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世界還未從獲得「流氓將軍」稱號的朱成虎發出的核威脅中醒過神來，中國政府又於7月21日宣佈實施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由於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今年1月與4月連續推出旨在限制風險資本快進快出的「11號文件」與「29號文件」，堵住風險資本退出的管道，迫使風險資本裹足不前，所以這次國際炒家們倒是沒從中國人民幣升值中得到多少好處。
匯率制度雖然改變，美歐諸國卻笑不出來
但從中國政府這次升值的幅度來看，無論如何都有點讓美歐諸國上當的感覺：首先是這種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實際上非常不透明――所謂「骯髒浮動」的「骯髒」就在於這種不透明；其次則在於所謂千分之三的上下浮動區間。――這「千分之三」的浮動匯率並非始自這次所謂「人民幣升值」，在此之前，人民幣匯率就在1美元兌人民幣8.2770元左右窄幅波動，波幅被限制在0.3%。如果要回溯中國的匯率制度則更妙，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餘永定的說法，中國早在1994年就已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只是後來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收窄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幅度。
唯一的變化是以前是盯住美元，而現在則提出「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在中國外匯儲備幣種過於單一的情況下，盯住「一籃子貨幣」多少讓一些預測家們失望，因為當時有許多人設想的方案是一次升值到位，繼續盯住美元。
如此「人民幣匯率改革」，無怪乎中國的紡織業有如放下一塊大石頭般輕鬆。有專家估算，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出口產品利潤都會受到較大影響，其中棉紡織行業約下降12％，毛紡織行業下降8％，服裝行業下降約13％。假如人民幣升值5％，大部分沒有技術含量和品牌，靠低價位策略生存的中小企業勢必被擠出市場。
而如今只升了2％，今後的漲跌幅度也完全由政府掌控，中國這些基於成本優勢、十分脆弱的出口行業如紡織業與家電業，至少暫時可以鬆一口氣，節省一些花費在銀行遠期外匯買賣項目上的支出。
在外交手段上日漸嫺熟且無須講君子之風的中國，這次真是讓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諸多國家嘗到了厲害。各國也實在無話可說：中國已經改革匯率體制，做出願意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的姿態；至於具體升值方案，中國畢竟是個主權國家，哪能事事聽人吆喝？
與預期相差太遠的「匯率體制改革」
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各國出乎意外的是匯率浮動幅度與預期相差實在太遠。一些媒體報導談到的所謂「各國反應」，不少只是禮節性的表示而已。倒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給各國提供了一些樂觀的理由，他們說，人民幣匯率主要是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匯率體制，二是匯率平價。有關人民幣升值的焦點雖然集中在匯率平價上，但根子卻源於匯率體制。上世紀80－90年代，部分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先後完成了由固定匯率制度向浮動匯率制度的轉變。這一次中國改變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算是對匯率體制做出改變。而中國既然已經將其他一些貨幣如歐元、日元等與美元同列為「一籃子貨幣」，至少表明這些國家貨幣地位在中國的提高。
對此次匯率體制改革最不痛快的是美國。希望人民幣升值的國家比較多，但願意出面施壓的卻不是很多，惡人留給美國做是各國的共同想法。儘管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最早是由日本政府提出來的，但美國在這方面努力最多，歐盟對此的態度是想「搭便車」，在與中國紡織品貿易的利益衝突中也拿此說事，以換取中國某方面的讓步，但大文章卻等著美國做。連美國的盟友英國都向中國承諾不會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中國也將此看作英國友好的表示，在國內大加宣傳。
不痛快的還有日本。早在今年2月八國首腦會議前夕，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正式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
從美國方面來說，一直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認為人民幣低估了15%到25%，而美國紡織業界則認為低估30％～40％。估算數值雖然不同，但國會議員們的共同希望是人民幣升值至少10％。就在中國政府宣佈人民幣升值的前一天，美國總統布希還在敦促中國對人民幣幣值重估。布希在與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舉行的簡短的新聞發佈會上向記者透露，美國一直致力於使中國確信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是有道理的。他指出，中國採用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降低了中國的出口產品價格，使得美國公司更難與其競爭。花了這麼大的力氣多方交涉以後，而「匯率改革」卻只宣佈人民幣升值2％，這多少讓美國方面有受捉弄之感。
美國財長落力讚揚，國會議員嗆聲不滿
此次美國政府人士當中最感尷尬的是財政部長斯諾。就在前不久，美國財長斯諾一再向國會保證，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人民幣升值，以此要求國會不要通過制裁中國的措施。對於這次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斯諾無論從哪方面說，只能捏著鼻子表示讚揚，說「中國新貨幣匯率機制的全面實施將對世界金融穩定做出重大貢獻」之類的贊辭，但他卻沒法面對國會的詰難。因為美國國會議員們期望的升值是10％以上，也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小於10％，美國將對中國貿易採取制裁行動。就在中國政府7月21日宣佈調整人民幣匯率以後，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表示，中國政府決定調整人民幣匯率是一個積極步驟，但遠未達到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現在就放棄有關的立法行動還為時過早。
眾議院民主黨第三號人物、南卡羅萊納州眾議員斯普拉特是眾議院一項有關人民幣匯率議案的主要發起人之一。這項議案要求中國允許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否則美國將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徵收27.5%的關稅。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中職位最高的這位民主黨眾議員對中國這次匯率制度改革表示如下意見：「把匯率調整2％不足以對美中之間1,620億美元的年度貿易赤字產生影響。」
俄亥俄州民主黨人蒂姆•萊恩是眾議院《中國貨幣法案》的發起人，他把中國政府對匯率初步調整2％的行動形容為「用玩具水槍撲滅森林大火」。他說：「中國採取這一行動的政治因素多過經濟因素。如此微小的調整對美國的製造業沒有任何幫助，也無法把巨額美中貿易赤字降低到一個平衡的水平。」
萊恩議員提出的《中國貨幣法案》已經得到100多名議員的連署。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茜•佩羅西在星期四的例行記者會上暗示，國會暫時不會放棄有關的立法行動。
眾議院多數黨成員也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做出了類似的反應。眾議院小企業委員會主席曼祖洛7月21日在跟財政部部長斯諾和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舉行會晤之後說，中國必須採取進一步措施，允許人民幣對美元的兌換率繼續升值，並且最終讓它自由浮動。
可以說，中國雖然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開了一道窄窄的門縫，但不足以緩解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將人民幣升值政治化的到底是誰？
對中國政府決定人民幣升值，一些中國官廳經濟學家又準備好大量頌聖文章侍候。比如有人說「這一匯率改革時機，的確令人出其不意，中國打出了一個漂亮的時間差！」話中所指的「漂亮的時間差」，不是指匯率升值的時機大好，指的是要刻意讓美國財長斯諾8月升值的預期落空。老美既然咄咄逼人地迫使人民幣升值，我就要提前那麼十來天，讓老美預測的準確性下降，也算是「大長了中國政府的志氣，大滅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威風」。
其實，這話讓中國政府開開心還可以，其實卻滿不是那麼回事。於中國政府而言，中國人民幣匯率，既面臨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壓力，又緣於國內經濟壓力的劇增。
國際壓力逼迫人民幣升值，這是近幾年凝聚中國政府頭頂的一塊烏雲。但近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凝聚國內人心的主要法寶是混合了國家意識形態與主義意識形態、並被表述為「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它的三個要點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國家統一主要是反對台灣獨立，而美國又被中國當局宣傳為「支持台獨勢力」的後台，且經常批評中國人權狀態，因而成為中國人民（實際上是中國政府）的敵人，國際反華勢力的總後台。既然美國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肯認這個帳，以免被國內人民視為「向美國霸權主義低頭服輸」，因此一拖再拖，已經錯過好幾次改變匯率體制的最佳時機。
真正迫使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其實是中國國內經濟壓力加大。
內在經濟壓力知幾何？
正如筆者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過的，中國反對人民幣升值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可能引起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降，導致中國國內失業增加，對已經相當嚴峻的就業困難雪上加霜。但近兩年來，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造成的負面經濟影響也已經漸漸浮出水面，上述擔憂其實已經不再被放在首要位置，因為其他的經濟壓力已經遠比這一壓力要大得多且深得多。
最主要的經濟壓力是雙順差與外匯儲備條件惡化。
有幾位中國學者指出，連續幾年，中國出現了大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雙順差。所謂雙順差，是指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均為順差。經常帳戶主要包括商品貿易帳戶、利息和利潤以及勞務支付。資本帳戶是記錄所有的資本流動。兩者雙順差體現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就是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陳儀在《中國雙順差現象報告》中指出，在將近300年歷史中，除中國之外的11個大國，只有加拿大在2000年出現了雙順差占GDP比例均超過2%的情況。
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均為順差，必然導致央行的外匯儲備急劇增長，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從1993年的212億美元，急增到2005年3月末的6,591億美元。
與此同時，近年來的外匯儲備條件惡化。經濟學者宋國青指出，「從2003年1月到2004年12月的24個月中，貨物進口價格指數累計上升了17%（年利率8.2%），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幾何平均值為1.2%。按兩項資料計算的真實利率為-6.9%，以當前貨物進口價格指數的倒數作為外匯儲備真實價值的度量，則外匯儲備的期望真實報酬率約等於上述真實利率。可以確定，外匯儲備在過去兩年遭受真實價值的巨大虧損。」按他的計算，中國外匯儲備的真實報酬率損失約為每年5%。
為了降低中國進口石油鐵礦石木材等能源產品與原材料的價格支出，節省大量進口成本，減少中國外債的付息償還成本，中國必須考慮人民幣升值。正如筆者幾個月前談到的，人民幣升值勢在必行，問題是升值時機與升值方案的選擇而已。
人民幣升值塵埃仍未落定
而中國事實上也早在做準備，這種準備工作在中國各種政策與討論中均可見到動向。最明顯的跡像是中國政府通過新政策，堵死風險資本投機的進出管道。筆者曾在〈中國吸引外資面臨轉捩點〉一文中談到，外匯管理局1月24日頒佈的「11號文件」，與4月8日頒佈的「29號檔」，目的都是增加風險投資退出的難度，為人民幣升值做準備。這一點，是中國政府充分吸取了泰國1997年金融危機的教訓，謀定而後動之舉。泰銖原來一直盯住美國，1997年改變成浮動匯率，讓對沖基金找到了機會。被國際金融投機資本運用數百億美元的熱錢的快進快出，在匯市、股市雙管齊下，導致整個國家的金融崩塌。
中國將選擇何種匯率改革方案？其實事前也並非完全無跡可尋。從6月份開始，中國媒體上討論新加坡與印度的匯率政策的文章突然多了起來。不少人公開建議，人民幣可以實行類似印度模式的「骯髒浮動」，讓匯率在隨時可改變的範圍內靈活浮動，但具體幅度不公佈，中心匯率參考但不盯住實際有效匯率，並容許中心匯率隨時對所參考的「一籃子貨幣」升值或貶值――公開討論這一方案，並不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實際運作，因為「骯髒浮動」的不透明，讓外界無可趁之機。
從中國本身的利益考慮，匯率制度的改變確實需要有個調整期。一次升值10％固然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同時將引起許多問題。基於此種考慮，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李德水7月27日表示，人民幣至少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自由交易。他指出，「中國銀行業體質脆弱，中國的貨幣體系仍未達到國際標準」，尤其是考慮到全球對沖基金有將近1萬億美元，為免受對沖基金攻擊，中國政府無法在短期內讓人民幣立即完全自由兌換。但筆者相信，這道窄窄的匯率改革之門既然已經打開，中國本身內在的經濟壓力也會將這道門縫逐步拱開。有無國際壓力，結果都是一樣。
那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到底起什麼作用？在中國政府而言，近兩年國際壓力其實已並非其考慮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因素。壓力越大，越有利於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升值問題政治化。而將人民幣升值問題政治化，中國政府自有一套獨特的利益考量，至少，在變數多多的中美關係中可以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如同中國政府前些年抓異議人士作為中美談判的人質一般。如今美國已經放棄人權外交，不太願意為中國的異議人士買單，中國需要另找籌碼，人民幣升值就是現階段最好的籌碼。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