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剛剛從國內看病回來的先生，在對朋友繪聲繪色地講他在國內期間被國安跟蹤以及他如何机智地反跟蹤的高潮起伏的戲劇性情節。
他抵達北京的第二天，我給他打電話，他告訴我，正在飯館儿和朋友一起吃飯，他在手提電話里大聲喊了一句：“我這儿有尾巴。”電話聲音不清楚。我大聲問：“有椅子？在飯館吃飯當然有椅子啦。”他說：“咳，我這儿被人跟上了，有尾巴”。我心里咯一下，他這次只是回北京看病怎么也會被國安跟得這么緊呢？
在國外生活了十四年的他，這是第四次回國，之前也是每次都有政府的“關照”。第一次回國送我們几個朋友湊的捐款給丁子霖教授，被帶走問話七個多小時；第二次回國，是因為他父親病危，他順便帶捐款并看望六四難屬，結果在他父親加護病房床前被“請”走，連夜帶到北京郊區一個招待所審問。
這次我希望他回國后能專心看病，沒有麻煩，所以沒有讓他幫助忙活其他的事。沒想到，還是被肆無忌憚的全日制跟蹤。他回來后告訴我，在國內期間，他哭過三次。不是因為身患重病的擔懮和害怕被跟蹤，而是自己一個重病在身之人還要讓當局花費大筆資金派數人寸步不离跟蹤所引發的那种發自心底的感慨和悲涼。真是生命各有意義。他在北京看病的日子里，不管干什么，國安人員每天五六個人，兩三輛車，形影不离，弄得他心神煩躁。其間他曾坐火車去廣州和深圳看望朋友，北京國安人員一路跟到廣州和當地國安人員交接。不論他和朋友做什么，廣東國安的五、六個人都在一旁密切地陪著。一次在深圳，他和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還有一個回國做生意的朋友三人一起吃飯。那位國內的朋友看著鄰桌緊緊盯著他們的几雙眼睛，無奈的搖著頭對他說，“哎，這次我又要背你的黑鍋了，你走了，我還不知道被他們跟到什么時候呢。要不是你得了這個病，下次咱們不知道啥時候再見，我還真不愿意找這麻煩。”這話說得先生又尷尬又難過又感激又無奈，百感交集落下淚來，結果，三個大男人對著一桌丰盛的菜肴失聲痛哭。
全天二十四小時無處不在的跟蹤讓他感覺到對他人身自由的巨大侮辱，終于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抓住一個机會向一個跟蹤的人大聲問：“你干嗎老跟著我？跟你們頭儿說說，讓他出來跟我直接對話！”這個小哥們年輕沒有什么經驗，真給頭儿打了電話。大概在電話上挨了罵，回過頭來沖他大喊：滾蛋！該干嘛干嘛去！
我先生和我媽媽离開北京回加拿大時，北京的朋友們開了三輛車到首都机場為他們送行，每輛車后面都跟著一輛安全局的車。在送机口，他握著每位送行的朋友的手，帶著歉意對大家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終于走了，給你們找麻煩了。”回來后他對我說，以為离開中國沒有人跟蹤了會輕松起來，可是，這些日子里，他覺得一顆沉重的心，卻怎么也輕松不起來。
六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今年三月，先生被檢查出患了腦瘤。那時我們已開始“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活動的准備工作。
我平時忙活的事情就很多，除了給電台作新聞記者這個本職工作，其它一大堆社會性工作：包括三年來義務給電視台兩周一次作時事評論員；參与人權、民運、法輪功、社區等活動；另外還有流亡藏人的事，流亡維吾爾人的事。今年參加了中國獨立作家筆會之后，又幫著忙活援助獄中作家的工作。從去年先生失業在家，我就慢慢把平時很多雜事推給他做。三月份我在台灣觀摩總統大選期間得知先生患了腦瘤。回來后，六四紀念活動的准備工作就開始了。從三月底開始，我每兩個星期召集一次六四活動籌備會，每次劭夫、玉霞、忠岩、王丹、老韓等二十几個朋友聚集在我家里大家想辦法、出主意、做准備，想把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辦得像樣點。每次大家在我家里開完會就順便聚餐，我當然總是下櫥做些面食炖品讓大家吃個高興，那陣子真是忙得不亦樂乎。于是我只能抽時間陪先生做做各項檢查，別的几乎顧不上。他倒反而一直幫助做很多准備工作。
五月初正忙的不可開交時，他因為劇烈頭疼看急診，直接住進了醫院。
那天醫生正在給他做檢查，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在六月四日之前做手術。”醫生靜靜地給他做完檢查，才問：“那是個很重要的日子嗎？”他躺在病床上，兩只手翻過去放在腦后托著腦袋，眼睛定定地說：“是”。“是個什么日子，比你的生命和健康還重要？”。醫生一邊收拾器材，一邊好奇地問。我向醫生大概解釋了一下六四是怎么回事，告訴他，我們正在准備今年的紀念活動，我先生怕影響活動，所以不肯在這之前做手術。醫生似懂非懂地笑了一下說：“世上有很多人們認為重要的事情，但是健康最重要。不用著急，你不需要馬上做手術。”
許多年來多倫多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都是我先生董昕負責音響電器的安裝和控制。今年他按照大家討論好的程序，已經錄制好了全場紀念晚會的背景音樂、歌曲，中間需要穿插的講話錄音、錄像、背景畫面、字幕等等。到時，他要控制全部電器設備，他實際上要控制晚會的進度和程序。這個紀念活動真的离不開他。一個多星期之間，各項檢查他被抽了五十多管血，眼圈青青的，人也快速消瘦了十几磅，我真擔心他頂不下來。那天下午四點我們就到現場開始做准備工作。陸陸續續，人聚集了六七百。晚上八點，燭光悼念晚會正式開始，每個參与的人都那么盡心盡力，整個晚上全場的秩序都是那么和諧，气氛都是那么凝重。我知道，這里面是每個人，是每個像我先生這樣的人的認真和執著的一片真心。
我想，那個醫生他真的無法理解六四這樣的事件、這樣的悲劇、這樣巨大的傷痛，在許多中國人的生命中，确實已經沉重得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
親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父親92年在北京病逝，我因為參与民運活動而被拒之國門之外不能回國盡孝，讓我感受到巨大的悲痛和遺憾。多年來心里總是隱隱作痛。在父親過世的頭几年，我經常夢見父親在寒冷的北京街頭疾步行走，天上下著漫天大雪，寒風凜冽。他穿著一件灰色的破棉襖，滿頭白發，臉色被凍得青紫，有時鼻涕也流下來。他疾步走著，我怎么也追不上，很快他就消失在昏暗的風雪中。每次我惊醒過來，心里都無限地悲哀。我知道父親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夠到加拿大來生活。但那時因為整天忙于民運活動，根本就沒顧得上幫父親申請移民的事。
2000年底在德國的一次民運會議上，大家得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秘書長黃慈萍的父親剛剛在北京病逝。她在會上講到老父病危，她已經到了北京机場，卻被拒絕入境，被強行轉到日本。當局讓她在那里等待他們是否同意她入境回家看望老父的消息。那是怎樣的煎熬，時間無情地過去，當局也無情地撕裂了黃慈萍的骨肉親情。她的父親終于沒有等到心愛的女儿。黃慈萍的遭遇引起在座許多人共鳴。開始我也很想到前面一訴心聲，就此排解多年來郁結在心中的悲情。
可是，竟然好几個人一個個走上去，一個個講起和父母生离死別的故事。听著一個個親情被無情撕裂的故事，我已泣不成聲。我那郁結的悲情被會場許多角落傳出的悲泣聲化開，融入一片浩瀚的汪洋，淹沒在一個一個娓娓道來，讓人淚眼模糊的故事情節里。《北京之春》雜志社經理薛偉，用沉穩平靜的聲音，講了一個令人肝腸寸斷的故事。他的母親很早守寡，一個人辛辛苦苦將他帶大，他20歲的時候被當局以“圖謀偷越國境叛國投敵”的罪名判處10年徒刑。他出獄后兩年就离開中國到了美國，從此開始了沒有盡頭的流亡生涯。二十年過去了，他的母親老了、病了，夢想著見儿子最后一面，說一定要活到他回國的那一天。可是，人生規律無法抗拒。薛偉的母親沒有能夠撐到見到儿子的那一天。她死了，但是仍然有個最后的心愿，不愿意把骨灰留在中國，希望有人能夠把她的骨灰帶出去和儿子相見。
于是，薛偉的親戚把這位老人的骨灰帶到泰國。因為怕被當局抓住毀掉，這位親戚只帶了老人一半骨灰。薛偉從泰國接過這一半骨灰，想把母親安葬在台灣。薛偉說，因為听老人們說，帶著骨灰走路，要不斷地告訴它路線，不然魂靈不認路，無法跟著你走到目的地。于是，薛偉背上母親這一半骨灰，一路對母親說，媽，我們該過橋了；媽，我們要拐彎了；媽，前面就要上船了。被專制政權摧殘蹂躪踐踏撕裂的親情，在這一聲聲的呼喚中，沉重得像暮靄中的曠古鐘聲，久遠悲愴，聲聲遁入歷史。一年以后，薛偉才把母親另一半骨灰托人帶出來。老人的靈魂終于和儿子團聚了。
流亡——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有一次，我和民運人士、前天安門對話團團長項小吉說起，我總是夢見北京。出國這么多年了，很少夢見生活了這么多年的加拿大多倫多。怪事。夢中的景象總是北京，長安街啦，六部口啦，府右街啦，總是夢見那种柳陰依稀漫步長街的情景。當然有時也夢見被武警追殺，趁著夜幕四處奔逃躲藏的惊險情節。常常醒來之后思鄉之情被勾起，淚濕枕畔，輾轉反側再難入眠。
項小吉淡淡地問：你多長時間夢見一次家鄉。我說，大概兩三個月一次吧。他鼻子哼一下，還是淡淡地說：你比我幸運多了，我每個星期夢見兩三次。我的心有點惊悸，垂下眼帘不忍再看他。他說，剛開始時夢見江西的家鄉小鎮，高興極了，以為回家了，看著山山水水心里甜甜的，醒來發現卻是一場夢。后來在夢里見到家鄉，會小心翼翼的提醒自己，別是做夢吧。當然還是夢。再后來，在夢里會拍拍自己的臉，好像有感覺，再跺跺腳下的地，好像有聲音，然后肯定的說，嗯，這次是真的了，一高興，醒了，還是夢。
我想，許多像我們這樣的流亡者都會做這樣的夢吧。今年三月到台灣觀摩總統大選，我和從巴黎去觀選的蔡崇國一個團。老蔡一抵達就憤憤地說，共產党的黑暗勢力簡直太猖獗了。我不解地問他是怎么回事。他說，他乘坐的法國航班從巴黎起飛，到俄羅斯然后徑直南下，縱跨整個中國大陸。他一路上把頭趴在窗戶上，把臉貼在玻璃上，想從飛机上看看中國的山河。十五年了，這是他第一次經過家鄉。這個湖北佬他想看看長江，想看看長江邊上的家鄉的樣子，哪怕是影影綽綽模模糊糊的樣子。哈气一遍一遍朦朧了視線，濕潤了眼睛。黑云似鐵，從始至終黑云似鐵，飛机下的云層竟然沒有一絲縫隙。飛机气宇軒昂地徑直飛躍了那么大片的河山，沒有停頓、沒有留戀、沒有顧惜。在台北的街頭，面色懮郁的老蔡揉著扭酸的脖子自嘲地說，他媽的，共產党的黑暗勢力真是猖獗。
96年秋天，我手持加拿大護照和在美國的哥哥一起回國探親。那時我已經出國七年多了，很想家，爸爸去世后就更想。我和哥哥決定在中秋節那天到家，和媽媽一起過個中秋節。入境時我被早已准備好的有關方面立即拘押帶走。他們說可以放人，但條件是我必須寫悔過書。我很想家，很想見媽媽，但是，我心里過不了這一關。那一刻，我可以提筆輕松寫篇悔過書騙騙他們，但是我今后怎么面對自己的信仰追求，怎么再認真地生活。于是，他們審訊了我將近24個小時，第二天接到上級指示，決定將我原机遣返回加拿大。在停机坪上，一個背槍的武警向我宣讀了一份聲明，說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從一入境被抓，我心里就做好了准備，我會為我所做的一切負責，我會為我的選擇承擔后果。所以，不管他們怎么軟硬兼施，我都心平气和的對待，一滴眼淚也沒掉。可是，當我被宣布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時，那一刻，我的鼻子酸了，眼淚涌出來，我赶緊低下頭，轉身走向飛机的舷梯。上到舷梯的一半，我回過頭，想和家鄉道別，押送我的武警用槍托頂住我的腰，吆喝我快走。瞬間，心中的悲憤和怒火沖上腦門，我轉身掄起挎在身上的背包，卻看到下面是十几雙虎視眈眈的眼睛。我鎮靜了一下，回過身進了机艙。經過24小時的審訊和几天的連續飛行，到家后，我眼睛已經全部充血，頭疼欲裂，好多天嚴重失眠。可是我知道，我們的事業必須繼續下去，流亡-——才不會成為許許多多中國人生命的旋律。
2004年10月26日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家中。
作者為中國作家、記者，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
── 原載《不死的流亡者》
Tuesday, March 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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