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中央領導的秘書在關鍵的時候總能夠立上一功。2月27日《都市快報》浙江新聞版報道“溫州人上書吳儀副總理 爭得迪拜100個商鋪”，大致內容是：2月24日晚和25日下午，設在上海的國務院直屬企業–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公司向溫州市貿促會來電並函告：在阿聯酋的“中國商品（迪拜）分撥中心”可以接受溫州企業進駐報名。此前，這個中心一直暫緩對溫州企業的招商，被擋在門外的溫州人，不願意讓溫州企業錯失開拓國際市場的良機，就鼓起勇氣，聯名給吳儀副總理寫了一份申請報告，介紹溫州情況並懇求過問此事，讓溫州企業也有參與迪拜商機的機會。申請報告寫好後，他們專門去了北京，想辦法找到吳儀副總理的秘書，並于1月18日向這位秘書轉呈了報告。吳儀副總理看到報告後，給商務部領導做了指示，隨後取得“令溫州人滿意的結果”。
溫州人的這次“成功上書”，最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副總理，但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毫無疑問是副總理秘書，他設身處地爲企業著想，並樂於充當橋梁，報紙應該給予贊許。雖然，這僅僅是一樁普通的信訪事件，但是在執行程式上卻有著非同一般之處，一是“專門去北京”的溫州人爲什麽不去找北京永定門外的國家信訪部門，而是“想辦法找到吳儀副總理的秘書”，身處中南海的副總理秘書就是那麽好找的嗎？這些溫州人到底是如何“想辦法”並得以萬無一失地找到副總理秘書，順利轉呈報告得到副總理指示的？
如果這些溫州人是爲了自己企業的事情到北京上訪，依據現行政策，不但不能到天安門上訪，更不能到中南海上訪。天安門廣場地區被稱爲“執政黨和國家舉行重大政治活動和國事活動的重要場所，是全國人民和國外來京人士觀光遊覽的勝地，也是中華民族的代表和象徵”，而中南海是中央機關的所在地，一封上訪信（“上書”或親自送達申請報告）怎麽可以找秘書送進中南海的呢？公民上訪，或者信訪，向政府和國家機關提出建議，應當依照法律通過正常渠道或採取正常方式，分級管理、按級請示，按照所轄地區一級一級向中央報送，而不是直接“受理”。再者，副總理的秘書既然沒有兼職國家信訪局，那麽就應該做好自己的秘書本職工作，而不是越俎代皰搶了信訪局的飯碗。
至於秘書權力過大，參與的事情太多，危險性也越大。關於秘書弄權的前車之鑒已經太多了，前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廳級秘書李真，最後的下場是被判處死刑，罪有應得。在廣東作家張欣的新作《深喉》一文中，提到南方某些權貴如何巴結北京高官的秘書時，這樣說，“她當然不會像溫州人一樣，把錢成千上萬地扔在高級酒家的飯桌上”，“也沒打算驚動首長，而是把首長的秘書單獨約出來……拿出一個信封遞給首長的秘書，然後公事公辦地說下回把發票拿回來報賬……這能讓收錢的人心安理得，沒有壓力，能讓冷冰冰的金錢變得很有人情味。……每年有多少人要到這裏（北京）來疏通關係，聯絡感情，錢是人的膽，沒有錢的人到北京來幹什麽？！”（《收穫》2004年第一期）
錢是人的膽，如果錢與秘書手中的權力結合起來，是不是就可以無所不能呢？
──轉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