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由於改革開放的屢遭挫折，由於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出現的矛盾、危機和混亂狀態的日益嚴重，中共的保守勢力又撿起了毛澤東的那一套來。與之相呼應和並存的是，社會上許多人也想讓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並且還津津有味地盛讚起那時的所謂「好處」來，這無形之中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小氣候。面對這股歷史逆流，考慮到其對中國的嚴重影響，不能不令人深深地憂慮。
毛澤東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作為一段歷史，它又給整個中國以及中華民族帶來了什麼？讓我們把鏡頭推到那個時代，一起看看吧。
1949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誌著毛澤東時代在中國的開始。在這個所謂的「人民共和國」裏，共產黨憑藉暴力構建起以一黨專政、經濟統制和思想一律為標誌的專制大廈。一黨專政使得共產黨的領袖事實上掌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國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最終實際上都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它既不受制約，也不受任期限制，更談不上人民的選擇，這使得憲法上明確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政治協商會議、其他黨派和社會團體與組織，甚至共產黨自己的中央委員會都變成了事實上的政治花瓶和投票機器。他們除了舉手同意和鼓掌通過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功能，淪為維護、實行和縱容獨裁的工具和手段。政府也蛻變為獨裁者意志下俯首貼耳的政治執行工具，而喪失了管理國家的獨立的應有職能和可能，喪失了維護國民利益的職責。權力的高度集中和至高無上，導致了政治的極端化。它吞噬了經濟、文化和科學。進而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會生活以及人的大腦和良心。除了權力的擁有者（如毛澤東）之外，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它的奴隸、工具和手段。人民在事實上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利，唯一的選擇就是依附於它，無條件地、絕對地服從於它。在它面前，個體的人格、尊嚴和生命價值喪失殆盡，只剩下抽掉靈魂的肉體和類似機器的功能反應。這極大地傷害和扭曲了中國人的心靈（如通過玷污自己或侮辱他人所進行的「鬥私批修」、開批判會以及全民族的大背語錄，大跳「忠」字舞等），使整個民族處於全面的精神退化狀態。
由於權力的壟斷化和私有化，由於人民權利的被抹殺，使得整個社會除了層層向上直到毛澤東的無限負責的序列外，不存在個體間和個體與社會間的相互責任，真正地體現契約精神和符合公共意志的法律便無從產生，整個國家處於明顯的人治狀態。由於沒有社會共同認可、遵守和服從的統一規則，由於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協調和平衡，整個社會生活就不會良性而有序地進行，社會動盪和週期性的危機爆發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例如十年浩劫，例如「七、八年來一次」的叫囂）。由於個體無法運用法律來保護自身的正當權益，社會正義也就無從確立，黑暗、罪惡和恐怖也就必然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當然是不包括專制權力的擁有者──毛澤東本人了，但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就不可能倖免遇難了）。正是在這樣的人治社會中，毛澤東才能通過「藝術地」操縱人民與敵人（請注意：只要現實政治需要，敵人是可以不斷創造的。其衡量標準即可以根據先天因數──如出身、人際關係，也可以根據後天表現──如思想、服從程度，能否跟上或歷史上的陳年老帳，甚至任何根據都可以沒有，只不過是需要「靶子」、「替罪羊」而已）這條界線，隨意地在除他之外的每個中國人的面前、腳下晃來蕩去，以恐嚇和威脅人民，並依靠暴力專政和製造種種人間悲劇來強化他自己的專制統治。在這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裏，不存在基本的人權，存在的只是專治者的嚎叫、意志和要求。而人的最本質的合理欲望，人本身的權利也就變成了一種別人的恩賜和別人利用來控制自己的手段。所謂的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獨裁者專政，並作為一把利劍高懸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社會員警化、苛政酷刑、地獄般的監獄等等也就是必然的了。於是，全社會都變成了被監視管制的物件，所有的人都是潛在的囚徒，整個中國就是一座巨大的巴士底獄！
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權力私有制的社會裏，維持政治運作的機器──官僚機構的鮮明特點是：所有的官員都不是經事先確定的合法程式、由人民落實認可的代表選舉產生的，而是由獨裁者一級級任命的，並充當其執行人的角色；自上而下直至每個個體的隨意控制和自下而上直至獨裁者的無限負責相結合。由此，處於獨裁者之下的任何官員都具有雙重的身份，它既是其上司的奴才、又是其下屬的主子。因此，他對於下屬敢於盛氣凌人和姿意欺壓，而對於上司則必須善於阿諛奉承且忠心耿耿。這樣制度下的官員不可能具有自己的主體性和主動精神，不可能把增進人民的福利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對人民負責。他們最為關切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權位或者爬得更高些，為此，可以不惜任何代價，甚至做出喪盡天良之事以討得上司的歡心（如三年災害時期，當時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靠高徵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興建了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其中毛澤東的別墅最為寬大考究。而在這同時，河南全省竟餓死了數以百萬人計的人）。所以，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呈金字塔形的官僚機構中是不會有任何市場的，它只是一塊騙取人民信任、支持和服從的招牌罷了。真正的事實是，在廣大的中國人民面前，自封的「公僕」變成了大大小小的主子，毛澤東就是這個主子系列中凌駕於一切人之上的最大主子；而本應該是國家主權所有者的人民則變成了他們的奴隸，變成了可以隨意驅使和壓迫的物件。專制的本性使得這部官僚機器只能大量製造油滑奉迎的政治庸人、毫無個性與行動願望的政治懶人以及不惜任何手段和代價以追求權力的政治野心家和暴君，而真正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擁護的官員則寥落晨星，且無以倖存。該官僚機構不但在政治運作上是封閉的，消極的和低效的，而且還必然產生和不斷強化政治腐敗、任人唯親、勾心鬥角、結黨營私以及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欺上瞞下、官僚主義和不負責任等等醜惡現象和弊病；所有這些都是它的不治之症，是無法通過自身加以克服和解決的。
同封建王朝不同的是，共產黨的王朝的王位繼承不限於一家一姓，而擴大到其的最高層。由於王位繼承繼承沒有明確的規則可循，由於王位所代表的巨大權力及其不可分割和或讓，使得權力的更迭不可能借助合法的事先程式和平地、文明地進行，而只憑藉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非程式地實現。故此，爭奪共產黨王朝的最高權力的鬥爭充斥著毛澤東時代的國家政治生活（如毛澤東同高崗、劉少奇、林彪等的鬥爭）。這種權力鬥爭不僅在政治領域中進行，而且還擴展到包括經濟領域，文化領域在內的整個社會生活，殃及和牽扯到許許多多無辜的人民。伴隨著權力鬥爭的是對整個社會的浩劫。國民經濟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嚴重破壞，社會財富損失殆盡；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其中包括眾多的民族精英）變成了它的殉葬者和犧牲品，整個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也受到極大地摧殘。其殘酷性之烈、破壞性之大，「文化大革命」即是其最佳明證。
為了強化這種反科學、反人道的獨裁統治，毛澤東及其共產黨加強思想控制，強制輿論一律。通過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神聖化、經典化和意識形態化，通過社會生活的泛道德主義，鼓吹「心靈深處鬧革命」和樹立雷鋒之類的道德典型，通過提倡個人崇拜和一次次地造神運動，通過新聞輿論的官辦化與壟斷化、強調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和進行欺騙性宣傳。通過殘酷的思想迫害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來禁錮人民的思想、泯滅人的精神和造成絕對的人身依附關係，來推行愚民政策和進行奴化統治。
專制政體片面地強調某個人的思想（如毛澤東思想），並把它推到極端；同時又無限誇大其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使其萬能化；這種唯一性和壟斷性，最終必然導致思想的宗教化和整個社會實踐的停滯、思想的專制造出了人間的奇跡。在這個高懸於每個人頭上的所謂「神靈之光」的照耀下，在這種巨手揮間、萬眾齊動、整齊劃一、步調一致的態勢中，數萬萬人全部喪失了大腦機能和思想智慧、喪失了個體人格和批判選擇、喪失了積極主動和創造精神。大到社會實踐，小到日常起居都只能依靠一個僵死的教條來導引和決定。整個中國就剩下獨裁者──毛澤東一個人、一個大腦了，而其他的中國人則被虛無化和工具化，甚至連「人」這個名稱也無權享有了。那些試圖表達自己獨立思想和獨到見解的人，則成了殘酷的思想迫害物件和用作恐嚇人民的樣板（如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運動，全國因言獲罪的就有五十余萬之多。他們在精神和肉體上遭到殘暴的、不公正的、非人道的對待長達廿餘年，這是幾千年封建王朝所無法比擬的）。千千萬萬人的自由思想權利的被掠奪，豐富多彩的人類社會生活的被扭曲，就使得整個社會的科學理性精神和天賦人權的權利意識無從確立；使得個體以至社會喪失了對未知和理想的追求，任何思想突破和社會變革也就無以產生；使得決策的科學化和失誤的糾正都變得不可能，整個社會處於內耗的惡性發展之中；其結果就必然是無視人、剝奪人、壓迫人的不人道的醜惡現象到處氾濫以及社會發展和民族進化的長期停滯和倒退。
為了使對毛澤東專制的認同由外在的強制轉變成為億萬蒼生的內在自覺，毛澤東這個獨裁者所作的一個重要的「創造性」的工作就是，憑藉強大的宣傳機器、完善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具體措施對人民進行無休止的意識形態似的道德說教。其中包括：神話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神化權力意志，並在愛國主義的旗號下鼓勵和要求人民對其的無限熱愛、無限忠於和無限服從；強調鬥私批修、大公無私、無私奉獻和集體主義，要求個體對群體、國家以至獨裁者自身承擔無限的道德責任，以抹殺人性；通過使整個社會生活的人倫化以泯滅人的權利意識和使人民認同其統治秩序和特權利益；借助極端鼓吹艱苦奮鬥、「越窮越革命」和提倡窮過渡的禁欲主義和平均主義，壓抑和遏止人的幸福追求，以使人民滿足於現狀，滿足於貧困的生活；通過所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自我改造以及持續不斷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整肅，強化人民的奴隸意識；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和批判「白專道路」，貶低和否定知識價值，摧殘和壓制人才，妄圖使人民永遠處於愚昧的狀態；等等。道德的政治化，使得本應是為維護良好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以保障個體的尊嚴和充分自由發展為目的的人類共同生活及行為準則和規範的道德走向了反面，墮落成為維護專制獨裁的工具和「吃人」手段。道德的異化導致了人本身的異化。主奴根性、人身依附、求安認命、不求進取、愚昧無知、自欺欺人、呆滯僵化、懶惰怯懦、冷漠麻木、虛偽自私、心理變態等等成了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通病。再配以毛澤東式的「階級」概念和永不間斷的「階級鬥爭」，更使這些人類的劣性極大地擴張。檢討自己、批判別人、揭發「罪惡」、劃清界限、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演出了一幕幕聞之喪膽、觸目驚心的人間悲劇。這種專制統治所製造的「吃人」道德，不但沒有助人向善，反而啟人為惡。它帶給中國人民的不是愛，而是刻骨的、自向的、相互的仇恨！在它的作用下，偌大的中國變成了「吃人的筵席」。心靈的扭曲、人性的壓抑、相互的仇恨、人心的隔閡，使中國人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
思想專制和政治鬥爭在文化領域的進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聖旨化，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論，嚴重地違背了文學藝術自身發展的規律，極大地扼殺了文學藝術的生命力，造成了文學藝術的創造窒息和發展萎縮（如文革期間，除了江清搞的「革命樣板戲」之外舉國上下已經沒有了任何其他的藝術表現形式和作品，又如我國沒有任何一位作家獲得過世界最有權威的「諾貝爾文學獎」，這是與我們歷史悠久，而又自稱文化發達的人口大國極不相稱的）。這使得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長期處於貧乏的狀態。惡劣的、畸形的文化氛圍反過來又促進和強化了人本身的異化，形成了對中華民族文化進步的歷史性阻礙。對歷史進行意識形態式的解釋和描述，歷史的政治化–即為專制政治服務，導致了對歷史的篡改、導致了歷史的虛假性、簡單性和機械性。這使得中華民族不能明智而有效地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不能科學地認識人類發展的歷史規律，從而也就不可能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選擇合理的、符合理性的發展方向和道路，從而就必然一再重蹈歷史覆轍且不能自拔。在政治掛帥、一切服從政治的叫囂聲中，教育也未能倖免於難。「向貧下中農學習」、「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德育為重的「又紅又專」等的奴化考慮和對教育的庸俗化認識以及對教育和其體制的「革命」，破壞了教育培養人才的固有機制，否定了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的客觀性、特殊性和系統性，浪費了大量的寶貴時間和資金投入。再加上十年浩劫取消了正規的大學教育和教學科研以及對履行教育職責、承擔知識傳播的知識份子的一再整肅和清洗，使得我國教育在「教」與「學」兩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長期的空白和短缺。其結果導致了我國科技水準的的長期滯後以及與世界先進水準的距離拉大。而作為科學技術載體的知識份子，其在總量上的不足、結構上的失衡、承接上的斷代（如文革期間教育就基本上未培養出任何人才），嚴重地影響和制約了科學技術的作用發揮。成為制約當時、甚至現時和未來我國發展的強勢因素。由於知識份子服從的是科學理性和人類良知，而愚昧的人才會服從專制，因此，毛澤東作為一個獨裁者，極端仇視知識份子，極盡諷刺、打擊、迫害之能事，是一個典型的對知識份子的虐待狂。加上小農意識、任人唯親、人才的非自由流動、分配和結構佈局的不合理、學非所用、用非所學、養而不用、用而不信、工作環境惡劣、經濟待遇低等原因，使得我國僅有的知識份子也難以人盡其才、難以心情舒暢地工作。整個社會也缺少有利於人才孕育、並脫穎代出的氛圍和激勵機制。所有這些，使得知識份子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對社會施加積極有效的影響；使得知識份子相對于社會社會進步而言，其必然的主導作用和巨大貢獻長期以來很難在我國成就。這也是導致我國在發展上長期服從統治需要和主觀意志，而不是遵循於科學理性，並一再違背客觀規律的基本原因。所以，在這個所謂的「毛澤東時代」，才會有類似「大躍進」那樣的鬧劇，才會有「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
毛澤東及其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以後，沒有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適時地扶助民族資本經濟的發展，通過充分發揮資本擴張的職能，將中國經濟推向近代化和工業化。反而從維護和鞏固獨裁統治的政治需要出發，在廢除私有制和剝奪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或稱產品經濟。實際上只是自然經濟的一種現代表現形式）。數十年的經濟實踐證明，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不可能真正持久地促進和保證經濟的成長和進步，而且其本身所固有的反商品經濟性質，使得商品經濟相對於自然經濟來說，對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這一歷史事實無法在中國實現，大大延誤和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由於廢除私有制和否認經濟的多元性，社會經濟再也無法依靠市場來組織，有關投資、生產、消費的基本決定都不可能由個人或團體在市場中自主作出，整個國家的經濟運作和生產進行也就不得不依靠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來組織調解和推動。而所謂的計劃經濟，就是企圖通過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對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實行統一的計畫領導和管理來組織實現。其建立的理論基礎，就是認為經濟本身的發展存在著一個客觀的比例關係，而這種比例關係是可以預先得到認識和把握的；在此基礎上，整個經濟的發展就可以通過完善的計畫來加以控制和實現；從而也就能夠保證我國的經濟以比資本主義經濟更高的發展速度和更大的效益趕上並超過之。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模式，不能不承認其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力。但是，由於以下原因，計劃經濟代替了個人的自由選擇，因而個人追求經濟利益的動力受到了限制；集中決策無法掌握大量分散的資訊，因而不能充分靈活地滿足豐富和多變的社會需求；使得這種計劃經濟本身就存在著先天性的缺陷。再經過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的專制政體廿餘年的運作和實踐，更具有了主觀而非客觀、靜態而非動態、消極而非積極、封閉而非開放、僵化而非靈活、強束而非自由、惡性而非良性、內耗而非擴張、死氣沉沉而非充滿生機等等一系列的鮮明特點。
在這個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毛澤東及其中共照搬蘇聯史達林的經濟發展經驗，利用對整個社會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進行超經濟剝奪而聚斂起來的巨大財富優先發展重工業。這種政策的長期僵化執行，使得重工業超常規惡性膨脹，而非重工業和其他社會生產則日益相對萎縮，整個農村和大多數人口被強制地隔離在現代經濟發展之外，生活消費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必要環節被強制弱化。這嚴重地割裂了經濟本身的內在聯繫，造成了整個經濟的宏觀比例失調，使得我國經濟難以形成有序的良性迴圈，重工業本身的再發展也受到了遏制；經濟依附於政治和為政治服務，以及政治鬥爭對經濟的不斷衝擊，使得經濟的發展政策不能保持必要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而處在極點之間的搖擺動盪之中。這種有害的震盪效應，導致了經濟發展上的大起大落和經濟秩序的更為惡化；以小農意識和政治需要來管理現代化經濟，使得條塊分割、遍地開花、大而全、小而全和生產要素的非自由流動，使得在我國不能依靠市場建立起自由競爭與自由選擇、並互啟互勵的社會經濟機制，使得不能真實反映產品價值的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長期畸形存在。這導致生產要素不能按照價值規律的要求自由組合和優化配置，導致生產力佈局的不合理和各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導致在經濟上難以形成規模效益和充分發揮地區與行業優勢、並在此基礎上取得應有的宏觀效益，導致整個經濟體系喪失了自我調節、自我完善、自我促進和自我擴張的能力；高度集中的財權，使得國控資金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賦稅的提供者──「納稅人「（包括每個通過勞動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的人）無法影響、決定和監督這部分國控資金的流向、使用和處置，經濟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就無法實現。而違背科學的唯意志論、瞎指揮和好大喜功在經濟上的表現，又使得所謂的「釣魚」工程、無「米」、無「火」、無配套、無市場、無基礎設施的工程和災害工程到處氾濫。這不但未能使相當大的經濟投入產生效益，反而形成騎虎難下之勢，成了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造成了巨大的浪費；用戰爭手法和政治運動來搞經濟建設，不顧效果和可能片面地大搞人海戰術、疲勞戰術、樹典型、一刀切以及與勞動力價值嚴重分離的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極大地愚弄和傷害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及勞力付出的非等價交換和剝削，製造了許許多多的啼笑皆非的國際玩笑；國家的意識形態化和「輸出革命」論，使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地位。加上經濟上的閉關鎖國和意識形態式的「自力更生」政策，使得我國經濟斷絕了與世界經濟的應有必要聯繫。這使得我國不能夠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間的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有利條件和發展機會，以提高和促進我國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數次喪失了實現經濟騰飛的契機；單一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不但極易造成經濟發展的矛盾和危機，而且由於其自身具有自掩性機制，使得這些矛盾和危機很難或不可能得到預先的、主動積極的發現和解決，極易釀成重大的經濟危機。而調節和干預手段的唯一性，又使得整個社會面對經濟危機無能為力，除了付出巨大的代價以繼續維持惡性循環之外，沒有有效解決的可能，更談不上對危機的創造性轉化以實現新的增長，整個經濟如履薄冰，隨時處在全面崩潰的邊緣。這一切說明，這種專制政體下的、政經合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宏觀上就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具有一種「自殺」的功能。
在這種國家統制經濟下，由於全部生產資料的「公有」和否認私人產權，社會上只存在由國家控制和支配、歸國家屬有的企業。任何個體都不可能明確而具體地擁有任何生產資料，從而也就不可能自主做出有關投資、生產、消費的基本決定。由於政企職責不分，單純依靠行政指令管理企業，政府計畫代替了為利潤工作的企業家，企業實際上成了行政機構的附屬物而不具備法人資格。這導致了企業責權利的分離，使得企業無法靈活適應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和充分有效滿足千姿百態而用瞬息萬變的社會需求。由於不承認商品經濟，忽視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就無法確立。這使得降低成本、技術革新、提高效益、挖掘潛在需要和進行創新等等，對於企業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再加上惡劣的宏觀經濟環境、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殺雞取卵」、「鞭打快牛」和低消費政策，使得生產者喪失了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喪失了發展的必要和可能，企業也就不再具有自我增值和自我發展的能力，而變得日益懶惰、守舊、依賴和缺乏創新。這最終導致了企業內部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和低產出、低品質、低效益長期並存的格局和積重難返的態勢。事實證明，這種體制下的企業，不但不能夠為社會提供有效需求和創造遞增財富，反而愈益成為社會「養老金」的享有者，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黑洞」。
正是由於作為統制經濟實現手段的計劃經濟本身所固有的種種反經濟性質和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使得長期以來我國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不但不能促進經濟的應有增長，反而成了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誘因和催化劑，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使得我國經濟未能象日本、西德及亞洲四小龍（這些國家和地區基本上與我國同時或更晚起步）那樣崛起於世界，反而長期處於最不發達國家之列；使得中國人民在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的同時，隨著人口的無限制縱容性增長（毛澤東的傑作之一），生活卻日益貧困（連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無法得到起碼的保證）。一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史說明，在毛澤東時代，伴隨著廿餘年專制政體的我國經濟，是以巨大的生產要素投入、巨大的資源浪費、嚴重的生態失衡和環境污染、以及人民生活的長期貧困和中國人民的巨大熱情與精神的犧牲為代價，而得以苟延殘喘、惡性循環的。到了毛澤東晚年及逝世時，中國的經濟已經處在崩潰的過程之中。
另外，經濟統制與一黨專政、思想一律的並立，使得個體的自由存在和才能的充分發展成為「天方夜譚」，使得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得不生活在一種有形無形的「組織」之中。嚴密的控制不但為人民在政治與經濟上遭受奴役、精神上遭受折磨提供了可能和條件，而且還使人民沒有任何解脫之道、逃避之能，而只能認可一切不幸的強加。真可謂設計之周、殘酷之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剝奪私有財產，不承認私人產權，使得個體人格和尊嚴的建立和保持失去了實在基礎，使得是包括政治自由在內的其他一切自由的關鍵的經濟自由無法確立，從而最終導致在我國不可能存在基本的人權。而對人權的任意踐踏也就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的了。個體無經濟自由，也是導致我國長期處於專制統治和人治狀態，而未能建立民主政治和實現以法治國的主要原因。權利私有制與經濟「公有」制的相互扭結，即政經不分，也是導致今天權利商品化、商品權利化和官倒橫行，腐敗成風的基本原因。
如果說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標誌著毛澤東時代結束（實際上它還遠未結束，仍然僵而不死）的話，那麼這個以一黨專政、經濟統制和思想一律為其主要特徵的「毛澤東時代」，其在歷史鏡頭上的畫面迭印大致就是：無休止的政治折騰、踐踏人權的暴力專政、窮過渡的物質生活、惡性循環的落後經濟、清教徒式的道德壓制、高強度的思想控制、極度匱乏的精神生活、自相殘殺的「人肉筵席」、等等。作為一段歷史，「毛澤東時代」還給中國留下了十分豐富的「遺產」。失去了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而卻具有多種人類劣性及十分善於內鬥的巨量人口；專制、腐敗、無能的政治機器；千蒼百孔、惡性內耗的經濟系統；保守僵化、毫無生機的思想文化；限制人權、人治色彩濃厚的法律體系；相當貧困、溫飽還未能滿足的人民生活；人才奇缺、嚴重落後的科技體系；單調封閉、死氣惡化的人文社會。所有這些都將對我國的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的影響。甚至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
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巨人」（這是他本人、中國社會、中國人民的共同創造物）。但是，飽經磨難的中華民族不需要這樣的「巨人」。這樣的「巨人」不但不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翹首企足的幸福和強盛，反而只能帶來無盡的災難和滔天的罪惡。1979年以後所進行的改革開放，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意義。但是，還很不夠。現實的種種矛盾、危機和動盪，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的不徹底。而阻擋徹底變革的主要原因就是「毛澤東時代」的陰魂不散，並且仍在繼續延續和頑強複製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可能帶著五十年代的世界觀來解決九十年代的問題，更不可能讓歷史倒流。只有徹底批判毛澤東，徹底批判毛澤東思想，徹底擯棄「毛澤東時代」，徹底廢除一黨專政、經濟統制和思想一律的專制政體，並在此基礎上重建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標誌的共和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思想自由化、國家法治化和軍隊國家化，中華民族才能擺脫專制的魔掌，掙脫傳統文化的羈絆，才能擺脫厄運，走向新生。
聽，歷史輕輕的喃喃聲……
聽，人類前進的腳步聲……
祈願我中華民族：永遠牢記「毛澤東時代」；永遠不再回到「毛澤東時代」。
雲生
1990年8月於大慶
雲生按：這是一篇十幾年前寫的舊文。鑒於現在仍有人在試圖為那個時代招魂，特原文刊出以駁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