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北明採訪報導)在這一次的《華盛頓手記》專題當中，要為您播出對中國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浦志強律師的專訪。浦志強律師是中國二位作家陳桂棣、吳春桃的辯護律師，這二位作家在他們的長篇調查報告《中國農民調查》中，披露了安徽農民面臨的種種困境，觸怒了當局，被告上法庭。
浦志強律師也是關注中國新聞言論自由、涉入中國新聞侵權案件最多的的律師；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間，他應邀到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法律中心，做短暫的學術交流和訪問。
浦志強：「這本來是一個學術性的一個交流，我希望瞭解一下美國法律中，對於類似於新聞侵權和毀謗訴訟這樣的一些個案，是怎麼樣處理的？它的原則究竟是什麼？以及這樣的一個原則，對中國下一步言論開放和媒體的自由，能夠有什麼幫助？」
本次專訪要請他談一談，他做為一名中國新聞侵權方面問題的中國法律專家，和關注中國政治改革、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的知識份子，對美國相關的現象所進行的觀察和感受。這次播出的是專訪的第一部分，比較中國的類似情況，所涉及的主要話題，包括西方媒體在新聞與評論標準方面的特徵、新聞市場化的特徵、以及新聞專業管理與經濟運作之間的關係。
記者：「浦志強先生，非常高興您能夠來到我們的演播室接受採訪，我是北明。」
浦志強：「很高興認識您！」
記者：「能不能先簡單的概括性的談談，這一個多月在中國法律中心所看到的、聽到的、調查的、和學習的最大收穫是什麼呢？」
浦志強：「最大的收穫應該說是對美國社會有一個直觀的感受，應該說對於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們在中國國內的時候，大家也經常的去探討、去研究，很多的材料已經被一些學者翻譯或者是介紹到中國，我們接受中文資料對這些整個運作的模式和它的內在規律，應該說比較有一些外部的瞭解。所以說這次來更多地是印證了一些瞭解，感覺比較直觀。」
記者：「您能不能舉個例子，比方說印證了哪一些您過去的瞭解？理論上的。」
浦志強：「比如說我覺得在這邊來講呢，可能媒體想說什麼話都不會有人來管，應該是比較自由的。他不會去事先的去想一想，這樣的一篇講話或者這樣的一篇文章，如果發表的話會不會有麻煩，會不會不符合共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要求，總統會不會不高興，我想美國媒體他們不會考慮這些。
但通過我到《紐約時報》這樣的一些媒體去參觀，我和他們的法律顧問也提過一些交談，他們告訴我一篇文章、一篇報導，假設性的報導出臺，應該說是經過很多很多專業的程序，這點讓我感覺，可能是需要我們中國的媒體行業的同行更多的去學習。
比如說，他們的一個選擇會非常慎重，然後一旦編輯和記者認為，當然是按照新聞規律很嚴謹的去做的。一旦他們認為可能會對別人的名譽，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損害的時候，編輯可能會把這樣的文章，交給他們的法律顧問；然後由法律顧問會來考察，去研究這樣的報導會不會有麻煩？會不會違反法律的規定？或者是損害其他人的權利，是否能構成毀謗。當然法律顧問告訴我，發稿的權力是在編輯，不在法律顧問。
那我想中國國內很多的媒體，現在因為調查性的報導愈來愈多，而且我們的社會中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民眾非常希望知道的，也是媒體需要去面對的。但是國內的媒體在處理這樣的一些問題時候，可能整個的情況對記者這樣一種稿子的審查、選擇的確定，包括法律上的把關，都顯得比較弱一點。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原來我在國內的時候呢，陳棠(音)老師說過，最重要的是西方是把觀點和新聞嚴格區分的。媒體的運用中，那就是「觀點」是觀點，「評論」是評論，「新聞」是新聞。新聞側重於對事實的表述，從各個角度不是說用這麼簡單的捕風捉影、望文生義；觀點的話呢，會放到一個評論的專欄裡面去說，單純表達的是報社的觀點，或是編輯記者的觀點。
而在美國的毀謗法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和規則是「觀點」是不會錯的。說浦志強是中國最壞的一個律師，但到底是觀點還是事實都很難說，完全人家可以說你是一個最壞的律師，他可以這樣認定你，但是你可以證明不是。不過你很難打贏他，打官司你很難告他毀謗，他認為你最壞那就是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這樣去做，觀點也是這樣。
回去之後，我會向我所熟悉的一些個編輯朋友，一些媒體的朋友，會再反覆的講我這樣的一種感受。能不能在處理一個題材的時候，有沒有可能為了防止構成毀謗、損害他人權益，把事實的調查做的更仔細一點；把評論、把觀點單獨的、分門別類的說出來，以免將來一旦有麻煩的時候，律師做起來會比較困難。」
記者：「那您剛才說的實際上是說到了我們的專業了。實際上在美國，事實部份做為新聞；評論部分是評論。事實本身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它只說是什麼，不說為什麼；它只說時間、地點、是怎麼回事。那麼這事實部份，我不太瞭解新聞媒體的這個內部法律運作，因為每一個新聞媒體都會有自己的律師，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權益。
但實際上這個事實部份和新聞部份，這個事實的準確性也是任何一個媒體的一個紀律，這不是一個要求，而是一個紀律，必須得這樣。不管是哪一個媒體，它的事實，就記者本身必須要事事準確，編輯本身這也是他要負的責任。
但是官方從來不管這些，這個事實準確是記者的職責，是一個媒體的職責。所以美國有很多媒體在採訪人的時候，他們不存在經濟上的聯繫，就是為了把這個利害關係和事實本身分開，如果一連繫起來事實本身究竟是什麼樣呢？首先在聽眾和讀者的眼睛裡，你就不能夠成立了。」
浦志強：「另外我的一個感覺就是說，因為現在你比方類似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一些比較知名的媒體，他們的歷史曾經非常輝煌，他們的記者所做的一些努力，曾經使得美國的司法，在落實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的過程中前進了很多，很多著名的原則，是通過與這兩家媒體相關的一些司法判例來追蹤形成，並且對美國的政界、新聞界和美國的老百姓所接受和享受的，受用不盡。
那這點上來講，我曾經和他們交談、聊天他們講過，這樣的一個媒體，這麼大的業務量、這麼高昂的成本，他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來自發行、推廣報紙，來自市場，就大家希望認可一個你這樣的東西。
另外，《紐約時報》的朋友特別跟我說，現在面臨著新媒體，包括《互聯網》非常強而有利的競爭，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每天可能在各地要出不同的報紙，這個報紙可能同樣都叫做《紐約時報》，它可能是加多了版本，可能有更多的本地的消息，使得當地的民眾有更好的瞭解自己身邊發生的情況，來擴大他的影響力。
但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注意到就是說，負責內容的編輯應該說是和負責經營的部門是分開的。沒有哪個老闆可以說，我在你這個地方投放了廣告，你這個媒體就不可以說我不好、不可以關心，這個我想也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我想廣告主投放廣告到某一個媒體上，是考慮它的發行量、它的影響力，考慮到它的形象是不是更好一點，而不是考慮它會不會說我壞話。
據我所知，中國大陸的很多媒體，它因為現在也在走一個經營化的道路，廣告的收入對於他們來講非常的重要。有些很大的企業，它在廣告投放上，比如說一些品牌很突出的電器，或者是通用產品的廣告，投放到某些媒體上這樣的一個量是非常大的。
可是據我所知，很多非常重要的廣告，廣告主對媒體的內容是會產生一種影響，比如說這個媒體對我這個企業，或者我的產品或者我本人說的一些雖然是客觀的，但是可能是負面的評價，會影響他的廣告投放的決策，那麼這點，企業危及公關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說這種公關，是運用這種廣告是否投放金錢手段來影響編輯的內容，我認為這個是不能夠接受的。
中國媒體在這一點上，我講需要從經營上需要走一個市場化的道路，但是在內容的選擇上要靠經營和投資，投資是投資、經營是經營，內容是要由編輯說了算的，要由總編輯來決定的。這就說明了在中國這一點上，還有很多的方面上需要向國外的同行來學習。做一個和中國媒體打交道比較多的，也關心到這一點的律師來講，我特別希望能夠把這樣一種感受傳達出來。」
記者：「我想在中國做媒體案的律師大概不是很容易，一個是因為中國的媒體現在還不是私有化的一個媒體。儘管有市場的機制引進了，但是官方還在管著你，你發什麼東西、不發什麼東西，編輯說了不算，上面宣傳部說了才算；每天都有一個值班的，二十四小時在那聽電話，什麼時後來了讓你發什麼，你才能發什麼，不發什麼就不能發什麼，所以某種情況消息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就打了很多的折扣。
而在美國的媒體最大不了，是大公司財團在後面，財團他管不了內容，他有觀點、有傾向，像《紐約時報》偏左，《華盛頓郵報》偏中，還有一些報紙是偏右，它是有關聯傾向的。但是有一點，美國的報紙特別的多，各說其話，所以整體來說他是平行的。」
浦志強：「這點其實應該算是公眾選擇的問題，如果說你老是一種非常偏頗的言論的話，大家可能就會不再買你的報紙，你的影響力就會下降。另外，我覺得中國有句話叫做“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恐怕需要相信老百姓的一種判斷能力。」
記者：「現在關鍵是中國的報紙引進一個市場的機制，這個市場的機制必須是徹底的。比方說《紐約時報》前一陣也出了醜聞了，多少年不太出醜聞的，這個問題是怎麼折騰出來的呢，既不是大財團，也不是政府部門，也不是編輯，編輯還包庇他呢！而包括總編都包庇他。他是怎麼被揭露的呢？他是一個讀者揭露的。
這就是市場機制起的作用，因為報紙真正的老闆是讀者，如果你老寫假東西沒人看了，你競爭不過別的報紙了。所以他們對讀者負責，他們不對政府負責，政府根本管不了他們，也不能干涉他們，他們如果不對讀者負責，不對事情的真實性負責，他們就會損失讀者，他們損失讀者他們市場就小了。」
浦志強：「還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比如說《紐約時報》，假設他想封殺這樣一個消息，我行我素照樣去做，繼續包庇；但是因為這個讀者他會有其他的途徑，會去向別的媒體去反饋。如果說《紐約時報》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而不是由他自己首先提出來的話，如果是由其他的媒體來揭露的話，我想對《紐約時報》來講會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上百年、幾百年來的很崇高的地位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講在完全放開的一種情況下，其實並不會導致媒體失控。因為在這點上應該說，凡是有管制的地方，才會出現失控的這種可能。你要說從媒體的絕對數量來講，我相信中國的媒體數目應該不少，因為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都可以自己編一個報紙，一個縣級設一個電視台也要編本縣的新聞，因為這樣的話，可以把縣委書記到處去考察送溫暖的情況、開會的情況通通都說出來；現在書記是上不了新聞聯播的，但是可以在本縣新聞上一上。
但這樣一個過程我覺得不是一個有趣的競爭，不是一個按照規律來競爭，所以雖然我們有級別很高的媒體，但我們沒有那種享有聲譽的媒體。這個不能不說是一種管制下所造成的惡果，而這樣的一個惡果將愈來愈阻礙中國的開放和訊息的採集、訊息的發布，使我們的老百姓變的非常閉鎖，這點我感覺非常非常的明顯。」
記者：「除了美國媒體從司法的角度，您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感受呢？」
浦志強：「我覺得是這樣的，中國也有憲法，中國的憲法很多的規定，尤其是關於公民權力的規定，我覺得可能應該說在某些篇章上，不要依美國的憲法，不要依世界上最好的憲法，但是實際上中國的憲法始終沒有能夠司法化，中國沒有一個違憲審查的機制。」
各位朋友，這次節目時間到了，就到這結束。這次播出的是對：中國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浦志強律師的專訪。主要內容是針對中國媒體的言論自由、與新聞侵權的現象，探討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度、西方媒體的運作，以及專業方面的管理與經濟方面經營的特徵。
(據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