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9日訊】話說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取元朝而代之，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幼年時放過牛當過和尚，對貪官污吏極為憤恨。因而他坐上金鑾寶殿後，貪官污吏就倒了霉，他殺了千千萬萬貪官污吏，甚至於連他的女婿走私謀利，也被殺了頭。他恨急了的時候就會不客氣的把貪官污吏扒皮揎草。朱元璋當政的洪武年間，大概是中國歷史上貪官污吏最收斂的年代。他還淘汰了眾多的編外官員吏役（所謂冗員）。減輕了百姓負擔。吳思的《血酬定律》一書對此有深刻的論述和分晰。
朱元璋是所有明朝皇帝中生活比較儉樸的一個。到了他兒子明成祖朱棣的時代，明朝的經濟軍事實力就發展到鼎盛時期。他干了兩件大工程，其一，修整擴大北京城，修建了世界最大規模的紫禁城皇宮，房屋萬間，建築面積達16萬平方米。其二，組建起宏大的遠洋船隊，建造了世界最大的遠航木船（寶船）。於1403年~1434年間進行了七次遠航，直達非洲肯尼亞。這些艦隊的規模和船隻之大，遠遠超過哥倫布和達．伽馬的船隊（後者幾乎晚了一個世紀，卻仍需僱用一個阿拉伯領航員）。有的歐洲學者甚至於說鄭和這支船隊最早到達美洲。
明代人口已達5000~6000萬人。另一項統計數字為，洪武26年7000萬，明末崇禎三年1.9億。此時農業得到很大發展，紅薯、南瓜、蠶豆、土豆、玉米、棉花等農作物已由國外傳入中國。城市形成和快速發展。南京人口已達100萬以上。據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中提出的數據，中國明代遠洋船舶噸位達到18000噸，占世界總量的18%。
明代手工業得到巨大發展，潞安府就有織機1.3萬張。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
永樂時鐵產量達9700噸，其時西方俄國產量最高，不過2400噸。制鐵廠可擁有六七個冶鐵爐，需要僱傭上千個工人。
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其中許多是專門為出口而設計的——出口歐洲的瓷器繪有宮廷圖案，出口伊斯蘭國家的瓷器則繪有雅致的抽像圖案……
有學者認為明代工業產量占世界三分之二。中外學術界公正的指出當時中國已具有占全球財富總量的1/3的經濟實力。弗蘭克在他的《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如果說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那麼這些地區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系中佔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麼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西方學者布魯克（1998年）在其研究明代經濟與社會的專著的導言中寫道：「中國，而不是歐洲，是當時世界的中心。」西方學者漢斯．布羅埃爾（1972年）在其著作中說：「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
由於當時歐洲拿不出過硬的東西向中國出口，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看從公元1500年到1800年這三個世紀，歐洲所能生產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銀，而它是依賴掠奪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實現的。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二個半世紀裡，中國最終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大概全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自公元1600年起為120000噸白銀，自1545年起為137000噸。）的一半。另據西方學者馮格漢（1996年）的估算，中國佔有世界白銀產量的1/4到1/3，高於歐洲西亞等各地區。在明清小說中可見到老百姓經常以銀兩作為交易貨幣，是一佐證。
明朝的科學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如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工業、機器製造、農業，尤其是火器都有長足的發展，（內蒙托克縣曾出土明代地雷二十多枚，型式同現代地雷，不同者用黑色火藥而已。最近曾一次出土明代各類鐵火炮70多尊，可見軍隊裝備之普遍。）有些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的煌煌巨著《中國科技史）享有盛譽，李約瑟（1964）本人寫了一個概述：「科學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他說：「就技術的影響而言，在文藝復興之時和之前，中國佔據著一個強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國古代和中世紀的頑強的手工業者之賜遠遠大於受亞歷山大時代的技工、能言善辯的神學家之賜。」（Needham1964：238）李約瑟列出的清單上不僅有眾所周知的火藥、造紙術、印刷術和指南針。他還考察了鋼鐵冶煉技術、機械鐘表、以及把旋轉運動變成直線運動的傳動帶和傳動鏈、拱橋和鐵索橋、深井鑽探設備等工程技術發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輪船、前桅帆、後桅帆、密封倉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許多東西。
查爾斯．辛格等人編寫的《技術史》第二卷承認並且強調，從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術方面，西方幾乎沒有傳給東方任何東西。技術的流向是相反的。」書中複製了李約瑟（1954）的一個圖表，上面列出中國的幾十項創造發明與歐洲最初採用它們之間的時間差。大多數的時間差長達10到15個世紀（鐵燁犁則相差25個世紀）；少數的時間差為3到6個世紀；火炮和金屬活字版印刷術的時間差最短，也有一個世紀。
大明帝國這個世界經濟大國社會生產總值即GDP（占全世界的）到底是多少？中外學者通過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數據，有如下說法：
萬歷時：90% ，40% ，80%
崇禎時：40%
明代： 45% ， 40% 33% ，30%
說明代GDP占世界的80%~90%，我難以相信，因為世界其他地方並非荒漠。從外貿的硬通貨白銀因出超而大量流入中國的現象和明代農業、手工業、紡織業及製造業得到巨大發展來看，GDP占世界的30%還是比較可信的。其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相當於當今的美國（GDP占28%）。然而這樣一個擁有龐大的經濟實體的大明帝國，卻於公元1644年轟然崩潰！常令人們困惑的是，明代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為何沒有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有人認為宋、明的滅亡是由於中國北方遊牧民族（金、蒙古、滿清）善於騎射，而中原農耕民族（主要是漢族）不善戰的結果。這種看法只看到表象，實不足以服人。漢、唐擊敗了當時極其強大的遊牧民族匈奴、突厥人作何解釋？南宋岳飛的岳家軍被遊牧民族女真人驚呼為「撼泰山易，撼岳家軍難！」 又作何解釋？東晉謝安以八萬人打敗北方前秦符堅的二十七萬騎兵六十多萬步兵又作何解釋？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實際上明代前期，特別是明成祖朱棣時期對北方遊牧民族（蒙古，女真）保持了一種軍事優勢和高壓態勢。他曾六次親征漠北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其實導至明帝國滅亡的真正的原因在於明代社會結構內部的崩潰！
社會結構的崩潰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極不均衡，極不合理，極端的兩極分化，造成社會的主體人民群眾極端貧瘠，當他們不反抗會餓死，反抗雖會被以謀逆罪處死，但還有一線生機時，他們就會奮起反抗，社會結構也就失去了支持力，崩潰成為不可避免。農民起義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對生態和社會經濟有極大的破壞性，對人口有極大的殺傷力。天下大亂，直到一個新王朝的誕生，完成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惡性循環。
看看明朝兩極分化的情況。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元首的收入是透明的，如美國總統克林頓其年薪20萬美元。俄國總統普京年薪3.3 萬美元。中國明朝皇帝的私人財富有多少，史無明載。但皇帝夫婦的伙食費卻有明確記載。如頗為節儉的崇禎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裡的日常伙食費，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而嘉靖、萬曆之後此項開支超過36萬兩白銀，即超過1000萬美元。皇宮內侍候皇帝的太監，朱元璋洪武二年內官編製不過60人，到嘉靖年間太監及宮內雜役已近萬人。而到了天啟年間太監人數多達十萬人！明代宗室人口明初洪武年間有58人，到明萬曆23年已繁衍到155000人，明末就達數十萬人。連同其下屬吏役，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吸血階層！他們控制的社會財富極為驚人。崇禎的岳父一向哭窮，李自成攻入北京，拷撻官吏，他不得不乖乖繳出50多萬兩白銀。
明代有龐大的官僚統治集團，除了正式編製以外，編外官員吏役（所謂冗員）數量驚人！明初吏制森嚴，冗員為正員的3倍，明後期冗員為正員的10倍以上。據《虞諧志》記載，僅蘇州府常熟縣就有冗員萬餘人，這意味著萬餘隻虎狼，在方圓百里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老百姓不得不喪家亡命。這龐大的官僚統治集團，人人盡力收刮財富，造成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形成畸形的兩極分化。《明史》卷三百八奸臣傳，嚴嵩之子嚴世藩犯事被抄家時，得黃金可三萬餘兩，銀二百萬餘兩。而錦衣衛指揮朱寧抄家得黃金十萬五千兩，銀四百九十八萬兩。另有綢緞綾絹等達三千九百多扛。但這兩位與明正德年間巨貪太監劉瑾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據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三，劉瑾犯事被抄家，僅抄出的金銀就有：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58.36萬兩。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據此將劉瑾列入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單。（在入選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國人。他們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宋子文。）這個記載數字可能有所誇大，另據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所載，劉瑾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其它珍寶細軟未計。據〈血酬定律〉一書作者吳思據此計算出，劉瑾家產僅金銀一項相當於254.88億人民幣。和當時國庫年收入的白銀差不多。（另一說劉瑾的財富是國家年收入的數倍）。
明代中國還是個農業國家，人口主體是農民，在這樣的兩極分化中，農民變得赤貧無以為生。明後期，中國處於氣候上的小冰河期，水旱頻仍，更加雪上加霜。明帝國的轟然崩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會的巨量財富集中到劉瑾一類人身上，財富的流向是：大肆揮霍消費，購房置地設大量不動產，囤積隱藏。他們不會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改善產品質量、和搞科研開發新產品，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明代從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到資本主義也就無從談起！
社會生產總值GDP和人均GDP的數據並不能反映社會主體農民的生活水平（佔有財富的水平）。因為在一定的GDP時，社會財富分配極端兩極化，和分配較均衡合理的情況下可以有相同的人均GDP。社會財富分配極端兩極化時，人均GDP具有粉飾和虛假性。而基尼係數可以反映社會財富分佈的真實情況。基尼係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於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即基尼係數是表示社會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標。實際的基尼係數介於0和1之間。基尼係數越大，則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 0.2-0.3表示比較平均； 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據學者研究，明末崇禎年間，李自成起事時基尼係數高達0.62。（與此類似，清末太平天國時，基尼係數達到0.58）遠超過基尼係數0.4的國際警戒標準。可見收入差距懸殊即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化時，會存在社會體制崩潰的危險。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化，才是社會體制崩潰的根本原因。
現代中國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得到快速發展，目前官方宣佈中國人均GDP已達1000美元。而發達國家中，2002年美國人均GDP為35400美元，日本為31277美元，一般發達國家約為26000美元。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遙遠。據現代化研究專家何傳啟先生研究，認為中國要趕上發達國家需100年的時間。所以我們實在沒甚麼可驕傲的。最令人憂慮的是，如此低的人均GDP而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卻日趨嚴重。清華大學社會學家李強教授研究指出，通過對60餘萬人的抽樣，大陸的社會結構是倒T字形。即人口的64.7%處於下層，其餘人口階層呈柱狀分佈。目前我國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總額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財產總額則占全部居民財產總額的40%以上。另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一組數據也顯示，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費中所佔的份額只有4.7%，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另據《華商報》載資料，在城市中，占城市居民10%的富人佔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而占城市居民10%的窮人僅佔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中國有9億農民，占全國人口近80%。農民身上反映出的兩極分化就更為明顯。報載，廣西貧困山區農民的孩子與廣州城市孩子交流時，甚至不明白城裡孩子為甚麼一天要吃三頓飯，因為他們從來一天只吃一頓飯。農民問題專家李昌平認為，貧困緣於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並列舉了導致農民和農村貧困的18種制度，如土地產權制度、財政制度、金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醫療制度等等。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將農民處於社會資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也同時剝奪了他們再發展的機遇和能力。其結果就是財富的極度不合理分配。世界銀行行長沃爾夫威茨認為，用聯合國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標準看，中國目前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世界貧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另據國務院扶貧辦2004年公佈的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2610萬人，其標準為年收入668元以下。（即每人每天收入在0.22美元以下）。談到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沃爾夫威茨認為首先是教育、醫療保障、其他資產和機會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獲取的不公平，才導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他強調，應當為每一個人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以實現收入公正的最終目標。「缺乏機會，就讓人失去了發展的信心。比如甘肅一個普通農村婦女想要開店，可是沒有貸款，她就無法實現；一個貧困家庭的學齡兒童無法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也就無法脫離貧困。」
如果詳細分析，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二極分化有下述種種原因：
一，納稅人負擔的加重，這是中國官本位幾千年封建社會一直存在和不斷惡化的痼疾。1987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一書，也公佈了中國歷代官民的比例：西漢，7945：1；東漢，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現代：67：1。1998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一個公務員。僅僅過了十一年，官民比例竟從「67：1」升到了「40：1」。不怪農民說：「幾十個大蓋帽管著一頂破草帽」。
作家陳桂棣、春桃2003年所著《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以大量驚心動魄的事實敘述了中國農民遭受到的苦難和壓搾，以及強烈的反抗。在「稅費多如牛毛」一節中說「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觸目驚心！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因之大量農民拋棄家園奔入城市打工。
二，到城市中打工的農民的權益受不到應有的保護。農民湧入城市的主要去向是，去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工資低且經常被老闆或工頭剋扣欠發。甚至苦幹一年分文未得，連回家的車錢也沒有。另一個去向是到沿海地區工廠打工。今之所謂民營企業家或外資老闆其心之黑絕不下於解放前之資本家。工人一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很平常，工資每月幾百元而已。連工資較高的珠三角地區每月工資也在1000元以下。廉價勞動力使老闆肆無忌憚壓低工資，賺得盆滿缽溢。最近報導，廣州一打工女在一企業連續三天加班，僅睡六小時，身體不支，累倒猝死，不治身亡。解放前企業內還有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維護工人權益，現在我未聽說在外企或私企有工會的組織。
三，稅制不公。如中國的1800億個稅中，65%徵收自工薪階層，加劇貧富分化。近年來全國平均每年流失的各類稅收為5700~6800億元。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暴富，另一方面又使國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難以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最終加大了貧富差距。
四，官員腐化，權錢交易，形成一夜暴富的階層。現在的貪官污吏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時代，也是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事情。九十年代，某省開發時，衙內們憑高官一個條子就可以批到大片土地，轉手搗賣，一夜暴富。貪官通過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大量受賄，或利用權力把國有資產據為己有。甚至利用職權買官賣官大發橫財。貪官的胃口和膽子也越來越大。遺憾的是我們法律的懲治力度卻越來越寬鬆。從前貪污幾十萬可以槍斃，今日如中國農業銀行深圳分行某營業主任貪污多達5969萬元，竟然只判死緩，眾所周知，中國的所謂死緩不過是有期徒刑的代名詞而已，大概無須幾年就可以堂而皇之走出監獄。貪官也就更加有恃無恐了！就這樣，還有人鼓吹在中國取消死刑！
腐敗官員錢來的容易，就大肆擺闊揮霍，政府機關超過標準大量採購高級豪華越野車，上海一位政協委員指出，全國目前每年公車耗資至少在3000~4000億元之間。還不止此，最令人憤慨的是，貪官們挾大量公款去境外賭博，造成大量國有財產人民血汗流失國外。貪污巨額公款的官員挾款外逃更是司空見慣，據說每年外逃資金在500億以上。這就難怪我們的教育福利投資捉襟見肘了！
五，教育資源分佈極不合理，極不公平。佔有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學校少，校舍設備簡陋，師資力量薄弱，教師待遇極差，沒人願意在農村當教師。甘肅渭源縣七成代課教師的工資每月只有40元，而且一拿就是二十年不變。不但城市與農村，而且西部與東部，城市與城市之間也有巨大反差。每年高考，全國統考，統一出題，統一看卷，考題保密，剎有介事，好像十分公平。但錄取分數與名額就是另一套了！北京、上海、廣州等特權城市其錄取名額可達8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其錄取額僅為30~50%左右。中西部地區錄取分數線一般要比北京、上海、廣州等特權城市高100~200分。合理在那裡？公平又在那裡？據說每年人代會都有代表提出這個問題，教育部則我行我素，真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導致城鄉之間，東部與中西部之間，沿海與內陸城市之間進一步加大了兩極分化。
六，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我國獲社會保障體系福利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5%，距國際公認的合理標準20%還有不小差距。廣大農村基本上沒有社會保障體系，即便已脫貧的農民一旦遇到天災、生病、子女入學、意外事故就會立刻返貧。城市中國有企業向私營企業轉化過程中，職工往往得不到妥善安置，工作幾十年，一但要下崗，兩手空空一切福利都沒了，陷入貧困境地。但比農民還強的多，因為有城市最低生活保證金，不致於挨餓。有些國營企業領導借國企改制之機，把國有資產納入自己腰包，大發橫財。據統計至2004年國有資產流失多達3500億以上。
七，壟斷行業利用壟斷地位為本單位謀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些全國性或地方性壟斷行業，利用其獨一無二的經營地位，制定霸王條款，令消費者無選擇餘地，損害消費者利益，為本單位謀取私利。如電訊、供水、供電、鐵路、供天然氣等部門莫不如此。
八，暴利行業造出一批富豪，如房地產業。這是當前最不透明的產業之一，做幾個樓盤就可以催生一個億萬富翁。據記者對福州房地產業的調查表明，開發商的利潤率平均為50%，最高者超過90%！而福州的房價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處於中等水平，很明顯房價越高其利潤也越大。無良房地產商通過向官員行賄，還搞許多貓膩，非法取利。最常見的是，向顧客虛假多報建築面積；投產後把方案中的綠地再建成商業用房高價出售；超高加建樓房層數；私自加大容積率，多建建築面積。通過破壞城市規劃謀取暴利。甚至一套房子同時賣給幾個買主。在「福布斯中國2005富豪榜」的前十強中，房地產業者佔六名。前二十位中，房地產業的富豪有十名，整整佔到一半之多。結果造成房價奇高，遠遠超過一般工薪族的購買能力，（北京、上海等地房價每平米高達7000~10000元以上，一個老老實實靠工資生活的人，苦幹一輩子，也無力買一套房。）一方面造成大量商品房閒置，至今全國已達一億平米以上，一方面許多人無房住，無房者只能望房興歎。也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九，黑社會的猖獗，通過血腥的暴力，攫取巨額財富。近年來，黑社會的活動越來越猖獗，尤以靠近港澳的珠三角地區為甚。黑社會通過高利貸、販毒、組織賣淫、設賭、強收保護費、走私、綁架勒索等等血腥暴力活動攫取巨額財富。廣東有所謂背包黨、砍手黨等組織嚴密的犯罪團伙。偷盜搶劫由單個行動逐步變為有組織的黑社會行為。如深圳地區令市民談虎色變的「砍手黨」，是來自廣西貧困山區，記者調查，有的山村農民青壯年全部跑到深圳，少數人找到工作以打工為生，其餘的人組織起來靠搶劫為生，且對社會極端仇恨，被害人稍有反抗即被砍斷手臂。內地也不例外，著名的瀋陽劉湧案就是典型的黑社會犯罪案例。另據報載，一個四萬人小城鎮，黑社會頭子竟然手下有300多打手，為非作歹，儼然當地土皇帝。因其叔父是該市市委書記，他本人竟然混入公安部門當起了民警，公安局副局長成了他的直接保護傘。黑社會的越來越猖獗，其原因在於他們的頭頂上都有一把紅色保護傘，沒有這把保護傘，黑社會一天也難生存。
十，各個領域的制假販假造就了另一批富豪。經過「反右」、「文革」對人性的摧殘，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誠信二字喪失殆盡。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轉型期，人們以百倍的瘋狂追求財富，以多姿多彩的欺詐代替誠信，得手者一夜暴富，成為新的富豪。制假販假最初見於商品流通領域，如注水肉，硫黃熏食品，偽劣假貨，進而蔓延至一切領域。如制販假證件、假文憑、假藥、手機假信息詐騙、盜版音像製品、盜版書籍、假軍官、假軍校、假招生、假錄取、假警察、假車牌、假疫苗…… 假！假！假！不勝枚舉。而其中頂尖高手非汕頭人肖漢明莫屬，此人目不識丁，卻靠偽造文件、虛構工程項目、模仿中央領導聲音打電話共騙取1390萬元。誠信的喪失，造成社會經濟及倫理道德的混亂。對國際影響極壞，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制假販假的根本原因在於法制的不健全，和官員腐敗導至的監管缺失。
十一，煤礦，金礦等所有礦產資源本為國家所有，但卻允許私人礦主私挖亂采，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破壞。由於黑礦主利慾熏心，不投資安全設備，不顧工人死活，野蠻開採，造成礦難屢發，每年死傷數千人，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礦難最多的國家。據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的通報，去年的煤礦「100萬噸死亡率」為3，是美國的100倍。我國煤礦產量占世界的31%，但煤礦年死亡人數卻佔了世界煤礦死亡人數的79%。礦工絕大多數都是貧困地區農民，他們是一家的頂樑柱，一旦死傷全家無以為生。而礦主則成為掠取國家資源的暴發戶，他們聚斂驚人財富，揮霍比闊。有的老闆一家就擁有十幾輛豪華轎車。還在沿海大城市炒買豪宅，哄抬房價。礦難的屢禁不止，其根源還在於官煤勾結，監管成一句空話。
十二，人口的過度增殖，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中國人口已超過13億，雖實行計劃生育卓有成效（主要在城市中），但由於人口基數大，每年淨增人口數千萬，而土地資源隨著建設的發展而日益減少，農村產生大量剩餘勞動力，競爭造成工資低廉，就業形勢嚴峻。不斷增加新的人口，使江河遭到嚴重污染，土地草原荒漠化。越是貧窮的地方生育率越高，造成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
以上論述的兩極分化的種種原因遠非全部。中國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已突破了基尼係數為0.40的合理限度。探討明代GDP及其崩潰，及近日法國少數族裔移民因社會兩極分化及失業嚴重而產生社會暴亂，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如果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失業人口過多，就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有學者建議，中國應重點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近而拉動內需，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隨著中國財政收入的逐步增加，中國將有財力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障，以緩解多發的社會矛盾。但我以為，關鍵還在於發展民主，健全法制，擴大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徹底懲治腐敗，上述建議才能真正實現。否則只能是會上的空談而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