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中國變革的道路，無非有兩條，一條是走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走過的突變的道路，另一條就是走漸變的道路。突變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說的”革命”的道路，它有四種類型，這就是１、非暴力類型，２、非暴力為主附帶小量暴力的類型，３、暴力手段較多的類型，４、暴力類型。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走過的是前兩種，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為主的類型。第四種類型即暴力類型，迄今尚未發生，少數國家的內戰不是革命，而是民族衝突或派別鬥爭。匈牙利和蒙古則比較接近漸變道路。漸變道路也就是漸進的改良改革的道路。
我們希望我們的祖國走穩妥的漸變的道路，但這需要有中共願意改革，願意實現多黨民主制，並且願意滿足全國人民及客觀規律對改革時間速度的必需要求為前提。我們希望走和平的漸變的道路，但客觀實際並不一定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我們不可能象”告別革命”的朋友們那樣，捏造歷史規律，不顧一切客觀條件而強行”告別革命”。（在想像和現實上實現？不知他們怎樣”告別”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幸運的是，我們已經走過了歷史中最困難、最不幸的路程，我們已經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們已經有了這次事件之後，全國民心的大變換，全國人民的大覺醒，暴力的道路已經不大可能。即使有極少數頑固的專制主義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規模的”六四”鎮壓，他們將不大可能再搞得起來，即使勉強搞起來，也只能小搞以後即迅速失敗，他們決不可能再一次得逞。但突變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對各種可能的突發事件和突變情況，以及相應的應對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必須的。不過我們這裏只講漸變道路，即漸進改革的問題。如果中共願意實行多黨民主制並滿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麼，我們將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要把這條和平的道路變為穩妥的漸變的道路，還必須採取正確的步驟和策略，就目前情況看，中共政府可以採取以下步驟。
一、以政治改革為先導，以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時間，實現自由。
為了穩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徹底放開公民個人言論自由，再放開媒體上討論的自由，尤其發動全國人民參與對改革問題的自由廣泛的討論，再放開媒體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解除報禁；再放開結社自由，先允許建立自由的學術團體，行業團體，再允許自由成立獨立工會，再解除黨禁，以及其他等等。可以分為更小的步驟，其間還包括”六四”平反，釋放政治犯，罷工及集會、遊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適當的時候，還要實行遷徙自由，取消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二元社會的人為劃分，取消對農民的一切歧視。不消除二元社會，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將是不可能的。
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難的一步，但採取漸進穩妥的辦法，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了這一步，再完成第二步就比較容易了。為了完成這困難的一步，中國社會各種力量應該採取協商合作的態度，尤其是中共和中國民主運動，這兩種看起來完全對立的力量，實際上卻有著很大的共同之處，有著共同的希望，這就是：和平、穩妥地進行改革，平穩地轉軌。要實行合作，當然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就是中共必須同意採取協商的態度。要使各方面，進而使全國人民擺脫矛盾哲學、鬥爭哲學、學會合作、協商和妥協、寬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時間，實現民主。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步驟，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準備，基層民主試驗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開始著手。我們應該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權威的政府。我們應該考察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創造擇善而行。我們要盡可能採用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最先進的民主制度。我們尤其不能採用馬列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很專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諉，不負責任）。
我們的民主制度，應當是高度自治的，同時，又是高度集中的，這就是說，大多數地方性公共職能，應該劃給各級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則集中少數必不可少的中央職能，因而有可能實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權威。（附注：集中與分散或自治相對。而民主和專制相對，民主和專制都屬於集中範疇，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機制。這是糾正列寧和毛澤東的概念混亂。）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個人負責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機制，同時又要採用代議制，民意測驗，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決策手段和機制，並應該有高效的監督機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開性以作為制衡。軍隊屬於國家，非國家的黨派、社會團體及其它私家軍隊為非法。軍隊的暴力職能只能對外，不准對內。對內的暴力職能屬於員警。員警屬於政府，並且應該大大加強其非暴力的社會服務職能。
二、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先導，開始國營經濟及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金融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兩種改革必須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過分滯後，也不能使之超前。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以實行混合經濟為適宜，決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國營、集體經濟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經濟或股份合作制經濟一刀切，也不搞私營經濟或個體經濟一刀切。絕大部分國營經濟應該民營化，但也不要過早把全部國營經濟統統私營化。而且，民營化也決不僅僅是股份合作和私營，還應該有其他許多形式。總之，不要搞一刀切，而應該實行混合經濟，讓各種經濟成分自由競爭，優勝劣汰，這樣比較穩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觀實際情況為轉移，要盡可能符合職工、社會、政府各方面的意願。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頭幾年時間內，不宜匆忙展開全面經濟改革。為解決目前國營企業虧損等緊迫問題，可以採取一種臨時性應急措施，如在嚴格的財務監督及合同制約下，把工廠、企業以臨時委託方式，以國營資產抵作貸款方式，以租賃方式或其他合適方式，交給全體職工民主經營管理，共擔風險。或採用其他種種合適方法，但不要一刀切，進行經營，待條件具備，再開始全面改革。如果職工共同民主經營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長期保存。
至少，它們比我國目前的大多數所謂股份制”改革”更先進、更合理，而且可進可退，機動靈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敗，並無退路，會陷入進退兩難、高度危險的高風險狀態。並且毫無辦法。並可能引發某些大小風潮。但社會保險體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卻是刻不容緩的事，應儘快地，但又要穩妥地進行。金融體制的改革，也以穩妥為宜，既要按經濟規模逐步放開，按金融經濟規律運行，又要使之處於受控狀態，要盡可能避免失控風險。
三、教育、文化體制的改革，應由專門機構及廣大人民進行專門研究。一定要糾正以經濟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錯誤，而應該以百年樹人，提高全民族素質，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優先發展教育、文化、科技。
載北京之春98年第二期，寫成後於1997年12月底由海外電臺廣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