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1。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數據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
“崩潰論”通常從中國GDP增長率包含的水分﹐如何數據造假﹐四大銀行被隱瞞的高額呆賬﹑壞賬﹐國有企業的巨額不良資產﹐資本外逃的多少﹐嚴重縮水的城鄉失業率﹐生態資源惡化的程度等來分析預測中國的走向。
這些基于具體數據的分析絕對必要﹐而且還要更深入地做下去。但是﹐中國的問題不是依靠西方經濟學原理就能講清楚的﹐因為中國從根本上就不是一個依照西方邏輯發展出來的國家。
比如說﹐大陸的銀行系統﹐從壞賬率來看﹐有人預測它早就該破產倒閉了﹐為什么它沒倒呢﹖因為銀行講的就是信用﹐如果全國人民都相信它不會倒﹐即使在外人看來早該倒了﹐就憑人民對它的信心﹐它就真的不會倒﹔作為一個強權政府﹐中共也有的是辦法﹐包括動用軍隊接管﹐來阻止人們的銀行擠兌或者外商撤資。對于習慣于中共統治的大陸人民﹐當真有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政府就是人民的靠山﹐從民意上講﹐人民說不定反而會配合政府﹐政府不但能度過難關﹐還能“眾志成城”﹐凝聚民心﹐為獨裁執政尋求更多的合法性和緩沖時間。
說倒底﹐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數據問題”而是一個“信不信的問題”﹐或者說“哲學問題”。這個“信”﹐包括兩方面﹐既有基于“科學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教育在普及﹐生活在提高﹐政黨在改良﹐老一代下去﹐新一代上來﹐一切都會好轉”這樣的良好願望的“信”﹐也有出自“中共是強權統治﹐除了它﹐還能有誰”的無奈的“信”。
無論中共怎麼樣﹐許多人總算得到了二十幾年的實惠。所以“崩潰論”多麼詳盡的數據﹐在“崛起論”的光環中﹐都變得有些模模糊糊了。
2。中國的問題不是“民主﹐自由”等“政治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
“崩潰論”的矛頭通常指向中共﹐中共的獨裁專制就成為罪魁禍首﹐而學習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成為大多自由派人士的治國主張。聚焦到中共的問題上﹐就是中共只搞經濟改革﹐而阻礙政治改革。
於是﹐到底中國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或是什麼時候搞﹐就成為爭論的主題。民主會不會導致動亂﹖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是個不確定的未知數。
經歷過幾十年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於“動亂”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一味追求“穩定發展”。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把一個超級大國弄得一蹶不振﹐印度的民主政治也沒有把印度變成世界強國﹐台灣民主轉型還帶來了刀光劍影的政治紛爭。雖然最近有人專門論述俄羅斯和印度近十幾年來的政治﹑經濟成就和發展的巨大潛力﹐但是﹐中國人民已經習慣于沿用中共長期灌輸的“國情”教育。一扣上“中國國情”﹐別國的成功經驗能否為中國借鑒馬上蒙上陰影﹐而別人的失敗教訓就很容易得到放大強化。所以﹐從宣傳上講﹐在挫折中前進的俄羅斯和印度的民主﹐甚至台灣華人社會的民主進程就不足成為中國人民的正面教材。
何況﹐專制的中國已經享有被世界免費奉送的“下一個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無冕稱號﹐對於急于擠身世界強國而希望集中優勢力量高效率地大搞工程建設的中國老百姓來說﹐西方民主本身的種種弊端和低效率就成為一種障礙﹐在他們看來﹐專制也許是達成目標的一種不壞的手段。
同時﹐中共一黨獨大的強勢也使人們默認其合法性﹐因為任何推翻中共的暴力企圖﹐都有可能把國家推入戰亂﹑動蕩﹐這不符合老百姓的個人利益。所以﹐人們即使不喜歡共產黨﹐也寧可跟共產黨站在一起﹐反對激進的改革措施﹐或者說﹐不贊成因為威脅到共產黨的地位而把共產黨(不是人民﹗)逼到“揭竿而起” 的改革。如何保持目前得到改善的生活是老百姓的起碼著眼點。
我不是專制的擁護者﹐這裡只是在分析大多數中國百姓的心理感受。其實﹐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文化﹑宗教基礎之上的。西方社會的基督教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人們誠實善良的「信用」基礎。中共一再用“中國國情”來維護自身利益而抵制政治改革﹐ 雖然卑鄙﹐卻在一定程度上能迎合國民的想法。人們普遍的認識是﹐如果把共產黨趕下台﹐讓民運人士組建民主中國﹐中國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就解決了嗎﹖也許更糟。中共幾十年把中國搞得一塌糊涂﹐可是﹐這個一塌糊涂的複雜性反而讓人們覺得除了強權的中共﹐別人更管不了﹐至少﹐看不出能好到哪裡去﹐何必要去冒一個改朝換代的風險呢﹖比如民主轉型後﹐民主人士的素質本身在人們心中一直就是個問號。有人說﹐看看中國目前的道德水平﹐民主化可能反而給黑幫和共產黨原有利益集團更大的機會來控制各大媒體和政府。這是人民的擔心﹐這也是中國民運孤立﹑缺乏群眾基礎的一個原因。
事實上﹐很多自由派或民主人士倡導的“制度西化”同中國百姓在心理上有很大差距。特別是某些自由派人士中過分“西化”而鄙視中土文化﹐倡“基督”而輕“儒釋佛道”﹐同中國的老百姓在文化上就拉開了距離。作為個人﹐是一種自由﹑愛好和權利﹔作為喚醒民眾的脊樑﹐一味貶低民族文化則有失偏頗。有人說﹐共產黨本身就是來自西方的幽靈﹐中國已經有了成功西化的先例。其實不然。馬克思的東西到了中國﹐早就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被土生土長貫通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毛澤東等人把它變成本土的東西了。說句笑話﹐連馬克思的姓氏都異化成了地道的中國百家大姓。其實﹐中國幾千年來無論多少次面臨崩潰﹐她畢竟沒有崩潰﹐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力量﹐再怎麼醬缸﹐也必定有其生命力﹐也就值得這些自由派人士們的研究和學習。要想成為民族的脊樑﹑社會的良心﹐脫離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這無異于文化上的邊緣化和自我流放 (信不信仰基督教是個人的自由﹐這裡說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我敬佩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呼籲的所有人。但是﹐奢談民主自由這些“西化”概念﹐是難以同中國老百姓共鳴的。制度離不開文化和道德基礎﹐也就是中國的人性表現。也就是說﹐中國的問題﹐不只是民主自由這些“政治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不了解﹑不尊重中國人的人性﹐光靠西方的制度不一定能救中國。
3。中國的問題不只是“政黨的問題”而是“人民的問題”﹕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中共極權在大陸幾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苦難﹐成為人們抨擊的眾矢之的﹐包括認為現在不得不依賴中共的很多人﹐骨子裡對中共也是厭惡有加﹐只是認為現在除了中共﹐別無它途。
我無意為中共的罪孽開脫﹐ 誠然﹐中共強權的殘忍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但是﹐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人民養虎為患幾十年﹐難道就不應該找找自己的原因嗎﹖
當獨裁者要打倒誰時﹐政治局不同意的人在干什麼呢﹖當張志新為說真話被割掉喉嚨時﹐老百姓在干什麼呢﹖當六四過後大清洗時﹐曾經激動一時的中國人民在干什麼呢﹖當中共要挑動民族主義轉移社會矛盾時﹐狂熱的青年們在干什麼呢﹖當法輪功被無情鎮壓﹐幾萬萬人民又在干什麼呢﹖當有人放下生死出來揭露謊言﹑講迫害真相時﹐多少中國人又是如何對待這些善良的同胞呢﹖
人們常說﹐“胳膊擰不過大腿”﹐不得不明哲保身﹐不願出頭。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敢站出來﹐可是﹐當有人冒著生命危險站出來時﹐有多少中國人給予理解和支持﹖相反﹐更多的人是責怪他們不識實務﹐自討苦吃﹐還認為干擾了他們麻木的生活﹐甚至落井下石。
集團的遺忘﹐集體的麻木。人民不醒悟﹐靠西方制度救不了中國人民﹐全力責罵一個政黨也救不了中國人民。所以﹐中國的問題不只是“政黨的問題”﹐而是“人民的問題”。如果解決了人民的問題﹐中共是滅亡也好﹐改良也好﹐那是看不見的歷史巨手做出的自然選擇。
以上所談是想跳出“崩潰論”常常著眼的中國經濟問題﹐生態問題﹐制度問題。為什么不少真正憂國憂民的學者大聲疾呼﹐寫出了很多描繪中國“崩潰”前景的警世預言﹐而大多數人卻無動于衷﹐甚至反扣這些學者“賣國”“民族敗類”﹐把他們對中國前途的擔懮當做“惟恐天下不亂”的“別有用心”呢﹖
在我看來﹐經濟﹑金融﹑生態﹑制度等等問題﹐都是屬于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問題﹐都是與政策導向有關的問題﹐所以﹐在老百姓普遍對未來充滿信心的時候﹐任何“可塑性”問題對他們來說﹐在中共這二十幾年的改革帶來的實惠感受下﹐在中共不斷出台各種改革措施並且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的姿態下﹐人們總會自動寄予那些“可塑性”問題可以向好的方面“塑造”的願望。一位短短幾年積累了數千萬資產的大陸朋友﹐雖然對中共政局走向不放心﹐正想辦法把資產轉移到國外﹐但對于中國可能走向“崩潰”一說﹐覺得中共強權有什麼控制不了的﹖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就“崩潰”了﹖
俗話說﹐“3分病﹐7分精神”﹐人的精神很重要。當人們都不相信“崩潰”而對中共充滿信心時﹐也許在一定時間內就真的不會“崩潰”。但是﹐也如同“病”一樣﹐有病而不及時治療﹐光靠精神是不會徹底治癒的﹐有朝一日﹐“病”魔一定會發作﹐而且治癒的希望就更加渺茫。
看准了病症﹐才能開出藥方。到底什麼才是觀察中國問題的關鍵呢﹖
4。“利益取向”是解讀中共行為的關鍵
“利益”是現代社會人們的基本著眼點﹐追求什麼樣的利益﹐也就是“利益取向”﹐是衡定一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制度﹑人性的綜合杠杆﹐也是跳出經濟數據﹑生態數據和政體細節來觀察一個社會的更直觀﹐更客觀﹐更穩定的指標。
解讀中國是“崛起”或是“崩潰”﹐事實上與每個人站的利益角度緊密相關﹐人們都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來感受中國的變化﹐來判斷中國的走向﹐這是從外部利益來觀察中國。而真正起作用決定中國走向的卻是中共政權本身的“利益取向”問題。
在下一篇中我們將詳細論述中共的“利益取向”和其如何“癌變”的症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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