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以魯迅為首的五四狂人們打著「救救孩子」的旗幟害了中華兒女，害得我這個在大陸上了１５年學的中國人到德國時對中華民族的傳家寶四書五經一無所知。多虧德國教授們的指點我才得以瞭解中華文化。而我對中華文化的一知半解就足夠我創作出讓教授們讚歎不已的德語詩歌，得以靠此申請綠卡，申請護照。我的作品屬少有媒體問津的中國古董，很巧今年五四時卻有電台記者採訪。這位女記者是東德人，很感謝中國的古代文學，因為在柏林牆被砸毀前它們的德文譯作曾給過她不少慰藉。她還笑話德共很傻，不知道這些古書比禁書更能發人深思。我們暢談了很久，沒有絲毫障礙，讓我斷定古代各位先賢拓展視野，而現代各種主義則封閉思路。
從小使用簡化字的我在德國學會欣賞古文，獲知中共奪取政權後把自五四就開始膚淺化的漢語更加馬列（政治）化空洞化，讓內涵深厚的古文失去了原意，所以在我０２年接觸法輪功前很少讀現代漢語，也很難用現代漢語寫作。去年上網後情況有所改變。漫遊這一年多發現華語文壇花草繁茂，驚歎間也寫下一系列讀後感。我最大的慨歎則是華語文壇缺乏我熟悉的中華文化氣息。連打碎了中共思想牢籠的知識分子也還在推崇魯迅胡適等文化殺手，把馬列子孫的罪惡算在被五四人破壞了的傳統文化頭上。
儘管如此我仍受到諸多啟發。黃花崗雜誌網頁上的「驅除馬列」更是直接道出了我的心聲。破除中共灌輸給同胞的馬列主義（無神論和暴力論）正是我為漢語網絡撰文的動機。我佩服辛灝年用史實論證了新中國是被國際共產勢力顛覆的中華民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個馬列化，或曰全盤西化的法西斯專政，在這個專政下中華兒女接受的是馬列非文化。而正是五四人狂妄自大，褻瀆神靈，蔑視先賢，才引共入國。不過還有持中華民國護照的龍應台和我等人大獲傳統文化之益並以中華文人自律。
在辛灝年的鼓勵下，「我看五四」得以問世。我希望能以此回報他及各路仁人志士給我的啟發。秦小川看後發表「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的發揚光大嗎？」加以質疑。
仔細拜讀了秦文後，我覺得作者持的正是我文中所針對的魯迅式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而我已發表了三篇文章揭露中共偶像魯迅。如果作者能借「誰是新中國」，黃花崗雜誌，署名五嶽三山或小溪的文章驅除頭腦中的中共流毒，所提問題都可不辯自明。
對我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或曰阿Ｑ精神的發揚光大！魯迅胡適們從思想上砸毀了佛像神龕孔廟，為共魔侵佔中國人的頭腦開闢了通道。以「新青年」為骨幹的中共用暴力奪取政權後，被綁架的大陸人民被迫視馬恩列斯毛為神明，以致毛澤東得以發動新青年的下一代紅衛兵把魯迅的口號「痛打落水狗」落實到行動上……文化大革命與五四運動或者說新文化運動完全一脈相承，都違背我所遵從的中華傳統美德「仁義禮智信」。
我即使有意也難以指正秦小川的世界觀，但樂意努力讓他和讀者明白我的世界觀，特續寫「我看六四」，正好用來紀念「六四」十五週年。
六四
如果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是共魔在神州大地興起的標誌，那麼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則敲響了共魔在世界橫行霸道的喪鐘。這是我對五四和六四的總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六四是五四帶來的必然惡果。所以，一慣顛倒是非的中共把五四定為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5月4日成了大陸的青年節，而六四卻被其污為「反革命暴亂」，十五年來一直有人因此受到迫害。我是五四的受害者，卻是六四的受益者。
我８９年時已在德國。從電視新聞中獲知北京的遊行請願時，我正因中德的巨大差別而懷疑所受的愚民教育。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個所謂的幹部家庭，生長的年代和家境允許我自由地成長。出國前我生活在四川，大學時代尤其是畢業後當德語導遊時到過不少名勝古跡，充滿了當中國人的自豪感,但這其實是典型的愚民心態。
我雖然算得上勤學好思，比如說１加１等於２，我就想１個蘋果加１個梨子既不等於２個蘋果也不等於２個梨子。但在大陸時我本能地排斥政治（馬列）說教，也因此不敢考研究生。就是說在六四前我從未思考過國家大事，不曾懷疑「黨的偉大光明正確」，更未想到「共產主義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共產主義本身是最不道德的邪說。六四前後我的心路歷程詳情可見「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兩文。
在此我想就戴晴和茉莉今年對六四的評價談談我的看法。
戴晴說六四「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對此茉莉則表示「六四不是一場暴亂，它是一場自發的民主運動，由於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造成了六四悲劇，打斷了八十年代中國和平演變的進程，使中國的發展遭受挫折與倒退。」
戴晴因參與六四而入獄，因反對屠殺而退黨，出獄後仍然不改初衷，並堅守大陸。茉莉因反對屠殺而入獄，出獄後流亡海外，投身民主運動。我因六四而獲知戴晴，因上網而獲知茉莉。她們倆算得上馬列非文化中少見的清流，令我起敬。然而生活在中共謊言系統裡的人們即使能擺脫其「精神控制」，卻很難避免「精神污染」。（我使用這個謊言系統裡的兩個專詞是想揭露中共如何顛倒黑白。）
一個人想要提高思想境界需要自由，生活在馬列非文化中的大陸人恰巧被中共剝奪了自由，而且一切需要的信息也都橫遭中共篡改。所以，當了一輩子筆桿子直到六四十年後才找到自我的李慎之會被戴晴們當成思想家，而中共塑造的偶像魯迅則一直阻擋著茉莉們的視線。就是說戴晴們因為條件所限至今未能擺脫中共意識形態的束縛，還站在中共立場說話，以致讓人誤解她有「為官」心態。茉莉們則因思鄉心切會忘記中共噬血成性，被人懷疑有「招安」心態。即使我從理論上對共魔瞭如指掌，也因鄉思病發作而兩次試圖海歸，但每一次都證明只要中共不倒，在大陸就不可能安居樂業。就是說我以為六四屠殺是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的，而非哪個人的錯誤所致。
六四不是一場暴亂，這是每一個獲知真相的普通人都能得出的結論。問題是生活在大陸的老百姓向來只能聽到中共的謊言。以丁子霖為首的六四難屬的聲音可以抵達海外，惟獨不能在大陸傳播。然而六四前慘遭中共屠殺的受害者何其多也，唯從六四起，難屬們開始吶喊……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過屠殺發生前六四給我的印象是謠言滿天，垃圾遍地，爭權奪利。下跪，絕食，綁架，結婚……這些場面與我理解的民主運動相去甚遠。然而被迫流亡的參與者包括茉莉到了海外後倒是獲得提高素質見習民主的機會。我贊成另一參與六四的知識分子劉曉波在他們發表的六四十五週年的公開呼籲中的提法，慘遭鎮壓的是「示威請願活動」。我所推崇的爭取民主自由的姿態是十年後法輪功學員的４·２５上訪。
正是因為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共用機槍、坦克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才引發本來就搖搖欲墜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冷戰從此結束！獲得自由的東歐人和蘇聯人想來和我一樣都對六四感激不盡。是六四讓王若望等良知未泯的馬列信徒發現上當受騙，是六四讓我這樣的愚民得以看清中共反人性反人民的邪惡本質。沒有六四受難者鮮血的刺激，我肯定不會自願去啃馬恩原著，當然也不可能變成反共的有神論者。六四最偉大的意義就在於從此後共產主義永遠地失去了人心，只有愚民才會繼續相信中共的騙局。而我從此相信中外的預言，關於六四，北宋邵雍(1012—1077）在其預言「梅花詩」裡甚至明確透露了趙紫陽的姓「原壁應難趙氏收」。
中共可以在六四屠殺後繼續用謊言加暴力穩定大陸的表象，卻控制不了人心。恐怖更不能根除良知。人們在流亡中，在沉默中尋找出路尋求真理。一直不引人注目的氣功（傳統文化）從此真正深入民心。在六四後十年，中共再一次用謊言加暴力迫害法輪功時像我一樣回歸傳統道德的海內外中國人已數不勝數，其中有不少人是八九一代。北大的曾錚，清華的趙明在六四後的恐怖中沉默不語，但十年後他們卻勇於抗暴，即使為此經受酷刑，卻不屈服。他們和我一樣都尋到了中華文化的神根，好比有源之水，「抽刀斷水水更流」。
作為學生參與六四的安田在其「天安門情人」序言中也像別的有識之士提到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我以為這正是五四惡果的表現。是五四人破壞了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讓中華兒女受不到儒釋道的熏陶，變成無源之水，淪為馬列信徒，也因此，中共執政後知識分子中少出清流。八九一代怎能例外？
總之，依我之見中國的民主運動沒有被六四鎮壓，而是因六四而再生，因法輪功而獲得了堅實的道德基礎，無邊的精神資源。而五四時就興起的民主運動正是因五四人違背「敬天法祖」的傳統道德才招來共魔，止於獨裁。如果說六四令我堅決反共的話，那麼法輪功讓我堅信中共必敗。佛法「真善忍」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大家都像丁子霖們蔣彥永們一樣「說出真相，尋求正義，呼籲良知，拒絕遺忘」，像法輪功學員一樣捍衛「真善忍」，中共必定不攻自破。幹嘛奢望劊子手來給被害者「平反」「正名」！？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９日初稿，6月1日定稿
(黃花崗雜誌首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