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8日讯】中华民族是崇尚权谋与暴力的民族？
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尚书》之“牧民”思想、夏启之家天下、秦始皇之郡县制、汉武帝之意识形态独尊、朱熹之儒家天理、朱元璋之无限君权、康雍乾之文字狱将中国从相对专制主义推向了绝对专制主义的高峰（走上专制主义道路并且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是：小农经济以及崇本（以粮为本）抑末（打击商业）政策的作用；商品经济及其自由、平等、协商精神的匮乏；大陆型文化的封闭保守；官方助长下的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东周之前，中国是相对专制主义，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分封制、贵族制，与晚起的西方封建社会相似），天子只是诸侯拥戴的“共主”，其权力不能到达诸侯国之内的臣民，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建立了绝对专制主义的郡县制和层层任命、施控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经历的阶段，西方在封建社会之后便直接进入了法治分权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时代）。专制主义特别是绝对专制主义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因此，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儒法互补、阳儒阴法的，即对外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却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的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泛滥。由此，权谋与暴力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华民族（见附件一、二、三），血腥的夺权、内战、无法消解的仇恨、世代复仇的信念、光怪陆离的《三十六计》和数千部兵法的应用、《水浒》《三国》的杀人游戏和计谋、委琐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主旋律。
难怪鲁迅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最缺少的是诚和爱。大哉鲁迅！
为什么当代中国出现道德危机？
没有官德，就没有公德。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民谚曰：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世纪50~70年代，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案、《刘志丹》小说等的莫须有罪名、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大跃进的崇假、浮夸、文化大革命的罗织罪名、揭发告密，都使得中国人道德扫地。马克思对“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理论的提出者马基雅维里的赞扬，史达林肃反运动的消灭异己，毛泽东对法家的推崇，都为无所不用其极的阶级斗争写下了权威的注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复兴的曙光正隐约展现。但是，由于制度、体制、文化的沉屙旧疾的发作，中国正陷入官德不彰、社会风气日见衰败、道德日益滑坡的危局。
贪官们一面信誓旦旦廉洁奉公，一面肆无忌惮贪赃枉法，腐败呈大面积、群发性、高额度发展的趋势。反腐败也成为一部分人清除异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据新华网，2003年两会一份提案披露，我国现有公务用车350万辆，每年耗资3000亿元（另一数字为3300亿元）。一辆公车可以养活40个下岗职工（而韩国汉城市政府仅4辆公车，发达国家连总理、首相使用公车都有种种的限制）。我国公款吃喝一年也花2000亿元。
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数千万未解决温饱的家庭和数亿贫困家庭（按照联合国标准，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375美元，即3000余元人民币，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农村人口全部属于贫困）。而我国一年城市低保仅支出112亿元（2003年），农村连这点可怜的低保都没有。一边是高干病房至少三分之一的高干属于无病疗养，一边是农村贫困家庭哭天喊地的无钱就医、等死，谁能相信这个社会有爱心、有道德、有公平？
由于长期人治的影响，谎言与暴力也几乎充斥于当代中国社会。篡改历史、新闻造假、不讲信用、瞒骗浮夸的事不时发生。历史课本有时难觅历史真相，一些新闻是“制造”出来的；合法经营的小企业即使没有违法违规，也可以因为节水、治污等原因，一些政府部门一刀切说关就关；守法的公民仅仅因为上访、揭露地方腐败、没钱交纳乱摊派的税费、没带暂住证，过去官员说抓人就抓人，至今违宪违法的各种“学习班”、信访收容、劳教所仍然自行其道；有房产证的住房不经平等协商说拆就拆，刚刚承诺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还没过几天，官员说征用就强制征用。
统计数字造假更是人所共知，民谚曰：“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一些官员的假话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民谣又曰：“‘三讲’会上讲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对上级甜言蜜语，对媒体豪言壮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
农民因为农村户口，进城就受到种种来自官方的歧视——许多行业不许农民就业，不许农民报考县级以上的公务员；没有带暂住证，民工过去可能被打死（带了也可能被当场撕掉，然后人被带走，以完成收容任务。这一有悖宪法的收容遣送制度虽然已被废除，但它对人民心灵和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农民被有的人视为贱民，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农民子弟不能享受义务教育，农民的投票权（农民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违宪的劳教、某些地方惨无人道的监狱常常酿成报复社会的仇恨。而严刑峻法又成为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据国内报纸报导，中国的死刑判决占世界死刑的一大半，是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死刑总和的三倍。由于司法不独立，冤案错案难以避免和纠正，上访之潮难以遏制，一些家庭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可见，中国社会的正义感衰落、道德滑坡主要是落后制度和官德不彰造成的。
（作者说明：本文中“权谋与暴力”、“道德危机”等论述均指两三千年以来中国官方、社会精英、主流人群的人际状态，并不否认中华民族从来有着无数正直、善良、朴素、高尚的人民和优秀的官员。）
开展“高贵中华、文明中国”活动
一、什么是“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凤凰涅槃，浴火新生。中国人民有信心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所谓“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就是要抛弃封闭、专制和官本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首先，要铸造“诚信中国”、“大爱中国”。
只有诚信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诚信，就是要恢复人际之间的信用、人民对官员的信任；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爱对手、爱敌人，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妥协、互让、和解的精神。
“大爱” 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和为贵”等思想，孟子提出“仁政”、非暴力思想，道家庄子提倡宽容、多元化、反异化、反暴力的观念，墨家鼓吹“兼相爱、交相利”以及和平主义，佛家教导平等、慈悲、不杀。可惜，这些大爱至道，在古代实行的少，在现代愈加衰微。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弘扬诚信和大爱的精神，消除无处不在的欺骗和陷阱，建立信用制度；提倡谅解、妥协、对话、双赢的理念，改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流血夺江山、敌我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其次，要铸造“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
“现代中华文明”就是要确立民主、民本、人道、人权、共富、共决、公平、公开、法治、自治、制衡、监督、科学、高效、自由、文明、和平、统一、爱国、开放的价值观（见附件四）。“现代中国制度”就是要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世界普适文明价值规范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附件五）。
二、如何开展“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活动？
（一）活动的长远目标：建立“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短期目标：提升官德，培育公德。
（二）活动的原则：支持政府改革，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将本活动与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民间与政府共同推动；官方支援，全民参与，企业赞助；从我做起，带动他人；致力于提高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
（三）活动的宣传口号（仅供参考、选择）——
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告别落后中国，迎接崭新中华！
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铸造“诚信中国”、“大爱中国”！
只有诚信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
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建立“现代中国制度”！
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
谅解、妥协、对话、双赢。
实行透明行政、程式政治。
摈弃暴力，永享共和。
拒绝假话，拒绝欺诈。
提升官德，培育公德。
（四）活动的具体做法（仅供参考、选择，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建议）：设立“高贵中华” 年（或日、周、月，下同。拟设于2005年）、“文明中国”年（拟设于2008年）、拒绝假话日（拟设于每年2月1日，设于1号便于记住）、拒绝欺诈日（拟设于每年3月1日）、诚信日（拟设于每年4月1日）、大爱日或仁爱日（拟设于每年7月1日）、官员垂范日（拟设于每年8月1日）、和平日（拟设于每年9月1日）、和解日（拟设于每年11月1日）、非暴力日（拟设于每年12月1日）等。
开展“高贵中华”活动、“文明中国”活动，实施“高贵中华”工程、“文明中国”工程；开展拒绝假话活动、拒绝欺诈活动、诚信活动、大爱或爱心活动、非暴力活动、和解活动等。动员社会各界，取得政府支援，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路等一切媒体广泛宣传活动内容，大做公益广告。
与企业合作，推广印有本活动宣传口号或“高贵中华”（日或周、月、年，下同）、“文明中国”、“拒绝假话”、“拒绝欺诈”、“非暴力”、“和解”、“诚信”、“大爱”等字样的徽章、纪念品、文化衫、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工作用品。
三、开展“高贵中华、文明中国”活动的可行性、长期性、艰巨性及其伟大意义。
或许有人指责本活动是浪漫主义的空想。但我们认为，它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具有可操作性和战略性的双重特点。没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空洞的、肤浅的；没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是俗气的、短视的。
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本活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几千年的阴谋、暴力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公民包括我们自己要习惯于宽容、合作、双赢、谅解、对话、民主、守法、诚信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还需很长的时间，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当前的中国不是需要牺牲和浪漫政治，需要的是战略加韧性。
开展“高贵中华、文明中国”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代中国经济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倘若能够进一步在社会改造、国家重构、文明塑造方面有所建树，那么，社会危象和道德危机就能够得以化解，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就能够实现。本活动将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解、阶层共赢、社会稳定和两岸统一，有助于建立透明政治、规则政治、诚信政治和非暴力政治；它将提升公民教育和公民活动的层次，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进人民的福祉；它将改变委琐、野蛮、落后的状态，建立一个“崭新中国”。
一个遥远的深邃的声音在深情地呼唤——“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2004-4-29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电话：010—68946812（宅）。E-mail:huxingdou@21cn.com。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址：http://www.huxingdou.com.cn。）
附件一：
旧中国千年黑暗史（摘要）
胡星斗
“黑”者，宇宙之大本；“谎”者，人间之胜数；“冤”者，百姓之魂灵；“夜”者，永恒之时空。嘿嘿昧昧，暗无天日；幽幽茫茫，迷途难返。从昏泛舟薄夜半，长夜慢慢何时旦？——这是我考察中国三千年黑暗历史特别是二千多年专制历史的感慨。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的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腥之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为此，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一些中国人的残忍程度，确实令人发指！无数的冤狱，无尽的痛苦，无穷的灾难，无边的黑暗，令我掩卷而泣，呜咽三更。
秦始皇嬴政便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嫪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二十几个党羽被枭首。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20几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仲父吕不韦被赐自尽。始皇帝为钳制思想、实行专制主义文化，他以妖言惑众、诽谤朝廷的罪名活埋了读书人700余人。大思想家韩非子也被害死。公元前211年，天上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审不出凶犯，便把周围村庄的百姓全部杀光。
秦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兄弟等被秦二世害死；12个 公子、10个公主也被诛杀，其他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除了上层残酷的杀戮之外，秦王朝对人民更是进行恐怖的统治。据云梦秦简，秦朝的死刑就有“戮”、“磔”、“定杀”、“囊扑”、“车裂”、“弃市”、“腰斩”、“射杀”、“枭首”、“灭族”等，其他如肉刑、流刑、苦役徒刑等花样繁多。秦律规定，“五人盗，赃一钱以上”，要“斩左趾”；“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
秦朝覆灭之后，农民起义军首领刘邦夺得天下。这位汉高祖恐诸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便借口消灭之。另一位被称为“英主”的汉武帝更是残忍无比——诸王谋反案，杀人数万；戾太子巫蛊案又杀数万；民间盗铸货币案竟杀数十万之众！济东王刘彭离豢养打手，在民间血腥杀人，遇害者上百人，武帝得知后，也只是将其废为庶人了事。刺王刘建德外出打猎时，由于民房妨碍了他的奔马驰骋，他便下令烧掉了96间民房，并打死了2个前来论理的村民，如此大罪，汉宣帝仅削去了他8个县的租税。江都易王的儿子刘建是个虐待狂，共杀害了35个宫姬，他或者放狼狗将她们活活咬死，或者将她们关进监狱，活活饿死。广川王刘去共杀死妻妾14人，还对妇女乱用酷刑，如烙铁灼烧、利刃剜目、割肉灌铅、肢解尸体等。王莽摄政时，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失败后被磔尸灭族，王莽犹不解恨，对回应起兵的23个县进行大屠杀。王莽先后杀了两个儿子，后立四子王临为太子；不想王临与王莽之妾勾搭成奸，王莽为遮掩家丑，把参与审讯的所有官吏打手全部杀掉，尸体掩埋狱中，然后赐儿子自尽。顺帝时，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杀洛阳令吕放，然后嫁祸于吕放的仇家，杀其宗族宾客百余人；郎中袁着上书谏戒，被杀，其友胡武等荐海内高士，不要去谒见梁冀，梁杀胡武全族60余人；梁冀为占有富豪孙奋的财富，向孙借钱5000万，孙只给了3000万，梁遂诬告孙奋，孙被抓，死于狱中，梁冀便没收了孙的7000万家财；梁冀有林苑千里，胡人误杀一兔，梁便杀死十余人。
汉时所谓德治，纯属弥天大谎。譬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四处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帝还鼓励“告缗”，即对于申报财产不实者进行检举揭发，告发者可获得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这使得“告缗”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几乎全部破产，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冤狱滥杀更加频繁。曹操杀了孔融（并灭其族）、杨修、华佗等名士，司马氏杀了嵇康、张华（被夷三族）、陆机等名士，后赵的冉闵滥杀胡人20多万以泄私愤。那时，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著名的有“八王之乱”，贾南风乱政，后赵兄弟相残（石虎的幼子石世继位33天后被哥哥石遵杀死，石遵在位83天后被弟弟石鉴杀死，石鉴登极103天后又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死），刘宋朝之皇族残杀（前废帝刘子业16岁继位后，立即杀掉叔祖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后又杀死两个弟弟；刘裕九个儿子，只有一个善终；刘义隆十九个儿子，刘骏二十八个儿子，大多死在相互杀戮之中），齐朝之宗室朝廷相斫（肖鸾废帝而杀之，另立海陵王又杀之，不久自立为齐明帝，将前帝的子孙几乎斩尽杀绝；明帝死后，太子也效法乃父，大杀王公大臣）。
魏晋南北朝的死刑有枭首、腰斩、弃市、缳、绞等，尤其是株连，确实令人发指，如曹魏时，对于“大逆无道”之人，除本人处死之外，“父母妻子同产皆斩”；“诸相连者悉夷三族”；晋时“动辄灭门”，有个叫周嵩的人，仅仅因为批评皇帝周围有“碌碌之臣”而被弃市；北魏“蹉跌之间，便至夷灭”，当时既有诛灭全族的“门房之诛”，更有“夷五族”，兰台御史张求等100余人因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就被分别处以灭族。
隋唐时，隋文帝以杀人立威。他经常对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谁拣起拿走，便立斩。有人告御史监师没有劾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便命杀之；有人劝阻，又被杀。特别是在他郁闷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罪的人往往也被处死。文帝之后，隋炀帝更是擅杀大臣、屠戮臣民数万之众，还不包括筑长城、修运河、建东都、侵高丽，有数百万人丧命。至唐，武则天屠戮骨肉，杀死了儿子李弘、李贤等人（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专制下心灵扭曲的妇人比老虎凶残百倍），她还将李唐宗室几乎一网打尽，几十家被诛。更为恶劣的是，这位女皇利用酷吏，大兴冤狱，迫害之广，手段之毒，旷古少有，数十万人被害死。酷吏索元礼做了10种犯人戴的枷，分别起名为：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胆，死猪愁，求破家，实同反，反是实。酷吏来俊臣编写《罗织经》，阐述罗织罪名的绝招。来氏所破千余家。酷吏王弘义杀了200多无辜之民，武则天又令他审理王安仁谋反案，安仁不认罪，王弘义就抽刀割下了安仁父子的头颅；回洛阳途中，司马毛公设宴款待，因话不投机，王就把毛公的头颅斩下，用枪挑着首级进入洛阳城。一次，酷吏万国俊到岭南调查谋反之事，他逼老百姓自尽，百姓喊冤，他就把人赶到水边，斩杀了300余人。因此，万国俊被武则天重用；后来，刘光业等人到剑南、黔中处理流放人员，见万国俊被赏识，便也随意杀人，刘杀700余人，王德寿杀500余人。唐末，黄巢起义时，黄巢攻下长安，有人题诗嘲讽，太尉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全部处死，并搜捕全城所有会写诗的人3000余人，全部杀掉。
及至五代十国，后梁帝朱温是个残忍无比的军阀。一次，破秦宗权部，斩首2万余级；一次，击败朱瑄部，将3000俘虏杀死；进攻博昌县城，尽屠城民；攻下长安之后，焚毁长安城，杀数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到洛阳后，朱温密旨养子朱友恭杀死唐昭帝及其所有子孙，只留下第9子为帝；事后，为了嫁祸灭口，又杀死朱友恭等人；朱温随之将众臣几乎全部贬逐、杀害；后又杀死唐昭宣帝，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最后，他死在自己亲生儿子的刀下。接着，诸子又相互残杀。在南汉，弘度即位后，弟弟弘熙杀之而登基为中宗，而后，中宗将十几个兄弟全部杀掉。中宗之后，继位者也同样把诸弟全部害死。在闽国，王延翰毒死父亲而继位，接着其兄弟王延禀、王延钧出兵杀死王延翰，王延均继位为惠帝；惠帝接着又杀了其兄王延禀。后来，惠帝的儿子王昶乘父病重，杀了父亲，自立为康帝；康帝不久被杀，叔父王曦成为景帝，这景帝也滥杀兄弟、宗亲。
五代十国时酷吏也横行无忌。后汉高祖性格残忍，其大臣苏逢吉、史弘肇于是任意杀人。苏逢吉梳理狱囚，便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曲直一律杀掉；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诱仆人诬告，然后杀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视，必杀人，一次，太白星座昼见，有人仰视，便被腰斩。史氏还实行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酷刑。南汉开国之主刘氏性极残忍，他以酷刑为乐，将人锅煮，然后暴晒、洒盐，使之肌体腐烂，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锤锯待人，使之血肉交飞，惨叫声不断。除此之外，刘氏还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罚。
及至宋代，中国人总算遇上了几个名君。赵匡胤曾与子孙约定：不杀大臣及言事者，违者不祥。因此，北宋杀人较少，但也发生了赵廷美冤案、寇准冤案等。至南宋，秦桧大兴冤狱，岳飞、赵鼎等人被害死，李光之狱、王庶之狱、郑刚中之狱、洪皓之狱，都把对方弄得家破人亡。辽金元时，国君多残暴。辽太祖去世，述律皇后当政，招来众多将军之妻，说：我为寡妇，你们怎么能有夫？遂杀将军百余人。辽穆宗喜狩猎，动辄杀人，一次饲鹿场出事，他杀了44人。金国熙宗、海陵王二朝也杀人如麻，如宇文虚中案，宇文因才高为人所忌，被罗织罪名，牵连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元时，蒙古人进入中原，凡进行抵抗者，一律屠城，如卫州、保州、蠡州被屠城后，尸积数十万具，真是残酷之极。他们还把中国人分为四等，汉人与南人最受歧视；法律规定，蒙古人可以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当兵，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处死刑。那时还规定，百姓不得私藏铁器，菜刀几户合用一把；不准围猎，不准集会，不准夜间行走，不准晚上点灯，等等。同时，蒙古人以跑马圈地，强占民田，苛赋重税，弄得民不聊生。
元朝之后，明朝的统治者比之野蛮的蒙古贵族，更加残暴，更加有恃无恐。中国进入了专制主义最黑暗的时期。朱元璋大杀功臣，几乎杀绝，胡惟庸案共杀戮三四万人，空印案与郭桓案共杀戮七八万人，蓝玉案共杀戮2万余人。他还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许多士人稀里糊涂地丢了脑袋。朱元璋亲自使用过的酷刑就有铲头、投水、肢解、射杀、割乳、碎肉、鞭击、杖杀、枭首等。明成祖效法其父，诛方孝儒十族，共873人被杀，5人自杀；齐秦、黄子澄、练子甯、卓敬、高翔、等人被诛族，御史大夫景清不但被诛族，而且牵连其乡，人称“瓜蔓抄”。兵部尚书铁铉被磔死，然后投进了油锅。总之，在这场大屠杀中，朱棣至少杀害了数万人。明朝的其他帝王也没有一个善良的，宣宗杀直臣，武宗、世宗大行廷杖，打死许多人，思宗乱杀战将，如此等等，不一而论。明朝为了监视臣民，还大搞特务政治。洪武15年，朱元璋建立了第一个特务司法机构——锦衣卫，设有专门的法庭与监狱；朱棣后又重建，代代延续。不仅如此，朱棣还设置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宪宗又设立西厂，武宗设立内行厂，全国的特务共有十几万之众。他们不择手段，栽赃陷害，敲诈勒索，杀人灭口，坏事干绝，制造了无数的冤狱。有人在旅店喝酒，骂了魏忠贤几句，被探子侦知，就被施以剥皮之酷刑。仅内行厂，在短短的5年之内，就非法处死臣民达数千人之多。明代还太监为祸，刘瑾、魏忠贤等人杀人如麻，成千上万的家庭为其所破。
到了清朝，残酷屠戮也没有什么收敛。顺治时有假太子案，15人被立斩；庄氏史书案，70余人被处死，牵连入狱者3000余人；康熙时有徐二官谋逆案，27人被凌迟，七八十人被斩首；戴名世案，全家16岁以上的男子被斩首，300余人戴罪；雍正、乾隆时，文字狱泛滥，仅乾隆时就发生文字狱130余起，被捕杀的文人及受连累的家属达上万人。清朝中期以后，白莲教等宗教组织、会党盛行，统治者加强镇压。一次，仅武昌府就捕系无辜达数千人之多；在荆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时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终激起白莲教大起义。咸丰时，皇帝发明了“就地镇法”制度，捕人杀人不必一一报官，不必拘守常例，结果每年至少有数千人被法外屠杀。由于狱卒迫害等原因，清朝每年死于监牢的犯人就有数万人之多。
专制统治还造成回圈不断的动乱、内战和饥荒，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中国也成为内战之国、饥荒之国。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群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
可是，统治者欺骗人民说：“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御用文人们歌颂着“仁政”、“名君”、“清官”、“盛世”。老百姓不知道灾难就在前头，情不自禁地下跪叩头，山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
附件二：
中国缺德学（摘要）
胡星斗
缺德的文化学源流——中国文化以道德为表、以谋略为里，“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阴谋诡计”，中华民族堪称最为谋略化的民族。
春秋时老子（老聃）堪称“谋略家之父”，他主张退一步进两步，权变谋私，他说：“不是要表现出无私的样子吗？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想废掉对方，就先捧起他；想剥夺对方，就先假装满足他”（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与老子同时代的孙子（孙武）是世界兵法之祖，他主张“诡道”、“伐谋”、“用间”等阴谋。
战国时的鬼谷子则是名副其实的诡计之父，他主张“钓人”，“揣摩”，“谋之于阴”，“伺候见涧”（窥视别人的漏洞、错误），记录别人的言行失误，“动以忌讳，示以时禁”，“采色以事之”（以女色伺候）等。
商鞅、韩非子则是专制阴谋之祖，他主张监视、告发、连坐、诛杀知识份子、投毒暗害、深藏不露、严刑峻法、使用酷刑、霹雳手段等法家暴政理论。
到明朝时，有人将中国人的缺德手法加以总结，写出了《三十六计》。
社会现实源流考察——楚国大臣费无极向争权的郤宛建议安排阅兵仪式招待宰相，然后它又对宰相说：“危险！这里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宰相大为恐慌，于是调来部队，把郤宛杀个片甲不留。
鲁穆公欲用吴起为将，抗击齐军，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人而犹豫不决，吴起知道后，竟回家取了妻子的人头，献给穆公。
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
鲁国宰相叔孙穆子凌驾于鲁君之上，其儿子竖牛和壬争权，国君赐给壬一个玉环，未经父亲同意，壬不敢戴。竖牛欺骗说：“父亲同意你戴了，你就戴上吧！”壬戴上后，竖牛对父亲说：“壬可以去事奉鲁君了，它经常去见鲁君，还佩戴着他赐的玉环”。叔孙于是杀了壬。
秦国宰相张仪骗楚国国君说：“大王若能与齐国断交，我们秦国愿献上‘商、于’六百里地作补偿”，楚君与齐绝交后，张仪不承认当初的诺言。而且，秦与齐联合，大败了楚国。
秦始皇的母亲与大臣私通，秦始皇知道后，将该大臣夷灭三族，并将两个私生子装在袋子里摔死了；有一年，天降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抓不到刻字者，就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全部处死；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皇位，杀兄弟姊妹26人。
楚汉相争时，刘邦一次被项羽杀得驱车而逃，路上遇到自己的儿女公子孝惠（即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他们拉上车，一块逃命。可是，项羽的骑兵越追越近，眼看逃不掉了，刘邦为减轻车子载重，同时让敌军分散精力去捉自己的家人，竟四次将儿女推下车；刘邦宠爱戚氏，吕后将她砍足挖眼，变成“人猪”。
杨广骗取父亲隋文帝的信任，成为太子。后欲强奸庶母陈夫人不成，干脆杀死父亲，夺得帝位。
武则天发动告密，酷吏竟使用向脑中打入木楔、锅煮等酷刑；武则天还杀死自己的儿女，把皇后和淑妃砍去手足，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而死。
明朝“武臣第一”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朱元璋大施酷刑，在全国设“剥皮亭”。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抓到了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要他投降，否则灭九族，方孝孺说：“别说九族，就是灭我十族也不怕！”朱棣恼羞成怒，亲自持刀割方孝孺的嘴，然后除九族之外，把他的门生故旧一并抓来，充为十族问斩，史称“瓜蔓抄”。
清兵攻打扬州，屠城十日，杀老百姓80万；清兵攻打江阴，杀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卖康梁，从支持维新转而卖身求荣。……中国历史上缺德之事例举不胜举！
缺德定律：
上行下效定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缺德则下面的人学着缺德。没有官德，就没有公德。
加速扩散定律–––––––当世风日下，缺德的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时，缺德的现象和事件会以几何级数迅速蔓延开来。
互动定律––––––––缺德现象会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并且人与人之间会变得以坏对坏，以缺德对缺德。
减弱定律––––––––当缺德的现象在人们身边越来越多时，它对人们心理的震撼力会减弱。
加强定律––––––––当缺德会带来好处和利益时，缺德的手段和风气会加强。
道德法律理论––––––––缺德只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未触及法律，所以无所谓。缺德者以此来为自己开脱。
肉体灵魂理论，也可叫小偷大盗理论–––––––小的缺德犹如小偷，虽然不好，但总比当官的贪污受贿、生活糜烂、做窃国大盗好。妓女说：“我出卖肉体总比当官的出卖灵魂好。”
目的手段理论––––––––只要目的正确，运用缺德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可以。
缺德政治学：搞政治是不能讲道德的。谁能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谁就能控制舆论、书写历史，从而把自己描绘成正确的化身。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慈善家，可以不择手段。
缺德社会学：社会竞争的激烈促使人们以缺德来谋求生存。社会竞争越激烈，缺德的人越多；社会制度、法制越不完善，缺德的现象就越不受人们的谴责；缺德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规范的松弛、解体，因此，缺德社会学也是缺德文化学。
缺德心理学：缺德者总是在心里为自己开脱、辩护：只怪别人缺德，自己不得不还手；我不是缺德整人，而是他不好；当今能有几个不缺德的人？我缺小德，有能耐的人缺大德；什么缺德？我是看破红尘！缺德怎样？总没犯法吧！道德往往都是陈腐的、约束人的，缺一点也无所谓；我的文化素质不高，做不了那么好。……缺德者心理可谓五花八门。
中国缺德学，又一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园中的又一奇葩！
附件三：
中华民族的优点与缺点（摘要）
胡星斗
一
偶有外人特别是一些日本人“恶毒攻击”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总是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甚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欲大骂“日本人才是劣等民族”！君不见日本人之野蛮血腥、刻板机械、天皇崇拜、篡改历史，只会模仿不会创造，哪有一点先进民族的样子？可是静下心来之后理性地想一想，人家能够借助欧美制度发达起来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即便她有许多民族缺点，也在其次了。而我们中国人，虽然曾经辉煌过，但现在许多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缠绕、羁绊着我们，使我们不肯痛彻地反省自己，不愿意学习他人之根本，终究被他人视为劣等民族了。
有人说，从某些方面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又是“优等民族”。其表现为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之辉煌；最早之封建制度（西周之贵族分封制）、专制制度（商鞅、秦始皇之郡县制等）之“制度创新”；四大发明以及化学、数学、天文学和炼钢术、丝绸、瓷器等实用技术之领先；智慧、宽容、忍让、和平、善良，以及尊师重道、重文轻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民族性之优点。
可是又有人说：上述成就和优点都属于过去，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正像一个德国将军所说的：“我敬佩中国人，但敬佩的是古代中国人！”听罢此言，如今的中国人真该无地自容！
不是么？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今的中国人，哲学、文学、艺术无可称道；社会的一些方面仍未走出前现代状态；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但总体上看，我们仍不过是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打工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参与较低级别的劳动；我国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岌岌可危；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农民问题等社会矛盾未见缓解。与先进民族相比，我们确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只是，对德国人的话，我还要补充几句：首先，敬佩古代中国人，应敬佩的是先秦诸子、张衡李白们，应敬佩的是苦难而智慧的中国百姓；至于专制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残忍而变态，伪装神圣，无恶不作，造成了王朝回圈的灾难、无规则的政治、不择手段的社会、不断出现的饥荒、人口常常减半的战争、民族生存环境的大破坏，这些中国统治者确实是劣等人的代表；其次，现代中国也有可敬佩之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陈寅恪、顾准，以及年轻时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勇于批判现实，揭露丑恶，挑战强权，驱赶黑暗，呼唤民主自由，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优等中国人的代表！有了他们，中国才有了希望。特别是在当代，那些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为实现现代化而敢为天下先的中国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揭露时弊的当代鲁迅们确是优等人类。
所以，虽然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属于劣等，但中华民族拥有众多的优秀分子。
二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这个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采纳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又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一些人将孔孟之道解释为某种民主理念，显然是欺人之谈）。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中华民族虽然灾难不断出现，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朝廷也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无规则的权力斗争，谎言的说教，腐败的官场，阿谀奉承的官吏，猛于虎的苛政，逆来顺受的百姓，这几乎就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全部内容。面对这样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人竟然心安理得，两千多年来只管把智慧淋漓尽致地用在饮食男女、求神拜佛、官场钻营上。
在经济方面，封建王朝的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的制度模式千年不变。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官府不断膨胀，加上权力不受民众制约的官吏的巧取豪夺，致使历代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都很沉重（平均是西方农民负担的5~10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于是老百姓只能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而且，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家天下的万世基业，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以粮为本，只发展单一的粮食生产，为此大规模开荒毁林，导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由水草丰茂、“水清且涟漪”变为如今的黄土遍地、黄沙漫天。这样落后的经济制度不但不可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相反经常会导致饥荒、动乱，即使这样，也几乎没人对之产生过怀疑，更不用说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人们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糊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正义感沉沦——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赞为“有手腕”，当小人、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汉奸数百万）。更为严重的是，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专制的阴影，牧民（御民、宰民）思想浓重；同时，不择手段的官场哲学造就了谋略、阴谋文化，形成了一些国人虚伪的道德，窝里斗的习气，阿谀奉承、弄虚作假、野蛮血腥的品行。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中华文化也只是感性乐观文化，世俗主义、经验主义盛行（浩如烟海的史籍只是为人处世、官场斗争的经验集成），我们的饮食文化、妻妾文化倒很发达，人们追求大红大绿、福禄寿喜（特别是老百姓对长寿孜孜以求，为此而炼丹、练气功、食疗、药疗），文学作品也以大团圆结束（所以有人说，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但却没有真正的悲剧作品）；中华民族也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中国禅宗、净土宗等皆具有中国特色而追求长寿、自然等世俗的东西）；我们没有超越世俗的思考，几乎没有形而上的哲学（至今形而上学仍然是贬义词），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古代的原始技术、发明很多，但不能上升为理论，所以，永远不能进步。雨果说：中国是保存胎儿的绝妙的酒精瓶）。我们没有什么逻辑思维——中国禅宗抛弃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逻辑理论；道、禅皆主张直觉；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没有走逻辑推理、实证实验之路，很多东西只是天才的猜测的结果。中国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维，阴阳、五行、八卦即是如此；庄子、韩非子则以寓言、故事“论证”其哲学，《论语》、《老子》、禅宗语录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汇合。
从上可见，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弊端，近代以来落后是必然的事。传统中国只能产生专横的统治者、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过去确有劣等的方面。现在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铸国魂，再造制度，中华民族在将来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的辉煌。所以，我认为，对中华民族的真正的评判应当在将来。即关键是看我们能否进行制度、文化创新，能否实现现代化。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才有资格说——炎黄子孙是优等人类！
附件四：
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摘要）
胡星斗
中国正处于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能否将中国转变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变迁，同时建立起现代中华文明。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三要融入新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对于东西方一切文明、思想、传统，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
现代中华文明体系包括现代中华文明深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和制度以及表层次的社会状态。
现代中华文明的价值要素是：民主、民本、人道、人权、共富、共决、公平、公开、法治、自治、制衡、监督、科学、高效、自由、文明、和平、统一、爱国、开放。
现代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是：
政治体系：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标，建立人民的国家。
经济体系：建立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人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励工人股份的联合以达到控股，工人在股东大会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所得税、遗产税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体系：实行社会民主，保护人权，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充分就业、阶级合作、地方自治化。
文化体系：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价值观，推崇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民为本，建设人民之家。
现代中华文明的社会状态是，不仅经济繁荣、物质发达，而且政治民主、社会健康、文化多元，是几千年未有的真正的现代盛世。
现代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新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应当实行三个转变：既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从旧社会主义社会向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还要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
附件五：
新社会主义探讨（摘要）
胡星斗
（一）新社会主义的概念。旧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新社会主义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制度。
所谓民主，指权力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各级领导人由公民直接选举、罢免；政务透明、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所谓法治，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在约束统治者、保护人权，同时惩治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其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司法部门必须效忠于法律，不得听命于地方干部，公安干警不得随意拘捕百姓。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式违法。
所谓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城乡平等。消除特权，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农民享受全部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财产共有制度，确保司法公正。
所谓高效，指实行民有制（私有以及人民共有制，如股份制）、市场经济制度。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决策方面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
所谓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开的现代文明。弘扬民主科学，以民为本，破除官本位、权本位；反对封建主义，尊重人权，建立法治社会；宣传现代文明的诚实守信、友爱互助以及多元化的价值观。
所谓开放，指吸收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与世界接轨，融入全球文明体系。积极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学习先进国家的体制、制度、法律、科技等。
（二）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联邦制，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建立现代文明社会。
（三）新社会主义本质。新社会主义既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又要致力于实现民主法治与全面的社会公正。
（四）新社会主义原则。新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第三是民主法治，第四是公平公正。
（五）新社会主义特点。新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同步进行，致力于思想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实行民主、法治、均富、股份共有的制度；以人为本，建立平等社会、人文关怀的文化；理性、开放、多元化。
（六）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1、新社会主义政治：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标，建立人民的国家。
2、新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人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励工人股份的联合以达到控股，工人在股东大会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所得税、遗产税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共同富裕。
3、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民主，保护人权，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充分就业，阶级合作，地方自治化。
4、新社会主义文化：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价值观，推崇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民为本，建设人民之家。
（七）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职权法律化，政治规范化；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权，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实行社会主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以程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郡县制官僚制度，逐步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股份共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财政受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和监督，人大代表专业化，人大中设立会计局；审计独立于行政等）、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制度——实行非身份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
现代文化制度——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形成文化创新机制。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