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六四已經過去了十五年。十五年來，圍繞六四的發生原因過程及意義進行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我覺得討論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結合六四以後的中國歷史進程，尤其是結合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社會轉型的特點，來回過頭來看六四的分析還是很不夠的。這使得現在的六四研究限制在一九八九年的時空背景和學生運動的性質上，這是很令人遺憾的。因此我下面提供大家討論的三點思考，希望儘量與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挂起來。
一是，現在的反思比較重在當年的運動在民主方面的訴求，而忽略了那更是一次要求反腐敗的運動。事實上，學生和知識界提出民主問題，也正是因爲大家認爲腐敗問題只有靠民主機制才能解決。六四之後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腐敗問題愈來愈嚴重，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我認爲，正是由於一九八九年人民反腐敗的要求被鎮壓下去，所以才有了現在這種體制性的腐敗。這不僅是因爲中共抗拒政治改革，使遏制腐敗的機制建立不起來，反腐敗的運動從此就限定在執政者內部，任何來自外部的、制度的反腐敗活動和建議都被視爲挑戰党的權威。也是因爲學生反對腐敗結果被血腥鎮壓的事實，使得社會上反對腐敗的來自民間的壓力也因爲對政治暴力的恐懼而大爲減輕。九十年代以後民衆對政治的冷漠和對政治參與的回避，就是這種恐懼的表現。也就是說，當年對六四的鎮壓，不僅是獨裁的勝利，也是腐敗者的勝利。我們紀念六四，不僅是紀念人民對民主的追求，也是紀念我們這個民族要求文明和廉潔政府的努力。
二，有人說，學生在一九八九年提出的推進改革的目標，在鄧小平南巡之後的改革中基本得到了實現，證明中共是吸取了六四的教訓。但我認爲，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所造就的今天的局面，並不是當年學生的訴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八九年的要求在九二南巡講話得到了體現，但是由於人民和真正的改革力量被鎮壓下去了，所謂解放思想和搞市場經濟，事實上不是在強大的人民力量參與和監督下進行和開展的。所以九二南巡只是爲了收買統治者內部的認同，而代價卻由人民承擔。從九二年以來，我們已經不是處在改革的時代，因爲執政者已經沒有建設一個美好中國的願望（哪怕是他們心目中的美好中國），也沒有這樣的能力。改革變成了公開劫掠人民財富的號召和總動員令。可以說，自從九二年開始，改革已經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權勢集團、利益集團共同瓜分全民財産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又是建立在社會嚴重的不公正以及導致的地方差距、貧富差距的基礎上的。這其實正是我們在八九年最擔心的事情。因爲當時就有人指出，缺乏民主機制的市場經濟改革最後會變成利益瓜分。所以我們才強調民主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今天中國不幸真的走上了這條以社會不公爲基礎的社會發展之路，正是中共沒有吸取六四教訓導致的。
三，有人說，是六四打斷了中共本來已經在計劃中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進程，使中國的改革倒退了十幾年。六四學生是好心辦了壞事。我認爲這只是一種猜測，缺乏史實根據。恰恰相反，不是八九民運打斷了改革的進程，而是真正的改革要求嚇破了共產黨的膽。從總體上講，試比比後來東歐的民主運動和臺灣的民主運動，八九民運根本沒有提出任何過激的要求。當時學生絕食的條件只有兩個，一是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論，不要把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這是過激要求嗎？二是希望能與當局進行公開對話，討論改革問題，這難道會過激嗎？在絕食發起時，我曾經提出加上第三條，要求當時的教育部長何東昌下臺，這個建議後來被否定了，理由就是不要太迫政府。學生方面已經十分理性溫和了，如果有所謂真正的改革派，如果他們還有能力推進改革，八九民運無疑是爲他們提供了最好的和最大的支援。如果他們今天站出來說，是學生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他們應當先反省一下爲甚麽自己當時沒有能力把握住機會，主導改革的進程。如果當時當局採納了學生的要求，開始與社會各界對話，共同推進實質性的改革，在中共控制下的政治改革就可以啓動。那將是一個理性溫和的改革，怎麽會出現後來中共假設的大動蕩呢？正是中共拒絕了當時那樣一個機會，才使得中國的改革停頓。
指摘學生打亂了改革派的部署的人，其基本的心態就是寄希望於中共內部的改變，而拒絕來自體制外的壓力。這些人在八九以後，先是對朱鎔基，現在對胡錦濤溫家寶，都寄託了很大的希望，就像當年對趙紫陽寄託希望一樣，結果又如何呢？沒有任何社會外力會打亂朱鎔基的部署，他又搞出甚麽改革了嗎？可見，上述論點事實上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六四平反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主動權在當局手。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現在就做的，那就是維護歷史的真相。這就是我提出以上三點思考的原因。
(6/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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