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如果有人要問民運人士：“有沒有一個民主的技術問題可以掌握？”我肯定地回答：“有！”
我們所搞的民主是一種建設性質的工程，這種工程同其他的工程一樣，本身也有一個建設所需要的技術問題，如果說技術這東西也是出於一種訓練的話，那麼，它來源於經驗就是一個用不著懷疑的事實。但是這樣一個如此簡單的問題，在我們一些民運人士的看法中卻存在著非常明顯的錯誤，以至於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認為，民主的運動或者民主的工作應該“白手起家”，也就是說，應該在起點上或者在源頭上把“不民主的東西”或者“專制的東西”全部地“剷除”、“消滅”！這樣以來，我們就不知不覺地犯了共產黨的錯誤，變成了共產黨人之後的“第二錯誤者”。中國共產黨人不就是要在中國完全地“清除”了“資產階級民主”之後再好“建設無產階級的民主”嗎？由這樣的錯誤所導致出的問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永遠“清除”不了的事實就同時地意味著“無產階級的民主”永遠尋找不到一個落腳點。
建設民主的行為也是需要技術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不然的話，我們僅僅憑著一股子幹勁是無濟於事的。但是，如果說這樣的問題被我們所忽視的話，那麼，我們在推進民主化的進程的時候，就會遭遇到一系列的尷尬，我們的工作也就收不到預期效果。在這裏，我們雖然不是技術決定論者，但是，因技術的缺乏而荒蕪我們的民主的工作卻是我們應該時常警惕的問題之一。到今天為止，已經具有20多年歷史的民主運動其所以表現得很不景氣，我們的民主之技術的缺乏不能不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職此之故，我們就是些非常笨拙的人，只能夠做那些很粗糙的工作，稍稍出現了技術含量高的工作我們就無所措手足。這種狀況如果不及時的改進的話，再過10年，目前這個“民主的低谷”我們也是走不出的。我從去年3 月份在民主網站上發表文章以來，主要地強調了這一個觀點，即共產黨不能夠削弱我們，而我們自己卻可以削弱自己。這個意思如果用古話來說的話，就是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換句話說，共產黨沒有辦法可以抑制我們強大發達，但是，我們自己鬧不好卻可以使自己處於不發達的境地而自弱。
關於技術的兩個層面
說到民主的技術問題，我認為有一個認識層面上的技術；也有一個應用意義上的技術，正確地區分它們是我們應該掌握的問題。就認識上的技術而言，我們現在只能夠認識那些簡單的民主，而這些簡單的民主也只是在很粗糙的意義上被我們所理解，譬如，我們在說到中國現在的民主運動時，就只可以說到1989年的民主牆時期，再遠一點，就沒戲了；又譬如，我們還可以說1989年的“學生運動”或者“民主運動”，但是也只是可以說到1989年的6月4日，如果我們對這樣的運動作不被鎮壓的假設的話，那麼，它的後果是什麼？可以引發出什麼樣的運動？這樣的運動會在什麼情況下收場等等問題又誰能夠說清楚呢？在通常的情況下，當民主在以簡單的形式表現出來時，我們是可以認識它的，但是，民主如果戴上了一副專制的人物的“假面具”或者說“偽裝”下，我們就認它不得了。
就應用上的技術而言，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東西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民主”的，我們也辨認不了。民主是一個多元化的東西，但是，我們總是習慣於對它作出一元化的理解，而在理解中，民主又半日我們看成是一種純粹而又純粹的東西，同專制主義的東西不應該有一絲一毫的聯繫，這樣的結果是，我們本來應該建立民主之“倉”，但是我們的“建倉”行為往往會流於“清倉”行為，其結果，民主的“倉容”就越來越小，相反專制的“倉容”也顯得越來越大，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在我們許多民運人士的看法中，好像是本該如此。在一些場合下，民主是出於一種故意的設計，在另外的一種場合中，民主又出於完全沒有設計的“意外”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斯賓塞在《社會學》那部不朽的著作中，曾經對英國（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民主的機構——議會制度產生的歷史作出了一個非常傑出的說明，他指出最早的議員，不是後來選舉所產生的，而是作為地方的“人質”被朝廷扣壓的，朝廷以此作為向地方要錢的一種要挾手段，而後來的議會制度就是在此基礎上逐漸演變成的。從這樣的事情中，我們如果能夠得到啟發，那麼，中國的民主——我說的是許多我們現在的民運人士還不認為的民主（如1966年的民主），應該有一個認真的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對待就是我所關心的問題。在認識以及處理民主的問題上，如果我們運用美國人的看法，那麼，我們中國有沒有民主就好像是一個問題。在最近一個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朋友的一篇文章中，我們不就是可以發現這樣的議論的嗎？這位美國朋友斷言，在中國這100 年的時間中，根本就沒有民主。如果他的話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在中國所從事的民主化運動的工作，不就是同毛澤東所說的在“一張沒有負擔的白紙上繪畫繡花”一樣嗎？這樣，你即就是像目前某些民主網站上的“最激進的人”把毛澤東罵上100遍，你能夠擺脫他的錯誤的思想和方法嗎？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只可以認識那些出於我們自己的故意設計的民主，而不善於認識那些因機遇和機緣與我們相遇的民主，對這樣的民主，我們往往會作出它不是民主的解讀，這樣以來，民主的許多成分就必然地面臨著喪失的可能性。若是站在這樣的高度上來看待問題——我們認為，我們就具有了高屋建瓴的優勢，那時，成功地建設中國民主的事情就會順理成章。因此，我們把推進中國民主化的任務放到技術的觀點上去看待之，並且運用技術的方式和方法去做工作，我們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運人士，我們就是至少是專家裏手的了。
就技術的第一個層面看，我們在那些許多遭遇人誤解的東西中尋找到了民主，是我們的一大成功，因為辨認民主也是發展民主的前提和條件，在不能夠有效地辨認民主的時候，那些可疑的民主，有問題的民主，或者來路不清的民主都會被我們拒絕之，我們在要求純粹民主的動機的支配下，就會走上遠離民主的道路。那樣我們即就是使出了混身的解數，也是達不到我們的目標的。就技術的第二個層面看，我們在使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時，如果沒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和通盤的打算，我們對什麼是民主的方式和方法之問題也許會分辨不清楚，這樣以來，我們在處理民主的題材的時候就有可能犯許多的錯誤。於是，我們在這樣的時刻中，就會堅持那種認為民主與專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僵化的思想，我們就不會在專制的條件下去發現民主，就不會在不民主的社會中去爭取民主！
因技術問題，我們接不了民主的擦邊球如果就技術談論問題，那麼，我們民運人士的水平有多高不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題目的嗎？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我們民運人士好比乒乓球運動員，我們的技術如果是一般化的，那麼，我們只能夠打普通的球，一來一往，也不失風度，可是，我們若遇到了擦邊球，就接不住了，就只好認輸。但是，在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鬥爭中，擦邊球是絕對少不了的。因此，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是我們克敵制勝的一個保證。
在1966年，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最高的當權派”就打了一個民主的擦邊球，可是這樣的球我們在當時就接它不住的。那時，我們雖然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口號解放了自己，但是我們把這樣的行為的功勞記在了毛澤東個人的帳本上，於是，參加以我們個人的偏好為基礎的自治組織，持一種反映了我們個人興趣的觀點，並且在“偏好”和“興趣”的軌道上運行的我們自己的政治意向等等卻被解釋成為“毛澤東思想”，這樣以來，我們就把本應該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一股腦地給扔掉了！“炮打當權派”——這種“天賦”予我們的權利，為抒發我們的情感而書寫大字報、為表示我們的不滿而進行的遊行、示威這種天然的屬於我們自己的人權的東西，倒被我們自己給貼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標籤，因此到鄧小平復辟的年代，當他們對這些東西實行全面的“否定”的時候，我們也是無動於衷的把當成了“錯誤”的東西和“毛澤東的錯誤”捆綁在一起一概的不要。如此這樣作的結果是，我們把中國社會上最大的一次民主、自由的運動視之為“動亂”而列在了被克服的事物之中，於是，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未竟的偉大事業就這樣的一勞永逸地被定在了“動亂”的座標上而不得張揚。
到今天為止，我們雖然竭力地提倡中國民主化運動，但是，我們把這個運動的偉大源頭給以“否定”的行為也就為它的後來種下“否定的種子”，因此在偉大的1989年當“第二次”解放運動已經露出了端倪的時候，鄧小平的鎮壓和我們自己的自我取消行為就雙重地結束了將要展開來的運動了。民主——如果說在這裏是一個我們的熱烈的願望的話，那麼，於這種願望相應的是因為我們缺乏必要的處理民主的技術，也就只能夠是這樣的力不從心地又放棄了它！我們已經知道民主雖然紮根於信仰的基礎之上，但是如果缺乏技術方面的有力的支持，我們也將是沒有力量能夠打開民主的局面的。
我們已經知道了民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這個系統所需要的技術也同樣是非常複雜的東西，因此，我們在面對任何一個民主的問題時，就必然地要想到一種技術方面的對應，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在複雜的事物的壓迫下不至於迷失方向。民主化運動是一個具有很強的建設性力量的系統工程，我們在完成這樣的工程的時候掌握基本的技術和技能，就是我們應該具有的本領和本事；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是一些低能的人，即使有了我們可以逞能的時候，我們也是平平常常的人，何雲能夠呼民主之風、喚自由之雨呢？
我們必須要理出中國民主的頭緒，而要能夠如願以償，就必須要掌握民主的技術。在去年寫作的《論民主的信仰》一文中，我已經研究了民主的信仰方面的有關問題，我的結論是：如果民主不被我們信仰，那麼實現民主就是一句空話，但是這樣的意思絲毫都不否認，光有民主的信仰而缺乏民主的基本的技術同樣會導致出民主的虛無。因為民主的建設無論是在過去或者現在都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問題，不是人們的一廂情願就可以簡單地促成的事情。中國民主化運動在走過了它的20歷史時期所以還是依然故我，檢查其原因也在於我們的信仰之不足和技術的不夠。
民主之在今天，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生活，還是一種歷史，因此，我們若對它僅僅作出單一的理解，我們就不會尋找到屬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民主。在許多的場合下，我們雖然對美國式的民主或者法國、英國的民主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卻沒有對我們中國人自己已經經歷過了的民主打起精神，我們在最需要民主的關頭，充其量不過是能夠說出一個與我們自己關係不大的民主。這樣的民主雖然也很標準，很正經，但是又於我們何干呢？毋寧是這種民主不好，而是它與我們缺乏經驗上和實踐上的有機聯繫，使一種我們中國人陌生的東西。但是當我們這些民運人士把它當成“樣板民主”而欲強加於我們中國人時，我們到底要在中國做什麼，誰能夠知道的呢。
100 多年以來我們中國的民主被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做了兩次：一次是用“武力”、“暴力”或者說是“槍桿子”做成的；一次是用真正民主的方式方法，或者是說用“筆桿子”做成的。在第一個階段即“槍桿子民主”的時期，中國人又經歷了國民黨的革命和共產黨的革命，而在第二個階段上，我們經歷了1966年的政治運動，這樣，民主的事情在我們的中國就具有了以上兩個形態上的意義了，因此，我們今天在主張中國民主的正常的運動時，從以上的歷史中發現我們的道路，就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可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有的人竟然無視於上述的道路，說著要在它之外去開闢新的道路的問題，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在這裏我們其所以不認識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道路的問題就在於我們在觀察道路時，戴上了西方民主的有色眼鏡，使我們自己的觀察中的事物的顏色起了很大的變化，變化中，我們把一個“假色”當成了“真色”看待，認為中國的民主本當如此。說實在的，我們羡慕西方的民主這本來就不是什麼錯誤，只有是當我們在把它當成了我們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時才構成了我們的錯誤。而在這樣的問題上，事實上存在一個技術的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在技術上把中國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做一個基本的區別，其次，我們應該發現中國民主同西方民主的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最後我們應該就“不同”之處來研究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對策。就這個意義而言，民主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技術。建立了這樣的觀點之後，我們在研究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的時候就有了一個我們自己的主見，我們就不會跟在別人的後面爬行。
可是上面那些表面上很簡單的道理卻不被我們隊伍中的人所認同，他們以為的民主好像是越純粹越好，其結果是當我們拿到的民主在實現了“純粹化”時，就所剩無幾的了。這樣 一來，我們就有可能變成了如下的人，在樂觀的時候，我們認為明天的中國就可以實現民主，在悲觀的時候，我們又感覺到中國要實現民主還得需要100 年。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我以為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民主太複雜了，以至於我們要認識它就非得要建立一個自己的模式不可，而建立模式的行為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著我們對民主的創造，當然，一旦涉及到了創造的問題，技術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了。
我們在處理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前民主時代的問題時，沒有自己的技術，我們是一般地借用了前蘇聯和東歐的技術，也同時把歐洲社會對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批判的技術作了“引進”，以為只有運用了這些代表著批評與批判的最高水準的技術，我們才可以最終地打敗中國的專制主義，我們根本就沒有想到，相反的問題，即中國的專制主義是中國以外的人類民主的技術所克服不了的。別的的不說，就拿1966年的事件來說吧，我們中國人民在一個表面上看來最不民主的時刻上卻拿到了最多、最大的民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現在，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技術處理不了這樣的民主，於是，我們就爬在鄧小平的後面，把它放到了“社會動亂”的一攔，既然情況如此，我們如果還要想著發動民主的運動，要在官方的行為之外去規劃人民自己的民主運動，我們不是在中國“製造動亂”又是在幹什麼呢？因此當1966年的政治運動在被認為是“社會動亂”時，1989年的運動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歸類在“動亂”的欄目中了。可見問題的實質是：中國不是沒有民主，也不是沒有民主的運動，而是我們認識不了它，因技術的缺乏也處理不了它！
民主的“白手起家論”對嗎？
最近，我在《民主通訊》上讀到了任畹町君的大作《民運政治學總匯》，我感覺到文字寫得很不錯，可以說是研究中國民運歷史的一本有特色的書，但是，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麼，我認為任君好像要把中國的民主運動的建立用“白手起家”的方式想概括之，正因為我有這樣的看法，我就對把中國現在的民主運動的歷史從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近100 年歷史隔列開來的做法表示不滿，特別是感覺到任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極其錯誤，在中國，他所說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拿槍桿子的民主革命”和“拿筆桿子的民主革命”的一個連接點，也正是有這樣的一個連接點，中國民主運動的那個偉大的線索和偉大的脈氣才沒有被政黨的行為和大人物的個人行為給中斷，才有了中國民運的今天，所以，我和他的斷言是恰恰相反的，我認為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如果要取得真正的勝利，那麼至少它在外觀上一定要取一個66運動的圖像。也就是說如果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在外觀上拒絕66圖像，那麼這樣的運動無論如何是成不了氣候的。
進一步說：未來的民主運動不是異議人士的運動，不是知識份子的運動，不是中產階級的運動，也不是學生們的運動，而一定是“人民”的運動，而這樣的運動要能夠在未來的時間上取得勝利，那麼，它在39年前就開始的那種一場“預演”就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了。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中對所黑格爾的話的解釋和補充是正確的：歷史往往是以兩次方式出現，（馬克思補充）第一次是以悲劇，第二次是以喜劇。
其實，我們只要對“白手起家論”作以分析和研究，就不難發現它原來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物”，因此，我們在今天的形勢下，雖然決心要同共產黨劃清界限，但是，我們
在為民主的運動建立歷史的時候，卻不知不覺地重新抄起了共產黨的“老一套”。要知道，我們是在一個沒有選擇的環境下接受共產黨以國家教育的方式所施加於我們的教育
的，因此對於這樣的教育我們如果不是通過自己的批判和反省以“走出”去的話，我們就只有著“跳出”這個一招了。但是“跳”的行為不能夠把我們身上的共產黨的教育的
遺留物清除乾淨，我們不過是把它攜帶到另外的環境中罷了。目前中國民運隊伍中其所以大量地存在著共產黨的遺留物，原因也不過如此而已。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手裏的民主和我們人民手裏的民主有時候好像是同一個東西，因此，在共產黨“發揚民主”的時候，人民也得著一個民主好像是一個歷史的現象，這樣的的現象的確可以說有一個戲劇的情節，而處理這樣的情節若是沒有技術的話，是根本不行的。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我們有時候會碰到諸如“歷史玩笑”這樣的東西，弄不好我們就在這樣的問題上栽跤子。
上述問題的寫作使我想起了我在31年前寫作《絕妙的戲》的處女作時的情形，那時，我把那個時代的如“泰山壓頂”一樣的政治運動看成是在我自己面前上演的一幕又一幕的戲劇的觀點也不知道從何產生的？反正我認為這個出由毛澤東一個人占住獨說的戲有一個“非毛”和“出毛”的內容，於是，我就同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一樣地也說起了“文化大革命”來了。其結果呢？我說出了一個我的——也就是我——武振榮個人的“文化大革命”，它肯定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有一個陰謀，有一個目的，有一個想法——所有這些用不著強調，但是如果由此推斷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的我自己也有著同毛一樣的陰謀、目的和想法，不就是完全錯誤的嗎？那時，我在書中斷言：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一定會被人“推翻”，而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是除我之外的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事情卻是年輕的我堅信不疑的。當人類的正義和良心在不至於泯沒的時候，任何一個遭受壓迫的人起而反抗壓迫，並且在反抗的同時尋求自己的政治解放——這如果這樣的行為算不得民主的話，那麼民主到底是什麼，不就是鬼才知道的嗎？
結論：
我們光有一個民主的信念肯定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掌握民主的技術，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作不了民主的大事業，技術上的問題也是重要的。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民主的技術問題，至於說這樣的提法是否科學，我考慮的不多，我僅僅是說這樣的問題亟需要解決，因此就發表了這些不成熟的議論，還希望讀者們批評。
2005-8-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