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
「新聞天地」千字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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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前面所說的敵我堡壘分明中，也掽到過少數例外，譬如瀋陽「新報」中，有一位劉姓主筆，每天我們都聽到他在辦公室中，大罵政府，他寫的文章也很鋒利，愛走偏鋒，在當時我非常懷疑他是個匪諜，但在瀋陽陷匪之後，他逃得比誰都快，而且在逃難的途中，又大罵共匪。
在北平淪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罵政府的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後，碰到他時，他卻勸告筆者，快些逃走，那時他又說：中共匪幫，比起國民黨來要要壞上千百倍，那時他卻又讚揚國民政府雖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卻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則是暴政。
不過在瀋陽時代，所有的記者中，我仍極喜歡「申報」的特派員韓清濤。那時韓清濤除了擔任「申報」的職務外，並在「和平日報」任經理，也是上海「新聞天地」的駐東北區代表。
當時的「新聞天地」週刊，是全國知識界所最愛讀的一本新聞性雜誌，全國各地的記者，多以文章能在「新聞天地」發表，是件榮譽。同時「新聞天地」的稿費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選用些好文章。同時由於「新聞天地」刊載的內幕新聞較多，所以它也成為各地軍政首長必讀的刊物。
由於韓清濤兼任「新聞天地」駐東北的代表，所以我們住的地方，釘了三塊牌子，一塊是上海「申報」特派員辦事處，一塊是上海「大公報」特派員辦事處，另一塊則是上海「新聞天地」駐東北代表辦事處。
韓清濤是一位很樸質的人，他的外型和談吐，很像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談話時就極其謙虛，面帶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聞天地」空運到瀋陽辦事處時，報販用現金搶購，韓清濤怕報販因搶購打鬥，特限定每人僅能批發二十本，但後來的人，仍買不到書，常常吵吵鬧鬧而去。但清濤卻決不發脾氣，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韓清濤在瀋陽的那段時期，把他的老父從鄉間接來奉養，韓老伯是典型的北方莊稼人，他老先生看著我們每天吃飯時，總是大米，白麵，似乎從內心感到不安。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太會浪費。
鈔票像一塊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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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薪水不差，瀋陽「新報」，每次發薪，都領到像磚頭似的，厚厚一大堆鈔票，但我從那時起就不會理財，也沒想到理財。每次發薪水，除了接濟我的一位念高中時的一個盧姓同學的母親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連數都不數，就放在皮箱中。當然第二天的幣值，遠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把現鈔買成袁大頭──銀幣，或者黃金。每天想的衹是怎樣採訪新聞，怎樣寫一篇夠水準的通訊稿或者特寫稿。
說來也奇怪，我自六歲隨父親下關東，是來自田莊的孩子，我讀大學時，雖然環境好些，但在童年時代確確實實過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見別人過的苦日子。但我卻從來不重視金錢。兒時讀論語時，特別喜歡子路所說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著昔日的豪情。
我不會理財，不重視財帛，可能和我讀過一年私塾的教育有關，那時我的啟蒙老師姜孝友師，常常告誡我，大丈夫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凡「尋田問產」者，終非大器。我的半生，雖然沒有成什麼大器，但卻也不屑於尋田問產。當然這一觀念，在今日工業社會中，已顯得落伍。
在瀋陽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別值得我記憶的是我有一個軍方的好友楊溫將軍，他是新一軍五十師的師長，他每自防地歸來，必然到辦事處來看我，並在我們的辦事處吃飯，他每次來時，吉普車的後面，也必然載著幾包白米和幾袋白麵，我和韓清濤吃不完時，就一袋一袋的送給盧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讀書時，同學的母親家裡。因為他們家的情況不好。所以一直住在東關的貧民區。
後來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這個小的「文化戰犯」時，我就躲在盧家，盧伯母並且告訴我說：如果匪幹真的搜查到他家時，就稱我是她的兒子。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梁華盛與活動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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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瀋陽失守的前三個月，衛立煌決定把瀋陽防守區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於是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梁華盛將軍，便被調回廣州綏靖公署擔任副主任。新任警備司令則由胡家驥將軍充任。職權僅為防守瀋陽城區，較過去瀋陽區防守區司令的範圍為小。
梁華盛將軍，在瀋陽做了五個多月防守區司令官，他交接時，東北的形勢，正在走向下坡，那時和他一道離開瀋陽的還有馬占山將軍，馬占山之離開瀋陽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無可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離去。
梁華盛將軍，自吉林撤守後，他到瀋陽確實想做些事情，但客觀的形勢，也使他沒能發揮什麼力量。不過在他的任期中，曾經想出了在瀋陽週邊，設立活動碉堡，所謂活動碉堡，就是用厚鋼板製作的堡壘，下面有輪，可以在軌道上推動，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槍孔向外射擊。也可以推動堡碉在軌道上運行。像似活動的裝甲車。梁華盛將軍的活動碉堡設計成功後，曾約邀記者們到現場參觀。但約定不發表新聞。免得敵人知道我們有了這種設計。此外梁華盛也鼓勵城防駐軍和軍醫院，利用空地種菜和養豬，以備局勢惡化，城區被共匪封鎖時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鑑於長春被圍時，城內缺糧缺菜，所作的未雨綢繆之策，遺憾的是瀋陽最後的結局，竟是不戰而退。
所以梁華盛將軍到了東北末期，他返回廣州擔任余漢謀的副主任前，也沒有了他初到東北接收時的豪氣，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時，當共匪圍攻吉林最緊張時期，他忽然自瀋陽坐了一架L5小型飛機，冒著大風雪，迫降在哈達灣機場時的精神。
石覺的十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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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三十七年，瀋陽失守的幾個月以前，瀋陽的記者團，也曾經計劃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覺兵團，但由於剿罪總部沒有交通工具供應，致沒能成行。
石覺將軍所率領的十三軍和趙公武將軍所率的五十二軍，是首先出關的國軍部隊。五十二軍後來由劉玉章將軍繼任軍長，十三軍則一直由石覺統率。十三軍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關，經綏中、興城，然後下錦州、義縣、阜新、彰武轉往北票。過朝陽、葉柏壽、凌源、平泉，最後駐守承德。
承德是熱河的省會，在滿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獵的地區，政府接收後，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劉多荃，後來由范漢傑兼任省主席，石覺部隊進駐承德地區後，中央在承德設置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石覺則擔任綏靖區的司令官。
這支部隊，是最先出關的國軍，也是最後很完整的撤回關內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在瀋陽失守以後的半個多月，才有秩序的從承德撤到張家口。算是剿匪戰史中的一個奇跡。當然十三軍的軍紀很好，在駐在地區，從來沒有聽說有過擾民的事件發生。也是這支部隊，能全師而退的原因之一。而當年在東北的將領中，下場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覺和劉玉章兩位將軍了！石覺目前的職務是考試院的銓敘部長，劉玉章也累官至陸軍上將。而且是守金門的名將之一。
早年在東北叱吒風雲的將軍多已風流雲散，熊式輝在經商失敗後，隱居於臺中地區，垂垂老矣！梁華盛來臺後，沒有再擔任軍職，人們偶而看見他在西門一帶的電影街看一場電影。住在臺中的孫立人，也深居簡出。
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范漢傑等兵敗被俘後，陷身匪區。衛立煌後來自動投匪，已在幾年以前死亡。據說衛立煌在香港時，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鈔。以防止鈔票發霉。那些錢，當然是當年在東北搜刮所得。到頭來卻也兩手空空。他死在匪區，就如同死掉一條小狗那樣，無聲無息。
赴撫順煤礦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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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撫順煤礦採訪。那是由於煤礦中一個留用的日籍員工，投書「新報」，說撫順煤礦經國人接收後，已經把礦場糟塌得不成樣子，用殺雞取蛋的方式，進行開採煤礦。那位日籍員工，覺得他過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礦場上，不忍見到一個礦場就那樣被毀掉。同時早期派往撫順接收礦場的張莘夫被俄軍主使共匪殺死，他的血跡未乾，中國人何以竟不珍惜這個事業。
「新報」社長徐露放，接到那封投書，頗為激動，他要我悄悄的到撫順煤礦去看一下，訪問幾個下層員工，特別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員以外的人。我到撫順後，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礦場採訪。但一接觸中下層員工，上層人士馬上趕到。現在我已記不起場長的姓名。能夠記得的是他們在當天中午，就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記者。但卻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魚大肉而謝絕。於是他們又要派專車和專人，在我採訪後，陪我回去。他們提供了好多資料，都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但他們也沒有拒絕我訪問員工，和由我選擇的地區採訪。
自然我回去時，也以坐火車較為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他們派專車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寫一篇報導煤礦的黑幕的文章。我記得我回去後連寫了三篇有關撫順煤礦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殺雞取蛋」。
撫順煤礦當局，提供我的資料，大約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聞目睹，實地採訪所得。那三篇文章寫的很火爆，後來接到了礦場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員工，稱道那篇文章寫得很公正的信。
在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幾個月後，就會撤退，所以亟希望那個礦場能夠好好的開採，好好的經營，如果真的預料到東北的變色，會那樣快，也就不必寫那幾篇文章了！
連瑣式的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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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份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採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台子，稱做「民主講台」，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麥克阿瑟的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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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週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衹有順著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著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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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佈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佈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份，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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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干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小公館中，自然也藏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裡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淒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著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瀋陽末日」記
宣佈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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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闘;，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烟，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闘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他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著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裡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佈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裡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裡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