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雁：精英與草根

【大紀元12月27日訊】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中，知識界就從來就沒成爲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知識份子以前是跪拜在專治的權力之下，而當下知識精不僅要向權力獻媚，也要向金錢獻媚。城市在走向富裕，意識形態倒退，精英在發現自己價值的同時，抓緊機會撈錢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剝削 ,農民的權利遭到剝奪。

90年代後期知識精英趕上最好的時侯,改革開放後，最大的受益群體是知識份子，由于市場稀缺資源的知識、權力和資本三大資源首先向他們傾斜，他們走上快速上升通道。

在富人和精英朋黨的圈子，你不富說明你沒路子，你廢物。知識精英常做三件事—座而論道,爭論僞問題,給頭頭老闆獻策.在國內可以講學,走穴,跑棚,寫破字，不爽了，可以出國。出國混不好,你還可以回來，好歹也算個“海龜”。知識份子都腐爛了，社會的脊梁也就腐爛了。整個社會全墮落跟我有何干？處在“非王即賊”時代，知識份子發現自己“甚麽都不是”，所謂自由社會，獨立於權勢，獨立於功名，獨立於世俗，獨立於物欲。當今知識精英那一樣也不敢獨立,除了名就是利,圈裏臭了不要緊,只要共党給錢就行。崇美、崇日當一夜美國人在所不辭，在學院裏罵罵美國人,日本人也很安全，再者還可以反反台獨。

　　

秦暉說:知識精英開始做起“白日做夢”,當權力迅速腐化，中國開始進行以權換錢的“原始積累”的時候。學者們開始憧憬“中產階級”的産生會給中國“送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當香港回歸的時候。學人開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會“普及”大陸。當工人紛紛下崗，貧富嚴重分化的時候。學者們又會認爲“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他們從來不想，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制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以爲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著“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自已的頭上。遠看歐美各國，近看臺灣韓國，民主化進程都是血與淚凝成的，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來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來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來的平等？企圖等著經濟發展後制度“水到渠成”，笑話，沒瞧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麽？不挖渠，水大了還會把人淹死。

90年代的精英,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尋找最低成本進入主流社會，否則即被邊緣化。經過10多年，他們的符號已經完全不同，語境也支離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種專家圈子，圈子內，他們象白癡一樣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權力、追逐資本，傍大款、傍大官，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無耐。精英傍上權力加資本，儼然成爲壟斷資本或國際資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論戰中，利益背景影響削弱了所有的建設性，凡牽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學術爭論。中國精英與利益集團、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繫。利益的糾葛使爭論流於感性階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對弦外之音的測度上，以致發展到人身攻訐。誰占上風，理論的勝負不重要，要緊是贏得決策層，最終贏得老闆的金錢。精英追求名利，爲官、經商、再不濟也得跟著媒體瞎起哄，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要麽接近權力，要麽接近資本，接近“草根”能撈到屁！知識精英在爭奪話語權之戰中，昔日的同道可能會成爲宿敵。

當今社會矛盾激化,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不斷,大體歸爲兩類。一類,是城市下崗工人罷工和農民集體上訪抗議等。農民失地，市民失業，老百姓賣不起房，看不起病，那跟精英有什麽關糸。另一類群體事件發生在互聯網上，孫志剛事件、彩票案和寶馬事件等等。把互聯網當平臺，從而形成一個重大社會事件，社會動員的作用。有網民和憤青參和，何勞教授出山。威權專制對於持異見的打壓，中國精英麻木冷漠的不屑一顧。農民交稅養活警察，惡霸專門來欺壓他們的，市民交稅養活警察專來他們“談談話”的。精英們有話:“活該，太書生氣，他們有軍隊,武器那麽又先進,想翻天了不成。”那口氣就象當年胡漢三。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眼睛還向下瞅，2000年後，知識份子眼睛全沖上了，中國精英自1900年一百年來背離民衆最遠的時期，假如中國精英全都找一個富爸爸，或自已就想當富爸，那麽窮人也會把權貴精英們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今天中國社會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大變革的時候了。任何局部性的變革不足以消除積累已久的深深的社會矛盾。０．４６與０．６，小小的數位基尼係數上叫人驚心。國家統計局承認的２００３年中國基尼係數爲０．４６；清華大學長李強在“２００４中國改革論壇”上判斷，目前中國的這個數位已不低於０．５。另有學者認爲它甚至已接近０．６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這種非常直接的利益衝突引發了去年因拆遷導致的連續幾起自焚事件，實爲建國以來罕見。

今年一至九月，中國大陸僅煤礦事故就達2796起，死亡4153人。十月份以後死351人2人失蹤。全年死4500多人……雨燕在《草民中國》中說；草民們是不值錢的，不值錢，死了等於白死，白死也是死了！有人呼籲爲銅川陳家山礦難者降半旗。洛陽大火、海軍潛艇失事、國航和北航的空難事故、重慶天然氣井噴事故、河南鄭州大平煤礦事故……一次又一次地有人這樣呼籲過，這些天生的賤民，又哪里配有資格享受“降半旗”的待遇。中國沒有公民，只有權貴和草民。

“草根族”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權力圈、財富圈、話語圈之外，”垃圾文化”的泛濫（僞科學、僞幸福），象鴉片一樣使大衆轉移矛盾，是對不公正的反抗和替代。”草根族”只是慶倖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麽倒楣–受警匪惡霸敲詐者、上訪者、自焚者之類。他們也許不憂憤，因爲他們無力關注宏觀的現實。他們需要利益訴求，需要反映渠道，他們不僅沒有接近高層的可能，連接觸精英、知識份子的機會都很少。

公正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東西，公正是各種是非判斷的參照糸，沒有了公正，就沒有是非感。當人們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感到社會嚴重的不公正時，人和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有人就要反抗，有人會針貶時弊，有人則鋌而走險，有人就會遁入空門，有人會犯神經病，有人只是溜溜公園練練功，背不住當然有也人會自焚。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