，但他對憲政和議會民主本身的信仰並沒有改變。袁的行為，在孫中山看來是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的反民主體現，在中共的解讀中卻更是議會民主軟弱無用的表現。中共每次提到「西方式議會民主」的時候，它所指涉的對象其實不過是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時期這個極不成熟的、也不太成功的國會制，它的視野為這個例證局限，從不願意去理解一個成熟的議會制度在西方甚至日本如何有效地發揮了作用。每次面臨來自民間的呼聲時，它就把這個經過它解釋的、自以為是的「歷史經驗」，拿出來嚇唬別人，試圖阻止對議會制的追求。然而問題是：中共為什麼就不能走出自己狹隘的歷史經驗，像孫中山那樣，研究世界上成熟和成功的議會制，思考它們在中國大地上的可行性？
第二，中共還經常用「軍閥混戰」來說事，比如嚇唬大家說，搞民主就會回到「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云云。這個法寶也常常奏效，吸引不少人，因為大家都不希望軍閥混戰，於是也就覺得維護「穩定」和「統一」是理所當然的。這一方面顯示出中共的歷史記憶中，軍閥混戰的慘烈局面一直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另一方面，用軍閥混戰作藉口，卻證明中共的歷史觀其實是混亂和腐朽的。1920年代的中國軍閥是在帝制崩潰後，無法建立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時軍人執掌政權的現象，是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並不是永恆不變的現象。社會和民主制度的進步完全可以將軍閥混戰的社會和物質基礎從根本上消除，這在別的國家也做到了。
日本實行憲政制度後發生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戰國局面嗎？沒有。難道中國今天仍然處在一個隨時會軍閥混戰的局面下嗎？人們完全可以對此提出問題：21世紀的中國，誰是軍閥？誰跟誰會混戰？大軍區與大軍區之間還是軍兵種之間？為什麼假定一旦沒有了中共，就會軍閥混戰？歷史的重複難道是不可避免的嗎？軍閥混戰是民主造成的還是專制瓦解而民主還不健全引發的？退一步說，假如今天中國真的存在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軍隊國家化。因為只有軍隊國家化才能從根本上制止軍人干預內政的軍閥化傾向，而軍人干政正是20年代軍閥混戰的制度本質，但軍隊國家化恰恰又是中共死也不肯的。於是中共陷入了一個邏輯怪圈：只能依賴更加強有力的政權干預去防止中央控制一旦崩潰後的混戰局面。它既不設法從積極的方面採取法制措施來根本上消除這種落後現象萌生的可能性，一邊又拿著其實不堪一駁的「歷史教訓」來加強其極權的合法性。一個聲稱「與時俱進」的政黨為什麼始終對一百年前的社會現象耿耿於懷，擔心重來？
第三，當李鵬在1989年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提到「革命先烈」的時候，不僅僅在提及他自己的父親，同時表現出死去的先烈是中共的歷史記憶中至為慘痛的一幕。對民主運動的鎮壓被解釋為維護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共和國」。在中共的記憶中，充滿了因失去政權和主導權而被殺戮的恐懼，毛時代對「復辟」，對「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描述，就是這種恐懼的具體寫照。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中共覺得天下最恐怖的事情莫過於喪失政權，因為其結果必然是又一次被殘酷的血洗。在這一點上，中共其實深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影響。即：它堅信「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古語，根本不相信在現代國家中，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是可以受尊重，也可以通過合法途徑東山再起的。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共絕對不肯、也不敢在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只敢以毫不妥協的姿態將對手徹底打垮。他也無意建立一個與自身以外的力量互動的遊戲機制，因為它潛在的相信，對手的得勢一定是建立在將自己置於死地的基礎上。假如執政黨一直秉持這樣一種零和遊戲邏輯，中國在政治上實現現代化的希望將非常渺茫。
第四，擔心文革重演的文革情結。這種同樣貌似合理的藉口一再重複了上述那種被記憶折磨的迫害狂心態，也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群眾心理。中共元老在1989年的危機中，曾反覆提及「文革」。因為文革中被迫害和羞辱的記憶如此深刻，以至作為個人的元老們，如彭真、薄一波，有理由認為在1989年等待他們的又將是一次災難。80歲老人們的恐懼情有可原，但他們的邏輯仍然是荒誕的。首先，發動文革的並不是學生而是他們自己供奉起來的偉大領袖，領袖利用學生的狂熱來打擊他們，最後又拋棄了學生，他們的憎恨卻留在了學生的身上，而在當時，最凶狠猖狂的紅衛兵也恰恰是他們自認為「最可靠」的嫡系後代。另外，在政治老人的直覺中，80年代的學生一定會用過去那種殘酷的方式對待他們。但是，他們忘了，60年代學生的殘忍的世界觀正是他們自己教育的結果，而80年代的學生已經把他們灌輸的東西嘔吐出來，提出了理性與非暴力這種他們想都不敢想的口號。事實上，89年的學生想要建立的，正是一個以啟蒙主義理想為基礎的，平等和尊重個體的制度，而這個制度絕對不尋求對這些高齡老人進行從靈魂到肉體的報復。然而，對於老人們來說，這種深刻的內在變化是他們的「智慧和經驗」所不及，也不屑於去瞭解的。對他們來說，只要學生上街，就是文革，只要他的專車遇到阻塞，就是無政府主義。
綜上所述，中共對「歷史重演」的恐懼和對不愉快的歷史記憶的反覆強調，暴露出中共並沒有對於社會進步和民主的真正信心，不相信社會是在向前發展的。在宏觀理論層面，它似乎信奉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進步」觀點，但由於共產主義前景的暗淡，骨子裡它已經退回到中國固有的一治一亂的思維模式和歷史會重演的「螺旋狀」發展模式。負面的歷史記憶和過時的解釋主宰著中共的政治和歷史觀，折磨著它的神經。特別是在當前，由於正面信念缺乏，既沒有毛時代的自負的理想主義，又不接受理性人權的價值觀，它只能懷著焦慮，一再地去歷史的垃圾堆裡尋找負面的「教訓，」再試圖用膚淺和粗陋的解釋方式，聳人聽聞地展示給大眾。它所能提供的不再是「可以」怎樣怎樣，而是「不能」怎樣怎樣。如同一個給別人帶來恐懼的人，他自己首先就生活在絮絮叨叨的恐懼和自我折磨之中。
轉載自《黃花崗》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