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中華民族是崇尚權謀與暴力的民族？
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走上了專制主義的道路，《尚書》之“牧民”思想、夏啟之家天下、秦始皇之郡縣制、漢武帝之意識形態獨尊、朱熹之儒家天理、朱元璋之無限君權、康雍乾之文字獄將中國從相對專制主義推向了絕對專制主義的高峰（走上專制主義道路並且不斷得以強化的原因是：小農經濟以及崇本（以糧為本）抑末（打擊商業）政策的作用；商品經濟及其自由、平等、協商精神的匱乏；大陸型文化的封閉保守；官方助長下的極權主義思潮的氾濫。東周之前，中國是相對專制主義，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會（分封制、貴族制，與晚起的西方封建社會相似），天子只是諸侯擁戴的“共主”，其權力不能到達諸侯國之內的臣民，而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建立了絕對專制主義的郡縣制和層層任命、施控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這是西方社會所沒有經歷的階段，西方在封建社會之後便直接進入了法治分權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時代）。專制主義特別是絕對專制主義的特點是：政治鬥爭不循規則，不擇手段，暗箱操作，實行非程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因此，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是儒法互補、陽儒陰法的，即對外宣傳的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實際使用的卻是法家的陰謀權術，韓非子的專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思想氾濫。由此，權謀與暴力像夢魘一樣糾纏著中華民族（見附件一、二、三），血腥的奪權、內戰、無法消解的仇恨、世代復仇的信念、光怪陸離的《三十六計》和數千部兵法的應用、《水滸》《三國》的殺人遊戲和計謀、委瑣複雜的人際關係構成了中國人生活的主旋律。
難怪魯迅先生指出：中華民族最缺少的是誠和愛。大哉魯迅！
為什麼當代中國出現道德危機？
沒有官德，就沒有公德。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民諺曰：上樑不正下樑歪。
上世紀50~70年代，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胡風案、《劉志丹》小說等的莫須有罪名、反右運動的“引蛇出洞”、大躍進的崇假、浮誇、文化大革命的羅織罪名、揭發告密，都使得中國人道德掃地。馬克思對“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理論的提出者馬基雅維裏的讚揚，史達林肅反運動的消滅異己，毛澤東對法家的推崇，都為無所不用其極的階級鬥爭寫下了權威的注釋。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民族復興的曙光正隱約展現。但是，由於制度、體制、文化的沉屙舊疾的發作，中國正陷入官德不彰、社會風氣日見衰敗、道德日益滑坡的危局。
貪官們一面信誓旦旦廉潔奉公，一面肆無忌憚貪贓枉法，腐敗呈大面積、群發性、高額度發展的趨勢。反腐敗也成為一部分人清除異己、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
據新華網，2003年兩會一份提案披露，我國現有公務用車350萬輛，每年耗資3000億元（另一數字為3300億元）。一輛公車可以養活40個下崗職工（而韓國漢城市政府僅4輛公車，發達國家連總理、首相使用公車都有種種的限制）。我國公款吃喝一年也花2000億元。
一邊是花天酒地，一邊是數千萬未解決溫飽的家庭和數億貧困家庭（按照聯合國標準，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375美元，即3000餘元人民幣，從總體上來說，我國農村人口全部屬於貧困）。而我國一年城市低保僅支出112億元（2003年），農村連這點可憐的低保都沒有。一邊是高幹病房至少三分之一的高幹屬於無病療養，一邊是農村貧困家庭哭天喊地的無錢就醫、等死，誰能相信這個社會有愛心、有道德、有公平？
由於長期人治的影響，謊言與暴力也幾乎充斥於當代中國社會。篡改歷史、新聞造假、不講信用、瞞騙浮誇的事不時發生。歷史課本有時難覓歷史真相，一些新聞是“製造”出來的；合法經營的小企業即使沒有違法違規，也可以因為節水、治汙等原因，一些政府部門一刀切說關就關；守法的公民僅僅因為上訪、揭露地方腐敗、沒錢交納亂攤派的稅費、沒帶暫住證，過去官員說抓人就抓人，至今違憲違法的各種“學習班”、信訪收容、勞教所仍然自行其道；有房產證的住房不經平等協商說拆就拆，剛剛承諾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還沒過幾天，官員說徵用就強制徵用。
統計數字造假更是人所共知，民諺曰：“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級級摻水，水到渠成。”一些官員的假話為人民群眾深惡痛絕，民謠又曰：“‘三講’會上講假話，‘三講’過後膽更大。”“對上級甜言蜜語，對媒體豪言壯語，對外賓花言巧語，對群眾謊言假語。”
農民因為農村戶口，進城就受到種種來自官方的歧視——許多行業不許農民就業，不許農民報考縣級以上的公務員；沒有帶暫住證，民工過去可能被打死（帶了也可能被當場撕掉，然後人被帶走，以完成收容任務。這一有悖憲法的收容遣送制度雖然已被廢除，但它對人民心靈和道德的衝擊是巨大的）；農民被有的人視為賤民，沒有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農民子弟不能享受義務教育，農民的投票權（農民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比例）遠遠低於城市居民。
違憲的勞教、某些地方慘無人道的監獄常常釀成報復社會的仇恨。而嚴刑峻法又成為一些官員的思維定式，據國內報紙報導，中國的死刑判決占世界死刑的一大半，是除中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死刑總和的三倍。由於司法不獨立，冤案錯案難以避免和糾正，上訪之潮難以遏制，一些家庭為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可見，中國社會的正義感衰落、道德滑坡主要是落後制度和官德不彰造成的。
（作者說明：本文中“權謀與暴力”、“道德危機”等論述均指兩三千年以來中國官方、社會精英、主流人群的人際狀態，並不否認中華民族從來有著無數正直、善良、樸素、高尚的人民和優秀的官員。）
開展“高貴中華、文明中國”活動
一、什麼是“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經過偉大的改革開放和民主、法治、市場經濟的洗禮，中華民族正在經歷鳳凰涅槃，浴火新生。中國人民有信心鑄造“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所謂“高貴中華、文明中國”，就是要拋棄封閉、專制和官本的傳統，擯棄謊言、陰謀和暴力的政治，服從規則、程式、透明和監督，完善民主法治，保護人權產權，弘揚誠信、大愛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華民族高貴起來，使古老中國文明起來。
首先，要鑄造“誠信中國”、“大愛中國”。
只有誠信和“大愛”，才能振興中國。所謂誠信，就是要恢復人際之間的信用、人民對官員的信任；所謂“大愛”，就是要超越親人之愛，去愛他人、愛社會、愛人類、愛自然、愛民眾、愛對手、愛敵人，培養包容和寬恕之心，塑造妥協、互讓、和解的精神。
“大愛” 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儒家孔子倡導“仁者愛人”、“和為貴”等思想，孟子提出“仁政”、非暴力思想，道家莊子提倡寬容、多元化、反異化、反暴力的觀念，墨家鼓吹“兼相愛、交相利”以及和平主義，佛家教導平等、慈悲、不殺。可惜，這些大愛至道，在古代實行的少，在現代愈加衰微。
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弘揚誠信和大愛的精神，消除無處不在的欺騙和陷阱，建立信用制度；提倡諒解、妥協、對話、雙贏的理念，改變槍桿子裏出政權、流血奪江山、敵我勢不兩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識形態獨尊的傳統思維，建立寬容、和解、高貴、文明的新中華。
其次，要鑄造“現代中華文明”和“現代中國制度”。
“現代中華文明”就是要確立民主、民本、人道、人權、共富、共決、公平、公開、法治、自治、制衡、監督、科學、高效、自由、文明、和平、統一、愛國、開放的價值觀（見附件四）。“現代中國制度”就是要建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尊重世界普適文明價值規範的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法律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文化制度等（附件五）。
二、如何開展“高貴中華、文明中國”的活動？
（一）活動的長遠目標：建立“高貴中華、文明中國”；短期目標：提升官德，培育公德。
（二）活動的原則：支持政府改革，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將本活動與政府推動的制度創新和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民間與政府共同推動；官方支援，全民參與，企業贊助；從我做起，帶動他人；致力於提高公民意識，建立公民社會。
（三）活動的宣傳口號（僅供參考、選擇）——
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使中華民族高貴起來，使古老中國文明起來！
告別落後中國，迎接嶄新中華！
建立寬容、和解、高貴、文明的新中華！
鑄造“誠信中國”、“大愛中國”！
只有誠信和“大愛”，才能振興中國！
建立“現代中華文明”！
建立“現代中國制度”！
完善民主法治，保護人權產權！
諒解、妥協、對話、雙贏。
實行透明行政、程式政治。
擯棄暴力，永享共和。
拒絕假話，拒絕欺詐。
提升官德，培育公德。
（四）活動的具體做法（僅供參考、選擇，歡迎社會各界提出建議）：設立“高貴中華” 年（或日、周、月，下同。擬設於2005年）、“文明中國”年（擬設於2008年）、拒絕假話日（擬設於每年2月1日，設於1號便於記住）、拒絕欺詐日（擬設於每年3月1日）、誠信日（擬設於每年4月1日）、大愛日或仁愛日（擬設於每年7月1日）、官員垂範日（擬設於每年8月1日）、和平日（擬設於每年9月1日）、和解日（擬設於每年11月1日）、非暴力日（擬設於每年12月1日）等。
開展“高貴中華”活動、“文明中國”活動，實施“高貴中華”工程、“文明中國”工程；開展拒絕假話活動、拒絕欺詐活動、誠信活動、大愛或愛心活動、非暴力活動、和解活動等。動員社會各界，取得政府支援，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路等一切媒體廣泛宣傳活動內容，大做公益廣告。
與企業合作，推廣印有本活動宣傳口號或“高貴中華”（日或周、月、年，下同）、“文明中國”、“拒絕假話”、“拒絕欺詐”、“非暴力”、“和解”、“誠信”、“大愛”等字樣的徽章、紀念品、文化衫、生活用品、學習用品、工作用品。
三、開展“高貴中華、文明中國”活動的可行性、長期性、艱巨性及其偉大意義。
或許有人指責本活動是浪漫主義的空想。但我們認為，它是基於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是現實與理想的結合，具有可操作性和戰略性的雙重特點。沒有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是空洞的、膚淺的；沒有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是俗氣的、短視的。
同時，我們又要認識到本活動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幾千年的陰謀、暴力傳統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公民包括我們自己要習慣於寬容、合作、雙贏、諒解、對話、民主、守法、誠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還需很長的時間，現代中華文明和現代中國制度的建設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當前的中國不是需要犧牲和浪漫政治，需要的是戰略加韌性。
開展“高貴中華、文明中國”活動具有重大的意義。當代中國經濟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倘若能夠進一步在社會改造、國家重構、文明塑造方面有所建樹，那麼，社會危象和道德危機就能夠得以化解，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和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目標就能夠實現。本活動將促進當代中國的政治和解、階層共贏、社會穩定和兩岸統一，有助於建立透明政治、規則政治、誠信政治和非暴力政治；它將提升公民教育和公民活動的層次，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進人民的福祉；它將改變委瑣、野蠻、落後的狀態，建立一個“嶄新中國”。
一個遙遠的深邃的聲音在深情地呼喚——“高貴中華、文明中國”！
2004-4-29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電話：010—68946812（宅）。E-mail:huxingdou@21cn.com。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國問題學”網址：http://www.huxingdou.com.cn。）
附件一：
舊中國千年黑暗史（摘要）
胡星斗
“黑”者，宇宙之大本；“謊”者，人間之勝數；“冤”者，百姓之魂靈；“夜”者，永恆之時空。嘿嘿昧昧，暗無天日；幽幽茫茫，迷途難返。從昏泛舟薄夜半，長夜慢慢何時旦？——這是我考察中國三千年黑暗歷史特別是二千多年專制歷史的感慨。
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專制統治者的權力一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的老百姓受盡欺壓淩辱，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還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級暴官、惡官、昏官、貪官也可以玩法律於股掌之上，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一些中國人的殘忍程度，確實令人髮指！無數的冤獄，無盡的痛苦，無窮的災難，無邊的黑暗，令我掩卷而泣，嗚咽三更。
秦始皇嬴政便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嫪黨一案，嫪本人被車裂，滅族，二十幾個黨羽被梟首。政的母親因此案被囚禁，20幾個勸諫釋放太后的大臣被處死，仲父呂不韋被賜自盡。始皇帝為鉗制思想、實行專制主義文化，他以妖言惑眾、誹謗朝廷的罪名活埋了讀書人700餘人。大思想家韓非子也被害死。西元前211年，天上落下一塊隕石，有人在上面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秦始皇審不出兇犯，便把周圍村莊的百姓全部殺光。
秦始皇死後，太子扶蘇、將軍蒙恬兄弟等被秦二世害死；12個 公子、10個公主也被誅殺，其他連累致死者不計其數。此後，李斯又被斬，三族被誅。
除了上層殘酷的殺戮之外，秦王朝對人民更是進行恐怖的統治。據雲夢秦簡，秦朝的死刑就有“戮”、“磔”、“定殺”、“囊撲”、“車裂”、“棄市”、“腰斬”、“射殺”、“梟首”、“滅族”等，其他如肉刑、流刑、苦役徒刑等花樣繁多。秦律規定，“五人盜，贓一錢以上”，要“斬左趾”；“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一人有罪，並坐其家室”。
秦朝覆滅之後，農民起義軍首領劉邦奪得天下。這位漢高祖恐諸異姓王韓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便藉口消滅之。另一位被稱為“英主”的漢武帝更是殘忍無比——諸王謀反案，殺人數萬；戾太子巫蠱案又殺數萬；民間盜鑄貨幣案竟殺數十萬之眾！濟東王劉彭離豢養打手，在民間血腥殺人，遇害者上百人，武帝得知後，也只是將其廢為庶人了事。刺王劉建德外出打獵時，由於民房妨礙了他的奔馬馳騁，他便下令燒掉了96間民房，並打死了2個前來論理的村民，如此大罪，漢宣帝僅削去了他8個縣的租稅。江都易王的兒子劉建是個虐待狂，共殺害了35個宮姬，他或者放狼狗將她們活活咬死，或者將她們關進監獄，活活餓死。廣川王劉去共殺死妻妾14人，還對婦女亂用酷刑，如烙鐵灼燒、利刃剜目、割肉灌鉛、肢解屍體等。王莽攝政時，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伐，失敗後被磔屍滅族，王莽猶不解恨，對回應起兵的23個縣進行大屠殺。王莽先後殺了兩個兒子，後立四子王臨為太子；不想王臨與王莽之妾勾搭成奸，王莽為遮掩家醜，把參與審訊的所有官吏打手全部殺掉，屍體掩埋獄中，然後賜兒子自盡。順帝時，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殺洛陽令呂放，然後嫁禍於呂放的仇家，殺其宗族賓客百餘人；郎中袁著上書諫戒，被殺，其友胡武等薦海內高士，不要去謁見梁冀，梁殺胡武全族60餘人；梁冀為佔有富豪孫奮的財富，向孫借錢5000萬，孫只給了3000萬，梁遂誣告孫奮，孫被抓，死於獄中，梁冀便沒收了孫的7000萬家財；梁冀有林苑千里，胡人誤殺一兔，梁便殺死十餘人。
漢時所謂德治，純屬彌天大謊。譬如漢武帝重用酷吏，大興冤獄，剝奪民財，重刑殺戮，四處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徵發兵力200萬），弄得民不聊生，全國人口減少一半，其昏聵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武帝還鼓勵“告緡”，即對於申報財產不實者進行檢舉揭發，告發者可獲得沒收財產一半的獎賞，這使得“告緡”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幾乎全部破產，家破人亡者不計其數。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冤獄濫殺更加頻繁。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司馬氏殺了嵇康、張華（被夷三族）、陸機等名士，後趙的冉閔濫殺胡人20多萬以泄私憤。那時，統治者內部的爭權奪利、相互殘殺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著名的有“八王之亂”，賈南風亂政，後趙兄弟相殘（石虎的幼子石世繼位33天後被哥哥石遵殺死，石遵在位83天後被弟弟石鑒殺死，石鑒登極103天後又被石虎的養孫冉閔殺死），劉宋朝之皇族殘殺（前廢帝劉子業16歲繼位後，立即殺掉叔祖劉義恭及其四個兒子，後又殺死兩個弟弟；劉裕九個兒子，只有一個善終；劉義隆十九個兒子，劉駿二十八個兒子，大多死在相互殺戮之中），齊朝之宗室朝廷相斫（肖鸞廢帝而殺之，另立海陵王又殺之，不久自立為齊明帝，將前帝的子孫幾乎斬盡殺絕；明帝死後，太子也效法乃父，大殺王公大臣）。
魏晉南北朝的死刑有梟首、腰斬、棄市、繯、絞等，尤其是株連，確實令人髮指，如曹魏時，對於“大逆無道”之人，除本人處死之外，“父母妻子同產皆斬”；“諸相連者悉夷三族”；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北魏“蹉跌之間，便至夷滅”，當時既有誅滅全族的“門房之誅”，更有“夷五族”，蘭台禦史張求等100餘人因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就被分別處以滅族。
隋唐時，隋文帝以殺人立威。他經常對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誰揀起拿走，便立斬。有人告禦史監師沒有劾奏衣劍不齊的武官，文帝便命殺之；有人勸阻，又被殺。特別是在他鬱悶的時候，沒有什麼大罪的人往往也被處死。文帝之後，隋煬帝更是擅殺大臣、屠戮臣民數萬之眾，還不包括築長城、修運河、建東都、侵高麗，有數百萬人喪命。至唐，武則天屠戮骨肉，殺死了兒子李弘、李賢等人（俗話說“虎毒不食子”，而專制下心靈扭曲的婦人比老虎兇殘百倍），她還將李唐宗室幾乎一網打盡，幾十家被誅。更為惡劣的是，這位女皇利用酷吏，大興冤獄，迫害之廣，手段之毒，曠古少有，數十萬人被害死。酷吏索元禮做了10種犯人戴的枷，分別起名為：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死豬愁，求破家，實同反，反是實。酷吏來俊臣編寫《羅織經》，闡述羅織罪名的絕招。來氏所破千餘家。酷吏王弘義殺了200多無辜之民，武則天又令他審理王安仁謀反案，安仁不認罪，王弘義就抽刀割下了安仁父子的頭顱；回洛陽途中，司馬毛公設宴款待，因話不投機，王就把毛公的頭顱斬下，用槍挑著首級進入洛陽城。一次，酷吏萬國俊到嶺南調查謀反之事，他逼老百姓自盡，百姓喊冤，他就把人趕到水邊，斬殺了300餘人。因此，萬國俊被武則天重用；後來，劉光業等人到劍南、黔中處理流放人員，見萬國俊被賞識，便也隨意殺人，劉殺700余人，王德壽殺500餘人。唐末，黃巢起義時，黃巢攻下長安，有人題詩嘲諷，太尉大怒，把當時在尚書省門前警衛的官兵全部處死，並搜捕全城所有會寫詩的人3000餘人，全部殺掉。
及至五代十國，後樑帝朱溫是個殘忍無比的軍閥。一次，破秦宗權部，斬首2萬餘級；一次，擊敗朱瑄部，將3000俘虜殺死；進攻博昌縣城，盡屠城民；攻下長安之後，焚毀長安城，殺數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到洛陽後，朱溫密旨養子朱友恭殺死唐昭帝及其所有子孫，只留下第9子為帝；事後，為了嫁禍滅口，又殺死朱友恭等人；朱溫隨之將眾臣幾乎全部貶逐、殺害；後又殺死唐昭宣帝，自己登上了皇帝寶座；最後，他死在自己親生兒子的刀下。接著，諸子又相互殘殺。在南漢，弘度即位後，弟弟弘熙殺之而登基為中宗，而後，中宗將十幾個兄弟全部殺掉。中宗之後，繼位者也同樣把諸弟全部害死。在閩國，王延翰毒死父親而繼位，接著其兄弟王延稟、王延鈞出兵殺死王延翰，王延均繼位為惠帝；惠帝接著又殺了其兄王延稟。後來，惠帝的兒子王昶乘父病重，殺了父親，自立為康帝；康帝不久被殺，叔父王曦成為景帝，這景帝也濫殺兄弟、宗親。
五代十國時酷吏也橫行無忌。後漢高祖性格殘忍，其大臣蘇逢吉、史弘肇於是任意殺人。蘇逢吉梳理獄囚，便將囚犯無論罪行輕重曲直一律殺掉；為霸佔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誘僕人誣告，然後殺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視，必殺人，一次，太白星座晝見，有人仰視，便被腰斬。史氏還實行斷舌、決口、斷筋、折足等酷刑。南漢開國之主劉氏性極殘忍，他以酷刑為樂，將人鍋煮，然後暴曬、灑鹽，使之肌體腐爛，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錘鋸待人，使之血肉交飛，慘叫聲不斷。除此之外，劉氏還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罰。
及至宋代，中國人總算遇上了幾個名君。趙匡胤曾與子孫約定：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者不祥。因此，北宋殺人較少，但也發生了趙廷美冤案、寇准冤案等。至南宋，秦檜大興冤獄，嶽飛、趙鼎等人被害死，李光之獄、王庶之獄、鄭剛中之獄、洪皓之獄，都把對方弄得家破人亡。遼金元時，國君多殘暴。遼太祖去世，述律皇后當政，招來眾多將軍之妻，說：我為寡婦，你們怎麼能有夫？遂殺將軍百餘人。遼穆宗喜狩獵，動輒殺人，一次飼鹿場出事，他殺了44人。金國熙宗、海陵王二朝也殺人如麻，如宇文虛中案，宇文因才高為人所忌，被羅織罪名，牽連全家，百餘口被活活燒死。元時，蒙古人進入中原，凡進行抵抗者，一律屠城，如衛州、保州、蠡州被屠城後，屍積數十萬具，真是殘酷之極。他們還把中國人分為四等，漢人與南人最受歧視；法律規定，蒙古人可以打漢人，漢人不得還手；蒙古人打死漢人，只罰當兵，漢人打死蒙古人則處死刑。那時還規定，百姓不得私藏鐵器，菜刀幾戶合用一把；不准圍獵，不准集會，不准夜間行走，不准晚上點燈，等等。同時，蒙古人以跑馬圈地，強佔民田，苛賦重稅，弄得民不聊生。
元朝之後，明朝的統治者比之野蠻的蒙古貴族，更加殘暴，更加有恃無恐。中國進入了專制主義最黑暗的時期。朱元璋大殺功臣，幾乎殺絕，胡惟庸案共殺戮三四萬人，空印案與郭桓案共殺戮七八萬人，藍玉案共殺戮2萬餘人。他還製造了大量的文字獄，許多士人稀裏糊塗地丟了腦袋。朱元璋親自使用過的酷刑就有鏟頭、投水、肢解、射殺、割乳、碎肉、鞭擊、杖殺、梟首等。明成祖效法其父，誅方孝儒十族，共873人被殺，5人自殺；齊秦、黃子澄、練子甯、卓敬、高翔、等人被誅族，御史大夫景清不但被誅族，而且牽連其鄉，人稱“瓜蔓抄”。兵部尚書鐵鉉被磔死，然後投進了油鍋。總之，在這場大屠殺中，朱棣至少殺害了數萬人。明朝的其他帝王也沒有一個善良的，宣宗殺直臣，武宗、世宗大行廷杖，打死許多人，思宗亂殺戰將，如此等等，不一而論。明朝為了監視臣民，還大搞特務政治。洪武15年，朱元璋建立了第一個特務司法機構——錦衣衛，設有專門的法庭與監獄；朱棣後又重建，代代延續。不僅如此，朱棣還設置了東廠，專門“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憲宗又設立西廠，武宗設立內行廠，全國的特務共有十幾萬之眾。他們不擇手段，栽贓陷害，敲詐勒索，殺人滅口，壞事幹絕，製造了無數的冤獄。有人在旅店喝酒，罵了魏忠賢幾句，被探子偵知，就被施以剝皮之酷刑。僅內行廠，在短短的5年之內，就非法處死臣民達數千人之多。明代還太監為禍，劉瑾、魏忠賢等人殺人如麻，成千上萬的家庭為其所破。
到了清朝，殘酷屠戮也沒有什麼收斂。順治時有假太子案，15人被立斬；莊氏史書案，70餘人被處死，牽連入獄者3000餘人；康熙時有徐二官謀逆案，27人被淩遲，七八十人被斬首；戴名世案，全家16歲以上的男子被斬首，300余人戴罪；雍正、乾隆時，文字獄氾濫，僅乾隆時就發生文字獄130餘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達上萬人。清朝中期以後，白蓮教等宗教組織、會黨盛行，統治者加強鎮壓。一次，僅武昌府就捕系無辜達數千人之多；在荊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時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終激起白蓮教大起義。咸豐時，皇帝發明瞭“就地鎮法”制度，捕人殺人不必一一報官，不必拘守常例，結果每年至少有數千人被法外屠殺。由於獄卒迫害等原因，清朝每年死於監牢的犯人就有數萬人之多。
專制統治還造成迴圈不斷的動亂、內戰和饑荒，中國歷史上，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中國也成為內戰之國、饑荒之國。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製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一群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一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製造著動亂和災難。
可是，統治者欺騙人民說：“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御用文人們歌頌著“仁政”、“名君”、“清官”、“盛世”。老百姓不知道災難就在前頭，情不自禁地下跪叩頭，山呼萬歲，感謝皇恩浩蕩。
附件二：
中國缺德學（摘要）
胡星斗
缺德的文化學源流——中國文化以道德為表、以謀略為裏，“口頭上仁義道德，背地裏陰謀詭計”，中華民族堪稱最為謀略化的民族。
春秋時老子（老聃）堪稱“謀略家之父”，他主張退一步進兩步，權變謀私，他說：“不是要表現出無私的樣子嗎？這樣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非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想廢掉對方，就先捧起他；想剝奪對方，就先假裝滿足他”（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
與老子同時代的孫子（孫武）是世界兵法之祖，他主張“詭道”、“伐謀”、“用間”等陰謀。
戰國時的鬼穀子則是名副其實的詭計之父，他主張“釣人”，“揣摩”，“謀之於陰”，“伺候見澗”（窺視別人的漏洞、錯誤），記錄別人的言行失誤，“動以忌諱，示以時禁”，“采色以事之”（以女色伺候）等。
商鞅、韓非子則是專制陰謀之祖，他主張監視、告發、連坐、誅殺知識份子、投毒暗害、深藏不露、嚴刑峻法、使用酷刑、霹靂手段等法家暴政理論。
到明朝時，有人將中國人的缺德手法加以總結，寫出了《三十六計》。
社會現實源流考察——楚國大臣費無極向爭權的郤宛建議安排閱兵儀式招待宰相，然後它又對宰相說：“危險！這裏佈置了大量的軍隊”。宰相大為恐慌，於是調來部隊，把郤宛殺個片甲不留。
魯穆公欲用吳起為將，抗擊齊軍，但因為吳起的妻子是齊人而猶豫不決，吳起知道後，竟回家取了妻子的人頭，獻給穆公。
魏國將軍龐涓因為嫉妒同學孫臏的才華，而將孫臏誘騙來魏，處以臏刑，挖去膝蓋骨。
魯國宰相叔孫穆子淩駕於魯君之上，其兒子豎牛和壬爭權，國君賜給壬一個玉環，未經父親同意，壬不敢戴。豎牛欺騙說：“父親同意你戴了，你就戴上吧！”壬戴上後，豎牛對父親說：“壬可以去事奉魯君了，它經常去見魯君，還佩戴著他賜的玉環”。叔孫於是殺了壬。
秦國宰相張儀騙楚國國君說：“大王若能與齊國斷交，我們秦國願獻上‘商、於’六百里地作補償”，楚君與齊絕交後，張儀不承認當初的諾言。而且，秦與齊聯合，大敗了楚國。
秦始皇的母親與大臣私通，秦始皇知道後，將該大臣夷滅三族，並將兩個私生子裝在袋子裏摔死了；有一年，天降隕石，有人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秦始皇抓不到刻字者，就把附近幾個村子的人全部處死；秦始皇的兒子胡亥篡奪皇位，殺兄弟姊妹26人。
楚漢相爭時，劉邦一次被項羽殺得驅車而逃，路上遇到自己的兒女公子孝惠（即後來的漢惠帝）和魯元公主，就把他們拉上車，一塊逃命。可是，項羽的騎兵越追越近，眼看逃不掉了，劉邦為減輕車子載重，同時讓敵軍分散精力去捉自己的家人，竟四次將兒女推下車；劉邦寵愛戚氏，呂後將她砍足挖眼，變成“人豬”。
楊廣騙取父親隋文帝的信任，成為太子。後欲強姦庶母陳夫人不成，乾脆殺死父親，奪得帝位。
武則天發動告密，酷吏竟使用向腦中打入木楔、鍋煮等酷刑；武則天還殺死自己的兒女，把皇后和淑妃砍去手足，泡在酒甕裏，活活折磨而死。
明朝“武臣第一”的徐達長背疽，忌吃蒸鵝。朱元璋為除掉功臣，就專門賜他吃蒸鵝，徐達不得已流淚吃下，不久背疽爆發而亡；朱元璋大施酷刑，在全國設“剝皮亭”。
明初“靖難之役”後，朱棣抓到了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要他投降，否則滅九族，方孝孺說：“別說九族，就是滅我十族也不怕！”朱棣惱羞成怒，親自持刀割方孝孺的嘴，然後除九族之外，把他的門生故舊一併抓來，充為十族問斬，史稱“瓜蔓抄”。
清兵攻打揚州，屠城十日，殺老百姓80萬；清兵攻打江陰，殺17萬人，全城僅50人倖存。
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出賣康梁，從支持維新轉而賣身求榮。……中國歷史上缺德之事例舉不勝舉！
缺德定律：
上行下效定律––––––––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當官的缺德則下麵的人學著缺德。沒有官德，就沒有公德。
加速擴散定律–––––––當世風日下，缺德的人數以算術級數增加時，缺德的現象和事件會以幾何級數迅速蔓延開來。
互動定律––––––––缺德現象會相互“傳染”，相互影響，並且人與人之間會變得以壞對壞，以缺德對缺德。
減弱定律––––––––當缺德的現象在人們身邊越來越多時，它對人們心理的震撼力會減弱。
加強定律––––––––當缺德會帶來好處和利益時，缺德的手段和風氣會加強。
道德法律理論––––––––缺德只屬於道德範圍的事，未觸及法律，所以無所謂。缺德者以此來為自己開脫。
肉體靈魂理論，也可叫小偷大盜理論–––––––小的缺德猶如小偷，雖然不好，但總比當官的貪汙受賄、生活糜爛、做竊國大盜好。妓女說：“我出賣肉體總比當官的出賣靈魂好。”
目的手段理論––––––––只要目的正確，運用缺德的手段達到目的也可以。
缺德政治學：搞政治是不能講道德的。誰能在政治鬥爭中獲勝，誰就能控制輿論、書寫歷史，從而把自己描繪成正確的化身。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慈善家，可以不擇手段。
缺德社會學：社會競爭的激烈促使人們以缺德來謀求生存。社會競爭越激烈，缺德的人越多；社會制度、法制越不完善，缺德的現象就越不受人們的譴責；缺德反映的是社會價值規範的鬆弛、解體，因此，缺德社會學也是缺德文化學。
缺德心理學：缺德者總是在心裏為自己開脫、辯護：只怪別人缺德，自己不得不還手；我不是缺德整人，而是他不好；當今能有幾個不缺德的人？我缺小德，有能耐的人缺大德；什麼缺德？我是看破紅塵！缺德怎樣？總沒犯法吧！道德往往都是陳腐的、約束人的，缺一點也無所謂；我的文化素質不高，做不了那麼好。……缺德者心理可謂五花八門。
中國缺德學，又一新的交叉學科，科學園中的又一奇葩！
附件三：
中華民族的優點與缺點（摘要）
胡星斗
一
偶有外人特別是一些日本人“惡毒攻擊”中國人屬於“劣等民族”，總是讓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甚至憤怒之情溢於言表，欲大罵“日本人才是劣等民族”！君不見日本人之野蠻血腥、刻板機械、天皇崇拜、篡改歷史，只會模仿不會創造，哪有一點先進民族的樣子？可是靜下心來之後理性地想一想，人家能夠借助歐美制度發達起來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即便她有許多民族缺點，也在其次了。而我們中國人，雖然曾經輝煌過，但現在許多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纏繞、羈絆著我們，使我們不肯痛徹地反省自己，不願意學習他人之根本，終究被他人視為劣等民族了。
有人說，從某些方面來看，從歷史上來看，中華民族又是“優等民族”。其表現為先秦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之輝煌；最早之封建制度（西周之貴族分封制）、專制制度（商鞅、秦始皇之郡縣制等）之“制度創新”；四大發明以及化學、數學、天文學和煉鋼術、絲綢、瓷器等實用技術之領先；智慧、寬容、忍讓、和平、善良，以及尊師重道、重文輕武、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民族性之優點。
可是又有人說：上述成就和優點都屬於過去，現在的中國人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正像一個德國將軍所說的：“我敬佩中國人，但敬佩的是古代中國人！”聽罷此言，如今的中國人真該無地自容！
不是麼？從世界範圍來看，如今的中國人，哲學、文學、藝術無可稱道；社會的一些方面仍未走出前現代狀態；經濟雖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迅猛發展，但總體上看，我們仍不過是世界分工體系中的打工者，主要是發達國家在制定遊戲規則，我們參與較低級別的勞動；我國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岌岌可危；貪汙腐敗、分配不公、農民問題等社會矛盾未見緩解。與先進民族相比，我們確實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只是，對德國人的話，我還要補充幾句：首先，敬佩古代中國人，應敬佩的是先秦諸子、張衡李白們，應敬佩的是苦難而智慧的中國百姓；至於專制統治者，他們絕大多數殘忍而變態，偽裝神聖，無惡不作，造成了王朝迴圈的災難、無規則的政治、不擇手段的社會、不斷出現的饑荒、人口常常減半的戰爭、民族生存環境的大破壞，這些中國統治者確實是劣等人的代表；其次，現代中國也有可敬佩之人，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魯迅、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陳寅恪、顧准，以及年輕時的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勇於批判現實，揭露醜惡，挑戰強權，驅趕黑暗，呼喚民主自由，為中國的現代化奔走呼號，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是優等中國人的代表！有了他們，中國才有了希望。特別是在當代，那些改革開放中的弄潮兒、為實現現代化而敢為天下先的中國人，那些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揭露時弊的當代魯迅們確是優等人類。
所以，雖然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屬於劣等，但中華民族擁有眾多的優秀分子。
二
判斷一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呢？在這個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採納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標準：一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又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中國人幾千年深受專制壓迫卻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歷史上甚至未曾出現過一點點民主的理論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過是與專制相輔相成的人治的一種形式而已，他們當然與民主政治是無緣的（一些人將孔孟之道解釋為某種民主理念，顯然是欺人之談）。而同時代的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制度、民主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儘管它們很不完善。中華民族雖然災難不斷出現，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一半的歷史時期（有人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朝廷也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一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
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面對這樣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兩千多年來只管把智慧淋漓盡致地用在飲食男女、求神拜佛、官場鑽營上。
在經濟方面，封建王朝的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男耕女織的制度模式千年不變。由於人口不斷增加，官府不斷膨脹，加上權力不受民眾制約的官吏的巧取豪奪，致使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沉重（平均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於是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紮；而且，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家天下的萬世基業，推行重農輕商的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一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這樣落後的經濟制度不但不可能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相反經常會導致饑荒、動亂，即使這樣，也幾乎沒人對之產生過懷疑，更不用說制度創新。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也發生了嚴重的扭曲，人們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糊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正義感沉淪——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贊為“有手腕”，當小人、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抗戰時漢奸數百萬）。更為嚴重的是，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專制的陰影，牧民（禦民、宰民）思想濃重；同時，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一些國人虛偽的道德，窩裏鬥的習氣，阿諛奉承、弄虛作假、野蠻血腥的品行。因此，有人甚至認為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中華文化也只是感性樂觀文化，世俗主義、經驗主義盛行（浩如煙海的史籍只是為人處世、官場鬥爭的經驗集成），我們的飲食文化、妻妾文化倒很發達，人們追求大紅大綠、福祿壽喜（特別是老百姓對長壽孜孜以求，為此而煉丹、練氣功、食療、藥療），文學作品也以大團圓結束（所以有人說，儘管中國傳統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悲劇，但卻沒有真正的悲劇作品）；中華民族也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道教、中國禪宗、淨土宗等皆具有中國特色而追求長壽、自然等世俗的東西）；我們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幾乎沒有形而上的哲學（至今形而上學仍然是貶義詞），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古代的原始技術、發明很多，但不能上升為理論，所以，永遠不能進步。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我們沒有什麼邏輯思維——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愛因斯坦認為，中國科技的發展沒有走邏輯推理、實證實驗之路，很多東西只是天才的猜測的結果。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徵、暗示、零散的思維，陰陽、五行、八卦即是如此；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從上可見，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制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面確實存在著重大的弊端，近代以來落後是必然的事。傳統中國只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儘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華民族在過去確有劣等的方面。現在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制度，中華民族在將來才能創造出現代文明的輝煌。所以，我認為，對中華民族的真正的評判應當在將來。即關鍵是看我們能否進行制度、文化創新，能否實現現代化。只有實現了現代化，我們才有資格說——炎黃子孫是優等人類！
附件四：
論建立現代中華文明（摘要）
胡星斗
中國正處於二千年未有之變局當中。能否將中國轉變成為現代文明的國家，關鍵在於實現制度變遷，同時建立起現代中華文明。
現代中華文明是現代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與中華優秀傳統、新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結合，它一要吸收現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揚中華文化傳統，三要融入新社會主義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將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熔鑄新的中華民族之魂。
對於東西方一切文明、思想、傳統，取捨揚棄的原則應當是：看它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於社會的進步，是否有利於人的幸福和完善。
現代中華文明體系包括現代中華文明深層次的價值要素、中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系和制度以及表層次的社會狀態。
現代中華文明的價值要素是：民主、民本、人道、人權、共富、共決、公平、公開、法治、自治、制衡、監督、科學、高效、自由、文明、和平、統一、愛國、開放。
現代中華文明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系是：
政治體系：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標，建立人民的國家。
經濟體系：建立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人民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實行經濟民主、勞動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勵工人股份的聯合以達到控股，工人在股東大會以同一個聲音說話；實現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會保障制度、現代所得稅、遺產稅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體系：實行社會民主，保護人權，保障人民工作的權利、醫療的權利、福利的權利、住房的權利和依據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權利；實現充分就業、階級合作、地方自治化。
文化體系：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價值觀，推崇團結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協商的精神，以民為本，建設人民之家。
現代中華文明的社會狀態是，不僅經濟繁榮、物質發達，而且政治民主、社會健康、文化多元，是幾千年未有的真正的現代盛世。
現代中華文明的主要內容是建立新社會主義的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法律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文化制度等。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目前應當實行三個轉變：既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又要從舊社會主義社會向新社會主義社會轉變，還要從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狀態向現代中華文明轉變。
附件五：
新社會主義探討（摘要）
胡星斗
（一）新社會主義的概念。舊社會主義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它存在著嚴重的弊端。新社會主義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開放的現代制度。
所謂民主，指權力在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各級領導人由公民直接選舉、罷免；政務透明、公開，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所謂法治，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在約束統治者、保護人權，同時懲治一切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制度。其原則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司法部門必須效忠於法律，不得聽命於地方幹部，公安幹警不得隨意拘捕百姓。嚴懲執法者主體違法，程式違法。
所謂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城鄉平等。消除特權，消除腐敗，縮小貧富差距；農民享受全部的國民待遇，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行財產共有制度，確保司法公正。
所謂高效，指實行民有制（私有以及人民共有制，如股份制）、市場經濟制度。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辦事效率；決策方面既民主科學，又快速反應。
所謂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開的現代文明。弘揚民主科學，以民為本，破除官本位、權本位；反對封建主義，尊重人權，建立法治社會；宣傳現代文明的誠實守信、友愛互助以及多元化的價值觀。
所謂開放，指吸收現代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與世界接軌，融入全球文明體系。積極利用外來資金、技術、人才，學習先進國家的體制、制度、法律、科技等。
（二）新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借鑒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的優秀成果，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多元化、社會主義聯邦制，建設現代法治國家，建立現代文明社會。
（三）新社會主義本質。新社會主義既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又要致力於實現民主法治與全面的社會公正。
（四）新社會主義原則。新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第三是民主法治，第四是公平公正。
（五）新社會主義特點。新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兼顧公平與效率，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主張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同步進行，致力於思想創新、機制創新和制度創新；實行民主、法治、均富、股份共有的制度；以人為本，建立平等社會、人文關懷的文化；理性、開放、多元化。
（六）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1、新社會主義政治：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標，建立人民的國家。
2、新社會主義經濟：建立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人民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實行經濟民主、勞動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勵工人股份的聯合以達到控股，工人在股東大會以同一個聲音說話；實現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會保障制度、現代所得稅、遺產稅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實現共同富裕。
3、新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社會民主，保護人權，保障人民工作的權利、醫療的權利、福利的權利、住房的權利和依據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權利；實現充分就業，階級合作，地方自治化。
4、新社會主義文化：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價值觀，推崇團結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協商的精神，以民為本，建設人民之家。
（七）新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法律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文化制度等。
社會主義的現代國家制度——國家成為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平衡者；職權法律化，政治規範化；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分權，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相互制約，實行社會主義聯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社會主義的現代政治制度——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權利，保護人權；以程式化的方式和平過渡權力，實行非暴力政治；廢除官員只對上負責的郡縣制官僚制度，逐步運用民選制度對各級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同時形成權力機構的相互制約。
現代法律制度——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統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獨立；實行無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經法律程式不得被逮捕、被剝奪財產。
現代經濟制度——實行市場經濟、股份共有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金融制度、現代財稅制度（財政受議會或人民代表大會的制約和監督，人大代表專業化，人大中設立會計局；審計獨立於行政等）、現代宏觀調控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
現代社會制度——實行非身份制度、現代反腐敗制度、現代均富制度，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開放的現代城市制度、現代社區制度、現代農村制度、現代農民制度等，形成自由、寬容的民間社會。
現代文化制度——吸收現代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創立現代新聞制度、現代教育制度、現代科研制度等；確立多元文化觀、民主價值觀、現代道德觀，形成文化創新機制。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