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 有讀者來信問：”你一會兒說中國即將崩潰，一會兒又鼓勵老百姓控告政府，別說是發展中的中國，就是美國也被你這幫惟恐天下不亂的壞分子搞壞了”。也有讀者來信說：”你講了很多事情，我也承認你說的對，預測的也很準確，可是你說的很多都是感覺，並不符合經濟學理論，用經濟學理論解釋不通”。
作為一個小商人，我並沒有讀過多少經濟學理論，我一直自認為是個經濟學愛好者，而不是經濟學家。我對經濟的看法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判斷。很多經濟學者判斷一個行業是走向發展還是走向衰敗往往需要很多數據和理論，但我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卻很簡單也很實用。舉個例子，當你看到一個行業中的ＣＥＯ的年齡比較年輕的時候，我的就會判斷出這個行業競爭力小，有發展餘地，如果你發現這個行業的ＣＥＯ年齡日趨上升，我就會知道這個行業越來越穩定，正走向成熟。如果這個行業的ＣＥＯ年齡越來越年輕，我就會判斷這個行業會出現問題。這就是我的實用理論，而不是用經濟學理論研究判斷的。但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判斷社會的秘訣，而且是個屢試成功的秘訣。這個道理在那裡呢？其實很簡單。當一個企業的ＣＥＯ年齡都趨向年長的時候，這個行業就說明失去了發展的動力，這個行業是保守的，競爭激烈或者是利潤低下的。而行業中ＣＥＯ年齡普遍年輕，則說明這個行業是個新興產業，入門容易，資本投資不大，但技術投資量大，競爭程度不大。如果這個行業的ＣＥＯ年齡日趨下降，這說明這個企業的投資難度下降，短期競爭程度也下降，但也有可能是行業泡沫即將產生，而這個行業ＣＥＯ年齡日趨增長，則說明這個行業已經從技術創新轉型到了管理型，正日趨走向成熟，更說明市場也日趨成熟。很多事情看似複雜，但實際道理就是這樣簡單，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對每個事物都用數學模型來分析，但我們在生活中確實需要對每分鐘發生的事情做出準確的判斷。
當然，我也有判斷錯誤的時候，在德州中美關係會議中，有個小型經濟會議。在會議中，王一江，田國強兩位教授提出了”開放中國金融，將金融管理放手交給海外金融管理者，鼓勵將中國金融機構讓海外金融機構吞並…”。當時我聽到這個理論之後很不以為然，我一直鼓動中共開放私人銀行，一直痛罵中共不開放私人銀行業而對海外金融機構無限制開放。並錯過了發展中國本土金融業的時機。我在對此辯論中曾對中國學者說：”田國強先生的觀點與劉曉波先生的”殖民論”沒有區別，但問題是，思想上的殖民我贊同，但經濟上的殖民我反對”。盡管我強烈反對中共的共產主義和獨裁，但我也一直強調中國必須要保護自己的產業，特別是需要發展自己的私人產業。而不能全部出讓給海外企業。
後來，在一次晚會上，田國強先生對我解釋了他的原因和理由，回到加州後，我又仔細地閱讀田先生的文章，查找資料，做些分析和比較。經過了半個多月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認王一江先生和田國強兩位先生的論述是正確的。說起來原因也很簡單，這就是中國的制度性問題，沒有好的制度如何保證私人的金融企業能遵紀守法，有信用。連政府的金融企業都沒有法律和制度來約束，我們又如何保證私人金融企業能遵守法紀。如何能保障百姓的利益，如果我我們不能建立一個有制約的，合理的法律體系和社會制度，任何經濟上的變革都會因為制度和法律上的原因而走向我們不期待的錯誤，私人的金融機構就會成為某些權利和金錢結合的最好的圈錢機構，成為一個更嚴重的貪污腐敗天地。從這件事情上，我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思考是否合理以及脫離了社會和制度上的建議要求是否會實現的問題。事實上，做為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我從來不稱讚任何人，但我通過自己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認田國強先生是個很好的經濟學家，他研究經濟問題不是僅僅就經濟現象研究，更多的是從經濟現象之外的根本上研究。
有些問題確實是這樣，解決問題的根本並不是問題本身，往往是從其他的地方去解決。而這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我處理生活和工作的另一個秘訣。當年朱鎔基先生要解決中國國有企業解困問題，他的方法是給錢，其實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是給錢，是應從另一個方面去看，在當時，如果能用解困的三千億人民幣建立社會保障基金，今天的中國現狀就會有很大的改變，因為三千億人民幣不多，但國有企業職工因為有了社會保障，他就會放心地去創業，即使是國有企業倒閉了，但他可以無憂無慮地去創業。這樣一來，私人企業建立了，財富創造了，社會財富也流通了，社會內需也建立了，靠解決國有企業困境而想解決的國有企業職工問題也同樣解決了，不僅如此，在同時，一個新的社會私人企業形式也可能就建立了起來。而今天的美國小布什政府明知道財政入不敷出但卻大力減少稅收也是如上的理論。同樣，中國的”三農問題”也是如此。我曾對國內的經濟官員寫過專題文章並請他們送交當局主管，我也曾這樣說過：”不要阻擋農民進城，也不要強制農民回到農村，百姓追求幸福的目標不是政府管制所能阻擋的，盡管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不同，但政府絕對無權干涉農民的選擇。政府面對農村的日益貧困，不能再搞什麼技術扶貧，資金扶貧，而是應該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完善進入城市的農民社會保障機制。讓農民先享受工業化的成果和福利，然後讓他們自己將享受到的工業化成果轉移到農村”。所以，我一直強調，”不要把三農問題簡單的看作農村問題，要將他看作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問題，制度問題，解決三農問題不能按照中共的傳統觀點和傳統的扶貧，救助方法去處理，而應該是從福利和制度上去解決，進城的農民安心了，農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進城的農民自己穩定了，他自然會去自己解決農村的問題，那裡畢竟是他生活過的地方，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他的童年和夢幻，是他最後的退身之地，他怎麼能不去處理解決呢？他一定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去解決好問題，政府何必去操這個心呢？所以，政府只要不加重農村負擔，解決一些福利和社會保障問題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多做任何事情”。
解決問題之途往往在事情本身之外，這個道理說起來簡單，但真做起來卻很不容易。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很多，解決的方法也層出不窮，大家提出的無外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這個問題也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政治制度問題，社會制度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方法不在其本身而是在於中共的政治制度，政治改革。
胡溫政府上台後，中國多少有了些變化，盡管這些變化還很少，但畢竟是有。特別是在我關注的中國金融方面有很多新的法律和政策在逐步出台，中國金融界一直沒有一個主導的政策方針，金融白皮書一直在難產。但就在去年十一月，一位國內官員告訴我說，這個白皮書將在明年初，最晚不超過二月就會公布。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終於得到了這份白皮書，國內的朋友告訴我說，一周後，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將正式公布這份文件。這將是中國金融界第一份有著明確方向的政策性文件，也將是標誌著爭論多年的中國金融產業政策的最後終結。
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法律正在悄悄地變化，這種變化是低調的，毫不引人注意地進行著，這不僅反映在金融上，也反映在貿易上，而引起眾多關注的事件之一就是不久前中國政府公布的動用４５０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補充中國兩家國有銀行的資本。這件事情出現後，很快就有朋友來信詢問我的看法，其實，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早就表明瞭我的意見，我曾說：解決中國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兩個做法是，一是去採購，增加進口。二是用外匯儲備填補企業虧損，補充企業投資，特別是國有金融企業。現在中國政府用４５０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增加國有銀行資本，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情，應該說是好事情，是政府經濟政策的一種標誌性轉型，盡管他的這種轉型有著很深的目的和功利性，但我們不得不看到這確實是好的現象。有很多人對政府的這種方式有著法律上的質疑，如果按照國際上看，中國政府的這種行為確實是不合乎慣例，更是對民眾利益的一種不負責任的傷害，但如果我們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中國政府什麼時候想到過百姓的利益，什麼時候有過考慮民意的時候，他的法律政策本身就是漏洞百出。政府能夠在事後將事實公布出來就已經是進步了。當然，另有一種憂慮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這就是有相當一部份人在質疑：當年中共宣布對中國金融界剝離壞帳是最後的免費午餐，大量的國有資本進入之後的數年，壞帳繼續增加，勢頭比以往更猛。說銀行是政府改革的隱形承擔者不錯，但是否前幾年的政策全部失敗了呢？今後這４５０億美元投進去是否也會象以前的數萬億人民幣一樣是有去無回？特別是在中國金融界沒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和結構上的改革，什麼人可以保證這４５０億美元不會損失，又有什麼人用什麼手段來保證？
我在數月前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在２００８年經濟崩潰，結果有很多人罵我，其實中共高層自己對金融界的危機是十分清楚的，否則也不會冒險做出這樣一個非常的舉動，跟更不會輕易將４５０億美元轉投資到兩家國有銀行。或許有人會問：中共官員難道不知道不改變體制和結構，這投資的４５０億美元也會象以往的數萬億人民幣一樣流失嗎？中共的官員們真的那麼愚蠢嗎》當然不是，中共的高層官員怎麼不知道這其中的秘密呢？但是，他們既然知道這其中的風險，為什麼還要這麼去做呢？是什麼原因讓中共這樣做？
這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在產生作用了，賭博也是中共官員們最後的一招棋。中共在宣布４５０億美元外匯儲備轉投資到兩家國有銀行之後毫不掩飾地說：這錢就是補充資本用的，目標是達到巴塞爾協議要求，２００５年讓這兩家銀行在海外上市，講白了，補充的這４５０億美元不是為了中國百姓，而是為了讓海外的投資者更有信心，用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安撫並穩定海外投資者，用中共官員自己私下的話講：我們要釣魚，不下魚餌怎麼能行。銀行上市，大量的壞帳就會被沖淡，原來自己需要承擔的損失就可以讓全世界來承擔了。這對中國是個好事情。
事情真的這樣好嗎？海外的投資者真的願意投資並擔中國的漸進改革成本和損失嗎？海外投資者真的那麼愚蠢嗎？按照一般的觀念看，這樣的事情並不是可行的，即使可行，也是風險極大。海外的投資者怎麼看目前中共投出的魚餌呢？海外的投資者會投資中國的金融界嗎？根據我的經驗和了解，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海外投資者都急切地盼望著投資中國的金融界，而且都十分原因，迫切地想”承擔”中國二十多年來漸進改革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損失。
奇怪嗎？或許有人會問：難道海外的資本家都成了慈善家？都有這麼好的心腸了？這不是天上掉餡餅了嗎？談到這裡我又不得不談一些經濟學和貨幣學上的一些理論問題。很多學者批評我說：”你在寫文章中加入更多的理論根據就會有更好的說服力。”我在聽到這個忠告之後總是不以為然，我對他們說：我的這些文章不過是抒發我自己的觀點，給百姓看，為的是能讓百姓看懂，而不是為專業人士去看，我更不想通過這種方式去獲得什麼學術上的地位，我自己既沒有這個想法，更沒有這個時間。而另一個原因是，在我數年的經商生涯中，我得出一個真理，這就是要用最短的時間和最簡便的方式讓你的客戶明白你要向他們傳達的訊息是什麼，要先讓他們明白利益和根本的目的，只有先讓他們明白，在此之後你才能有時間去用理論來解釋。如果你在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先講一些非專業人士聽不懂的理論，然後你再傳達你要表達的訊息，我相信沒有幾個客戶會安心聽。各位可以試想一下：當一位化學家先用理論向你解釋什麼是氫，什麼是氧，什麼是分子式，然後在其講述了三個小時理論後再告訴你，他們是水廠，正準備向你出售一種純淨水時，你會有耐心嗎？但今天，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就遇到了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向大家解釋我所談的經濟問題中的理論問題，而這個理論不僅僅牽涉到了宏觀經濟學，也牽涉到了微觀經濟學，不僅是經濟，而且又有貨幣學。
或許我只能這樣舉個不是十分恰當的例子來說明問題了：當你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你想出賣你的一間房屋去挽救你自己，你花掉了自己的儲蓄的４５０元整修了房子，然後你想，或許這樣可以找來另一個投資人，賣一個好價錢給他，我就可以賺回來了。事實上，外面有幾個人聽到了這個好消息都很高興，非常興奮地舉著錢要買。你私下一算帳，這邊些人的錢一進來，自己憑空將原來的壞帳讓別人承擔了，又有數倍的錢進來。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你可能會很高興，也覺得自己很聰明，但在房間外面等待的買主也很興奮，反而認為你是個天下最大的傻瓜，世界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大傻瓜。竟然將一個房間裡埋著一塊價值一萬元的黃金的房子用八百元就出售了。這是怎麼回事情呢？是那裡出現了問題，竟然會有買賣雙方都覺得對方是傻瓜，自己撿到天大便宜的事情呢？
各位讀者奇怪了嗎？或許更多的是迷惑：草庵居士講了半天在講什麼問題？難道這就中國政府國有銀行上市的結果？如果這樣，中國政府不成了世界上第一傻瓜了嗎？不成了真正的賣國賊了嗎？難道中國政府不知道房間裡還有一塊可以變錢的黃金嗎？說起來真是讓我頭痛，這就要讓筆者必須要從經濟發展史和貨幣學上給各位介紹一下。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是實行的金本位制度，也就是說，你擁有多少黃金，就可以發行多少貨幣。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黃金主要集中在美國。隨著經濟復興的成功。全球財富的巨大增長引起黃金短缺。無論是國庫的黃金還是銀行的黃金都無法支付財富的貨幣需求。導致金本位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建立起國家本位的法定紙幣體系。這一轉變更深刻的結果是擁有黃金的銀行不再是發鈔行，購買力的產出不再是銀行，而是國家。美國由財政部發行國債，美國銀行以等量聯邦儲備券認購。美國進入了雙軌貨幣制度。在本質上，銀行退化為貨幣的經營機構。貨幣主權掌握是在美國政府手中的國債。美國的銀行成了純粹的商業機構，並且只有一半的貨幣經營職能–聯邦銀行儲備券。另一半貨幣–聯邦公債，經營在美國政府手中。這樣一來，銀行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商業機構，換句百姓易懂的話就是專門買賣鈔票的公司。銀行的倒閉和贏利與國家利益及財政已經沒有了任何實質上的利益關係。僅僅是一個與買賣木材或鋼鐵商業貿易公司沒有任何區別的鈔票貿易公司。
反過來，我們再看看中國，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與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公有制，一切財產是公有，土地，礦山都是公有，不允許私自買賣，雖然表面上有價值，但在中國確是沒有計算到貨幣流通體系中的沒有具體價值的產品。中國國有銀行不屬於任何個人和集團而是由國家代表全體中國人持有，管理和經營。因此中國銀行不能在任何雙方之間買賣交易，更不是一個可以自由倒閉或贏利的商業機構。另一方面，國有資源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一直是以計劃調撥來完成流通，根本就沒有產生過流通的價值，更沒有升值問題。中國國庫雖然存有黃金，但不是金本位。人民幣雖然是法定紙幣，但不是國家本位。中共改革至今，由於一直堅持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改革一直是繞開私有化這個最基本問題，盡管在經濟上已經是資本主義，但從某種嚴格意義上講，中國貨幣根本就沒有改革，中國貨幣定位問題也就從來沒有人觸動過，換句話說，中國貨幣定位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是金本位還是國本位，根本也沒有人考慮。原來實行的實物交換經濟和公有制一下就轉換到了西方貨幣制度時，大量的有價物質仍然因為制度和理論上的原因被忽視，最直觀的就是中國的土地和礦山資源被忽視了。成為一個游離在中國貨幣體系之外的”無價物質”，盡管目前中共政府在出賣土地和礦山，但更多的土地和礦山仍是沒有”價值的黃金”。
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在中共建立政權的時候，中共總共發行了約八萬億人民幣。而目前中國貨幣流通是二十萬億人民幣。五十多年中國經濟總量只增長了不足三倍嗎？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計算方式來指責中共，恐怕中共早就要氣死了。事實上，在這五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在不斷地增長，如果按照中共公布的增長數據，平均每年高達7.8%。那麼，目前的中國的貨幣流通總量就應該是１５０萬億人民幣，如果按照國外保守估計，中國貨幣流通總量也應該高達８０萬億人民幣，但因為中共以往實行的是計劃調撥經濟，大量的財富並沒有計算到貨幣流通領域之中，而目前仍然僅僅是２０萬億人民幣，這就造成了流通貨幣短缺，更使得中國經濟運行更加離奇，也是造成外界人士迷惑的原因。大家明白了這點，或許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大量的資金外流，但中國經濟仍然在高速增長。因為，貪官們在私下出售的土地和礦山並不在中國的貨幣流通體系之中，貪官們只是讓他在海外的美元貨幣流通體系中讓這些”黃金”體現了價值。而中國貨幣流通體系上的巨大差異，又使得貪官們每年流失的４０００億人民幣在總體上並不能從整體上影響中國的經濟。我們通過這樣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國貨幣流通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差距。而中國政府官員及經濟學家在脫離了這個基本事實的情況下空談”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就顯得是多麼的可笑和無知。
我曾對中國政府提出一個建議：連續五年實行溫和的，不超過20%的通貨膨脹。這不僅是解決中國金融問題，其實從根本上也是解決中共建立政權以來長期忽視的貨幣流通問題，也是改變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根本方式。以平均數計算，貨幣短缺是１００萬億的勞動價值和20萬億的人民幣對比產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發，也要５年以上時間才能補齊。如果勞動價值是0，那麼，一分的貨幣也是通貨膨脹；如果勞動價值是2分，那麼一分的貨幣也是通貨緊縮。
中國國有銀行的自有資金問題是個什麼樣的問題呢？拉動1００萬億的經濟體需要多少銀行貨幣？換句話說這個1００萬億將產生的銀行貨幣量必須有等量的存底來調動。這就需要銀行在發行1００萬貨幣後再發行1００萬來對流通的財富貨幣進行資本調動，從而產生資本貨幣。此時的銀行資本貨幣與社會的財富貨幣是1：1。這個資本貨幣也不是銀行的，而是屬於全中國的。銀行的經營就是保證資本貨幣的安全和隨著財富貨幣的增長而適度增長。四大國有銀行平均配置則一個銀行資本為2５萬億。建立中央銀行制度，人民銀行執行的是相當於美國財政部的職能–發鈔行，四大國有銀行私有化，商業化，成為真正的商業實體。只有這樣，中國的銀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體制，中國金融機制才能真正地轉型。否則，在沒有真正地實行私有化之前任何”改革”方案或”推倒重來”方案都將是空談，一切都會回到原點。
或許有人會問：蘇聯也是共產主義國家，在解體前也實行和中國一樣的制度，但他們為什麼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其實，當蘇聯解體的時候，解體的各國都遇到了這個問題，但他們在一瞬間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俄國模式的私有化道路。當時俄國採取的是全面私有化，國有財產，無論土地，礦山還是企業都以一紙私有化債券分發給每個國民，這種略顯不周密的辦法實際上也是擴大了整個國家的貨幣流通總量，盡管是短期的通貨膨脹，但他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從而避免了中國目前”漸進改革”所遇到的巨大問題，更避免了巨大的貪污腐化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和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競爭，使俄國經濟真正地走向了資本主義方式。
經常有國內的學者指責我貶低中國經濟學家的智商，藐視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但我一直想問的是，中國既然在學習西方的經濟理論，但這些經濟學家們為什麼不從根本上學，從基礎上學習？為什麼不能搞清楚什麼是”資本”這個概念？如果我們搞清楚了”資本”這個概念，我們就不得不正視一個嚴峻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將中國”私有化”，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才能真正的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調控中國的經濟，否則只能是繼續將中國搞垮，將中國引入一個萬復不劫的深淵。這也是我為什麼經常指責中共政府是”Monkeybusiness”的原因了。
中國政府用４５０億美元補充兩家國有銀行的資本金，目的是上市募集資本，四大行同時發行最多也不過１０萬億人民幣。事實上，中國目前的股票市場總量也不過是４萬億人民幣，即使是這樣的價格，也不過是中國貨幣流通總量１００萬億的零頭。這樣一個以１０萬億換回80萬億的大買賣，別說是美國的投資人願意買，就是發動戰爭他們都願意幹，各位可以看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中國這樣的好買賣嗎？還有什麼生意可以有八倍的利潤？連國際上贏利最大的販毒集團都沒有這樣好的利潤率，更何況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還有更巨大的市場。
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是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制度上沒有根本性的改革，一切都是空談。無論是銀行，還是更廣泛的金融問題，其牽涉的都是最根本的制度問題。中國的改革已經從摸著石頭過河走到了最後的關頭，已經走到了”質變”的終點。中國國有銀行問題已經是制度問題的最終體現，現在的銀行不是破產問題，不是缺少資本問題，而是從來就沒有過資本，因為從他誕生之日起，他就沒有成為過真正的商業銀行，更不是獨立的”鈔票貿易商”，他不過是中央銀行和中央財政部的混合體。目前全國的貨幣才20萬億。僅僅是流通的財富貨幣尚短缺80萬億。銀行那裡還會有錢？如果中國50餘年的建設才有20萬億的勞動價值，按照海外的統計，中國每年流失的資金已經連續數年達到了每天一億美元的數量，中共改革二十年連續流失的資金超過了５萬億人民幣，那麼如此大規模的腐敗衝擊早已垮台了。沒垮台的原因就是中國實際上有1００萬億的財富，貪污腐敗流失的５萬億也不過是一小部分的損失，並不能衝擊另外的1００萬億隱形財富。
中共在真正實行私有化之前，在沒有真正建立貨幣的”國本位”制度之前，銀行體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之前，中國經濟學家在沒有真正解決”資本”問題之前，國有銀行上市就等於是拿全國人民從中共建政以來保存在國家的”血汗資本”當作銀行自己的資本。銀行本來就應該是空的，拿什麼上市？現在的壞帳、呆帳不過是屬於流通的貨幣，不是資本貨幣，因此並不是西方資本主義銀行學貨幣學上真正意義的呆帳、壞帳。中國的貨幣是單一貨幣，完全不同於美國的雙軌貨幣。一旦以目前的方式上市，然後被西方金融企業資本控制，中國整個民族就是血本無歸，這是真正的血本無歸！貨幣主權將完全受制於人。在國家本位時代，貨幣主權就是國家主權。國有銀行上市等於國家主權拱手相讓。這與中共經濟官員和經濟學者所理解的”金本位”時代完全不同，這是真正的賣國。這與早年中共總理朱榕基阻止國有企業海外上市，而更願意被海外資本集團合資後任由海外公司上市賺錢有著極大的不同，以往是個別企業的損失，損失的數量是以千萬計算。但這次中國國有銀行上市則不同，他的損失則是以萬億計算，是難以估量的損失。
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這不僅是海外專家的共識，也是中共內部高層領導人的共識。中共領導的中國經濟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目前已經走到了臨界點，已經不能不觸及最根本的實質上的政治問題了。這就是中國徹底實行”私有化”，全面實行”私有化”。中共的經濟改革不觸動著這個底線，中國的金融改革就會停止不前，任何小的失誤都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民族災難。只有施行徹底的，公平的私有化，土地，礦山，公有財富全面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保證未來的中國走向真正的發展。我曾反覆強調說：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是有一個基礎，有一個假設和限定。包括社會制度理論都是如此。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基礎上，共產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人人大公無私的基礎上。既然中共已經在經濟上承認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採取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施行改革。那麼，中共的官員們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就應該了解並切實研究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首先要明白西方經濟理論的基礎是什麼？西方的經濟理論的最基本要點是建立在私有化制度這一立場上，如果脫離了這個條件和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與共產主義經濟理論還有什麼區別？西方經濟理論豈不成了”人盡可夫的娼妓”。同樣，中共在金融上改革，實行西方金融制度，而在金融這個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領域中進行改革卻對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最基本的問題
“資本”定義還沒有搞清楚，中國的金融改革如何進行？難道中國就真的要斷送在這些為一己之私不懂裝懂，不願意變革的利益集團手中嗎？難道中國百姓就願意這樣被賤賣嗎？
徹底私有化，這才是保證中國不被賤賣的最好辦法。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真正辦法。
(2/18/2004)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