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
（1）
最近我正在寫作一組有關中國民運人士的文章，還沒有寫完，就發生了劉賓雁先生死亡的重大事件，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停下筆來寫一點什麼東西。但是提起筆來寫什麼呢？這倒難住了我。我和劉先生沒有見過面，沒有聆聽過他的報告，即就是這樣，劉先生的大名在國內時已經是如雷灌耳的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批判他的那個時候，我和我的身邊朋友們卻是熱情地談論他，對他的為人、學識、道德、文章、勇氣都表示敬佩，把他的確當成如現在許多人所說的「中國的良心」。因此他的逝世是中國的一大損失。
和已故的王若望、王若水一樣，劉賓雁先生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傑出的代表，因此評論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牽扯著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因此，我們若是像余傑先生那樣地為他沒有變成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而遺憾的話，我們就不認識中國的「國情」。余傑認為劉賓雁「具備了成為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條件卻未能變成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因此好像這裡存在著一個完全的「個人」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和余傑的看法是有很大出入的，我不認為中國社會「具備」了產生「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條件」，因此象劉賓雁先生這樣傑出的知識分子「個人」沒有在中國產生如薩氏、索氏在前蘇聯的影響原因並不在於「個人」，而是中國社會「不具備」「條件」，也就是說前蘇聯或俄國的知識分子影響社會的那種「條件」不存在於中國，因此把正處在變革的中國社會當成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條件」的看法本身就是很簡陋的。
前蘇聯社會表面上和中國的社會「差不多」，但是，你要是對於這個兩個社會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就會發現它們的相同之處無論如何都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多，因此，所有把蘇聯社會和中國社會一樣看待的人都不是有見識的人。在沙皇時代，俄國社會就開始了西方化的進程，因此這個進程如果說不是很理想的話，那麼至少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沙皇時代的末期俄國社會經歷了一場精神和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革命的結果是產生出一個可以叫知識分子的社會，而這個社會的偉大代表人物就是普希金、萊蒙托夫、妥斯托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巴蒲羅夫等人，因此如果說到了斯大林時代這個社會才告失敗的話，那麼從赫魯曉夫開始，失敗的它開始了「復甦」就是產生了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社會「條件」，所以民主化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被它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的傳統在經歷了一個失去和返回的過程後就顯得更加厚實了。看不到這一點，你認為一個共產黨專制的社會在崩潰中就一定會產生出一個文化上的偉大人物的話，就是你看法上的錯誤了。民主化是一個政治過程，這個過程並不必然地就要產生出「文化人物和文化代表」。因此如果余傑的觀點是深刻的話，那麼劉賓雁沒有變成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事情就不足遺憾，已經捧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和今年剛剛去世的文學天才巴金老先生沒有變成為中國的薩和索，這才真正是遺憾的事情！
（2）
知識分子強有力的影響社會的事情是一個西方文化現象，因此知識分子這樣一個階級的產生也可以視之為西方的事情，在所有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非西方社會中，雖然人們也可以發現一個知識分子的「階級」和它對社會的影響，但是這樣的事情總是有一個相對的意義的，因此人們不能夠把它和西方社會的事情等量齊觀。如果我們認為俄國在學習西方的時候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的話，那就可以說在沙皇統治的末期一個多少類似於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階級初步形成，俄國「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就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看成是知識分子的革命。如果又認為知識分子是近代城市的產物，俄國社會的這兩次革命都發生在已經變成為大城市的首都就不是一個意外的事件了。對比地看，這個時候俄國的農村還是處於完全的中世紀的封閉狀態。因此我可以這樣的說，俄國的革命其實是知識分子策劃的城市市民階級的革命，這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的純粹而又典型的「農村」背景和「農民」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30多年前，我開始對中國問題做獨立研究時，就竭力主張中國共產黨社會和蘇聯共產黨社會的不同，反對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套用蘇聯的模式。
知識分子影響社會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在知識分子存在的社會中多少形成了或者出現了一個我們可以叫做「公共」的社會，而這個社會就是知識分子發生影響的條件，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這些個人用中國的話來講是「足不出戶，手無縛雞之力」——其所以能夠對社會產生影響就在於他們有一個「公共」社會可以接納他們的影響，這樣以來知識分子就同時地獲得了兩種身份，即個人的身份和「公共」的身份。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所缺少的正是這個這後一個身份，因此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他們必須是傳統社會中的人，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他們又不得不進入一個由中國共產黨用一元化手段作成的人民社會。剩下來的問題是，當人民的社會在事實上同傳統的社會都有著一個封閉的性質的時候，知識分子所賴以發揮影響的公「共空」間就是一個空缺，於是知識分子就面臨著這樣的選擇：是進入這個由共產黨方式作成的人民社會，還是對這個社會保持「個人」獨立的那種傳統的「清高」。但是也正是在上一個世紀的50年代，毛澤東共產黨的反對知識分子的那種運動一下子就割掉了知識分子的「尾巴」，在失去了這個可以表明他們「清高」身份的「尾巴」之後，他們就完全地「人民化」了，所有的不願意放棄知識分子傳統的人都被趕出了知識界，變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可見，現代知識分子就和傳統知識分子一樣地面臨一個「入彀效應」，在它的面前誰能夠不打敗仗呢？
就在上述變化的另一端，對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表示臣服的知識分子們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造」，「改造」的結果是他們和普通的群眾一樣的變成了人民社會中的一員。如果說在那個特定的時間段上，他們也從內心像普通的工農群眾一樣「真心誠意」（這很重要）地經歷了一個毛澤東思想化的過程，那麼這一過程在他們身上所產生的後果和普通的工農群眾就會大不一樣。如果我假設普通群眾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社會大動亂」（1911-1949年）後面臨一個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空白」，那麼對於這個「空白」的填補，就可以在假設的意義上看成是一種「收穫」；而知識分子呢？情況就完全地不一樣了，他們要放棄的是自己的思想，而這種放棄又意味著一個完全的「失去」的話，而「換」來的那個毛澤東思想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存在「收穫」的意義。因此到70年代末的出毛化時期，知識分子 對毛澤東思想的放棄，就必然地面臨著思想上的「返回」，而這樣的「返回」在精神上的代價之大是難以估計的——而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出現於個別知識分子身上，是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的話，那麼，中國知識分子不具備影響社會的能力和權力的事情就有了一個解釋。就這個情況去看待問題，我們發現已經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先生和剛剛去世的劉賓雁先生在知識分子中間所產生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至於許多人認為他們去世是中國的一大損失，而在人民社會中間並沒有引起相應的反映，就是本文中我要議論的問題。
在這裡如果有人要問：人民的社會為什麼如此的冷淡呢？我的回答是人民社會在脫離共產黨的那個開始階段時，對於共產黨社會的感受和記憶與知識分子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人民社會在向開放的公共社會轉變的時候有許多需要自己獨立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如果說很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的話，那麼已經「出走」人民社會的知識分子只從自己的感受和體會出發以履行法律意義上的「個人批評權利」，而這樣的批評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難免會傷及人民社會初創階段上的那許多的價值，於是，從「個人立場」上發出的一種真理的聲音在遇到了人民社會中間的歷史因素和利益因素的抵制的話，也就必然地要變成為強弩之末。自然而然，一個知識分子群體中的「英雄」，在人民社會中尋找不到崇拜者就有了一個解釋。
（3）
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不是無條件的，因此，我們若假設任何一個社會都可以使知識分子發揮其有效影響是完全錯誤的，特別是在我們中國，情況就顯得很複雜，我們且不可簡單的就作出結論，以為中國的社會也是一個可以於現在的時間內產生出對社會發生巨大影響的知識分子；和這個道理一致的是，如果我們在中國沒有發現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就不能夠把問題看成是個人的，以為他們個人不行。前一些日子，巴金老先生的去世在中國引出了一個有關知識分子「講真話」的爭論，到今天為止這種爭論也沒有產生出預期的結果，其中是有原因的。情況雖然是這樣，但是我卻以為這個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理解我的問題，那麼就是說在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還存在著一個「說真話」的問題；就這個問題去研究，我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在我們的中國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我們把劉賓雁這樣的人物同巴金一樣地放到了「說真話」的人物系列去，就是可以理解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為什麼非常有限的問題了。
上一個世界50年代，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方式所造就的社會有其兩面性：一面是共產黨社會，它就我們所批判的那種專制社會；另一面卻是人民的社會，它是一個尋求發展而發展不足的蒙昧的社會，因此我們如果在批判和批評第一個社會的時候，也同時地否定了第二個社會，那麼我們的批評和批判就談不上是科學的或客觀的。現在的問題也存在於此，如果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在「被改造」時期而迫不得已地曾經進入了第二個社會的話，那麼他們在渡過了它一段特殊的時間之後，到底應該怎樣地看待、認識和評價那個曾經要求他們要「脫胎換骨」的社會，顯然是存在著問題。因此，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他們對於這樣的事情只是做出了一種純粹的「個人反映」，就不可能變成為一個可以影響社會的人物了。知識分子只是說知識分子的話，知識分子的影響也僅僅局限於知青、憤青的社會——這就中國社會問題的「實質」。
上一個世紀50- 60年代，毛澤東共產黨要求中國知識分子無條件地進入人民社會的行為是一種「錯誤」的行為——這一點是非常肯定的，但是與此相關的另一點即知識分子「進入」行為對他們個人的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是不是都可以放到錯誤之中去理解，卻是一個沒有澄清的問題。在沙皇時代俄國知識分子在流亡中接觸到了俄國社會的最底層的農民階級的，而這樣的接觸無論是在文學上或者哲學上都已經產生出了非常積極的影響的事情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不知道，只是這樣的事情在他們自己的經歷中以一個「搞笑版」的「流亡」（「下放勞動」）出現時，他們便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就此而言，顧准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通過「武鬥的兩派」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兩黨制」，費孝通先生在「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的政策中看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農村鄉鎮企業的萌芽」的確不失為高見，但是非常遺憾這樣的如此傑出的產生了「高見」的思路並沒有在知識分子中間發揚光大，更沒有變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的主流思想，於是，一個「鄧小平理論」的「包袱」就被他們背上了，不能夠放下。到1989年「6、4」之後，即使鄧小平的「反動本質」已經暴露後，他們卻又一次的產生出了上當受騙的感覺。
許多知識分子把鄧小平時期看成是一個自己出頭露面的時代，這樣的看法是極其錯誤的，而生活在這種錯誤中的人要能夠影響中國人民是有許多困難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們對前毛澤東時代那種驅趕他們去人民社會的政策和歷史一直是耿耿於懷，於是就有可能失去了理解它所需要的歷史自覺性，可以說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拿不住中國社會的話語權的，所以他們的創造性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把這個事情同「講真話」的情況聯繫起來看，他們的影響社會力量是「道德」的而非「知識」與「文化」的就是很關鍵的一點。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他們也許是要履行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評權，但是當他們的這一行為沒有建立在對中國社會深刻的認識的基礎之上時，批評流行於意見，就是問題的實質。就此我可以這樣的說，在中國目前只有知識分子的意見，而缺乏知識分子的批評！
上述的意見不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沒有批評，而是說批評的水準的那一頭沒有牽動起人民的批評或者帶動起社會的批評。所以這一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缺乏超越人民水平的更高質量的批評。而如果在這樣的社會情況中人民的批評又因著過去的政治運動的許多傳統而出現了一個發達的跡象的話，中國知識分子在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時代中卻失去了大有作為的可能，就是一出悲劇了。巴金、劉賓雁就是這種悲劇中的人。巴金先生在20歲、30歲的年齡上發揮了那樣巨大的天才和知識，可是，在最後的這近半個世紀中，也只是為「人格」的保持而鬥爭。因此像他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和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對比呢？劉賓雁先生也是一樣，導致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那個階段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可以逞能的時代，這一點他也許是最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余傑關於他的「局限性」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好像在某一家網站上發現有人卻對余傑的話作了錯誤的解讀，認為這是往劉賓雁頭上「撒尿」。
（4）
在中國近70多年的時間中，只有一個知識分子影響了中國人民社會，他不是別人，就是魯迅，但是我們若分析這個事件，就會發現魯迅的影響是由中國共產黨造成的，而且是在他死後不能夠開口講話的時間內造成的，因此他個人也就變成了一個共產黨影響人的「工具」了。對這樣的事件若做出進一步的分析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近100 年時間中影響社會的力量是政黨而不是個人。如果我們認為大陸情況是這樣，那麼台灣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雖然也聚集著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卻也沒有產生出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之類的人物不也是同一個問題嗎？如果說在現代西方社會，政黨是一個政治組織，那麼在我們中國的這近100 年的時間內政黨首先是一個文化的組織，其次才是一個政治的組織，因此知識分子要發揮影響就得為某一個政黨服務，當然這裡也有「不服務」的「獨立知識分子」，可是呢，他們的命運就不得不坐歷史的冷板凳，其情況就如同李卓吾、王船山、顧炎武一樣地變成為死後影響社會的人。如果又認為以上諸君是近代人物，可以「隔世」的影響社會和人民，那麼現代的知識分子就生不逢時了；在現代的條件下，很難形成所謂的「隔世」影響，社會生活加快的節奏把個人影響的時間在不斷地縮短，因此像黑格爾、馬克思那樣的在死後的一、二個世紀中影響人類的事件是絕難發生的。
明白了上述現象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現象之後，我們的思想和精神就不能夠脫離這樣的現象去思考問題和研究問題，我們就必須要認識我們所面臨的情況，而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能因我們的喜好、偏好而改變的，因此，我們在行為時就有著一個不能夠按自己的願意辦事的前提，儘管這個「前提」不是我們所願意接受的。在這一篇文章中，我要說的是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是30-60年代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的反對者，但是他們要在中國有效地發揮自己的影響，還是要進入那個已經快要走出共產黨社會的人民社會中間去，若不是這樣的話，他們也將「一事無成」。就這意義看毛澤東在死後被人摸得不像人樣的時候也還「統治」著知識分子，這就是一個我們不喜歡卻不得不面對之的問題。
把我的意思如果說得更明白一點，那就是說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要想發揮自己的積極影響，就必須「站」到或者「進入」人民社會中去，而在民主化之後，他們不作「站」和「進入」的行為而可以發揮「獨立影響」就是一個用不著論述的問題了。在人民社會還是沒有完全的「公共」化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沒有可以憑借的發揮社會影響的「條件」，因此即使中國已經出現了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式的人物（如錢仲書、巴金、高行健），他們也會半路夭折。在這裡如果說變化中的人民社會需要或者呼喚知識分子的參與的話，那麼一種歷史的意義就有可能被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掌握！
2005-12-10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