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
一、裂縫之中誕生的惡魔
不久前報紙上刊登了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陸軍司令承認，軍人政權期間阿根廷有三萬多人被殺害。一九七三年三月，阿軍人政變推翻裴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議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不到十年間，軍人政府先後逮捕五萬名左派人士、進步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受盡酷刑後，被裝上直升機，分批扔進浩瀚的大洋。在給他們家庭的通知時，只有“失蹤”這個最簡單的解釋。
讀到這則報導時，是一個炎熱的夏夜。突然之間我有一種涼人骨髓的感覺。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進大海時場面，那響徹天空與大海之間的慘號仿彿縈繞在我的耳邊，那入水時濺起的水花仿彿也飛濺到了我的臉上。我又想起五十年前柏林那陰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時候，眼光依舊如鷹隼一樣冷酷強悍。他是以一種心滿意足的而並非絕望的心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雖然死去，但法西斯主義並不像陪葬品一樣消亡。法西斯的幽靈將徘徊在整個二十世紀人類的歷史里。
我寧願以寬泛的視角，從文化——心理層面來剖析法西斯主義。從中非以吃人為樂的皇帝博薩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亞斯筆下的“總統先生”，從斯大林發起的肅反運動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其內核都與法西斯緊緊相聯。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歷史斷裂處，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所共通的的缺陷與危機。德國作家赫爾曼毓繞在《荒原狼》中寫道，每一個時代，每一種文化，每一種道德風俗與傳統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溫和與嚴厲，美好與丑陋。只要當兩個時代，兩種文化與宗教相互交錯的時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失去了一切慣例，一切安全感和純潔無邪。於是，地獄之門就打開了。這里，黑塞敏銳地預見到法西斯產生的社會基礎：動蕩時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驚恐交加的人群。
二十年代末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恐怖籠罩在每個德國人的頭上，經濟基礎的瓦解引發了上層建築的崩潰，文藝復興以來人的神話破滅了，康德那曾被奉為聖經的名言：“人是一種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當作他人的工具”，現在已被雨打風吹去。在風雨飄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與自由變得無足輕重了。人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劃定某種界限，在界限之內建立起人與人溝通的孔道。而在恐懼中孤立的人誤把“界限”當作災難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時，便在選票上虔誠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麼比“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字眼還要誘人呢?即使是那個時代的精英人物，如海德格爾、龐德等人也義無反顧地加入這一歷史逆流之中。俄國哲學家洛斯基痛苦地檢討這段歷史時說：“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虛構的價值來誘惑人的意志自覺服從它。”波蘭哲學家柯夫斯基是集中營里的虎口餘生者，他的體驗更加真切：“惡魔聲稱他們是出於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救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啟。惡魔這樣聲稱時，他們並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並早已打算為自己崇高的事業獻身。”那麼，這種“崇高的事業”是如何混淆善惡，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與“你們”的深層結構
季羡林教授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憶了二十年代在德國的留學生活。那和藹可親、關懷備至的房東太太，那機靈活潑又帶幾分憂鬱的德國同學，那一絲不苟做學問，把東方青年視若已出的老教授……人們是那樣地善良、聰明、彬彬有禮、溫文爾雅。於是，一個最大的悖論產生了：為什麼具有高度哲學、科學和藝術修養的德意志民族會被納粹組織成一架瘋狂的殺人機器﹖為什麼平時愛好文學與音樂的市民面對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的悲劇，居然會無動于衷，甚至助紂為虐?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在惡劣的環境中保護猶太血統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職，逐出大學，差點付出生命代價。然而，正是他第一個開始深刻的忏悔。一九四五年底，在一片廢墟與墓碑之間，雅斯貝爾斯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他指出，除了負有法律上罪責的戰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沒有公開反對納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負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體上三層層次的罪責。因為罪責是全民性的，對它的懲罰也是全民性的。這種忏悔已經不僅僅是忏悔了，雅斯貝爾斯將鐵鍬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義盤根錯節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對閃電部隊的講演中，有一句流傳甚廣卻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們所有的一切透過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過你們的存在而存在。”這里，“我”與“你們”似乎水乳交融，獨裁似乎是一種比民主更民主的制度。美國學者亞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匐在觀念腳下的民眾。有一部德國影片里，集中營的司令官原來是個整天樂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務閑暇還自得其樂地教小女兒製作植物標本。然而，一入集中營他便面若冰霜，動輒處死戰俘。兩種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統一於一人身上的呢﹖我們也許覺得難於理解，但法西斯主義輕而易舉地將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法西斯主義認為，全權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規律的價值根據，他們代表著某種總體的權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興、大同烏托邦的實現等等。他們通過恐怖的形式將歷史或自然的力量透過人類，而自由自在地運行。因此，有罪與無罪、善良與殘暴這類名詞變得沒有意義：所謂有罪就是指阻礙自然或歷史過程的行為，犯有這種罪行的人被控訴為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與消滅他們是自然而然的事。法西斯主義就這樣巧妙地完成了對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國作家蘇珊娜曾經研究法西斯的美學，她透過希特勒大閱兵的記錄片、歐洲修剪整齊的宮廷園藝、斯大林紅場上的群眾集會、日本三島由紀夫和伊朗霍梅尼的個人裝束等等，看到了人們心靈深處強烈的生命欲求和對神秘主義的向往。“法西斯主義代表了今天混在別種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為藝術、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丟棄理智、隱身群眾消解疏離。這些理想顯得生機勃勃，無限動人。”而西班牙作家奧德加則針對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個一百年以來就生活在治理與服從之間良心敗壞的國家。”這種中世紀以來形成的波希米亞式的遊民風格，正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現成的無政府狀態。推展開去，這也正是拉美極權主義的淵源。由此可見，法西斯主義是現代社會隱藏甚深的一大惡疾。
三、記憶與忘卻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單》時，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終鴉雀無聲，異國的恐怖異國的災難異國的悲劇深深地打動了學子們的心。在慣於用掌聲、笑聲、噓聲、吆喝聲來表達自己情感的北大，極少有哪部電影是在如此靜穆氛圍中放映完畢的。在放映《活著》時，北大學生對影片中一個接一個喜劇性的場面：大煉鋼鐵時沸騰的村莊、用來作訂婚禮物的紅寶書，婚禮上對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農民……時而引起哄堂大笑，時而引起掌聲如雷，觀眾比看周星馳的喜劇還要開心。我無意責怪以商業為準繩的張藝謀或影院里年輕的觀眾們，也不想用時髦的
理論來分析這種現象。面對悲喜劇的錯位，我不寒而慄了。
樂黛雲教授說過，一位德國學者想與她合著一本比較納粹與“文革”的書，回答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間，東西方兩大最優秀的民族會發生同樣令人發指的暴行﹖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種願望未能實現。回憶是艱難的，在回憶中忏悔與反省則更為艱難。蘇聯女詩人阿赫瑪多娃在《悲歌》中寫道，“可怕的葉諾夫時代里，我在列寧格勒的監獄中渡過了十七個月，某人認出了我：”你能說明這些嗎﹖我說：“我可以﹗”她那往昔曾為面孔的臉上掠過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顯然，對方對阿赫瑪多娃描述歷史真實的信念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但是，俄羅斯畢竟有了《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面對文革我們有什麼呢﹖在張賢亮、王蒙這代親歷者自傳性的作品里，“文革”僅僅成為他們品格的試金石，他們以受難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災難像日蝕一樣，一旦過去，他們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紅地毯。風靡一時的《血色黃昏》處處是暴戾和血腥之氣。一個曾經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白發蒼蒼的老教授的紅衛兵這樣為自己辯解：“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原因畢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為愚昧、盲從、打架、凶暴，可是他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的靈魂是壯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倫理與實踐倫理的自白居然獲得了滿堂喝彩，巴金所倡導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沒幾個人跟上。沒有對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當人們在現實中產生困惑與不滿時，文革的慘劇完全有可
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為當代危機的最高明的診斷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于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于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三十年代，面臨日寇瘋狂進攻，民心全面潰散的局勢，錢瑞升、蔣廷黻等學者向蔣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國論”；而面臨世紀交替的今天，一些學術刊物又開始討論“新權威主義”，我們是否應該有某種警覺呢﹖
二戰勝利五十周年了，今天的世界並非盡善盡美。南斯拉夫出現了對峙雙方殺害戰俘的暴行；索馬里、盧旺達，難民的生命更是賤如草芥輕若鴻毛；在中國南方某個開放城市的街頭，因為小小的摩擦，一名大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歷史的回音壁旁邊，我們听到了希魔猙獰的笑聲。法西斯的幽靈，依舊徘徊在我們這個太平盛世里。除了理性與良心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麼﹖面對“真理”與“正義”的旗幟，我們該作怎樣的選擇﹖在核時代的陰影下，每一種選擇都將波及“人類是否能繼續存在”這一并非聳人聽聞的話題。我們有權主宰自己，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將由我們一手創造。我們應當記住——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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