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2005年4月6日下午3點多，杭州警方將四川著名異議人士歐陽懿先生和杭州的王榮清先生從王榮清家帶走，理由是「四川警方發現他不在四川，正在四處尋找歐陽懿」，4月8日，四川警方以「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從事非法活動」為名，在遂寧市將他正式拘留。各方朋友紛紛表示聲援，譴責警方的惡劣行徑。
歐陽懿現年36歲，曾是四川中學教師，活躍的網路異議人士，四川人權民運人士，曾在網路上發表過大量的政論文章，也參加過一系列爭取人權民主呼籲釋放良心犯的簽名活動。歐陽懿因此至少被非法關押過3個月，並多次遭到公安警察的拘傳、抄家，1999年甚至全家被趕出居住地，歐陽懿並從此丟失了教師的工作。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來自中國十幾省市的192名異議人士聯名發表了『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 提出恢復前總書記趙紫陽的人身自由，為『六四』事件平反，釋放政治良心犯，人大批准人權公約等要求。歐陽懿參與了公開信初稿的起草。成都市司法機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把歐陽懿判刑2年。多名參與聯署的人士先後被捕和入獄，包括西安的趙常青、上海的桑堅成和北京的何德普等。歐陽懿於2002年12月4號被捕，2004年12月4號被釋放。
趙昕：歐陽懿被抓 中共害怕民主黨一大
歐陽懿這次進去跟我也有很大的責任，我們是好朋友，約好在杭州見面，一起去旅遊、訪友，同時找找工作，結果沒想到，警方把他當作去杭州籌備民主黨一大，把他抓起來了，警方找的理由是歐陽懿正處於剝奪政治權利期，卻沒有打招呼就出去了，但事實上警方認為他是去籌備民主黨一大的。共產黨抓歐陽，就是因為害怕民主黨一大的召開。
這一點上，我想說清楚，確實全國各地有很多朋友都比較積極和熱心地在籌備民主黨一大，我98年9月就開始籌備民主黨一大，我和歐陽就很多事情溝通過，我們的看法都是完全一致的，認為：第一，民主黨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整體的一個黨，不是任何人的私家黨，我們希望經過更長時間的醞釀，和全國各地民運朋友的充份的交流和溝通之後，門戶大開，進出自由，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民運朋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召開民主黨一大。2：即便是要召開，也是希望在條件比較成熟的時候，尤其是在我們的申請得到了一定的回復之後。3。如果在沒有回復之前召開，歐陽和我都是希望，召開中國民主黨的籌委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現在有很多朋友很著急，想立即召開，也有一些人在準備召開省一級的。歐陽和我都是主張穩健、漸進的。這次在杭州約見，歐陽不僅沒有想籌備民主黨一大，反而勸說大家更穩健。但是警察居然如此惡劣，找那麼個借口把歐陽抓起來，它們簡直是作惡多端，知法犯法。它們這樣對歐陽這樣的和平理性的人，非常惡劣，是把人逼上梁山。
歐陽是我約到杭州去的，他剛被抓走後，我才到杭州的，所以我覺得我有很大的責任和義務，站出來，以和平、理性、公開、合法的方式，為他呼籲，譴責四川惡警執法犯法的惡劣行徑。
陳樹慶陳述經過 呼籲關注歐陽懿安危
我知道歐陽懿先生和王榮清先生被帶走後，馬上試打他們兩人的手機，歐陽懿先生的手機通但一直不（能）接，王榮清先生的接通，通過王榮清先生的手機我要經辦警察接，我說明「歐陽懿是我的客人，到杭州來尋找工作和旅遊的，沒有其他事情，希望不要神經過敏，盡快把兩人給放了。」並承諾「為了讓當局放心，我們帶歐陽懿先生在杭州西湖玩一兩天後，馬上會買火車票送他回家的」。經辦警察說「會把你的意見轉告領導，請放心，我們不會為難你的朋友的。」後來再打電話，兩個手機都是通而不接了。
由於歐陽懿衣服行李放在我家，當晚警方放王榮清先生到我家取，我和王榮清先生就一起給送了過去，並與主管王姓警官再次進行交涉，認為當局多此一舉。王警官警告王榮清「你在監視居住期不許再見外省來的任何人，再說歐陽懿正處於剝奪政治權利期」。
王警官說「四川警方也不知道歐陽懿跑到那裡去了，正在找他，所以我們要把他送回去。」然後，王警官催我們走，說「此事已經決定了，你們糾纏我有啥用？你們放心好了，我們會文明待他的」。
在回來的路上，我告訴王榮清「我一直弄不明白，當局這次對歐陽懿來杭州弄得這麼緊張幹嗎？」，王說「他們問我歐陽懿是不是到杭州來商量籌備中國民主黨一大工作的，真是空穴來風！當局因為心虛，所以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了。中國民主黨和平理性地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和人權保障，就是真的開一大，對共產黨來說，也沒有必要這麼恐慌！」
王榮清表示：應該為他呼籲呼籲！只有在全世界關注的陽光下，我們的朋友才安全！
陳樹慶呼籲：關心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和社會各界關注歐陽懿先生的安危時，尤其提請四川警方在歐陽先生回家後，不要再干擾和破壞歐陽先生的謀生和工作了。中國自古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說，但為何偌大一個中國，現在竟然無歐陽懿先生謀生工作的立錐之地？
王怡、廖亦武：最強烈、最飢餓的呼籲
王怡、廖亦武4月11日撰文，發表在《觀察》上，呼籲關注歐陽懿先生和一切中國政治犯的人權，文中寫道：
我們對這一事件感到悲哀和憤怒，為我們在國家眼裡如此廉價、如此輕如鴻毛的人身自由感到悲哀，為警方權力的無限膨脹，為近年來大陸警方處理政治案件、政治敏感人物的「黑社會化手段」感到憤怒。也為我們身在大陸、尤其是身在四川而感到悲哀和憤怒。
因此我們不為日本人憤怒，不為陳水扁憤怒。在今天，我們只為歐陽懿先生憤怒。我們只為中國這個國家、為四川這個省份、為我們自己慘澹的人權狀況感到憤怒和悲哀。
我們善意的提醒地方和最高當局，不要再愚蠢地製造這樣的憤怒和悲哀。……我們也善意的呼籲中國的公眾，關注歐陽懿先生和一切中國政治犯的人權，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人權。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就是真正的愛國。如果不能表達對同胞的同情，就表達對專制者的藐視。如果不能用嘴，就用一個眼神。……因此我們向社會發出最強烈的呼籲，最飢餓的呼籲。……
我們也要向每一位員警和便衣理直氣壯的發出正義的威脅：任何超出法律許可的行為都是不可諒解的。逮捕是可以辯護的，毆打是不可辯護的。拘留是可以辯護的，綁架是不可辯護的。審訊是可以辯護的，恐嚇和逼供是不可辯護的。未來的中國社會，包括今天的每一位沉默者，以及你們自己的同事、父母、妻子和子女，終會有天良復甦的一天。那一天，他們將永不會原諒你們因為恐懼、脅從和貪婪更高的權力，而對這個國家犯下的罪行。
余傑：監牢裡的「正義」
余傑4月12日撰文「監牢裡的『正義』」，發表在《觀察》上，文中寫道：
一個普通的囚犯顯然比曾經高高在上的程維高之流以及更加高高在上的某些「黨和國家領導人」更有人性中良善和真誠的一面。對於像郭光允、歐陽懿和廖亦武這樣的勇士而言，他們寧願成為囚徒們的朋友，而不願成為官僚們的朋友——只有同流合污，才能成為官僚們的朋友。他們有過成為官僚的朋友和走卒的機會，但他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們深知，在中共「優敗劣勝」的體制下，身居高位者一般都是沒有人性、沒有感情的「政治動物」。於是，這個社會最後的「正義」居然自存在於監獄之中——這也許是中共宣揚的「依法治國」的惟一成果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