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民主法治 加速中國社會貧富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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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4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聞劍採訪報導)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上海發生第一綁架案後,中國綁架風險逐年增加,綁架數量逐年上升。中國最新一期《瞭望東方周刊》的三篇相關文章探討了中國富人被綁架的原因,中國對綁架犯罪的懲治以及中國保鏢經濟等一攬子相關問題。圍繞以上問題,記者聞劍邀請中國深圳的網路作家趙達功和黑龍江省作家石先生進行討論。

記者:首先問一下石先生,在中國富人被綁架案主要的原因都是出自經濟綁架,由於這個綁架的風險日益在逼近中國富人,石先生,您同意這個觀點嗎?

石先生:我同意這個觀點,但是我要說明一下,中國這種仇富心理從那裡來的?這是由於中國政府管理和經濟政策分配等原因導致的結果,與富人形象本身導致的。

記者:那趙達功您怎麼看?

趙達功:這個情況要從幾個方面來考慮,一個是中國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大,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種貧富懸殊越大,形成一種階級對立,說是仇富倒不如說階級對立引起的。

第二是為富不仁,中國的富人一般不搞慈善事業的,再一個,中國富人是怎麼富起來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也不是靠金錢、勞動而是靠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富起來的。

另外一個是中國歷史原因,中國歷史的仇富心理就是每一次革命都殺富濟貧,共產黨鬧革命也是殺富濟貧起來的。

記者:但是趙達功,這裡有一點《瞭望東方週刋》說貧窮不是產生犯罪的土壤,因為綁架是一種犯罪,而且說隨著綁架中國的富人,說一般大多數都是好逸務勞,企圖通過不法手段,一夜間發大財的人。

趙達功:這個觀點我不贊同。

記者:為什麼呢?

趙達功:因為社會需要平等。

記者:那您說的不平等我要問一下石先生,因為《瞭望東方週刋》的文章說:中國的窮人寧可窮死也不願做綁匪殺人,這是中國底層民眾的一種主流心態。石先生,您剛才聽趙達功的分析,您怎麼認為?

石先生:我認為趙達功分析的正是我所要說的,比如我看一篇文章中講的,美國政府他只做一件事:「維護機會均等」。所以美國的窮人窮,他認為那是我個人的責任,我個人恥辱。

因為中國的社會這個政府什麼都做,最後是什麼也沒做。所以就像趙達功說的中國富人他不能說沒有不靠智慧勞動致富的,但更多的時候,他們是靠近水樓台先得月,靠官商勾結、靠商黑勾結,一夕之間造成富有。

說窮人寧可窮死也不去當綁匪這也不完全,我在深圳就遇到過一個青年,他說我餓的給我兩個麵包我就可以殺人。再說主流觀念說寧願窮死也一定不去殺人,不見得,只是說有沒有機會,有沒有人煽動。

所以我們在報紙和網路上可以看到,哎!賀龍兩把菜刀就鬧革命,那不就是殺富人嗎?而這個東西在百姓中是根深蒂固的。

記者:但是,石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兩百三十九條規定,構成綁架罪的應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致人質死亡或者殺害人質的,處以死刑並沒收財產。中國在刑法上對綁架的實施人應該說懲罰的力度已經很大了,難道沒有威懾力嗎?

石先生:酷法不一定出良民,因為暴政之下更能出暴民,這個法如果夠酷,光靠法來治理,人民群眾的思考,跟你的經濟狀態和你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和你的政府政策不合理,等等一系列的不合理,光靠法治,人民是不畏懼的。

記者:石先生,讓我再問一下趙達功,您同意石先生的觀點嗎?

趙達功:問題是我們中國不是個法治社會,光說窮人綁架富人,當然我插一句,可能是題外話,那政府綁架窮人怎麼辦?政府綁架老百姓怎麼辦?

記者:趙先生,咱們撇開剛說的法治原因以外,中國的社會風氣,比如說「抬頭向錢看,低頭也向錢看」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有沒有對富人被綁架的增加起了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呢?

趙達功: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小姐莫問年齡,先生莫問錢財,英雄莫問出處」。這什麼意思呢?不管你的錢財怎麼來的,只要你有錢,整個社會就認你,包括官員也會認你,「民風不古」,不是有這句話嗎?

記者:石先生,您怎麼認為?

石先生:趙先生的觀念我基本上同意的,目前中國人是沒有信仰,良知缺失。中國人的良知缺失來自兩個階段,一個是反右鬥爭,一個是文革。文革和反右鬥爭使中國人進入了是非顛倒,那時一切為了保衛毛主席,那時有人開玩笑說,毛主席要我死我就死,死了也是幸福的。

今天的人呢,只要有錢就是幸福的,只要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出賣,這個東西要是普通百姓還情有可言,現在什麼教授、什麼專家、什麼大明星、什麼大作家,滿腦子都是錢!

記者:那這個情況下,我想問我今天最後一個問題,您認為保鑣的產生會解決富人的安全問題嗎?

石先生:不會,因為保鑣今天的發展只能加速中國社會貧富對立,最後導致中國更大的危機。

記者:趙先生,您怎麼看?

趙達功:保鑣事業其實是黑社會的一個雛形,會和黑社會連在一起的。

記者:趙先生,現在面對中國的綁匪、綁架富豪、這一系列相關安全的問題,該怎麼應對,如何才會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妥善的解決?

趙達功:我覺得是必須實行民主法治。

記者:那石先生您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那裡呢?

石先生:我基本認同趙達功的觀點,中國需要走民主化,而且必需走民主的道路,但有個前提,中國必須出現健全的民主反對派,由共產黨主動促成民主反對派的出現,如果它不主動促成民主反對派出來,民主只能在混亂中產生。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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