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5日讯】1。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数据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崩溃论”通常从中国GDP增长率包含的水分﹐如何数据造假﹐四大银行被隐瞒的高额呆账﹑坏账﹐国有企业的巨额不良资产﹐资本外逃的多少﹐严重缩水的城乡失业率﹐生态资源恶化的程度等来分析预测中国的走向。
这些基于具体数据的分析绝对必要﹐而且还要更深入地做下去。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依靠西方经济学原理就能讲清楚的﹐因为中国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依照西方逻辑发展出来的国家。
比如说﹐大陆的银行系统﹐从坏账率来看﹐有人预测它早就该破产倒闭了﹐为什么它没倒呢﹖因为银行讲的就是信用﹐如果全国人民都相信它不会倒﹐即使在外人看来早该倒了﹐就凭人民对它的信心﹐它就真的不会倒﹔作为一个强权政府﹐中共也有的是办法﹐包括动用军队接管﹐来阻止人们的银行挤兑或者外商撤资。对于习惯于中共统治的大陆人民﹐当真有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政府就是人民的靠山﹐从民意上讲﹐人民说不定反而会配合政府﹐政府不但能度过难关﹐还能“众志成城”﹐凝聚民心﹐为独裁执政寻求更多的合法性和缓冲时间。
说倒底﹐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数据问题”而是一个“信不信的问题”﹐或者说“哲学问题”。这个“信”﹐包括两方面﹐既有基于“科学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教育在普及﹐生活在提高﹐政党在改良﹐老一代下去﹐新一代上来﹐一切都会好转”这样的良好愿望的“信”﹐也有出自“中共是强权统治﹐除了它﹐还能有谁”的无奈的“信”。
无论中共怎么样﹐许多人总算得到了二十几年的实惠。所以“崩溃论”多么详尽的数据﹐在“崛起论”的光环中﹐都变得有些模模糊糊了。
2。中国的问题不是“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崩溃论”的矛头通常指向中共﹐中共的独裁专制就成为罪魁祸首﹐而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成为大多自由派人士的治国主张。聚焦到中共的问题上﹐就是中共只搞经济改革﹐而阻碍政治改革。
于是﹐到底中国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或是什么时候搞﹐就成为争论的主题。民主会不会导致动乱﹖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个不确定的未知数。
经历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于“动乱”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一味追求“稳定发展”。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把一个超级大国弄得一蹶不振﹐印度的民主政治也没有把印度变成世界强国﹐台湾民主转型还带来了刀光剑影的政治纷争。虽然最近有人专门论述俄罗斯和印度近十几年来的政治﹑经济成就和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沿用中共长期灌输的“国情”教育。一扣上“中国国情”﹐别国的成功经验能否为中国借鉴马上蒙上阴影﹐而别人的失败教训就很容易得到放大强化。所以﹐从宣传上讲﹐在挫折中前进的俄罗斯和印度的民主﹐甚至台湾华人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不足成为中国人民的正面教材。
何况﹐专制的中国已经享有被世界免费奉送的“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无冕称号﹐对于急于挤身世界强国而希望集中优势力量高效率地大搞工程建设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西方民主本身的种种弊端和低效率就成为一种障碍﹐在他们看来﹐专制也许是达成目标的一种不坏的手段。
同时﹐中共一党独大的强势也使人们默认其合法性﹐因为任何推翻中共的暴力企图﹐都有可能把国家推入战乱﹑动荡﹐这不符合老百姓的个人利益。所以﹐人们即使不喜欢共产党﹐也宁可跟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激进的改革措施﹐或者说﹐不赞成因为威胁到共产党的地位而把共产党(不是人民﹗)逼到“揭竿而起” 的改革。如何保持目前得到改善的生活是老百姓的起码着眼点。
我不是专制的拥护者﹐这里只是在分析大多数中国百姓的心理感受。其实﹐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文化﹑宗教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人们诚实善良的“信用”基础。中共一再用“中国国情”来维护自身利益而抵制政治改革﹐ 虽然卑鄙﹐却在一定程度上能迎合国民的想法。人们普遍的认识是﹐如果把共产党赶下台﹐让民运人士组建民主中国﹐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就解决了吗﹖也许更糟。中共几十年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可是﹐这个一塌糊涂的复杂性反而让人们觉得除了强权的中共﹐别人更管不了﹐至少﹐看不出能好到哪里去﹐何必要去冒一个改朝换代的风险呢﹖比如民主转型后﹐民主人士的素质本身在人们心中一直就是个问号。有人说﹐看看中国目前的道德水平﹐民主化可能反而给黑帮和共产党原有利益集团更大的机会来控制各大媒体和政府。这是人民的担心﹐这也是中国民运孤立﹑缺乏群众基础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很多自由派或民主人士倡导的“制度西化”同中国百姓在心理上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某些自由派人士中过分“西化”而鄙视中土文化﹐倡“基督”而轻“儒释佛道”﹐同中国的老百姓在文化上就拉开了距离。作为个人﹐是一种自由﹑爱好和权利﹔作为唤醒民众的脊梁﹐一味贬低民族文化则有失偏颇。有人说﹐共产党本身就是来自西方的幽灵﹐中国已经有了成功西化的先例。其实不然。马克思的东西到了中国﹐早就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被土生土长贯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毛泽东等人把它变成本土的东西了。说句笑话﹐连马克思的姓氏都异化成了地道的中国百家大姓。其实﹐中国几千年来无论多少次面临崩溃﹐她毕竟没有崩溃﹐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再怎么酱缸﹐也必定有其生命力﹐也就值得这些自由派人士们的研究和学习。要想成为民族的脊梁﹑社会的良心﹐脱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这无异于文化上的边缘化和自我流放 (信不信仰基督教是个人的自由﹐这里说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我敬佩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吁的所有人。但是﹐奢谈民主自由这些“西化”概念﹐是难以同中国老百姓共鸣的。制度离不开文化和道德基础﹐也就是中国的人性表现。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民主自由这些“政治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不了解﹑不尊重中国人的人性﹐光靠西方的制度不一定能救中国。
3。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政党的问题”而是“人民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中共极权在大陆几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成为人们抨击的众矢之的﹐包括认为现在不得不依赖中共的很多人﹐骨子里对中共也是厌恶有加﹐只是认为现在除了中共﹐别无它途。
我无意为中共的罪孽开脱﹐ 诚然﹐中共强权的残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人民养虎为患几十年﹐难道就不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吗﹖
当独裁者要打倒谁时﹐政治局不同意的人在干什么呢﹖当张志新为说真话被割掉喉咙时﹐老百姓在干什么呢﹖当六四过后大清洗时﹐曾经激动一时的中国人民在干什么呢﹖当中共要挑动民族主义转移社会矛盾时﹐狂热的青年们在干什么呢﹖当法轮功被无情镇压﹐几万万人民又在干什么呢﹖当有人放下生死出来揭露谎言﹑讲迫害真相时﹐多少中国人又是如何对待这些善良的同胞呢﹖
人们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得不明哲保身﹐不愿出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敢站出来﹐可是﹐当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时﹐有多少中国人给予理解和支持﹖相反﹐更多的人是责怪他们不识实务﹐自讨苦吃﹐还认为干扰了他们麻木的生活﹐甚至落井下石。
集团的遗忘﹐集体的麻木。人民不醒悟﹐靠西方制度救不了中国人民﹐全力责骂一个政党也救不了中国人民。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政党的问题”﹐而是“人民的问题”。如果解决了人民的问题﹐中共是灭亡也好﹐改良也好﹐那是看不见的历史巨手做出的自然选择。
以上所谈是想跳出“崩溃论”常常着眼的中国经济问题﹐生态问题﹐制度问题。为什么不少真正忧国忧民的学者大声疾呼﹐写出了很多描绘中国“崩溃”前景的警世预言﹐而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反扣这些学者“卖国”“民族败类”﹐把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担懮当做“惟恐天下不乱”的“别有用心”呢﹖
在我看来﹐经济﹑金融﹑生态﹑制度等等问题﹐都是属于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问题﹐都是与政策导向有关的问题﹐所以﹐在老百姓普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任何“可塑性”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中共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带来的实惠感受下﹐在中共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措施并且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姿态下﹐人们总会自动寄予那些“可塑性”问题可以向好的方面“塑造”的愿望。一位短短几年积累了数千万资产的大陆朋友﹐虽然对中共政局走向不放心﹐正想办法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但对于中国可能走向“崩溃”一说﹐觉得中共强权有什么控制不了的﹖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崩溃”了﹖
俗话说﹐“3分病﹐7分精神”﹐人的精神很重要。当人们都不相信“崩溃”而对中共充满信心时﹐也许在一定时间内就真的不会“崩溃”。但是﹐也如同“病”一样﹐有病而不及时治疗﹐光靠精神是不会彻底治愈的﹐有朝一日﹐“病”魔一定会发作﹐而且治愈的希望就更加渺茫。
看准了病症﹐才能开出药方。到底什么才是观察中国问题的关键呢﹖
4。“利益取向”是解读中共行为的关键
“利益”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基本着眼点﹐追求什么样的利益﹐也就是“利益取向”﹐是衡定一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制度﹑人性的综合杠杆﹐也是跳出经济数据﹑生态数据和政体细节来观察一个社会的更直观﹐更客观﹐更稳定的指标。
解读中国是“崛起”或是“崩溃”﹐事实上与每个人站的利益角度紧密相关﹐人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来感受中国的变化﹐来判断中国的走向﹐这是从外部利益来观察中国。而真正起作用决定中国走向的却是中共政权本身的“利益取向”问题。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详细论述中共的“利益取向”和其如何“癌变”的症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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