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一、前言
本剖析力求客觀、邏輯，所謂客觀就是結論不是來於攻擊、反對，而是原語句所包含的，我們只是將它提取出來。就是說我們對它的判定不是加給它的，而是它做為一句話自身就如此，言者只顧表達自已的意志，無意間放過了它，我們將之指出。然後來比較實際的人在這種場合的可能；邏輯的立場一是說做為方法論遵守的規則，不是隨意的想當然；再是指邏輯聯繫就是事物的原有聯繫，人有了理性後才能發現和抽取。
一位焦姓的教授近日討伐中宣部，他指出的那些事實都是對的，但中宣部只能對其行為負責，不能負起妖魔意識形態責任，就焦先生的鬥爭方向來說沒有錯，但嚴格地說來目標不當，因為中宣部不是獨立的，它是做為「『共產』黨」的職能才具有責任和能量的，它是共產黨的職能，能不圍繞著共產黨轉，它身上能不流著共產的毒汁？
二、純粹的「黨」沒有善惡上的性
所有實際政黨都不是純粹的，所謂實際就是有自己的宗旨、綱領的，但所有政黨能成為實際的政黨都離不開那個「黨」字。單純的「黨」只表示自己是集團—-人的集結，並沒有善惡上的性。任何政黨的黨性都是由它的定語規定而獲。它的任何職能部門本身都無性，性只能來自它所在其上的機體—-實際意義的黨。
黨本身無性，性質來源於定語，比如：「民主」、「共和」、「民進」或「共產」，黨的善惡就是這麼來的。沒有一個政黨不是通過定語才建立起自己的性質，這個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真正原因被研究所忽略。我們把它抽像如下—-
1、凡不是封閉性定語造成的黨，其活動都能正常，黨的性不會與人的性相矛盾，不是說它不犯錯誤，而是說它的錯誤也直接就是人的錯誤，即使犯了也能被改正—-人一旦理喻了自己的錯誤，也就糾正了黨在路線、方針、政策上的錯誤。原因是開放性定語並不對人發生特別塑造，不使黨有一套獨立在人性外的意識形態，人授之於自然的那些性質不因結黨而有絲毫變化，依舊自由自在地表現；
2、凡封閉性定語的黨，就絕對不出好鳥—-這是必然的規律。因為凡黨都圍繞定語展開活動，由定語語義來規定黨性，可事實上我們並沒覺察這一關係，總把責任推給人（領袖）—-或者犯錯誤，或者人品太惡。學術界、政治家沒有對政黨定語的研究，必然滯後我們對民主的嚮往。「六、四」死那麼多人了，我們還只是對著人—-鄧小平、李鵬或江澤民……，並沒去想黨惡黨毒其根源在它的定語。
人之對錯誤的發現，總是通過對路線，對貫徹路線的政策、方針的檢討，即對所做事情的清理。可黨在善惡上的性質是儲存在黨字之前的定語裡，人只在定語後的路線、方針、政策裡，人的行為裡做追尋，怎麼會發現黨的定語所包含的矛盾呢？人的智慧是在定語限制下做應用，是被定語支配著才那樣思維、那樣行為的，但在對錯誤的檢討中並沒有面對定語的機會，就像遺傳性疾病，對兒子的摘除手術治不了老子的病。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人所能感知的是自身：自己所思考所行為是在黨的定語下發生，對思考對像思考內容的檢討就到不了定語身上。所以能糾正的錯誤就只是作為既成事實的政策、方針、行為，或者對人（領袖），並沒觸動起支配作用的黨字之前那個「共產」。
檢閱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史這判斷就最為清楚：毛澤東富田濫殺引起批評，他卻不屑地反擊說：「殺反革命何愧之有？」；後來的請洗AB團，在政委、政工的清洗面前，師長、軍長、司令員不僅幫不了部下，連自己的老婆都救不了，為什麼？就因政委、政工所依據的是無邊無緣，觸不到摸不著，不能測不能量的「共產+革命」這個意識形怎，做為意識形態，其標準不是幾何學的長、寬、高，不是物學的距離、重量、變化……不具有絕對質，不！它根本就沒有質！它的質完全由臨界事態來補充，攥在力量強大的一方，誰在地位上佔了它，它的質（善惡上的性）就任誰說長說短，說方說圓；誰也沒有辦法證明毛澤東濫殺不是為了革命；誰也沒辦法拒絕、阻擋用「革命」的名義發出的號召：鄧小平他老婆保護不了自己的姑，趙紫陽保護不了他父親，徐向前救不了老婆……這些罪惡只有在沉積了若干年後，很少有現實利害了，才用《關於……問題的決議》予以承認，共產黨這樣的歷史決議還少嗎？《決議》從來沒對後來有效：承認毛澤東犯錯誤僅僅對著過往，對著毛澤東，對毛的請算不能阻止鄧小平再次殺人！何哉？因從共產黨初創，那發生支配作用的就是「共產」，這些決議糾正來糾正去的，只落在人上，無非是陳獨秀、瞿秋白、向中發、王明、李德……毛澤東，並不是黨字前那個—-共產。對人的清算不等於對共產這個意識形態的請算，毛澤東是從「共產」那裡借來鎮反、赴朝作戰、反右、大躍進、四清、文化革命……合法性的，清算他的鄧小平照樣還從「共產」來借：反對自由化、兩手抓兩手硬、最大的疏失是教育的疏失、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合法性。縱觀共產黨黨史，又是左又是右的錯誤，其實都是「共產」一詞支配的結果，差別只是時間與領袖的不同。不管共產黨做多少個決議，清算多少領袖，那怕是把領袖絞死，只要不除「共產」，它就得繼續作惡為孽。
三、對「共產」之做為意識形態的思辯
共產做為人際聯繫的形態，實際上並不是從客觀世界裡抽取出來的，並不具有客觀存在的支持，但「獨立」卻是客觀事實最本質的存在方式。一種根本不存在的聯繫被權威化成制度就必然地轉化成形態，要想使一種並不存在的形態成為實際的社會原則，就只有靠人用外力來賦予，這只能是一種製造—-為什麼所有共產政權都強調意識形態呢，原因就是你不強調它它就像冰一樣立刻溶化！事實上形態是事物才再有的，嚴格地說就是事物的存在，形態所說的就是：水是水，山是山。沒見什麼人把水錯當成山，把山錯當成水。
人形成了意識：既能識別自己，也能識別對象，這已足夠了。事物是其自身，人對之不能避免，也不能預造，人看到什麼就理解什麼，這就是最正常的形態。所以說意識的形態就是意識之本身，何須造呢？共產主義之所以需要製造形態以標榜自己，就因為根本上沒有「共產」這回事，它是煞有，煞有就得靠強調—-突出（突出政治）。像上帝、真主……等等，並不是客觀事實，它的形態就得靠人用「見證」來支持，真有的話它還不與咱握握手，問問侯！還靠什麼「見證」？！只有「見證」才能把正常人從經驗世界異化到對神的相信裡。共產主義做為意識的形態其實就是宗教的見證。要想使沒有實際存在支持的「共產」具有實際的形態—-
就得靠宣傳部去製造，再靠專政的大棒去捍衛。
對此毛老人心領神會：筆桿子用來吹，造謠；槍桿子就來保衛所造的謠，對不信謠者：斬！專政！他把這兩桿子之和叫成了「革命」，或「共產主義革命」，他處億眾之上，誰有力量去粉碎？共產主義需要靠對意識形態的強調來維持—-這個事實之本身就證明共產主義的煞有—-煞有就是非法。中共與蘇共的論戰，毛澤東指蘇為「修正主義」的主要證據就是赫魯曉夫放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試問共產黨，這大千世界裡，物質的人不就共屬一個類嗎？還有什麼「共類人」與「自由類人」？我們傳了五六千年的文化，哪在同類裡分過什麼形態？因為全部的成員才是物質中的一個種，同種物質哪來不同的形態？標榜自己在形態上不同者，只能是出於自身的滿足，他們有不同於常人的需要，才要破壞人的正常形態，以使他們的個別需要擁有口實（合法）。難道不是這樣嗎？
四、人的存在哪來的陣地？
劉雲山那點才能與他毛老祖怕不是能並提的，他怎麼能造出個「陣地」來呢？只具備是條惡狗這個條件還遠遠不夠，他還得具備愚昧這個在知上更致命的條件：
他得愚昧到不知道—-人是無原因的先驗事實—-這個公理。
自然界只有個存在不存在，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已經的存在，人也就無原因地取得了實現存在的資格，存在下去是本己生命對本己生命的聯繫，哪有陣地之說？陣地是爭奪對象，「陣地」的成立需要心理上的原因，是對著相對力量說的，生命的存在不是鬥爭性聯繫！
這一段是這一批判的主旨。以下的實際批判是對著劉雲山說的話。因為任何人說話，都天然地包含自己，即使他話裡不使用主語，也必定留在裡邊；而人說的話總是有一個語境，從中我們能看到引發所說之話的原因，話所指的的對象、目標，及其要求……我們一一加以提取，也就呈現出說話的人的心理狀態，以及這些話含不含矛盾，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是平等的，還是奴性的，或是佔有者的，是善是惡，是真是假也就都清清楚楚，如果其中有詐，那個所以為謊的源頭也將暴露無異。話總是圍著某個方向，或服從著某個支配力量才形成的，只要找到這個方向或支配力，對之追蹤就能發掘出罪惡的源藪。
我們先把劉雲山的原話照錄如下：
「新聞宣傳工作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統領，著眼於服務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著眼於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不斷與時俱進，大力改進創新，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宣傳創造性，更好地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任務。」
「宣傳工作要唱響時代的主旋律，必然用體現時代精神的先進典型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在深入挖掘思想內涵上下動夫，在生動刻畫人物形象上下動夫，把握時代脈博，弘揚時代精神，唱響時代正氣歌。」
「新聞宣傳要做到『三貼近』必須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用平實的語言闡釋深刻道理，用生動的事例揭示真實本質，用群眾易於接受的方式表現高尚的精神。」
「新困宣傳要擴大覆蓋面，增強影響力，必須主動佔有互聯網這個陣地，用正面的聲音主導這塊陣地，用正面的形象佔領這塊陣地。」
我將就以下幾個方面揭露劉部長這些話的內部矛盾，並指出他自己根本不懂的一些方面。
1、劉雲山的話是一種刻意，但人卻不是刻意事實；
2、什麼叫「新聞宣傳工作」？劉雲山不懂；
3，「統領」的本質是選擇標準—-作假；
4，人的生命裡沒有主次，沒有大局，沒有主旋津；
5，人中沒有先進與落後，沒有正面；
6，語言還有「平實的」不平實的？
7，「佔領」蘊含設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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