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華翻譯)本傑明：他們打他 直到他沒了命
——中國新前線之民主活動家如何被披著制服的暴徒們毆打致死
本傑明（Benjamin Joffe-Walt），寫於中國南方太石村
2005年10月10日
英國衛報
我最後一次看到呂邦列的時後，他躺在街旁的水溝裡－－平靜地，僵硬地，沒有任何生存的跡象——大約20個男人的痰，鼻涕和尿，混著他的血，流遍了他的全身。
我只在那天見過他一次。他打算為我帶路到太石村去——一個中國農村維權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地方。去那兒就如奔赴戰場一樣。我被警告過，太石村已經被封鎖了。據說，就在我抵達的那一天，一位法國電台記者和一位香港雜誌記者在太石村的某個地方遭到了毒打。
太石村的選舉日就定在那一天。已有消息傳出來，當地兩位最知名人物中的一個已經開始了絕食。
呂先生說話的聲音非常輕柔，人很單薄，是那種看起來隨時都會掉眼淚的人。他出生於湖北省枝江市白裏洲寶月寺村的一個農民家裏，曾經是人民代表。太石村民主行動開展以後，他就來過太石村。
那時候，太石村這項極為不受當局歡迎的民主運動，已開始被視為中國實驗性邁向更法制社會的指標，這導致了當地民眾被毆打和被大規模抓捕，同時那些冒險進入當地的外地觀察者們也無法逃出此劫。
呂先生就在這場風暴的最前線。這也就是昨天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僱了一輛計程車。呂先生上了車，領著我們啟程了。當我們快到達時，我請求他下車，他拒絕了。「你去，我就去。」他堅持說。我告訴他這會令他、令司機或許連我們都陷入危險。他不同意，甚至不聽我說。我重複說到第三次，說想請他下車。翻譯變得不耐煩，對我說就這樣吧。他解釋說，因為呂先生比我們更瞭解此去的風險。結果，我讓步了。我的讓步決定了盧先生的命運。
我們到達太石村的邊界，那些骯髒的馬路開始在腳下延伸。路邊出現了30到50個男人——一群惱怒的，醉醺醺的，無聊的男人。大多數看起來像惡棍。他們有的穿著迷彩服，有的穿著藍色制服，肩上還有徽章。其中一個穿著灰紫色制服，手拿無線手提步話機。 我們的司機，我們在鄰村隨機僱用的人，被那些惡棍叫了出去。他們衝著他嚷：「你他媽的在這裏幹甚麼？」
他不知所措。他走回來，衝我們叫嚷，「操你媽的，看你們給我惹來的麻煩！」
我們讓他調頭，但是已經太晚了。車被團團包圍了。「不要出去！」我喊道，並叫大家把車門鎖上。我用手機打給一位同事，請他和我隨時保持聯繫。
那些人在外面彼此大聲地說些甚麼，然後，那些穿著制服的人突然離開了。
剩下的人開始推車子，對我們大叫，要我們下車。他們用手電筒照我們，當光線照到呂先生臉上時，突然，就像一顆炸彈引爆了。他們徹底失控了。他們把他拽出車外，在地上猛擊他，踢他，碾他，一遍又一遍的踏他的頭。毆打他的聲音非常大，好像木板裂開一樣，30秒鐘之內，他就失去了知覺。
他們繼續打了10分鐘。那個單薄小個男人的身體在這群亂踢的腿之間變成了油灰色。這不是教訓人，或是嚇唬我，或是阻止我們入村；這是復仇——報復他教導了村民們認識了他們手中的法律權力，報復他的「教唆鼓動」，報復他竟敢躲起來。
他們的速度放慢了，但一直沒有停止。他躺在那裏——眼睛掉到眼窩外，舌頭被割了，嘴巴流出一道血，肢體無力的扭曲著。脖子的韌帶被折斷了，他的頭垂向旁邊，好像被橡皮筋和身體的其他部份綁在了一起。
我們在車裡又呆了5到8分鐘。前窗被打開了。不同的人試圖近來打開我這邊的門。我的手緊緊把著鎖。他們用拳擊我，擰我的手腕，使盡了辦法猛抓我，想把我拉出去。但是我沒有鬆手。我一邊自衛著，一邊隔著窗看著呂先生在外面被打著。
最後我的翻譯出去了。我只好跟著下車。他們打開我的筆，搜索我的口袋，內衣和襪子，並問我的翻譯，他的手錶是否會錄下任何東西。他們問我們到太石來幹甚麼。他們發現了我的中國記者證。「你們這些外國人把太石給毀了，」他們叫囂著：「你們寫寫寫這麼多這裡發生的事，害得商人們都逃離了新工業區。」
我的頭開始暈眩起來。發生在呂先生身上的事以及對自身性命安危的極度恐懼，令我處於一種驚恐混亂的狀態。我絲毫不知自己該如何去做。
我無恥地哀求著。我祈禱。我說給他們錢。我試圖向他們微笑。人們一窩蜂地走向呂先生，踢他的頭、向他身上擤鼻涕、吐痰、撒尿。他們互相炫耀著。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站在那兒，冒著冷汗，雙手拚命拽著頭髮，瞪著地上那個滿身是血的男人，那個為了幫助我，曾冒著付出生命的危險的人。
一輛救護車來了。醫生下了車，檢查他的脈搏後就走了。這打醒了我：我沒有為救呂先生而作過任何事。我呆站在那裏看著。我受過醫護訓練，而我卻沒有為救呂先生作過任何事。一點也沒有。
他們把我們塞入一部車。告訴我們要去接受審訊。路上那些男子開著玩笑，大笑著。我們被震驚了。
呂先生以他的成年歲月為村民們工作，教他們掌握運用手中的權力，從而得到了北京中央及全世界的重視。他被打過很多次，全身上下都是疤痕。這，他認為，是他工作中的一部份。
到了鎮區，我們被帶到擺著花和礦泉水的會議桌前。大約15個官員坐在桌子周圍，禮貌地詢問我們，還有攝像機攝影，好像是在做電視節目。「你為甚麼來太石？為甚麼會見到呂邦列？你是怎麼認識他的？」他們問。
「在目前這個時期，我們沒有興趣接待任何形式的媒體採訪。」一位官員解釋。
他的上司，廣州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助理主任齊紅女士（譯音）來了。「中國是對外國人開放的，」她說，「我們歡迎任何記者到廣州，但是如果你不遵守適當程序，我們又怎能保護你的安全？」
毆打盧先生的始作俑者坐在桌邊，眼睛血紅，雙臂交叉成一個角度，肘部在半空中搖著，似乎想顯示他對我們的毫無興趣。
他們說我們犯了法，因為沒有獲得許可就來了這裏。我們便道了歉。就這樣，我們就著這樣結束了那個晚上。我們走出政府大樓。攝影鏡頭仍然跟隨著我們，跨過草地，掠過矗立的柱子上高高飄揚的中國國旗，直到我們鑽進車去。
他們微笑著，向我們揮著手。一直我們開車離開時攝影機還對我們攝影。關於呂先生的故事，我能說的就這麼多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太石村的裏面，所以無法告訴你它長得甚麼樣，人們都在談論些甚麼，環境給人甚麼樣的感覺。
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是，發生在太石村的事情，可能是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重要的草根性社會活動。一個農村反抗貪污，反抗公共醫療的腐敗，反抗非法販賣農田，以及反抗對這些農民沒有絲毫好處的農村資本化。
衛報還沒有辦法證實在呂先生身上到底發生了甚麼。
警察說他們已收到一些報告，說呂先生已經被送去醫院，不過已經出院而且情況「很好」。三家最近的醫院都表示昨天沒有人入院。
呂先生最後寫下的話是：「警察隱瞞他們的劣行。這些惡棍的性命對他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他們僱用所有這些劊子手來殺人。這是為甚麼一旦我們進了來，就出不去了。」
英文原文見衛報網站﹕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7369,1588595,00.html(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