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4日訊】胡適1947年9月21日在天津公能學會的演講稿中，提到美國社會的「扒糞運動」。這篇文章原載1947年9月22日天津《大公報》，題目叫做《我們能做甚麼？》。如果說得直白一些，當下中國由審計總署李金華署長親自啟動的「審計風暴」，就是一種政府高層的「扒糞運動」；而在逐步啟動村民自治的中國農村社會裏，由草根農民浴血奮戰的新民權運動之「扒糞運動」，更稱得上是推進中國憲政民主的原動力之一。
一、《我們能做甚麼？》
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主持召開國民大會，通過了結束一黨訓政、實施憲政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於1947年元旦正式發佈，接下來，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全民普選的民主化浪潮。胡適的演講稿《我們能做甚麼？》，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
據胡適在開場白中介紹：「來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與張佛泉、譚炳訓諸位先生去參觀北平市參議員選舉的五個投票區。從這裡我們訓練了自己，教育了自己。……憲法規定普選，不分性別，不分教育程度，不計財產，只要滿二十歲就有選舉權，這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制度，我們是迎頭趕上了。但是我們選民的『能』不夠，我們看見一個老太太來選舉，競選的人遞給他三張片子，走到代書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選誰。」
針對這種實際情況，胡適建議說：「候選人應該加以限制，應該要他負責。英國規定候選人須繳兩百鎊保證金，選票不及選民三分之一時，保證金就充公為選舉經費，這辦法也許太嚴，但我們絕不能讓一個人隨便去登記一下就成為候選人。我們要讓他負責任，候選人減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選票上，選民只要在名下畫個『Ｘ』，不會寫字的人總可以畫『Ｘ』，『代書人』可以免除。這就改正了一個缺點。我們要能夠接受經驗，改正缺點。」
關於「我們能做甚麼」胡適明確界定說：這個「我們」指的是「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個人」以及由這些「個人」組成的民間團體。胡適的答案主要分三個方面：「第一是消極的研究、討論，來影響政治，個人、團體都能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糞，調查，揭發，總會使政治日漸清明。第三是以團體的力量做大規模的調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動了選舉，積極促進了政治。」
在這裡，筆者所關心的主要是胡適介紹的「扒糞運動」。按照胡適的說法，「『扒糞主義』起於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有一些新聞記者感到許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謂『ＢＯＳＳ』，我們可以譯為『老闆』。這種人並不是大資本家，大政客，只是憑著權術、手段，經過多少年的活動，把持著這個城市的一切惡勢力。所謂『扒糞運動』，就是有計劃，有知識的，對惡勢力長期作戰。根據調查的事實，來攻擊惡勢力，結果得到很大的效果。我們要有扒糞的精神，不要單是喊打倒貪污，究竟貪污的證據在那裏？我們可以調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調查天津的機關，可以查賬，沒有一種假賬是查不出來的。這種事，個人能做，團體也能做。」
這裡所謂的「ＢＯＳＳ」，實際上就是當年上海灘的「小開」以及遍佈於鄉村社會的土豪劣紳。當年從事中國共產黨地下情報工作的潘漢年，就是以「小開」的面目出現在上海的。說得更徹底一點，被當作「扒糞」對象的「ＢＯＳＳ」，就是控制著基層社會的資金、資產、資源甚至於政府權力的黑社會頭目。當下中國社會的鄉、村兩級政權，有相當一部份就掌握在這樣的「ＢＯＳＳ」手中，新一輪的「扒糞運動」，也正是號稱「新民權運動」的草根民主運動中的一大亮點。
二、「扒糞運動」中的生死較量
2004年5月27日下午4時許，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光天化日且有當地派出所兩名警察跟隨的情況下，將本村村民王勇刀砍致死。張金彪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在建的阜（陽）六（安）高速公路經過寧大行政村的6個村莊，該村部份土地被徵用後，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被非法截留，從而遭到許多村民的堅決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在不知不覺中充當了張金彪父子發洩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張金彪敢於如此喪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是與袁集鎮政府及當地派出所的同流合污分不開的。9年前的1995年11月4日，同樣是在阜南縣，就曾經發生過中崗鎮沉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沉可理持槍征收提留款，當場槍殺1人、槍傷2人的恐怖血案。
2004年6月23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下發《關於健全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制度的意見》。就在同一天，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人民法院執法玩法，判決該區銀城舖鄉三里屯村村委會副主任、村理財小組組長甄樹清的女兒甄珍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一個花季少女竟然因為在惡作劇時炸破鄰居家的兩塊玻璃，就被拉來充當了「健全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制度」的犧牲品；她的父親甄樹清，於24天前被4名身份不明的黑社會人員打斷右腿，到當地派出所兩次備案卻無人理會。
從三里屯村現任村委會、理財小組連同村黨員會議認真核實過的一份上訪申訴材料中，不僅可以看到該村前兩委主要成員村書記劉廣明、村主任王得貴、治保主任仁士寶、會計白秀華等人，利用職務之便，侵佔集體資產上千萬，非法佔用土地上千畝的犯罪事實；更可以看到豐潤區區紀檢委負責人劉力軍、銀城舖鄉黨委書記李本道等人對於鄉、村兩級貪官污吏的公然包庇！包庇貪官污吏的劉力軍和李本道，自然也免不掉黑吃黑的貪污嫌疑。直接掌控著基層社會幾乎所有的資金、資產、資源甚至於政府權力的劉力軍、李本道、劉廣明、王得貴、仁士寶、白秀華等人，分明就是「健全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礙！甄樹清等人依據現行憲法和法律冒死查賬，正是上世紀初發生在美國的「扒糞運動」，在中國社會的再度湧現。有所不同的是，100年前發生在美國社會的「扒糞運動」，是由新聞記者所主導的；而在新聞管制的前提下，當下中國的「扒糞運動」，主要是由最為弱勢的草根農民艱難啟動的。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社會最低層次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架構的民主化改革，注定是要在血雨腥風的艱難肉搏中反覆啟動的！
三、黨西村：「反腐敗的下場」
《黨西村：「反腐敗的下場」》是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黨西村新一屆村委會主任張廷夫的申訴材料，抄錄如下：
誰敢反腐敗？——在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這個地盤上再沒有人敢腐敗了。反腐敗的下場，一是要坐牢、二是被傷、三是喪命。
我鎮殷家林村周長清代表農民反腐敗因上訪數人坐牢。我鎮黨家莊西村張廷夫代表村民反腐敗保護耕地在家遭到殺手傷害。最殘忍的是我鎮魏家莊村一村民因清村裡經濟賬並要求本村村委會換屆必須依法選舉，就此一家四口喪命，從此以後在這個地盤上再沒有敢反腐敗了。
支化成，男，漢族，71歲，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魏家莊村村民。2002年受本村村民委託組織村民查賬小組，查村裡經濟賬查出近四百萬元嚴重經濟問題。緊接著又是村委會換屆，支化成帶領村民要求村委會換屆必須依法選舉，使非法選舉不能進行，非法目的不能得逞。此期間本村書記商學吉指示其親信本村村民姓徐的到支化成家公開要挾說：「你小心，要你的老命，殺你全家，叫你斷子絕孫。」
2003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的兒子、兒媳、孫女被殺。當時兒媳身懷有孕，四口被殺。血案發生後，至今無人問管不了了之，這就是反腐敗的下場，我地再沒有敢反腐敗了！！！
四、下荒村的600畝土地被倒賣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喀喇沁旗馬蹄營子鄉下荒村的老村長張樹學，在2002年4月13日莫名其妙地參加了一次村委會會議，會議議題是討論村黨支部的換屆選舉。4月22日，村委會又一次召開會議，議題是討論出賣林木和治理當地的老哈河。張樹學沒有想到的是，一場討論出賣林木的會議，卻神不知鬼不覺地變成了倒賣土地的會議。會後第二天即4月23日，600畝河灘地經村黨支部書記王義全之手賣給了個體建築隊的包工頭任相軍。下荒村村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驟然失去600畝土地，一個個義憤填膺。張樹學、宋國民等人前往鄉鎮政府上訪申訴，事後卻被任相軍以妨礙征地為由告上了法庭。
村黨委書記王義全等人宣稱該項土地是經過公開招標拍賣的，然而，土地在開會的次日就賣掉了，是甚麼時候公正招標的呢？王義全說參加會議的34人是村民代表，代表們都同意賣地。事實上，那天開會時，名單上有10個人並沒有到會，有9個人根本不是村民代表，甚至於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村民代表。名單上另有一人已經死去兩年，有一人根本就查無此人。開會的人中有8人是黨員，有7人是普通村民，但並不是村民代表。按照《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賣掉這麼多的土地，是要召開全體村民會議集體討論和表決的。王義全代表村委會和任相軍簽訂的賣地合同上，標是360畝地，村民經過丈量後發現，實際圈地面積是600畝。
令村民們感到意外的是喀喇沁旗法庭在判決書（2002）喀民初字第804號中，對於任相軍一方的證據幾乎無一例外地予以「採信」，而對於村民方的證據則統統認定為「證據不足」，對於村民們聯署簽字的舉證材料，法庭也一概置之不理。據村民們瞭解，法庭庭長韓濤，直接參與了該項土地的買賣過程。韓濤在2002年5月13日下達裁定書，5月23日又將依法上訪的老村長張樹學拘留，15天之後才得以釋放。5月24日，韓濤又再次派出12輛警車到村裡抓人。在整個土地倒賣過程中，簽合同的有韓濤，抓人是韓濤，審訊的是韓濤，判決的還是韓濤，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賊喊捉賊的鬼把戲。
村民們在喀喇沁旗法庭的判決書上，還發現一個有趣的錯誤：在一段話裡把原告任相軍誤寫成了「我」。「原告」一詞怎麼可能在正式的判決書裡寫成「我」字呢？這份判決書也似乎在告訴人們發生在暗箱黑幕中的真實故事。
下荒村的支部書記王義全等人還存在著其它一些腐敗問題。村民選舉的村長因為要查書記王義全的帳目，結果被王義全和他的兄弟打成重傷，後來不得不逃往異鄉。小學校舍的建築費用本來只需要50萬元，實際上卻花掉了70萬元，建成的校舍卻根本沒有經過質量檢驗，幾乎就是一座危房。村外河堤的防護工程本來應該建築18道石壩，結果卻偷工減料建築了9道石壩。王義全的哥哥經營市場，賠錢後反讓村民負擔，給村裡帶來10元的債務。村支部和村委會的種種劣跡，使下荒村的村民們終於覺醒：必須通過村官民選才能保證村委會服務於村民。
2003年6月2日，下荒村的幾個村民代表打印幾百份《致全體村民的緊急呼籲書》，其中歷數了幾年來村幹部們的貪污腐敗，最後寫到：「第五屆村委會選舉要開始了，廣大村民快點覺醒吧，讓我們勇敢地站起來和腐敗幹部鬥爭到底！」
然而，即使村民們能夠成功地選舉出自己信任的一村之長，也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被賣掉的土地不能被輕易收回，已經發生效力的法律判決也得不到重新審理，直接參與土地交易的韓濤和王義全等人依然手握重權，村民們並沒有權力罷免貪贓枉法的法官和貪得無厭的村支書。下荒村的村民何時才能收回原本屬於自己的600畝土地，迄今為止還是一個未知數。
2004年7月25日，「土地徵用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由於來自下荒村的老村長張樹學及其他幾位村民，不屬於特邀人員，他們連公開發言的機會都沒得到。看著弱勢村民們既無助又無奈的痛苦表情，筆者黯然神傷。
五、新民權運動之「扒糞運動」
看過這些驚心動魄的申訴材料，筆者又看到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的一篇文章《尋找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突破口》，其中恰好有一個小標題與1947年的胡適不謀而合：「我們可以做甚麼」。
黨國英認為：「如同中國整體的經濟改革一樣，農村改革也必然是一個漸進的、改良的過程，但我們不能藉口改革而患得患失、不思進取。眼下，我們應該也有可能做好下面的一些工作。第一，藉助當前農村稅費改革的機會，大大縮小鄉村公共機構的權力，發展民間組織（如各種專業協會及其聯合會），以它來替代現有政府的部份公共權力。在適當的時候，中國農村的專業經濟協會，會自然轉變成類似農會那樣的組織。第二，改革土地制度，把基層官員對土地的控制權力剝離出來。修改剛剛出台的《土地承包法》，加快《物權法》的出台，明晰土地產權，使農民擁有土地財產權。通過以上兩個辦法減小公共機構的權力，增加社區民選官員的榮譽性，有利於平穩推進鄉村政治文明發展的進程。第三，改革黨支部權力的生成機制。在農村實行更開放的黨員發展制度，鼓勵有選舉權的守法公民加入黨組織，以擴大黨支部書記的『選民』範圍。在條件成熟以後，創造一種形式使『兩委』選舉統一起來。目前的『兩票制』也是一種好的過渡方式。第四，大力推動鄉村選舉中的競選制度。」
至於文章中提到的「據我們瞭解，農民對當選村主任的第一要求是『查賬』，而原任村幹部最害怕的是『翻舊賬』」，也就是筆者所說的新民權運動之「扒糞運動」，黨國英卻語焉不詳。
筆者不是農村問題專家，而是一個饑著肚子在農村長大的農民後代，近年來也親歷過一些草根農民的新民權運動之「扒糞運動」。在筆者看來，一個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的物質財富，大抵可分為資金、資產、資源三大部份。單就當下中國而言，隨著計劃經濟的宣告失敗，國有銀行的資金和國營企業的資產，已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喪失壟斷性的絕對優勢，並且逐步建立起較為健全的現代管理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極其有限的國土資源，成為貪官奸商爭相掠奪的最後一塊肥肉。勉力溫飽的一點點土地，又恰恰是近10億中國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中國農民的家園土地保衛戰，將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意義的國家戰爭，都要來得曠日持久和深刻慘烈。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社會的根本命脈就繫於此。以現代公民的合法身份，堅持不懈地通過新民權運動之「扒糞運動」的依法維權與和平抗爭，來有效遏制部份地區與公民為敵的制度性腐敗，也許是當下農村社會最後的一線生機和希望。
就目前來說，極其弱勢的草根農民，離信息時代的網絡技術還相當遙遠。利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有限資源，造就出幾十位、上百位像楊銀波那樣的來自草根民間的維權鬥士和網絡作家，應該是並不困難的一件事情，也是筆者最近一段時間努力探索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幫助和指導。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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