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報導)從污染治理，到助學貸款，再到煤礦安全生產，中國中央政府都制定了各項嚴格的政策，但中央政令到了地方上往往得不到執行，這就形成了所謂中央政策遭遇地方「腸梗阻」的現象，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記者高山邀請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和西安異議人士馬曉明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胡星斗，中國的一些中央政策無論是環境污染、助學貸款、教育方面的問題、礦難的問題，中央都有很嚴厲的政策，但是到地方上往往實行不了，這是一個「腸梗阻」現象，您覺得這個現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胡星斗：這個原因很複雜，但是主要還是這樣的一個官僚體制的結構不合理及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也就是說如今這樣一個官僚的行政體制，它是從上往下的一種壓力型的體制，一種層層命令式的體制，必然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中央的施政也都是「一刀切」，實際上這樣一刀切的政策也不一定適合各個地方的情況。
所以一個比較合理的體制應當是某種地方自治的制度，應該是某種聯邦的制度，對於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應該採取法治分權的制度可能更加合理，意思要制定憲法，一個很好的分權憲法，然後要制定其他的法律來實行橫向的和縱向的分權，法治的分權，這樣就能解決你說的「腸梗阻」這樣有令不行，政令不暢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一個問題。
記者：馬曉明，中國的官僚制度很多都是官官相護的，上面的官和下面的官是很有聯繫的，您覺得是不是整個官僚制度都應該改革？
馬曉明：剛才胡星斗教授談到了一些原因，造成現在的政令不能下達，不能執行，不能貫徹，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像是黨政機構內非常複雜的派系，這是一個。再一個就是現在日益滋長的地方保護主義，另外還有胡星斗教授剛才講的一刀切等等。
我想說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國家的制度是一個專制的和官僚的制度，人民沒有監督政令執行情況的權力，所以制度到底執行的怎麼樣，人民無權過問，也無權去制衡它。
記者：剛才馬曉明提到中國的「問責制」是自上而下的，老百姓的監督權利、公眾輿論的監督權利，剛才胡星斗也說法治的監督權力都沒有發揮很好的作用，胡星斗您覺得是不是這個自上而下的「問責制」比較完善？還是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問責制」呢？
胡星斗：對，是這樣的，現在應當說中央有很多好的一些思想、好的一些理念，但是不能很好的貫徹下去，這個主要的原因還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問責制」制度實際上是很片面的，我們應當更多的提倡建立一種「公民問責制度」，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去問責，也就是說讓人民群眾有更多民主監督的權利。
還有，我們的新聞媒體應當揭露地方官員和地方政府施政存在的問題，他不去很好的執行中央的政策等等，要有這樣的新聞監督權利，還有，公民應當可以通過人大，通過人民代表，通過這樣一些方式來履行自下而上的監督，這種「公民問責」實際上就是一種民主監督的方式，我們國家很多的礦難、地方上有很多不負責任的情況、義務教育不落實的情況，我想只有通過「公民問責」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記者：馬曉明，現在中國出現一些比較好的官員，也有一些所謂審計風暴、環評風暴，就是一些事情要靠這一些詬病的官員來做，這往往是不切實際的，您覺得整個系統應該怎麼樣更好的，不要靠一、兩個高官來做事呢？
馬曉明：剛才您說的政令不能下達，地方各自為政，陽奉陰違這樣的現象不排除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還有相當一部份的官員，他們是廉潔，認真負責，是遵紀守法，是兢兢業業要把事情辦好，也是嘔心瀝血，真正實實在在做事的。
但是這樣的人他是少數，而且在整個社會腐敗成風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在這種環境本身裡頭，他們是處於逆境，他們要受到打擊，受到責難，處處被為難等等這樣的情況。
所以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不是講某個人的工作態度或者工作責任心的問題，主要是要解決中國制度的問題，就是一黨專制，不民主的問題，由於一黨專制不民主，造成現在嚴重的腐敗成風，我們今天所說的這種政令不能下達，不能執行的這種情況，就是腐敗的表現之一，它的根源還是它的制度和它的體制問題。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