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0日訊】西方傳媒大腕近兩天來又一次顯示出它們對非西方文化的強大影響。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挑選中國大陸超女冠軍李宇春作爲今年 的“亞洲英雄”之一，列入“偶像破壞者和傳統破除者”的行列，並把她單挑出來作爲十月初那期雜誌的封面人物。這個消息已經在中文網路和平面媒體受到廣泛報 導，很多超女粉絲和玉米們則爲他們的偶像贏得了西方傳媒的首肯而興奮不已。
如果以在娛樂界和大衆傳媒中造成的轟動來說，《時代周刊》的這個選擇無可厚非。但如果要用“亞洲英雄”的標準來衡量，尤其是 如果要象《時代周刊》所表明的那樣，所謂“英雄”是指那些勇敢，有膽量，能用卓越的行爲鼓舞別人的人，那麽它完全是選錯了對 象。而李宇春被列入“偶像破壞者和傳統破除者”的行列，則更是讓人納悶。
爲什麽說《時代周刊》把李宇春評 爲“英雄”完全是選錯了物件呢？因爲就在李宇春和她的粉絲們在電視鏡頭下毫無顧忌地發出高分貝的尖叫時，爲廣州市番余區太石村村民維權鬥爭奔走呼號的律師 郭飛雄被當地警方非法關押，另兩位女律師唐荊淩和郭豔受到黑社會歹徒的襲擊和毆打，在良知的召喚下走出象牙塔參與民衆維權運動的中山大學女教授艾曉明也死 裏逃生。和他們的經歷相比，好萊塢電影中那些虛構出來的官方和黑社會聯手追殺主持正義的新聞記者的故事太像是一幕輕喜劇了。窮兇極惡的打手們用圍追堵劫和 雨點般的棍棒沒有能壓抑住這些柔弱的女性所發出的呼喊，但官方對媒體的操控卻象功率強大的消音器那樣把對暴行和強權的抗議減少到了最低分貝。
那麽，爲什麽說《時代周刊》把李宇春列入“偶像破壞者和傳統破除者”更讓人感到納悶呢？因爲在今天的中國，尤其在被這次超女 競選掀起軒然大波的那些沿海沿江經濟發達燈紅酒綠的都市中，除了政治上的清規戒律外，恐怕已經沒有什麽偶像和傳統還具有束縛人的力量。如果說《時代周刊》指的就是超女競選的成功舉辦是對官方歷來一手操控民意、包括以娛樂爲政治服務的突破，是在這個意義上的“破除傳統”，那 麽，在超女之前和與超女同時，許許多多象郭飛雄那樣的維權律師和艾曉明那樣的知識份子早已爲破除形形色色的壓迫性的政治傳統和意識形態的禁忌而奮不顧身 了。他們才是真正的開風氣之先的人。和毫無政治風險的“超女”相比，誰更具有英雄氣概，誰更象《時代周刊》所讚美的那樣能激 勵人和鼓舞人，不是一清二楚嗎？
奇怪的是，就在中國大陸維權運動此起彼伏，民間英雄層出不窮的時候，《時代周刊》卻用放大鏡在大陸、香港的臺灣的娛樂界、影視界和文藝界去尋找“亞洲英雄”。它在中國大陸還找了電影演員張靜初，在香港找了電影《臥虎藏龍》的監 制江志強，在臺灣找了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似乎它自己也覺得不太好意思，所以也把爲農民請命的中國作家陳桂棣和吳春桃放進了“英雄”的行列。去年在中 國大陸它也找了一位奧運體育明星和一位芭蕾舞演員來作爲“英雄”。《時代周刊》的這種選擇，典型地反映了西方新聞界和文化界 一部分人瞭解非西方社會的視角和新聞趣味。他們著眼的是這些非西方社會的邊邊角角，卻想要讓人們相信他們展示了這些社會最本質最富有變化的一面。
嚴格來說，《時代周刊》這一次挑選“超女”作爲“亞洲英雄”可以說是耍了一次政治滑頭。它既要表明自己在亞洲推動民主進步， 又不願在有關亞洲當局的眼中顯得太具有刺激性。而超女的産生正好爲它的這種兩難處境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因此它誇大了通過大衆民主形式産生大衆娛樂明星的 社會示範作用，卻對那些更有勇氣和風險、政治意義更直接、社會意義更深刻的事件和個人故意視而不見。作爲亞洲國家的受衆，我們不能不對這種立場和處理新聞 的方式有所瞭解。(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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