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
三、人是人的存在的唯一基石
人是人的存在的唯一基石，當然也是它的唯一標準，這一關係的最完善表達就是人權。
“六、四”過去十五年，世上大多數共產黨都倒了，這當然與中國境內的八九民運相關，有它的一份功績。但中囯共產黨還沒倒，“六、四”在其本土的歷史任務就沒有完成，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但正視不是視著玩，不是視著爲挖空心思寫文章，爲開會；而是爲走出困境，結束共産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
正是在這裏，發生了一些認識上的困惑：
1、八九民運到底成熟不成熟？
2、“六、四”從民族記憶裏抹去了沒有？
3、“六、四”做爲歷史進程其本質與中國眼下那些進程是什麽聯繫？
4、告不告別革命……等等，這都是現階段應予回答的。
八九民運的成熟與否事實上是兩個進程：其一是做爲釀成這場偉大鬥爭的民族理性的成熟，軟環境的狀況；其二是這場鬥爭自身的成熟，它的硬體建設是否成熟？其實，這個時代的民主要求早在鄧政權前已經起步：76年的“四、五”，之後就再沒終斷過（當然，“四、五”還含有一些非民主因素：共產黨遺老情愫）。因而不能把民主訴求的産生歸於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末，這種要求已經普及到社會各角落，雖還模糊，但它近於上升爲社會的明朗觀念了。所以單看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不僅是高漲飽滿，而且普遍，做爲八九民運得以形成的那個軟環境，中華民族的整體覺悟，無疑是成熟的。沒有這種成熟，不可能爆發如此規模的反暴烈火。
在事件進程自身的健全方面還有相當不足，遠遠落後於形勢：即與蓬勃高漲的民主要求相比，沒有足以與這個背景相匹配的思想旗幟和組織應對。那時有了個人生命尊嚴的體驗，強烈的民主要求，對自由的向往，但缺乏相應的理論製作。當然這不能歸咎於那個人，也很難說是可以通過努力來避免。時代的現實是：共産主義幕布下，要麽，萌芽出素樸的自然自由主義；要麽，從馬主義的一些暗流裏分離出馬克思主義框架內的自由主義；那時思想界還沒出現徹底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自由主義研究，不能爲來勢如此之猛的民主運動提供完備的思想指導。無論是民間還是社會開明派，其覺悟都只是改革，是呼喚在共産主義概念下的正義與進步。共産現實所引發的對它的普遍懷疑所針對的還只是共產黨內那些人，社會目光主要投在主宰者的用心險惡上，把人的用心非法性當成災難的唯一解釋，還沒有“共産”概念本身就“是”反正義，絕對非法的起碼覺察，當然還形不成“社會內在矛盾究竟是什麽”的治學，不可能滋長出這樣的理論成果。
一句話：八九民運的綱領是“共産修正”，希望通過改革引進民主。社會的內在矛盾卻是“共産”的反人性，它的克服只能是對共産做否定，我們還沒有達到這樣一種理性自覺。
“黑手”們也只是從自己所立足的，視野所及的方面來煽“陰風”，點“邪火”，只覺悟到譴責和要求，沒有推翻共産的心理承受，到今天還時不時聽到團派的懷舊。
所以當學生運動轉化爲全民和平大起義時，那用來對共産實施改革、修正的綱領就不能爲運動指示方向，樹立旗幟，不知路在何方，高漲的民衆動力找不著出路。
硬體建設的第二大弱點與此有關：沒有理論旗幟必然設計不出相配套的組織應對，這是僅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的。
如果從人類史角度來看呢？那就風光別裁：事實上實踐已完成重大轉折的綱領性突破，卻沒有被思想界所注意，沒進入理論表述。無論國際的政治家還是政治學者，或者中國的民主活動家和治學政治的人—-都看到東歐與原蘇聯的巨變，卻僅用爲感歎中國民主進程的艱難，沒用爲中國“六、四”與東歐巨變內在的綱領性轉折聯繫的揭示—-
與中國的民主要求相同步，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蘇聯……也都捲入了這一浪潮，這不僅是同步的，交錯的，其本質對是同一個—-抗掙；即都是在改革旗幟下的，沒越出“對共産的修正”，是在承認共産統治合法前提下的進程，至少當時沒有以徹底的自由主義爲動力的旗幟。
東歐的成功是實現了路線跨越的—-這個垮越是理論意義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實踐形態的：中國人實踐悲劇剌激了他們這種理論升化，綱領跨越—-北京流血！北京在流血！這個直觀事實比什麽都具有力量，連想也來不及想，一夜間就從改革、修正路線躍升到對共産的徹底否定，從共産統治合法下民主要求直接跨越到共産非法，行動目標變成爲直接推翻。這是戰略轉移，是行動綱領的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論性質和意義，但被生動的實踐經驗所埋沒。正是“六、四”悲劇做爲共運史上的里程碑，才對後來的進程具有示範和完成綱領跨越的作用。
“六、四”的里程碑作用就是告誡：對共産主義修正、改革之路走不通，只有徹底道路可走。羅馬尼亞民主轉型就更具有這種典型性。—-
“六、四”的極大犧牲所換取的偉大教導是：只要共産還合法就沒有民主！只能選擇推翻共産！別無他路！這是共産政權的內在矛盾所決定。
在我們著作的其他部分，己經就當下中國每日每時都發生的人民抗爭做了論述，證明我們同胞並沒遺忘“六、四”，相反，當下中國的現實面貌正是“六、四”的深入和繼續，提出“六、四”被遺忘之本身是因沒有方法論—-“六、四”是現代中國道德、價值的底線。“六、四”要說明的，要證明的就是—-“人是人”！它要在公衆聯繫裏獲得普遍的承認，試問從人肉體裏發育出來的記憶能把自己忘記嗎？任何事物能忘了自己的底限嗎？底線起的是動力作用，不一定非要被經驗，事物永運與自身相等，既不能跨越，也不能繞過。正因爲社會繞“六、四”不過，正因爲底線之不能被遺忘，所以中國社會的所有領域，甚至意識所不屑的方面，旮旮旯旯，才無不陷於矛盾、危機、乃至癱瘓。原本與政治無關的一般性安全事故，天災，甚至疾病都無不飽醮了政治的濃汁。如果不是事關一切的政治這個總閘門出了問題—-失去效力，怎麽會天天發生車、船、礦難、化學毒品泄漏，路陷、橋塌、樓倒……這些事件的普遍和頻率所告訴的是什麽？它告訴木偶的連線已沒人在牽：它告訴：本性就是“負起責任”的政治已經不再負責任，或沒人去負，沒人能負，沒有辦法來負！
中國已經墮落到全社會不再存在責任這個地步。
做爲管理職能的社會已不履行，也無力履行管理！爲什麽呢？
就因社會責任就是它的倫理底線，不只有個擔負問題，重要的是它的出處與根源，它的價值所歸問題—-倫理價值的出於存在，歸爲人的存在。“六、四”就是對責任能回歸到人的存在的爭取，是倫理、價值觀的出發點，正義的根。眼下整個社會所陷於的困境，就是“六、四”做爲價值底線沒有實現所使然。它證明政權已在百分之百方面喪失了誠信，淪爲一種對付的力量，就因爲人權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是社會的第一原則，處在一切聯繫的中樞，起著派生和支配作用。人權狀況是社會昌盛的唯一條件。不讓中國社會的根紮在人權上，中國社會就別想有效運轉。而社會要奠立在人權上就必用共産來配葬！
四、當下中國的諸矛盾
1、我們能不能從“六、四”這個進程裏尋求出一個普遍的覺醒呢？我想這個覺醒是—-世界之上只有人，沒有中國人，美國人，基督人或是共産人。只有在人的心裏，才有國，才有教；不是中國的共産主義才專制，才暴政；而是只要共産主義就專制，就暴政。
不是因爲“中國”這個持殊定語的共產黨太殘暴、太貪婪、太血腥，而是只要叫了“共産”的黨，就殘暴、就貪婪、就血腥。所以說，不是因爲我們是中國人，才發生了“六、四”，而是因我們是人，才必然發生“六、四”的。
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推定：
“六、四”的原因是反人性的共産理念與人的自然性質之間對抗的必然之果。
2、當下中國正在交織著哪些進程？
一是臺灣要求獨立的進程；
二是香港民衆要求廢止二十三條，要求直選的進程；
三是尊敬的達賴大師代表的西藏人民要求自治的進程；
四是東土爾其的獨立進程；
五是內蒙古青聯的要求：
六是現在上下都還未看到的東北三省最易於分裂的危險潛流……
與此相伴隨的，代表了所有進程總方向，反映總矛盾的只能是民主；以及由這些矛盾所決定的共產黨內部矛盾和他們矛盾的交織……請不要認爲只有江胡風浪激，連胡仔個人也是個複雜矛盾的合體：胡仔是人，當他看到他的同類陷於難以擺脫的苦難自有同情發作，只要是人就避免不了生命價值的體驗，就會有青史留名的欲望—-胡仔常常說些符合正義的話，下些整頓吏治的決心，就來自這種動力。但他對共產黨的前途負著全面責任，就難免不滋生出臨危授命要中興其党的大志；他要當好人，黨的前途不讓！胡錦濤若真要做好人，正派人，誠信人，就非把黨斬掉不可！若他要負起使黨不亡的責任，他就不能做正派人，就得惡下去！可以說胡仔肩上的這個矛盾就是眼下中國。
3、人是絕對自然事實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臺灣人就是臺灣人嗎？可不敢這麽武斷！什麽臺灣人、香港人、藏人、維人、大陸人……統統都是人！世界上有的只是人，不是帶定語的人。說xx人這個定語成份，是因人有了心。
所以，加上定語“大陸”，並不能個別出一般意義的人。把痛苦加給大陸人，他們所不能承受的，也是其他定語如：港、澳、台、藏、維……的人所不能承受的，這永運不會有錯（我在北墅監獄編輯小報，對桌是個正宗伊斯蘭，不幸淪落在山東沿海，被一個就會寫三字的（姓名）漢族爺們收養，這老爺們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過的膠東民兵五虎將，他哪懂什麽釋伽、真主，伊斯蘭，他只看到兩腿兩眼小雞巴，在大漢家，伊斯蘭小孩長成了漢族小夥，也沒因丟失了心中的信仰而不具人樣）。普天之下人在性質上是絕對無差別的，滿足上又哪來的差別？美國人就不鬧分裂，何哉？美國太好了，分出去是不想享幸福了！所以資本主義再人吃人，再資產階級自的化，還是共産下的人往美國逃，咋就不見美國人往中國流呢！你非要唱社會主義好，怎麽能不成爲人的災星呢？
4、諸進程是同一本質：人權—-有表現爲爭取，有表現爲捍衛
因此我認爲：鎮反時的反革命們所恐懼的；右派、右傾，現行反革命們所恐懼的；法輪功信衆所恐懼的，也是臺灣人、香港人、藏人、維人、蒙人……所恐懼的！只因爲我們從祖上就是大漢後裔，咱就只有從反共産上找出路，只有異見，反革命的份！那被關在共産鐵幕裏的，凡能尋出理由的就以理由爲合法性依據拚命往外擠（獨立），至於還未被共産意識形態網進去的，當然就要拼命不被共産網進去。我就覺得：當下中國正發生的那些進程，對於臺灣人，叫做如何不被網進去；對於西藏、新疆人，是如何設法掙脫出來；我們呢？這兩個法兒都不好用，就只有反共！反共！本質嘛，我看就是：
人是一個！—-共産意識形態恐懼症！
共産主義這個教門，人不陷進去是不知道，一陷進去，就是睜眼撒謊欺人欺世可往往並不自知。比如：它收復香港，許“兩制”之諾時，心裏未必是要欺騙，也未必打算賴07年普選的賬。普選與否對於港人是整個的天，對於共產黨的黨霸們卻只是肩上擔子的內容之一，他們首要的責任是救黨，睡夢裏也擔心這只破船翻，當對香港“兩制”的承諾可能成了船翻的條件時，很自然地就只能顧黨船不翻這個大局，失信也就在情理中，咱們得知道：他們是從黨垮不垮這個大局出發，港人是從人人生而自由，權利不可讓渡出發，到哪去尋共識呢？共黨們怎麽會覺出在“兩制”上撒沒撒謊呢？須知：這“共産”本身才是謊源，是謊的動力，人的活幼是對它的服從，撒謊只是它的形態所使然。撒謊者若不把自己做成反觀物件，社永運觸不到這暗道機玄。
我想，直到眼下，至少可以說上述各個進程頭上所籠罩的是同一塊烏雲：對於我們，就存在一個能不能尋出一個更高任務的概括—-能不能在相當的時間裏，讓我們用這個共同的任務來充當具體任務的條件。只要你想通了—-人，不就是在活嘛！人權當然高於一切！
只要與此相符合，我們爲什麽不能合縱，先完成共産木乃伊的擊破。
治臺灣阿扁機智、應對，用術有餘，卻未必不欠若愚—-共產黨公佈的二王材料是假，在下深信不疑，但那是用真要素合成的假文件：它透露阿扁對民運的利用爲真，同情爲假，自利是實質，沒有至誠，沒有至誠的援助往往造成損害。我要說的是：用術是有效，但只是對看到的需要，當下的任務；對於全局吮？卻不一定不潛伏隱患，因爲全局中有眼下還直觀不到的，未來的。王炳章看的很清：經國先生有誠，他把對臺灣的責任與對大陸形勢的關懷納在一個進程下，他是從真人權的出發同情大陸民運，而李總統的長處是用術，他不愧爲傑出術家，術家的把戲能被見影證明確已立竿，可大陸自然資源哪一件不是在直接受益這個見影中完成的破壞？大陸公佈的台諜材料可證：臺灣政權是出於用術支援民運，支援的就不是民運，而是民運中的少量成員；關懷的不是大陸人自然的人權，而是鼓勵自然人貪欲的一面。是民運，就必導致理直氣壯：敢用也該用臺灣的錢，不怕承坦顛覆共黨的台諜—-共產黨說的是一個中國呀！問題是：不是民運用這些錢，至少沒用它的絕大部分，是民運裏的一定成員個人消費這些錢—-因此只對眼下有效的術，就分裂了民運，成爲我們反共産戰略的妨得。只須檢閱王炳章時代的《中國之春》，就可以看出《北京之春》不是民運機關刊，而是民運隊伍裏少量成員的沙籠刊，它的作者分佈就是它不可寄以信任的直接證據。難道這還用得著審計嗎？我這裏發出的不是譴責，而是對我們共同前途的擔憂！你將從眼下的散兵遊勇走進舉國誠信的考驗。造成這一錯誤的就是李登輝！每一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誠心所關卻是“怎麽樣去自由”。未來的我們，就根據你是怎麽來自由的，投你可否信任的票，事至今日，已知前些年加在王炳章身上的，確有不實，可曾有人出來承擔嗎？那些不實的作者能欺世欺人，能欺了自已嗎？共産解體的前夜：民運的骨幹們還不打算把鬥爭的重點調整到自身“意誠”、“心正”上來，你就擔負不起推進民主的重任。如其找理由來證明，不若至誠開金石。因此我想說：共産主義既是人類的大敵，它在退出歷史前更加窮兇惡極，我們能不能就這個最迫切的共同任務發生協同？不在這個世界上徹底地埋葬政權信仰，讓經驗價值普世，個別努力就是妄談。要作到這一點：最最重要的就是意誠、心正、身修。把自己做爲認識物件來反觀，才是民主大業的本，到今天還不把此當成本，不把自我反觀提到日程，那麽，就沒有力量迎接共産垮臺，不足以應付共産垮臺的震蕩。災難更難想像，《黃禍》的“禍”是對“黃”的錯誤修飾，只能說“共”是禍，不應設“黃”爲禍。但該書看到了一個尖銳的前景：如果臺灣政權在擬定自己前途的思考中不把大陸民衆納於責任，那個小島就要人擠人，如果在難民潮襲來時臺灣敢阻撓難民上岸，那麽臺灣就毀了自己。機智會造成台海兩岸共同的災難，臺灣需要若愚！如果你硬要“機智”，將帶出大陸東北地區的分離進程，那比眼前更糟。
五、胡錦濤到了該三思的時侯了！民運也到了三思的時侯了！
中華不是共產黨的私産，也不是民運隊伍的私産。胡錦濤對中華有責任，不能因爲他有責任而剝奪我們的，也不能因爲我們的責任而剝奪他的。胡錦濤該省悟的是：“共産”到底算個什麽鳥玩意？完全的空幻，連牆上之餅都不如，你擔著這個空幻的包袱必要性在哪？你要擔看這個空幻就得拿實際的人爲祭品，它又不吃不喝不痛不癢無死無活，殺了它十三億生靈沒有一個人會少長二斤肉，殺了它對十三億生靈卻是天也蘭來路也闊，在下我能看的這般請楚，同一個年歲阿濤怎就這般守舊，你不殺它它就要禍患，不一定不危機到你胡錦濤。你不設法救人卻硬去救黨，何苦來呢？何去何從真該好好想想了。
面對著這百孔千瘡天天橫禍天上來的國家，民運骨幹們不該反觀自身嗎？我們成長在共産主義大染缸，我們勇敢地背離了它，成爲它的掘墓者，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就能制勝，我們可以勿視共產黨的誹謗，卻不能不思考民衆的期待。中國的民主運動是被共產黨逼出來的：但民運卻不是沖著共產黨的，民運的責任是推進國家的民主建設，因此，民運隊伍既肩負著鬥爭，這鬥爭的成果也依靠自身的成熟—-讓自己被信賴。越是共產黨臨近崩潰，民主骨幹們個人身修就越關重要，關係到那應雲而生的是些什麽？你怎麽吃人家一餐飯，吃完飯順手牽的什麽羊都可能誘發出事關民族面貌的後果。
客觀的形勢已到了這樣的關頭，它要求我們共同完成在全人類結束共産這個任務，這就需要大家都誠，都真心：統與獨都未必是本質—-因爲只有在心靈裏才有統有獨，而心靈的要求全不是本質！本質是人的存在！是人權！人有要求的自由，自由卻不只是用來對自身的滿足，它還包含對環境的負責。即便你的要求有萬條根千條據，你也有思考與進程相伴隨而引發對全局的動搖的責任，否則就不是大德，不是大德就沒有衆望。不論大陸的民運人士，還是其他進程中的骨幹，在你的思考中都有義務保證不引發環境波動這個責任，你不僅要尊重大陸的歷史淵源，還應看到五十五年共産經濟所造成的這個佈局，民族一旦五馬分屍，經濟分佈的失衡就是軍事爭鬥的誘因。不錯，這個罪惡是共黨，但承受這一災難的卻是人民。政治這個詞不是只對我負責，它是普遍有效的責任，做爲政治責任者，不能只擔最近的那一部分而不計更大範圍的環境—-都是血肉之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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