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貽春:清算社會法西斯主義、建立完善的人權保障體系(四)

鄭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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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8日訊】
4.軍隊保障人權
軍隊是行使暴力的工具。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說,軍隊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還應該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因爲在有侵略的地方必須有反侵略的武裝力量對自己的國土進行捍衛,在有暴力橫行的地方不能不用暴力加以禁止。暴力通常是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的,暴力是摧毀的破壞之力,暴力是非暴力的相反之極。暴力必將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喪失其原來的歷史價值,暴力遲早會成爲歷史的遺迹。暴力的使用必將造成災難,而災難必須消除,所以軍隊的作用必將進一步弱化,直至縮小到應當達到的極限。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及其內容大部分已經過時了,戰爭的幽靈只能在墳墓裏發出黑森森的光芒,既不能把黑夜照亮,也不能把人心照亮。它是死亡的象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論點給無所不在的暴力提供了口矢,同時也助長了人類自身毀滅的生存方式。這是極端可怕的生存方式,它使人類籠罩在一片死亡之海的喧囂之中,它的圖景只能是漆黑一團。特別是在核武器包含的TNT當量可以幾十次地把整個地球帶入死亡的深淵時,就應該刻不容緩地停止無止境地擴軍備戰,就必須遏制住大力發展核武器的不良勢頭。人類如果不能同時取得勝利,那就意味著同時被毀滅。在未來戰爭中,尤其在核武器參加的未來的世界性戰爭中,沒有什麽勝利者,也無所謂什麽失敗者,更沒有中間道路:要麽都是勝利者─這只有通過銷毀和消減核武器,通過停止擴軍備戰等方式才能實現;要麽都是失敗者─這是擴軍備戰和使用核武器的必然歸宿。

人類倘若和平地生存,就必須極大地限制核武器並縮減軍隊的規模。戈巴契夫與雷根總統在日內瓦簽署的限制核武器和削減核武器的國際條約,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宣佈裁減一百萬軍隊(這一百萬如果變相裁減、變成隨時能用於戰爭的武裝警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都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正義之舉,因而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廣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援,這是順應了現時代的國際社會的歷史發展潮流的。全人類利益必然大於國家利益、階級利益、黨派利益、集團利益等等,爲著全人類的基本利益 ── 和平與發展的圓滿實現,必須限制和削弱軍隊的作用,必須弱化這種暴力的行之有效的手段。這是因爲,現時代已經遠遠地不同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了,強權政治已經或正在成爲過去。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去解決非暴力的活動,這是文明的思維方式,這是正確的做爲。

過去的革命戰爭年代所實行過的一系列、甚至整個的軍事戰略和戰術就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來說可能是殘忍而輝煌的,但也不過是並非遙遠的歷史所凝聚而成的、僅僅屬於歷的里程碑式的英雄業績。它所指明的,乃是由歷史通向現今的和平時代的艱難曲折和荊棘縱生的革命歷程,而並沒有解答現時代的任何問題。因爲歷史與現實畢竟是有差異的,現實因而不能不與歷史有所區別。革命理所當然地需要軍事戰略及其相應的戰術,而建設則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知識和社會學知識。如果革命的內容主體是軍事的話,那麽建設的立體則是經濟。用軍事來取代經濟,用兵營式的發號施令的方式來指揮紛繁複雜的經濟建設、尤其是全新的現代化建設,一直是我們不易走出的困繞我們幾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怪圈。槍桿子是爲了打天下的,而不是用來建設天下的,不是用來坐天下的。用槍桿子坐天下,只能把天下坐得個一塌糊塗。即便用槍桿子來保天下,也要儘量縮小它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更不能把它作爲無所不能的工具。軍隊的作用在和平建設時期應當愈加隱蔽,而不是愈來愈加明顯,不應當在人們的心中造成某種恐怖氣氛,不應當有任何干擾和平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論上應當如此考慮。

我們向來承認毛澤東作爲共產黨農村革命軍事戰略家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自井岡山革命戰爭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所撰寫的大量的軍事論文,堪稱是該党革命戰爭史的總結性的經典論述,也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充滿狡詐的光輝篇章,其中的一系列內容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中才能行之有效並取得在中華民族內部自相殘殺的巨大勝利的。離開了戰爭環境而侈談戰爭理論,來運用戰爭理論,來發揚戰爭理論,這就是無異於用歷史指導現實,這就意味著忽視客觀現實和脫離客觀現實,這就必將給我們正在前進的偉大的現代化經濟建設造成極其被動的尷尬局面。

舊時代的拿破侖用刀和劍征服了歐洲大陸,羅馬時代的凱撒也更是用長矛開闢了通向世界各地的道路。但所有這些時代的輝煌的戰績也不過有如過眼雲煙一般地消逝在世紀的遠方,不會再以血染的風采復興無所不在的雄心壯志和創造主宰人類命運的奇迹了。當以往征戰的時代完成了歷史使命時,戰爭的繼續就是人類不堪重負的災難。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本應標誌著革人命戰爭的完結,本應意味著和平紀念碑的巍峨高聳地矗立,本應意味著我們全中國人民傾全力於國富民強的現代化建設,本應意味著中國人與戰火紛飛的、隆隆的炮聲和銀光般閃亮的刺刀揮手告別,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包括老一輩自稱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卻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在已經變化了的現實面前仍然固守著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軍事思想的頑固堡壘,在一系列或幾乎所有重大國內和國際問題上,過多地寄希望於軍事手段的運用,亦即動用戰爭機器來解決用和平的方式也可以或可能解決的國際爭端以及國內爭端。他們甚至還極端主觀地提出過“全民皆兵”的錯誤的甚至反動的口號,在把“七億人民七億兵”的信念轉化成實際的現實過程中不遺餘力地把清一色的黃軍裝或綠軍裝套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這,也許還尚未被人們認爲是可笑而滑稽之舉,但未來世紀的公民們肯定會這麽認爲的。這,就是傳統戰爭的陰影無孔不入的典型表現,它不僅僅是錯誤的,而且也是反動的。在全新的現代化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建設中到處搬用軍事學的經典教義並以經驗主義的方式進行具體實施,其本身就構成了對於現時代的逆時針方向的反動,而決非是順時針方向的歷史進步。

當我們從時代進步的角度來反思這種具有深刻悲劇內容的所做所爲時,不能不感到至少這些軍事行動,包括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多麽錯誤、多麽罪惡而竟致於無聊的了:

A.始於一九五0年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三年戰爭,是毛澤東與史達林在全日成的鼓動下共同策劃的一場社會主義陣營的軍事陰謀。這場與文明世界的軍事衝突不但沒有解決什麽實質性的問題,而且使中國的經濟背上了沈重的包袱,影響所及至到六十年代也能有所感受。即使現在,我們也能感受到這場荒謬戰爭的惡劣影響。這場戰爭不但使中國人民的好兒女 —- 所謂的中國人民自願軍─其實並非完全是自願地從軍─但他們確確實實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 —- 他們充當了政治權力的犧牲品,其中也包括毛澤東的親兒子毛岸英在內。把幾十萬生命抛棄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而且使並未直接參戰、而是間接參戰的全體中國人民感受到戰爭的巨大創傷和深重危害。

B.一九六九年轟轟烈烈的對蘇自衛反擊戰,這雖然不是大規模的軍事戰略行動,而是一場戰役,但也似乎披上了保衛共和國的神聖的然而卻是虛幻的光彩。這場軍事行動完全是“反修防修”的錯誤的政治陰謀的公開化的注解,因而也是一場反和平的無聊戰役。這場戰役不但沒有取得什麽實質性的勝利,而且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不易消除的戰爭的陰影。恐怖的心理遍佈於每一雙眼睛,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無不感受到戰爭的威脅。雖然通過軍事行動證實了中國對於珍寶島的主權,但是這並非只有通過軍事行動才能證實。這場軍事行動畢竟是政治化了的長官意志的體現。

C.一九六二年中國邊防軍因爲邊境爭端與印度部隊的交戰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通過外交途徑是完全可以獲得解決的。動用軍隊去防衛雖然能夠在外交上爭取一定的優勢,但卻使中、印兩國人民遭到了不應有的極大損失,無論從經濟上講,還是從政治上講,均是大可不必的損失,而且到了最後,軍事行動所爭得的地盤又悄悄地送給了印度。這個仗打得實在無膩。

D.一九八五年由中國軍隊發起的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耗資巨大、損失慘重、傷亡無數,特別是在戰爭初期,中國軍隊完全處在被動挨打的不利地位,後期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完全是以踐踏越南國家主權爲代價的。這場戰爭完全是錯誤決策的結果,因爲這是爲支援暴虐成性的布林布特紅色高棉而發動的不仁不義之戰,這是鄧小平窮兵黷武的本性所使然,因而這這是大可不必的戰爭悲劇。

戰爭的迷霧是一定要破除的。動用軍隊的武裝力量進行保衛國家的戰爭看來是不大容易出現的事情了,因爲和平的力量在增長,侵略是不得人心的,現在是不大容易出現軍事侵略和野蠻式地征服方式了。雖然,在現階段不能完全排除這樣非人道方式出現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認爲,這一可能性被極大地削減了,甚至削弱到了極限。反侵略的戰爭是以侵略戰爭的出現爲前提的,沒有侵略戰爭就談不上反侵略戰爭,侵略戰爭的殘酷和災難的結局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昭然若揭、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如果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各種現代化的合成兵種,海、陸、空三軍的協同作戰,也許還不足以說明什麽,還不能也不會完全地實現某些戰爭狂人的罪惡企圖,動用殺傷力巨大的戰略洲際導彈和反導彈、地下導彈與海底導彈,甚至動用超常規武器和一切超越常規戰爭力量的核能、包括原子彈、氫彈和其他類似的業已發現和製造出來、在研製的、不久就會成批量生産的各種類型的新式核武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地球的毀滅,就將在這種縱橫交錯和紛繁複雜的核彈頭的傾盆大雨中成爲可悲而又可恥的現實。也許我們會給下一代的新生人類留下許多難解的謎底,例如長城、自由女神像、有美國偉大總統巨石頭像的山巒、被深層土壤埋葬著的金壁輝煌的宮殿,以及現今的人類所創造的其他許多許多的奇迹。

現實的軍事衝突和局部戰役以及廣大的戰爭都是不明智的人類互相屠殺之舉,都是歷史的真正的無法挽回的誤會,都是庸人自擾的相當大的乃至於極大的災難性運動,都是不符合歷史和時代進步的錯誤的和反動的所作所爲。反對戰爭、追求和平,這就是現時代的偉大命題。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一切爭辯和爭端的時代已經到來。當然,也有一些戰爭狂人對於軍隊的武裝作用是要進行誇張和讚美的,也有企圖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軍隊的力量達到個人的、小集團的和黨派的目的的,但這不過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可笑的荒唐之舉。從歷史的觀點看問題,從現實的觀點看問題,從未來的觀點看問題,這都是經不起琢磨的戰爭狂人自我炫耀的雕蟲小技的鬼把戲而已。

在處理國家與國家的邊境關係問題上,應當盡可能地避免使用武裝力量,應當盡一切可能尋找出外交途徑和國際輿論力量,來避免流血衝突。如果通過和平的手段能夠有力地解決問題,那就大可不必動用軍事力量;如果動用軍事力量,那就證明了不完善解決問題的途徑得以有效的利用了。

軍事力量的消弱乃至最終消除,用於戰爭目的的常規軍的(也叫野戰軍的)裝備的解除,都不是不能做的事情,這恐怕也是有朝一日必須做到的。因爲,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把軍事裝備改造爲造福人類的民用設施,把造成人心自危的局面轉變爲和平共處的良好環境,把軍事力量、軍事裝備、還有龐大得不堪重負的軍費開支(在美國、蘇聯、中國和其他國家,軍費開支佔據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乃至更多)都逐漸地轉入到非軍事力量的經濟建設工作,這將極大地推進全人類的文明與進步。這,首先會給先行如此做的國家和人民以及有關組織帶來不容忽視的巨大益處。例如,二戰後戰敗了的德國和日本在沒有厐大的軍費預算、並實現了解除軍事裝備的可能性之後,這兩個國家的全部力量都專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所以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就使自己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起飛,又用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使自己成爲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

現在,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向著二十一世紀進軍,甚至我們不無根據地認爲,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的重心可能會從美國移向亞太地區的日本,日本在世界經濟中將會發揮愈來愈加偉大的作用。這是因爲,日本的高技術産業首先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由此而引發的日本其他産業的歷史性進步無疑會以加速度的方式進行。據說,西德的經濟在某些方面要遠勝於日本,這就證明了非軍事化的國家制度以及非軍事力量的全部有效地使用、都是對於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

而軍事化的國家制度從任何角度來說都不可能構成對於人類文明的推進之力,這是一種遲滯社會歷史進步的巨大的惰性力量。特別是時代發展到像現在這樣的科技革命的歷史潮流氣勢磅礴而無可阻擋的情況下,這種惰性力量就更加顯而易見了。

大一統的、命令式的、兵營式的社會管理方式是完全不適應現時代的多元化的社會管理方式的,是完全不適應現時代色彩繽紛的、個性繁雜的社會政治生活需要的。兵營式社會主義是史達林的獨創,是史達林適應俄羅斯農奴制的習慣勢力而花樣翻新的模式或政治體制。其獨創的根本含意則是因爲史達林在“兵營”這個詞的後面加了個頗爲迷惑人的詞語 ─ “社會主義”。至於其內容,則是無關緊要的,是大可不必予以追究的。因爲一追究,就不能不露出“兵營”的馬腳來,就不能不與嚴酷的一元化的統治模式連系在一起。

這種兵營式的“社會主義”,說到底,是現代的農奴制,是冠冕堂皇的農奴制,是比農奴制還要惡毒的農奴制。史達林政治體制在中國也找到了相應的土壤,也形成了暴君式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不過是中國化了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即由毛澤東所代表的小生産的習慣勢力和一切反動的陳腐觀念所堆積而成的大一統的官僚行政體制和阻礙社會生産力向前發展的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

社會管理體制的軍事化,雖然並不意味著全副武裝或武裝到牙齒,但這要比全副武裝乃至武裝到牙齒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爲,社會固有的內在潛力都不能在寬松的環境中得以有效的施展,相反地卻要被人爲的種種思想的牢獄所慘烈地禁錮住。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等等則都是在這種沈悶而遲滯的氣氛中蝸牛一般地匍伏行進,而根本不能呈現出雄鷹展開翅膀騰飛的狀態。

嗚呼?!龐大的國家行政官僚機器在一攬子的命令體制下不但毫無創造性可言,而且還以扼殺和圍殲人的最可寶貴的素質 ── 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一切潛力爲能事。真正憂國憂民的有學有才有志之士就像被圍困在兵營裏一樣,只能不厭其煩地喊著“一、二、一”、“立正”、“稍息”,進行所謂的繼承、創新和發展的一系列喊得天響但卻幾乎重蹈覆轍的一無進展的工作。稍爲敢於發表自己獨立見解的人就在這座巨大的兵營裏被視爲大逆不道,並遭到程度不同的摧殘,因爲在兵營裏軍令如山倒,是萬萬違抗不得的,誰若違抗,誰就被統統地以軍法論處。

中國社會,作爲一個巨大的兵營,所有的民衆都是唯命是從的士兵,所有的國家行政長官都是各級指揮官,而所有的指揮官都得聽從最高指揮官,即首長的至高無尚的和毋庸置疑的命令。即便是錯誤的軍令,也必須照章不誤地遵守。這,就是兵營的或叫做戰時軍事的體制。如果說在戰爭條件下,這種體制有其適用性和可行性的話,那麽在和平的建設時期,這種兵營式的社會生活體制就是阻礙人民群衆從事自我建設的極大的惰性力量。因爲,一切以上級的意志爲準則、爲真理,那麽就似乎完全沒有必要去發揮人民群衆中所貯藏著的無窮無盡的潛在能力了,況且長官意志是不是永恒地正確無誤,這個問題倒是應當仔細地研究一番的。

根據實踐檢驗,由官爵分封制委任的長官們的意志有許多許多是摻有極大的水份的,沒有水分的是偶然現象,有水分的則是必然現象,唯一不同的,只是水分大與水分小的差異而已。這,就是兵營式的社會管理體制的全部優越之處。這種優越之處在於,它使人格的喪失與扭曲成爲普遍現象,因而也是正常的現象。作爲個體的人沒有自己的自主存在,相反倒異化成爲權力意志或長官意志的禦用工具了。

現在簡單地談談軍隊應有的作用:軍隊在現時代應當逐漸地回歸自身,亦即軍隊的建制不應該成爲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軍隊應當職業化,而不應無所干預地進入社會的政治生活,不應無所干預地進入社會的經濟生活,不應無所干預地進入社會的文化生活。總之,軍隊應當與社會的非軍事生活保持一定的乃至於相當大的距離,這正是現代化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歷史要求。軍隊必須國家化,軍隊必須服從于國家、服從於全體人民的意志反映的國家法律,軍隊必須擺脫狹隘的集團利益或黨派利益的控制。

軍隊的職業化,有利於使國家向著現代化的的目標大踏步地邁進,並使社會生活在非軍事化的原則基礎上實現正常化的既定方針,因而這是中國全面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議。
5.人權意識與國際接軌
遵守外交條約與協定,以使中國人的人權意識與國際接軌,才能保證我們的國家趕上滾滾向前的時代潮流,才能保證我們的社會徹底抛棄封建專制強制灌輸的愚昧陳腐的人權觀念。爲此,有必要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不分國家之大小、之強弱,謀求與世界上一切國家和一切地區建立平等、互利、互惠的關係;有必要遵守“聯合國憲章”等一切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條約和協定;有必要堅定不移地接受並遵循國際慣例,包括外交慣例等等,從而使我們的國家、使我們的社會和諧地融入文明進步的世界大家庭之中,以徹底擺脫四十年來可悲的與世隔絕的自以爲是的孤家寡人之狀態。

六、結論:人權是國家、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

人權,這是人類文明的標誌,這是社會進步的象徵,這是歷史發展的呼喚。人權是現代化偉大事業的迎風飄蕩的卓然醒目的旗幟,現代化與人權具有同一的內涵,人權與現代化的目標相一致。

人權具有普遍的意義,人權決不是某一地區或某一國家的專利,人權是全人類的共同的事業和共同的追求。人權是人類自我認定的唯一方式,也是人類自我發展的唯一途徑。

有人權,就有發展;沒有人權,就沒有發展。有多少人權,就有多少發展。社會進步以人權的實現爲尺度。落後的社會以藐視人權、排斥人權和否定人權爲特徵。文明的社會是以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並實現人權爲本質。

中國要實現自身的全面現代化,就必須提倡人權,就必須尊重人權,就必須廣泛而深入地、深入而廣泛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實現人權。只有讓人權獲得了圓滿的實現,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巍峨大廈才能夠順利地峻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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