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採訪報導）王天成1964年出生北京市，1987年攻讀北大法律系碩士研究生，曾撰寫了論文《憲政的脊樑》，獲得校慶九十周年優秀論文獎。在他取得法學碩士後，留校任北大法律系講師。因參加民運團體“中國自由民主黨”及修改組建自由工會的倡議書，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羈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被北京市中級法院以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直至1997年刑滿獲釋。現為自由撰稿人，人稱社會評論家。
在他出獄之前曾撰文寫了一份回顧總結性文章，他認為自己無罪，對他的判決純屬迫害。他認為現行的法律規定是違反人類道德的，他只不過是行使了自由結社、自由發表言論這些基本人權，他追求的是民主、人權,是高尚的愛國之舉，不應當作罪犯。
儘管他遭受了五年的牢獄生活，但他的政治觀點一點沒變。他希望中國通過以人權、民主為原則的政治改革後，變成一個民主、尊重人權、厲行法治的真正的共和國。他斷然拒絕監獄方面要求他書寫一份保證書，他認為自己沒有犯罪也就不存在保證不再次犯罪的問題。他說：“我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社會負責，不對政府的不正當要求負責。將來的事情，在我的自由的範圍內。我珍惜我的自由，不會濫用我的自由，也不能做有損我的自由的承諾。”
他在獄中曾經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喬石委員長，呼籲修改憲法及有關法律，分兩步實行自由普選，穩健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他認為共產黨人不應再食言，而應認真地反省不實行民主給中國社會的發展、 人民的福祉所帶來的損害，充分認識民主、政治自由的寶貴價值，將民主化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應該總結過去選舉的經驗、教訓，停止破壞選舉自由的做法，分階段擴大直接選舉，穩健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這樣一位學者也是中共的異見者，在趙紫陽去世後，從18日開始就被警方打招呼不得隨便出門，處於監視狀態。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趙紫陽去世後的一系列消息在北京知識界傳播很廣，人們都比較掛念。他雖然去不了富強胡同，但聽說去趙紫陽家裏去悼念的人也不少，但普通的老百姓，他們由於政府封鎖消息，他們沒有可靠的途徑得到這方面的消息，所以還是被蒙在鼓裏。
他認為趙紫陽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從他的權位，堅持反對武力對付學生和市民，也表現出對這種自由民主的體制轉變的意願，可以說他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政治家、非常傑出，在中國的這個時代出現這樣的一個人尤其是共產黨內，他覺得了不起。他認為趙紫陽的下臺和15年的被軟禁的生活，最後在悄然中淒慘的死去是中共體制的結果。
他認為在一個新聞自由的國度，趙紫陽的去世肯定會得到各大媒體的關注，在顯著位置上報導，而在中國則保持非常低調，只是在小報上作了很不顯眼的報導。中共為了防止民主運動的發生，採取了各種手法阻止民間悼念趙紫陽，包括新聞控制、監控異議人士來降低此事在民間中的影響，因此中國國內還是比較平靜的，當然這種平靜他認為是一種壓制下的平靜，不是一種自然的平靜。
他認為中共這次對趙紫陽處理會引起中共內部的意見分歧，但還不至於造成中共內部分裂，不會那樣簡單化的、僅僅是為了趙紫陽的去世的評價問題，而造成中共內部的分裂。他根據過去那麼長時間，在一些更大事情上都沒有造成分裂，現在人已經死了，如果他們那麼講原則、那麼講理想的話，也不會這麼多年過來了。他認為如果趙紫陽的去世可能是誘發中共改革的一個契機的想法是極其幼稚的想法，這種推測跟政治上的實際運作相差很遠。
他認為趙紫陽的去世和胡耀邦去世那個時代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胡耀邦去世引發那麼大的事情還是有渠道的，北大的學生可以在三角地聚會，還可以在那個地方貼大字報及演講，甚至可以聚集在一起到天安門廣場去，現在都不可能，一切都被封殺了，當所有的渠道都被封鎖了，那麼怎麼可能發生群眾運動哪？即使是動員也沒有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願。因此趙紫陽去世所引發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可能性很小。
他說他看過九評並認為九評共產黨在海外可能影響很大，但是它對中國國內的影響還沒有那麼大，他說：因為有很多人看不見，而看得見的那些人好多已經達到九評那個思想水平，早就認識清楚了。目前，九評基本上只是在活躍的知識份子中間傳播。但很多認識不清楚的人看不見，他們不上網即使上網也是不到突破新聞封鎖的網站上去尋求諮詢、觀點和意見。就他個人的觀點，他感受不出九評在他生活周圍的影響。
當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們看到蘇聯東歐結束共產時代，走向憲政民主的道路。六四引發共產黨的權威和合法性的喪失，腐敗加劇民怨，整個國際社會的潮流，國內知識份子的反思、經濟體制的問題，他們曾經預測過中共過不了5年或者10年，他說：但是5年過去了沒有發生什麼，10年過去了也沒有發生什麼，反正我們做過很多次預測，最後都沒有應驗過。今天再做這個預測仍然是有風險的，不一定是準確的。但是從長遠看，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認為歷史會在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時候或者是不經意的地方開闢它自己的道路。
他回憶道：“97年刑滿快出來之前，北大派人到關押我的監獄，向我宣佈開除我的黨籍、工職，我本來就不想呆在裏面，開除我更好，我可以回到民間，這也是我的歸宿。”他雖是學者但檔案裏有刑事處分紀錄，出來之後，學校、研究機構這些地方他都去不了了，好多單位也不敢要他，因此他可選擇生活的範圍很小。起初在朋友的公司裏幹過一段時間，現在主要是搞搞翻譯和策劃。在他剛出來的2、3年間，不給報戶口和辦理身份證，後來他準備結婚都找不到地方辦理，在忍無可忍之下繼續維權之後才給辦了戶口和身份證。
自他出來之後，每到敏感期，他都被“特別關照”，而且他認為現在的監控一年比一年嚴，為此他也表示不解，似乎形勢並不象海外估計的那麼樂觀，也許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
他認為歷史是大浪淘沙，不會停止前進。但歷史要用人的汗水乃至血淚去寫，需要人的勇氣、毅力、智慧與合作。命運之舟駛向何方，既是天命，也是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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