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楊建利還沒有放出來，師濤又在半月前被抓進去了，兩天前，劉曉波、餘傑和張祖樺被抓，家裏被抄，在進行審訊的過程中，他們發表在海外的文章被復制後進行鑒定，證明“是我寫的，情況屬實”。這無疑是敲山鎮虎，也就是說，有了這些“證據”，他們隨時都有起訴和逮捕的可能，只要某個強權要人的一個暗示、或者是一個指示，他們就得吃不了兜著走。這又叫殺雞給猴看，向大陸的其他持不可政見的知識分子發出一個資訊：大名鼎鼎的劉曉波、餘傑我們都敢動，要抓其他人，那是老虎抓小雞一樣的容易。
人類始終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在不斷呈現的悲壯的歷史中艱難地向未來的文明邁進的，然而，最先感受到痛苦、並成為悲憫千古的人物是知識分子。在西方，知識分子最偉大最永恆的形象是耶穌。在他的前後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但丁、盧梭、愛因期坦等。千百年來，耶穌的受難形象激勵著億萬民眾；而西方知識分子的悲劇危機則不斷的轉換成一種角色意識，在不斷的演進的西方文明歷史中逐漸煥發出偉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學與民主。
西方知識分子角色意識是在包容性很強的社會裏才得以展示，他們的角色意識就像“一隻無形的手”，這只無形的手就是宇宙規律——自然進化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經濟價值規律。當人們認識到並從而重視它時，它實質上就是人類理性的化身；是一個極其嚴厲的不斷對人類的非理性加以懲罰的無情的裁判員，他們的“無事生非，自尋煩惱”實為人類歷史的不斷趨新、不斷現代化的極有價值的創造。西方知識分子的角色意識的努力探索有了奇效，在地球上的人類中，他們的智慧首先在遼闊無邊的文化領域為人類創造了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社會理性——科學、自由、平等與博愛。
當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研究天體、杠桿以及民主憲政的時候，中國的文人騷客們還沉溺在古字堆裏。在中國，幾千年來實質上並不存在知識分子，即使有，那中國大量堆積的史冊中，他們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將相、官僚士宦們淹沒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職早被改造成為王權神授巧言舌辯、歌功頌德的文人行徑。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取代了“開拓視野、戰勝無知”。阿諛奉承、報喜不報憂的文人傳統取代了發揚科學與民主精神的角色意識。大量文人墨客一直奴顏婢膝的充當“喜鵲”喋喋不休的鼓噪了幾千年。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
中國出現知識分子完全是近代的事情。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後曾經一度出現耀眼的知識分子光芒，魯迅、胡適、陳獨秀是其中最為出類拔萃者。但是沒有多久，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如履簿冰，知識分子的個性和創造力全面遭到扼殺，毛澤東在將中國引向災難的同時，也全面排斥了知識分子的角色意識。及至近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依然是荊棘滿布，被強權排斥在角色意識之外。
1988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迎來了一個思想活躍期，角色意識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前途命運憂心如焚，提倡科學與民主的呼聲空前高漲，以方勵之、王丹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打出了反腐敗、反官倒、新聞自由的口號，一大批知識分子、大學學生不再沉默，積極響應，在大學校園裏，在北京天安門，他們積極的表達自己的訴求。個性得到張揚，角色意識得到空前提高。然而，一黨專政的中共，視知識分子悲天憐地、憂國憂民的熱情為“反革命暴亂”，用機槍，用坦克將知識分子的夢想撚碎了。從而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
在之後的十五年時間裏，大多數知識分子角色意識被扭曲。一部分在強權政治下低頭，墮落成為獨裁專制搖尾系統的工具，奴性十足，名利雙收，人格喪失殆盡，到了江澤民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參與新的人治政府，魚肉百姓，官運享通。還一部分知識分子人性分裂，自棄山野，向隅而怨，最後變為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看破紅塵，不思進取，墮落的麻木不仁。撈取實惠、吃喝享受成為他們的座右銘。
但是，還有極少數保留著自己獨立的人格，在泥濘中奮爭，在汙濁的政治環境中殫精竭力、不避艱險的張揚個性，寧冒“無事生非、自尋煩惱”的惡謚。在這階段，劉曉波、餘傑等少數知識分子無疑是鳳毛麟角的佼佼者，他們的思想觀念、無疑的是時代的強音，是黑暗中的明燈，在他們的引領下，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覺醒，不屈不撓的與專制獨裁抗爭，民間維權空前高漲，一部分知識分子披荊斬棘、蓽路襤褸而躍躍成為悲壯的人類理性前驅，他們以海內外的互聯網、報紙、電視、廣播做為陣地，以民間力量做為依託，向中共的專制與謊言發出了猛烈的攻擊，這些人中，蔣彥永、劉荻、杜導斌等人是苦難的親歷者，是角色意識的展示者。也是從角色到理性的實踐者，盡管他們遍體鱗傷的敗下陣來，但是，他們的角色實踐揭開了獨裁專制的面紗，使強權在照妖鏡下原形畢露。
康得認為，知識分子就是社會的良心。劉曉波、餘傑就是社會良心的代言人，中共政權自稱文明的社會，就必須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賦予劉曉波、餘傑這些人以完全自由地表達思想的權利，至少必須賦予這些人充分揭示社會危機、展示角色意識的權利。柏拉圖也認為，社會是病人，歷史是病癥，社會的歷史是衰敗史。中國歷史演化到今天，自詡為“文明人”的強權們還在忽視知識分子的角色意識，動輒就是專政，這個制度還有什麼希望？人民還有什麼期盼？
面對一個腐敗不堪，病體纏身的制度，面對一個百孔千瘡、痼疾難愈的社會，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性張揚是多麼困難！角色展示是多麼悲哀！“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強權政治與民間知識分子人格分裂的非理性思辯，西方文明的急速進步與中國文明的倒退不成比例，這不僅是知識分子命運悲慘的問題，而是面臨著一個泱泱大國被世界淘汰、開除球籍的問題。
對劉曉波、余杰及張祖樺恐嚇、威脅之後又是軟禁，也許還有其他的伎倆，但是，正像魯迅先生說的：“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麼的哀痛者與幸福者？”面對白色恐怖，劉曉波先生表現的是那麼的大義凜然，英勇無畏，在回答大紀元記者采訪時，他平靜地說：“這種傳喚經常有，一段時間來一次，已經15年了，一直都在跟公安局打交道，曾經被軟禁、勞教等，經常被傳喚。”這就是說，我將我的智慧和思想全部給予了熱愛的祖國，熱愛的人民，實踐了角色的完整性與互動性，我已經沒有負累了，生命只是一個軀殼，強權的恐嚇與威脅已沒有了意義。
2004年12月17日
－－轉載自《開放》雜誌2005年元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