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討伐中國教育制度
【大紀元2月27日訊】
一、吃人的中國教育制度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國照搬了前蘇聯的國家主義教育模式—-奉行極端的科學主義、功利主義，唯理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細化專業、學科，實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資源訓練特殊專家，以舉國力量把特定的技術搞上去；為此實行淘汰多數、層層選拔的應試教育，組織注入式、滿堂灌、死記硬背的考試。漠視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綜合素質的培養，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權利義務、誠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熱衷於聖人道德說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揚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樣。教學、教材內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識形態，教育官僚化、政治化。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照理說，經濟的全球化、社會的多元化要求相應的豐富多彩、鼓勵創新、完善人格的素質教育，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我們的教育仍然死守著國家主義的陣營，不肯順應市場和社會的變化，越來越遠離工人、農民、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中國教育成為計劃經濟和落後體制的最後堡壘。
當代中國的教育凸顯精神的貧困：沒有先進的教育理念，沒有獨立的教育思想，沒有教育學大師，沒有創造力勃發的人才，缺乏主心骨和教育精神，甚至連對學生負責的精神都罕有——有的只是對上司的負責和阿諛，對權力和利益的維護。素質教育喊了多少年，但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沒有雨點，反而迎來了酷日，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培養出來的，許多是無個性、無創新、無道德、無健康心理甚至無人性的「五無」「有用人才」和「螺絲釘」；同時，許多教育工作者使用話語霸權，維護「師道尊嚴」，剷除一切「旁門左道」的思想。在中國難有真正的學術批評，只有謾罵和門戶之爭；難有獨立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有封閉的壟斷的偽學術。
中國的學校「『政』『校』不分」已成為痼疾，教育行政化，校長不是獨立的教育家，而是政府官員，學校成為行政權力和官場的延伸，處處體現了權力意志——權力決定招考，權力決定課程，權力決定職稱，權力決定榮譽和學術地位。學校的服務也官員化、衙門化，大學50%以上的教職工是行政後勤人員，社會上流傳著順口溜：「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領導一禮堂，科級領導一操場」，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高校機構臃腫的現狀。
中國大學的媚俗、屈從權力與墮落已令大學的神聖性蕩然無存。一些所謂的「一流大學」把港台明星有些甚至是沒上過幾天學的影星、歌星聘為教授，把主管意識形態的高官請為博導。近幾年，政府高官也紛紛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往往不需參加入學考試，只需讓秘書代為上課，而堂堂的大學則為獲得官員的權力資源暗自慶幸。現在中國的學術腐敗也已經發展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剽竊、花錢出半抄半編的論文已司空見慣，為爭當院士，單位和個人「公關」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亂髮文憑則令自身大為貶值，據報導，中國每年授予的博士學位即將超過美國，而中國大多為低水平重複研究，我們的一流大學在世界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僅為美國的一百至兩百分之一。
中國義務教育的慘狀則是各級政府失職的典型。《南方週末》報導：中國義務教育經費的75%以上是由農民負擔的！只要你到中國的許許多多的鄉村學校去看看，你心中就會有「慘不忍睹」的感覺：教師衣服髒舊，學生蓬頭垢面，桌椅板凳破破爛爛，校舍大多屬於舊房破房危房。現在，由於農村中小學合併，連這點可憐的教育資源也越來越遠離農村，許多邊境學生紛紛到學費相對便宜、條件更好的緬甸、越南求學（《南方週末》），另外一些學生則失學。而義務教育的入學率各地卻普遍虛報、高報，據《法制晚報》：福建某地教育局官員稱當地義務教育入學率100%，但記者調查發現大量的少年兒童不上學。
近幾年中國又刮起了教育產業化之風。教育產業化本應指：民辦教育一定程度的產業化，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而決不應是義務教育和公立學校高收費，教育當局從學生身上斂財！所以，各級政府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對於義務教育，他們有著不可推辭的全部責任，不能盡責，就必須問責、罷官；對於公立大學，應當促其轉制，代之以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多層次的私立學校。實際上，如果不能取消對私立學校的種種歧視和限制，不能利用社會力量來辦大學，那麼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保證大量的公立學校的經費，學生也無法負擔公立學校龐大的行政後勤開支，中國也不可能有錢去辦義務教育。目前，中國的公共教育經費92%花在了高教上。
教育不公平也是中國的突出問題。一些地方政府人為地製造教育鴻溝，巨額投資重點學校、重點中學，甚至打造星級學校，使之成為權貴、富人子女入學的場所，成為政府財政的來源。而上了好中學，往往就可以上好大學，中國的重點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主要是為強勢群體服務的。據楊東平教授領導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成果，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華從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對於熱門專業，管理幹部、技術階層的子弟占57.3%，工人、農民、下崗人員的子弟僅佔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錄取分數線農民子弟平均高於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弟38.8分，下崗人員子弟平均高於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弟35分。現在，弱勢群體的子女多進入非重點院校和無人願意學的冷門專業學習。中國教育起到了分離器的作用——以政府財力打造重點小學、中學、大學，供強勢群體的子女進入學習，而弱勢群體的子女大多無緣其中，社會分化將越來越嚴重。
一方面是政府財力的「錦上添花」與扶優傾斜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國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公共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發達國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國2001年為3.19%，2002年為3.41%，均未達到國家制定的在2000年達到4%的目標。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就更慘，瑞典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國僅為9.4美元（據《南方週末》2003年新年特刊）。中國的教育經費占世界1%，卻要教育世界25%的學生。錢少尚不足惜，可歎的是這一點錢還沒有用在政府理應承擔責任的義務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應依賴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等教育上，中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生均公共教育經費之比為1：1：23,而美國為1：3：2。（據《發展經濟學》劉偉、魏傑主編，中國發展出版社）
高考錄取分數線的地域歧視問題由來已久，廣為詬病，不僅造成了區域不公平，而且明顯違背憲法的教育平等條款，然而有關教育當局依然我行我素。有的省市之間高考錄取分數線甚至相差100分到200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能上重點大學的分數，在江西、山東、江蘇、四川等省份連大專也不一定能上。而國立大學是依靠全體人民納稅的政府財政建立和維持的，理應對全體人民平等開放。以幫助落後地區培養人才為藉口，實際上，一些官員搞分數線差異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維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特權利益和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還有，特招生、定向生政策成為腐敗淵藪、廣為人們質疑而不被廢除，以及最近的「獨立學院」和「名校辦學校」政策允許降低分數線、亂收費，都成為維護私利、製造不公平的利器。
尤其令人絕望的是，教育腐敗在中國已經「分利集團化」。據中國最大的民辦教育企業—-南洋教育集團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璽估計：全國中小學的課本定價總額每年在200億元左右，全國中小學的教輔定價總額每年在600億左右，再加上試卷等有關費用，每年全國中小學生在教材、教輔等項目上花費的錢要突破1000億元。根據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輔的回扣率約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麼每年就會有300多億的回扣流入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負責人手中，這就是統一教材教輔和考試的好處。據《北京青年報》報導，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人民幣。這些亂收費項目，還沒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輔每年300億左右的回扣在內，如果加上這個數字，10年來的教育亂收費就不應當是2000億元，而應該是5000億元了。
任靖璽先生大半輩子「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已屆不惑之年，無所謂掙多少錢，只是想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於是進入教育領域，雖然現在已經發展為民辦教育的「航空母艦」，但他承認自己失敗了：「我敗給了專制、壟斷、醜惡、沒人性的教育制度」；「中國的民辦學校乃至全國教育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癥結，是中國以專制特權、壟斷利益、殭死模式為特徵的殘酷的應試教育制度。中國教育表現出來的種種弊病，從教育亂收費到佔用學生的假期補課，從學生身體被搞壞到個性被壓制，從中小學生為考試自殺到禽獸老師強姦小學女生，從老師打罵學生到學生自尊心被毀滅，從考試做弊到教材買賣中的腐敗，從應試教育日趨強化到素質教育只喊不做，從「擇校生」到「校中校」，到「名校辦民校」，再到所謂「獨立學院」，而後到取消民辦大學學歷文憑考試資格，進而發展到全國性的有史以來最骯髒的教育腐敗。所有這些現象，都是這個教育制度的爛根子結出的爛果子。」（任靖璽《教育煉獄十年》）
因殘酷的應試教育制度而自殺的事件在中國也是層出不窮。2000年3月，開學僅10天江蘇金壇市便有3名中學生自殺；2000年3月成都一初中生上吊自殺；2000年7月東莞一女初中生自殺；2001年9月武漢一小學生自殺；2001年11月呼和浩特一學生自縊身亡；2002年9月銀川一女中學生自殺；2003年5月重慶一女中學生跳樓身亡；2003年11月安徽一中學生喝農藥自殺；2003年11月雲南兩小學生自殺；2003年甘肅雙城鎮6名中小學生先後自殺；2004年3月11日，重慶兩名女高中生跳樓身亡；2004年6月湖北一小學生自殺；2004年9月，南京一小學生自殺；2004年7月銀川兩小學生自殺；2004年11月湖南一女初中生自殺；2005年2月9日，海口一中學生自殺……。
中國教育制度「吃人」，決非危言聳聽，可謂罪孽昭昭，屍骨纍纍！
二、涉嫌違憲違法的中國教育制度
中國教育制度不僅醜惡吃人，而且涉嫌違憲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而城鄉二元教育制度、義務教育不落實、以政府財力舉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區歧視等都涉嫌違憲。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十六條：「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報告教育工作和教育經費預算、決算情況，接受監督」。第十八條：「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各級人民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就學」。第二十五條：「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依法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第二十八條：「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下列權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八）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干涉」。第五十三條：「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逐步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保證國家舉辦的學校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而全國的公共教育經費投入過低，挪用、貪污教育經費用於蓋樓、買車的情況十分嚴重，各級政府沒有受到本級人大對教育的監督，義務教育政府不履行義務，歧視、壓制民辦教育，學校受到各級政府和官員的非法干涉等都涉嫌違背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國家用於義務教育的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並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在城鄉征收教育事業費附加，主要用於實施義務教育。國家對經濟困難地區實施義務教育的經費，予以補助」。第十五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創造條件，使適齡兒童、少年入學接受義務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十四條：「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經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申請借讀」。第十七條：「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可收取雜費。收取雜費的標準和具體辦法，由省級教育、物價、財政部門提出方案，報省級人民政府批准。已規定免收雜費的，其規定可以繼續執行」。「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應當酌情減免雜費。其他行政機關和學校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自行制定收費的項目及標準；不得向學生亂收費用」。而一些地方政府不保障義務教育經費，國家不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幫助貧困地區，打工子弟不能接受城市良好的教育，教育亂收費，教育畸形產業化等涉嫌違背義務教育法。
三、中國教育的出路。
中國教育惟有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以民為本，遵守法律，重鑄制度，才能獲得國民的原諒，贏得師生的信任，挽回學術的尊嚴。為此，必須建立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應交代議機構、全民討論；教育管理制度應當改革，改變行政化、官僚化的現狀，減少後勤隊伍；取消行政部門對教育的壟斷和控制，行政部門只能按照《憲法》和《教育法》對學校進行投入、宏觀規範，不能以政策方式進行具體的干預和謀利；各學校自行決定發放畢業證書、學歷和文憑，其價值和含金量由社會競爭和用人單位自行決定；各學校和教師自主設定課程、選擇教材、編寫教材。
必須恢復政府舉辦的學校的公立性和非盈利性，教育部的大學屬於國立性質，應當面向全國平等招生，取消高考錄取分數線的歧視政策；大學應實行政校分開、教授治校的制度，鼓勵自由和創新的學術研究，讓大學成為「社會的良心」、理想主義的最後家園；遏制學術腐敗，避免低水平重複研究；革除教育資源扶優的政策，取消公立學校中的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大力發展私立高中、中專、大學；採取嚴厲的措施剷除教育腐敗，瓦解教育既得利益集團，取消導致腐敗的保送生、特長生、定向生、國防生、三好生、優秀學生幹部加分等政策，遏制高考招生中的貪腐行為，保證弱勢群體的子女能夠上大學、上更好的大學。
政府必須對義務教育負全責，保證其投入；義務教育的少量收費應舉行聽證，農村義務教育收費應「一費制」，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應完全免費；國家應免費給學生提供教科書、伙食、校服甚至交通補助；進城務工農民的子女應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學；應建立中央財政對經濟困難地區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制度，立法規定社區參與義務教育學校的管理和監督；對於義務教育政策不落實的要進行問責、彈劾。
必須重新認識教育產業化。有關當局不得甩包袱，將義務教育學校市場化、私有化，高等院校不得靠高收費來維持龐大的官僚行政隊伍，應當儘可能地利用社會資源辦大學，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教育權於社會，還教育資源於社會。
必須在各級學校中切實開展素質教育，重視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創新教育，培養學生健康的道德、心理；應改革高考方式和內容，壓縮考試科目、天數，增加高考次數，推行能力考試，減輕學生負擔，考試由民間機構組織（類似於托福、GRE），招生由大學自主；實行以學生為中心的自由、平等、誠信、守法的教育，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環保意識、國際化觀念。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所幸的是，現在教育界有一批志士「為了學生」，為了「救救孩子」，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遭受多少的挫折，他們總是百折不回，一往無前，嚐試著素質教育和教育改革，推動著中國教育革命的步伐。
這正是風起雲湧的時代，我分明已聽到隱隱的雷聲。
讓教育革命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2005-2-25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教授，電話：010-68946812,E-mail：huxingdou@huxingdou.com.cn。huxingdou@21cn.com。「胡星斗中國問題學」：http://www.huxingdou.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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