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農民是「六四」最大的輸家

【大紀元6月8日訊】發生在十五年前的”六四”悲劇，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一些人成了大贏家，比如江澤民、朱鎔基，而另外一些人則成了大輸家，如趙紫陽，對此人們不會有什麽爭議。不過就大陸老百姓的利益來說，”六四”權力鬥爭的結果究竟意味著什麽，則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

經歷過”六四”的人都應當記得，當年震驚世界的這場政治風暴，並未波及大陸農村，而完全是城裏人的事。當越來越多的北京人沒日沒夜、廢寢忘食地捲入到衝突中的時候，大陸的億萬農民並沒有感覺到這場衝突與自己的利害有太多的關係。許多農民甚至連旁觀的興趣都沒有。但是，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十五年的歷史，並不難看到，恰恰是當時最不積極挑戰共產黨權威的農民，在”六四”以後的經濟發展中，遭到當局最大的忽視，作爲一個社會階層，農民事實上是”六四”最大的輸家。

這個結果其實並不難理解。大陸經濟改革最早實現的實質性突破，是在農村，農民是早期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當農民因爲包産到戶而能夠吃飽穿暖的時候，一直享受特權的城裏人，也是跟著得益的。因爲農民開始把越來越多的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但是，當農民開始轉向非農産業的時候，城裏人心裏的滋味就開始不好受了。而當承包機制開始被引入城市改革的時候，城裏人更開始感受到改革的衝擊。所謂”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說法，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當時許多城裏人的心態。不錯，對城裏人來說，肉是越來越多了，但是，因爲農民的錢包越來越鼓，肉也越來越貴了。更重要的是，城裏人的相對地位下降了。圍繞著萬元戶的爭論，早就超越了學術和政策爭論的邊界，不僅牽動著千千萬萬農民的心，也受到城裏人的普遍關注。

城裏人看到，改革對他們的意義與農民大不相同。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最初的農村改革，意味著收入和機會的增加，但是，對許多城市人來說，市場化可能意味著相對地位的下降和風險上升。因此，許多城裏人對改革産生了深切的不安。當時，各種有”門路”的人，特別是一些高幹子弟，紛紛辦公司，經商牟利。而普通的城裏人則對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非常不滿。1988年的通貨膨脹更加激化了城裏人的不滿情緒。

於是，當北京高校的學生們在1989年的春天，借胡耀邦去世向鄧小平和其他共產黨元老的權威挑戰的時候，他們得到了城裏人的廣泛同情。無論是對市場化改革一直十分抵觸的共產黨極左派，還是積極挑戰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激進民主派，不僅都看到了城市居民的不滿，而且都認爲這種不滿，是對自己有利的，因此，都不希望事態很快平息。當時大城市居民，尤其是北京居民能夠如此萬衆一心，沒有這個極不尋常的政治聯盟，是很難理解的。

大陸當局以巨大的政治代價，鎮壓了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抗議運動。不過，他們也從中得到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城市居民不好惹。

“六四”以後，大陸的經濟政策全面向城市傾斜。趙紫楊以及他在大陸高層的支持者，事實上是農民利益在當權者內部的代表。在他們失去了權力之後，大陸的高層權力就被完全不瞭解，也不關心農民的人所掌握。

自胡、溫上臺以來，江、李、朱時代給大陸農民帶來的災難，逐漸被公開報導。但是，許多大陸城裏人還看不到的是，農民的苦難與自己有何相干，就像當年大陸農民看不到”六四”與自己有任何關係一樣。許多人以爲，大陸農民在過去幾十年裏所遭遇的各種歧視和屈辱，既然被他們默默地承受，今後也將被他們所淡忘。但我卻相信，”六四”事件影響最深遠的後果，就是大陸農民的利益遭到極大傷害。由此埋下的社會不公的種子，有可能讓大陸今後幾代人付出沈重的代價。

《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