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4日訊】（編按：大紀元編輯李誼整理自「新唐人電視台」2005.01.22台北專訪台灣淡江大學大陸所教授張五岳）
要觀察獨裁專制國家的民主化，很重要的觀察點不在於是不是開放黨禁，而在於對媒體能不能有效的開放。不管是當年的台灣，還是一黨專政的開發中國家，在邁向民主化過程當中，輿論跟媒體的開放措施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里程碑。
媒體報導趙紫陽 海內海外大不同
關於趙紫陽去世的報導，在中國大陸內部跟在海外，新聞媒體所呈現的完全不同。
在中國大陸，新華社只用短短的五十五個字，外帶六個標點符號，來形容趙紫陽去世這個消息。而且一般來講，北京的一些重要網站跟論壇，例如人民網跟新華網，平常都開設一些比較好的論壇，但卻禁止人民在這個議題上自由討論。所以，北京在處理趙紫陽去世這個訊息是非常謹慎的。
其實，趙紫陽離開北京政壇已十五年，對於他，基本上很多人是既熟悉又陌生。所謂熟悉，每個人大概都聽過趙紫陽這個名字，陌生呢，他離開中國政壇、離開人們談論的正常話題已經十五年了。
大家想到趙紫陽，總會想到，第一，六四是不是獲得平反；第二，趙紫陽當年的政治主張雖然在今天若干程度慢慢落實，但似乎他是一個時代性的、悲劇性的人物。對北京來講，這無可否認的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議題，因此，對於這樣一個歷經六四這麼重大政治風波的趙紫陽，對於一個曾擔任黨跟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北京採用了這樣一種高度戒備、審慎看待的新聞處理方式。
相較之下，在海外，不管是香港、台灣，乃至美國跟國際社會，仍然高度報導趙紫陽去世的訊息。特別是香港，對於六四問題一直是高度關切的。從1989年起，每年的六四，香港都舉辦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香港媒體對六四問題，也持著高度關切的立場。
胡受江路線制約 政改經改難配套
六四之後的十四年，是在江澤民跟李鵬的主政架構下，李鵬系統算是堅決反對六四的，而江澤民是六四之後政治上相對的獲益者，因為若沒有六四，就沒有江澤民到北京擔任總書記的事。因此，這幾年來，大陸在處理六四問題上採取高度戒備。
隨著李鵬、江澤民逐步淡出政壇，一般大陸民眾對胡錦濤、溫家寶這些人，仍然懷有部份期待，甚至寄予厚望。溫家寶當年在六四的時候，也曾經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去看學生，那時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也在看胡、溫怎麼來看待趙紫陽的問題。
基本上大家一想到六四，就想到當時學生對於時政的不滿，大學生主張用民主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理念。甚至還有相當一部份民眾，普遍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跟經濟體制改革，兩者之間必須所謂雙行、並行，並加以所謂適度的配套。
現在中國的社會環境跟1989年有一部份是截然不同的，譬如在89年，那個時候還存有兩套不同的政治體制，左右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但現在顯然大家一致向錢看，一片的市場改革開放經濟。然而，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民眾對採取相應配套措施、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的呼籲，對貧富差距的痛恨，依然沒變。
胡錦濤、溫家寶繼承江澤民所遺留下的體制，而江澤民在二○○四年的全國人大才交出國家軍委主席職務，加上他對政治路線的堅持，因此，短期間之內，要寄望六四問題、民主化問題出現重大的結構性改變，顯然不夠現實，除江澤民政治路線的制約之外，還有胡錦濤本身細膩、沈穩的性格所致。
貧富懸殊貪腐嚴重 民間抗爭如火燎原
二○○三年四中全會通過所謂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顯然是當前共產黨執政能力出現了問題，其實，一般民眾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像二○○三年一年當中，就有將近五萬八千多起各式各樣的民眾抗議事件。
當大陸方面經濟體制改革日漸發達的同時，貧富差距跟腐敗問題日益嚴重，也就是有相當多的人得到很大的經濟利益，但同時卻有更多數人相對是被剝奪的，而且是在一個不公平的競賽中，變成被剝奪的一群。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夠正本清源地加以處理，一些體制外的力量就會慢慢的興起。
大陸經濟資源的掌握以前大部份是透過權力的貫徹，亦即用計劃經濟來落實的，而當計劃經濟慢慢趨向於式微，市場經濟慢慢趨向於抬頭，慢慢強到和國際接軌，而在政治上，它卻要走自己獨特建構的一套政治發展道路。怎麼可能在文化上、在經濟上、在一些資訊上強調要跟國際社會普遍的接軌，但是在政治的體制改革上，卻要走自己一套獨特的道路？
當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到達一定的程度，民眾也會要求相對的被尊重。所以，當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無法跟經濟體制改革相互配套，也不排除來自於原本體制內的精英會出走，也不排除來自於體制外的各式各樣的所謂民間力量，伴隨著市場經濟慢慢的靈活的調度，發出一個比較自主性的聲音。這自主性的聲音如果無法循著合理的機制得到貫徹，當然他會選擇一個體制外的，甚至可能採取抗爭、對抗的方式。
不能採行民主之說 北京說辭自相矛盾
相較於經濟體制上改革不斷的被實踐，但是在六四，北京所提出的包括像黨政分離、黨政分工等這些問題，事實上並沒有再持續發展，這部份外界感覺比較訝異，怎麼可能在強調民主、法治，但民眾竟然不能夠真正的當家做主。村委會的主任、村里長是唯一的民選所長。
北京方面經常說，中國不能夠採行民主，特別是西方民主。其實，民主是不分東方、西方的。
北京經常用的幾個理由是，第一，中國人口很多，但是印度一樣人口很多，而其民主化的成就讓其它國家刮目相看，香港人口很少，但香港一樣不能採行民主。第二，經濟不夠發達，但是印度的國民所得比中國大陸所得來更低，卻可以採行民主，同樣的，香港的國民所得已高達二萬六千塊美金以上，已經比已開發國家還要高，但他仍然不能採行民主化的體制。而且，在大陸，較城市發展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卻可以採行基層選舉，顯然跟北京所謂「民主選舉是要以經濟發展為條件」不符。
其實，民主選舉很重要的在於能不能真的相信人民可以當家作主，它無關乎種族、膚色，也無關乎經濟發達。更重要的，廣大民眾能不能體認自己真的可以當家作主。
其實，絕大多數的東、西方學者，以及絕大多數的大陸老百姓都很清楚的，要確保經改的成果、要處理經改所衍生的所有問題，包括腐敗、貧富差距的問題，必須建全政治體制的改革，包括引進制度外的一些監督跟制衡力量，才能夠讓腐敗的問題得到有效的管控。
鬆綁媒體適度平反 民主化里程觀察點
趙紫陽當年有幾個地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他至少願意透過對話；第二，他願意用民主跟寬容來解決問題；第三，他相信要確保經濟發展的成果或當經濟改革面臨困境，必須採取一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
這幾年來，北京歷任的國家領導人中，大概也只有當年的胡耀邦跟當年的趙紫陽，對這個方向是很明確的，也顯然是當今北京必須務實面對的。
目前在大陸，固然市場經濟的發達帶動媒體日益蓬勃，但北京似乎對媒體的管控採取更加嚴格的方式。如何循求一個比較好的平衡點，或者讓民眾可以比較樂觀的期待，將是北京方面是不是體認民主，是不是實踐民主的重要觀察點。
六四這樣一個震驚中外的、歷史的重大傷痕，北京的領導人能不能做適度的平反，將是外界觀察北京在民主化的里程碑上，以及包括對人權、對民主的普世價值上，是不是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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