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十三章：超「指標」賤民百萬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公佈了毛澤東在七月間作的指示：「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１：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即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島同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的一些要點」。）這就為「反右運動」定下了甚調。一百萬右派被鬥得死去活來，無數人家破人亡，緣由皆出於此。

由於中共官方正式公佈的右派人數是「五十五萬多」，（注２：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第八三九頁。）實有必要在此論證，為何這是個被縮小了的數字。

也許是由於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也許是圖方便省事，中共一向愛搞數字計劃，按照它的術語，叫做「指標」。肅反時因為向各省市下達計劃捕人的指標，造成了無數的冤獄，許多人在整風中對此作了尖銳的批評。現在，「攻擊肅反運動」的人全成了右派，當局對於按「指標」辦事的做法非但不改，而且變本加厲地推行起來。

肅反時往各地下達的是捕人的總數，而反右中為了強調打擊的是「一小撮人」，便換了新花招：給各部門下達該抓的右派占總人數中的百分比，再由那個部門、地區將自己的人頭數乘以那個百分比，從而得到自己該抓的右派數目，作為官定的「指標」。各級黨組織都按「指標」辦事，上級考核下級亦按「指標」完成與否為基準。這樣，中共中央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

完不成指標，便是沒完成黨的任務，那是不行的。剛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強完成，還是「不積極」，「反右不力」。例如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點五，卻還是「反右不力」，下了台。直到陸平去主事，抓到百分之十才住手。

所以各級黨組織的幹部們為了向黨獻忠心，求取立新功，往往超額完成任務。譬如中國人民大學六千多學生，第一批就抓了四百多名右派，超出北京的父母官（市長）彭真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標一大截。人民大學的著名「右派」林希翎第一次漏了網，只因她提出「反右運動擴大化了」的意見，被認為是「繼續放毒」、「堅持反動立場」、「攻擊反右運動」，入了第二批名單。當時，校長吳玉章並不贊成將林劃為右派。吳本為辛亥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雖然三十年代就到了延安，被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尊為革命元勳，但他在人民大學亦屬有職無權，學校完全控制在黨委手中，因此他對林希翎也愛莫能助，無從搭救。他對林的右派帽子故意「視而不見」。學校開學典禮，別人為他準備的報告稿中點了十幾名右派的名。他在念稿子時跳過林的名字不念，算是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各地的幹部都願多抓幾個，誰也不願用一個「百分之五」框住自己。例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這樣說過：「復旦大學六百多個教師中……右派只佔百分之八點五。」（注３：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要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充的右派，必定超出了百分之十。吉林省的各高等院校，一九五七年七月初講師以上的教員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為右派。（注４：數字源自吉林省委關於高校反右鬥爭的報告，中共中央七月七日轉發。見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六十頁。）至反右結束時應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北京地質學院五千多學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餘名教師、教授，右派佔了百分之十二。（注５：該校右派學生吳宏達平反後訪問母校時得到的數字。吳告訴了本書作者。）

　

甘肅蘭州大學右派總數不詳，僅知物理系二年級（一九五六年入學）一百五十名學生中，近四分之一是右派；其中一個班三十人，八名是右派。

鳴放期間蘭大赴京請願代表團的十二名成員，除了一名因「揭發」他人而「將功贖罪」未定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這些人都是各系學生中的優秀份子，如物理系學生苗慶久是該系青年團的總支（部）副書記，深受同學信賴才當代表的，結果被送下鄉勞動改造，以後又因「反革命」罪入獄，坐了二十年牢。

不僅學生代表入網，連同情學生、受蘭大黨委委託陪同代表團一起赴京的副校長陳時偉教授也被「揪出來」了。陳不久被送去勞改，餓死在武威黃羊河農場。（注６：蘭州大學的情況源於物理系右派學生何之明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其餘各大學的右派人數均在數百名上下。譬如武漢大學抓了四百八十多名，其中中文系三年級有個班，因學生中的「右派頭子」吳開斌在該班的緣故，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九人成了右派。（注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上海交通大學抓了三百多名。福建師範大學有三千多學生，一下子抓出四百多名右派，而在最初的批鬥風暴中，有十多人不堪凌辱，以死抗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後人也許會奇怪，哪裡會有那麼多學生出來攻擊共產黨？或者會納悶，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論」才行。果真有那麼多學生出來攻擊共產黨？或者會納悶，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論」才行。果真有那麼多學生參加了「右派大合唱」嗎？為說明這一點，不妨舉個例子：清華大學有個學生，父親是國務院某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所以算是出身於清白家庭，與共產黨無冤無仇。他本人積極擁護黨，還是個學生幹部。反右時他聽黨的話，積極寫大家報批判右派學生。不幸他的大字報裡有「雖然在這個問題上你的看法是對的，但是… …」這樣的話，就證明他與被批判的右派學生有相同的思想，結果他也遭了劫。（注８：源於當事者的同學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清華大學還有個學生張德寰，因為給過幾位有困難的同學幾件舊衣服及幾十斤糧票，而那些同學因「右派言論」成為右派，他也就被牽連，戴上帽子，被判處三年徒刑。（注９：《新觀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一位工程師的命運》。）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是一個班的班主任，曾帶領二十八名學生到清華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但由於清華黨委事先組織了學生在會場上起哄、噓叫，會開了個頭就散了。）北京市市長彭真下令：「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嚴懲。」於是黃成為「極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鳴放時，該班一位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動。獲准後，以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黃繼忠老師，於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雖未能見到毛本人，卻向稱為毛的「辦公室主任」的人物鳴放了一通。過了十天，毛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反右，這十一名榮幸進入中南海重地的小人物一個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一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難友。（注１０：源於當事者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就被毛澤東拋出來，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祭品。歷盡磨難之後，他竟然活了下來。文革後他對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整死一事發表了一通感慨，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注１１：《歷史在這裡沉思》第二卷第三十五頁。）這個看法固然很對，但他對於把幾百名北大學生送去勞改一事，似乎並沒有足夠的反省。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由於一九五二年中共學習蘇聯，理、工科分校，清華的文科、理科並到北大，當時又還沒有與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國科技大學（該校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因此北大集中了一大批中國最優秀的理科學生。落網之後，很多右派學生被押往農場改造，從此葬送了青春。

與北大隔街相望的清華也是一樣，工程物理系的第一屆學生由各系挑選優秀者而來，預定一九五八年畢業，為中國剛起步的核工程、核科學技術事業輸送第一批人才。可是，該屆學生近一半成了右派，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各系。由於該系專業涉及國防，右派個人固然落入了悲慘世界，國家蒙受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當時，毛澤東說「全國大專學校一千五百多所」（注１２：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各省市委書記會上的一次講話。）可能包括了中專，真正的大學、學院大約四、五百所。每所大學的右派人數均在三四百以上。所以高教系統的右派大約十五至二十萬。全國一百七十個大、中、小城市，中、小學教員右派約為五萬。新聞、文藝界的右派比例高，一般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粗略估計，全國應有五萬新聞、文藝界人士落網。工程技術界、銀行、金融界亦應有五至十萬。如中型城市鞍山是一座工業城，知識份子較多，右派數字為二千零七十。（注１３：見《鞍山市志》。）「全國資本家七十萬戶」（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估計亦有五萬以上戴了「帽子」。商業服務行業知識份子雖然不多，但有大批「舊社會」過來的留用人員，右派總數亦應有五萬。除此之外，全國黨政軍幹部的右派總數估計為五萬，不會更少。這樣相加，右派在四十至五十萬之間，中共公佈的數字「五十五萬多」似乎不差。何以會有「一百零二萬」（見劉賓雁為本書撰寫的序言）這個數字呢？因為全國二千零二十三個縣尚未考慮進去。

各縣右派人數差異較大，端視其所在省的省委書記抓右派的積極性而定。如河南南陽縣，八十萬人口，右派數達一千一百六十四名。又湖北，七十萬人的襄陽縣，八百五十二名；（注１５：一九九○年版《南陽縣志》第三十九頁及一九八九年版《襄陽縣志》第二十二頁。）七十七萬人的隨縣，七百四十一名。（注１６：見《隨縣志》。）安徽省比例更高，二十八萬人的全淑縣，四百四十五名：（注１７：一九八八年版《全椒縣志》第二十一頁。）十七萬人的休寧縣，三百三十九名。（注１８：一九九○年版《休寧縣志》。）江西省比例相對較低，二十四萬人的萬載縣僅五十人，三十六萬人的高安縣僅一百一十名。（注１９：參見八十年代出版之各縣縣志。）不過江西文化落後，知識份子少也是原因之一。

黑龍江省嘉蔭縣是個隔黑龍江與蘇聯相望的偏遠小縣，全縣僅六千餘人，沒有一輛汽車，可見知識份子屈指可數，但右派仍有十五人。按人口比例計，比安微還高。可見反右運動無遠弗屆，「天高皇帝遠」一說不成立。全國兩千餘縣，僅內蒙古巴林右旗（人口六點七萬）是個例外，蒙古族的中共旗委第一書記哈斯巴根堅持不改整風初衷，違法亂紀的幹部處分了四十七名，右派卻沒抓一個。其鄰居巴林左旗則積極反右，抓了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注２０：一九九○年版《巴林右旗志》、《巴林左旗志》。）

今隨機抽樣，取二十二個省市中的一百個縣，統計結果如下：總人口三千三百一十萬，右派總數為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一名。（注２１：一百個縣為：黑龍江省集賢、五常、綏稜、海倫、肇東、肇源、阿城、青岡、綏化、望奎、嘉蔭；河南省南陽、安陽市郊區、淮濱、西峽、陝縣；湖北省襄陽、隨縣、松滋、漢陽、宜都；四川省什邡、崇慶、仁壽、井研、夾江、彭縣、新津、南川、豐都、蒲江縣鶴山鎮；安徽省宿松、全椒、祁門、休寧；山東省益都、臨淄、陵縣、嶗山、慶雲；湖南古丈、鳳凰、保靖；江西省高安、萬載、豐城、萬年、廣豐、崇義、樂平；廣西省陽朔、扶綏、橫縣、大新、上林、賓陽；江蘇省高郵、如東、武進、溧水、常熟、江寧、昆山；上海市郊區青浦、奉賢、崇明、松江、川沙；浙江省蕭山、仙居、象山、淳安、常山、嵊縣、臨海；山西省河津、永濟、沁水、五台、河曲；陝西省渭南、戶縣、安康；遼寧省海城、錦西、長海、台安；廣東省和平；寧夏省鹽池；吉林省集安；雲南省彌勒、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鎮雄；貴州省惠水、黎平、興義；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內蒙古托克托縣、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當時全國總人口六億五千餘萬，兩千個縣的農村人口約為五億。粗略推算下來，全國縣以下農村的右派總數約為三十萬。這樣，加上城市的右派，全國右派總數當在七十至八十萬之間。這是下限，決不會更少。

另一方面，前述各縣的統計數字雖然是在八十年代中共比較實事求是的時期披露的，其中並不包括當作右派鬥爭、處理，但實際沒有正式列入右派名冊的人。這樣，即使官方無意做假，其統計數字也要比實際右派人數為少。

譬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報》，文藝組的編輯記者全成了右派，自然包括組長張鍥。但是，拉糞車、扛麻包，勞動改造了十五年之後，軍管會的軍代表突然發現張鍥的檔案裡並無上級核准他為右派的批覆件，自然不能算右派，或者只能算「不算右派」的右派了。（注２２：《新華文摘》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一三四頁。）

又如，有所學校，上級下達的右派指標是五個，但該校黨支部書記年方二十餘歲，老實規矩，抓出四名後再也找不出第五個，為了完成黨的任務，只好將自己的名字報上去作為第五名右派。上級官僚不問緣由，照例批准，將他開除黨籍，送往農場勞改，妻子離婚，兒子亦隨之改姓。在農場改造了二十年之後，右派們均獲改正回了城，唯獨他一個無人過問。原來上級右派籍冊裡並無他的大名，自然不在平反之列。（注２３：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團結報》。）

哈爾濱工業大學教師李樹槐的檔案中，也發現當初上級並未批准定他為右派。他被告知：「你不是右派，我怎麼給你改正？」但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再也無人過問了。

北京幼兒師範學校女學生胡慧芝的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入獄。她給父親寫的信和日記中同情父親的話被一位學生幹部偷看了，報告上去，就夠定為右派了。由於她才十七歲，不能戴右派帽子，便給了她一個「反右期間有錯誤言論，不宜當教師」的結論，發配到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支援邊疆」。二十年後，右派平反了，她父親也平反回京了，但她卻無反可平，因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觀察》編輯部去請求記者為她申訴時，痛苦地說：「我真希望自己是個右派！」

除此之外，有些重要的科學家不宜公開定為右派，而稱為「內控右派」，如瀋陽金屬研究所研究員葛庭燧、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英等等。「內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也是不計在右派名單內的。總數雖無法統計，但全國估計總不下數萬。所以粗略說來，右派總數大約接近一百萬。

這個數字可以由當時毛澤東的一番話得到輔證：「現在產業工人有一千二百萬人，黨、政、軍、教育和經濟工作人員（廠長，合作社社長不在內）等共一千四百萬人，合計二千六百萬人。這一千四百萬人不是直接生產的，真正直接參加生產的是一千二百萬工人。」（注２４：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談話記錄》。）

按當時中共的說法，那一千四百萬是全國所謂「參加運動」的人數（工人、農民不參加運動）。如四川省新津縣，「全縣應參加整風人數二○○八人，實際參加人數一八六四人。定案劃為右派份子一三一人」，右派數為參加運動的人數的百分之七。四川仁壽縣，「全縣參加整風運動職工六千二百六十四人……在職工中錯劃右派份子四百六十二人，占參加運動人數的百分之七點三。」山東慶雲縣，五百三十七名中小學教師參加運動，右派出了八十二名，佔百分之十五以上。（注２５：以上數字分見一九九○年版《仁壽縣志》第三六六頁，一九八九年版《新津縣志》第三十一頁及一九八三年版《慶雲縣志》。）

一千四百萬人，百分之五是七十萬，百分之七便是一百萬。筆者探用「百萬右派」這個數字的根據便在這裡。無論如何，五十五萬是不可能的。縣以下農村都有三十萬，城市怎可能只有二十五萬？運動對像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在城市，只是城市右派人數一直不公開，難得計算其總數羅了。但「百萬」要比「五十五萬」更接近實際數字，這是不容置疑的。

還有的人「因『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受到處理」。這些人也沒有被官方統計進去。如廣西上林縣，一九五七年七月至九月將一○七○名教師集中到縣城「參加運動」，除右派外，還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注２６：一九八九年版《上林縣志》第三八三頁。）

「右派」怎麼同「壞份子」扯到了一堆？那是因為可以在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之後再多抓一些人。譬如有人本來就有辮子可抓，如「男女作風問題」，但雙方自願，並不算犯法，但如今又有「右派言論」，黨決定嚴加處置，卻並不宣佈此人是右派，只說是「壞份子」，予以逮捕。儘管此人在獄中、勞改營中仍得為其「右派言論」認罪，卻不在右派名單之中。

有的大學生，有「右派言論」，剛好借圖書館的書丟失，逾期未還，當局便宣佈他是偷書的「壞份子」，抓走了。這學生也不是右派，但實際也是反右的犧牲品。

北京有個十年前畢業於燕京大學經濟系的姚祖彝，幾年來無業在家，自然沒有哪個部門的黨組織會去給他一頂右派帽子。可是人不能住在天上，只要你在有人煙的地方，就有街道「居民委員會」考察你的思想。他被「居委會」報告說是「思想反動」，結果也被抓起來勞動教養了。

在勞改農場，姚遇見了燕京同學、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黃是右派，可姚不是，然而農場對他們的處置沒有區別。服了十年勞役之後，姚看不到出頭之日，便同北京俄語學院的右派學生王同竹一起逃跑，欲偷渡去香港。不幸事敗被捕，二人及另外兩名「同犯」一併被槍斃於南京。這是「右派」之外的受害者的又一例。

不在右派名單內的還有一批「中右」。如江蘇省宜興縣，右派是二百零八名，而「中右份子」則有一百六十九名。（注２７：一九九○年版《宜興縣志》。）黑龍江省肇東縣「共劃右派一百九十三人，中右份子三百三十六人。」（注２８：一九八五年版《肇東縣志》第二十三頁。）中右數目比右派還多一百多名。

「中右」也是一種正式的帽子，雖不統計在「右派」之列（中共公佈的「五十五萬多」右派中只包括「極右份子」，不包括「中右份子」），也是要受處理的。這自然也是偉大領袖的指示。毛說：「右派反對我們，中右也反對我們。」（注２９：同注１４。）所以，中右份子也要被開除公職，或降職降薪，當團員除名，或回鄉種田等，只是不送勞改營而已。例如位於齊齊哈爾的解放軍第十一軍醫學校一位教員被定為「中右份子」後，預備黨員的資格被取消，轉業離開軍隊，下放到了邊遠的小縣城北安。他的妻子倒還留在第十一軍醫學校教書，但兩人卻因此過了長達十四年的兩地生活。（注３０：《無情未必真豪傑》，《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此外，還有僅有「右派言論」、不戴帽子者，算是「右傾」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論」。甚至還有叫做「疑似右派」的。這些都是要寫進檔案的。個人檔案中有了這條記錄，調動工作時就誰也不敢要了。

從各縣縣志公佈的數字來看，各地「中右份子」的總數大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注３１：前述一百個縣中，有十七個縣公佈了「中右」的數字，總數為一八六四名；這十七個縣的右派數為二五五一名。）所以全國農村大約有二十萬「中右份子」。這個比例與大城市相近。如北京大學，「右派」與「極右派」約七百左右，另外「中右」、「右傾」的處理對像為八百左右。（注３２：高望之《北京大學與民主運動》。該文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二十世紀中國民主運動史」會議上宣讀。）所以，全國「中右」亦有五十萬，不會更少。

應當說明，戴上右派帽子的只限於知識份子及夠得上稱為「幹部」的人，工人、農民是不定右派的。這是中共的「階級政策」。當地方執掌大權的人想要將工人、農民中不順眼的「份子」定為右派時，必須做點手腳才行。如河南省洛陽市五金交電公司有一位姓蔡的職工，鳴放期間出差外地，見到別處鳴放挺熱鬧，便寫信回去鼓勵同事向公司領導提意見。因此，公司黨委定他為右派。誰知上報到中共洛陽市委，未准，因為該職工本人成份為工人。於是公司黨委玩了個花招，將其成份改成了「學生」，再度上報。學生是可以按知識份子處理的，這下他便被正式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送到農村勞動改造去了。（注３３：源於該蔡姓職工的兒子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中共規定農民也不抓右派。可是湖南臨湘縣有個未進過大學校門、自學成才的養蜂專家李忠譜。成了專家就不能再算農民了，因此他不配享有農民的「豁免權」。他成為右派，入獄，在獄中身體被摧殘，出獄後不得不臥床兩年才恢復健康。（注３４：《人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農民養蜂「博士」李忠譜》。）

當時，像這樣想方設法把工人、農民變成知識份子扣上右派帽子的例子不很多，較普遍的是定為「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如遼寧海城縣，除了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竟多達二百四十八名。（注３５：一九八七年《海城縣志》第二○七頁。）四川省什邡縣是個僅二十幾萬人的小縣，大約因為知識份子不多，抓了一百二十一名右派後，縣委書記覺得不過癮，便在不夠稱為「幹部」的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大抓其「反社會主義份子」，總共抓了九百七十八名，是右派數目的八倍！（注３６：一九八八年版《什邡縣志》第五及第七十八頁。）

成了「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工人一般不去坐牢，但懲罰是要給的。四川重慶附近獅子灘水電站工程局有位姓□的老工人，是全局有名的勞動模範。本來，勞模只要勞動帶頭就夠了，可是如今黨要改進作風，要請工人們給領導提意見，所以勞模也要帶頭。在領導們的再三動員下，他終於提了點意見：各級幹部都是由東北豐滿水電站調來的，對四川本地人重視不夠。一條足矣，他成了工人階級中的「敗類」－－「反社會主義份子」。勞模除名，工資由最高的八級降到最低的一級，而且被發配到荒僻的貴州去了。

古人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雖說字字是真理，但古人不懂今人的事，如今患的不是辭，而是帽子。要是甚麼帽子都扣不上，事情就不那麼好辦。天津市一個工廠的工人在廠裡大字報上大事小事一齊亂鳴時，寫了一張大字報，呼籲大家談正事，不要就誰偷東西、誰搞女人之類的閒事亂扯。結果黨委說他「向黨放暗箭」，因為他那張大字報一出，許多反革命就縮回去了，沒暴露出來。「放暗箭」算甚麼「份子」呢？甚麼也不算。鬥爭會是要拉上台的，可是斗來斗去，帽子卻不好安。工人不能定右派，說他是「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也不妥，只好胡亂給了他一個「勞動教養緩刑兩年」的處分。（注３７：《報告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馮驥才《我不願承認是犧牲品》。）

粗略估算一下，在「右派」和「中右份子」之外，全國按「反社會主義份子」、「壞份子」及其它名目處理，加上沒有名目、不算「份子」也同樣處理的人，估計不會少於三、四十萬。

所以，從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始、持續近一年的那場「反右派鬥爭」中，大約一百萬，至少七、八十萬「右派份子」，五十萬「中右份子」，三、四十萬「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被製造出來，成了共產黨的新的敵人。這一百五十至二百萬人是所謂戴了「帽子」、有「份子」頭銜的，中共後來給他們平反、「改正」，還有據可查，譬如廣東省於一九七九年秋「改正」了四萬多名。（注３８：香港《爭鳴》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四十四頁載：「據廣東省改正右派辦公室透露，至一九七九年秋，全省共改正四萬八千多件右派案件，和當年反右鬥爭結束時內部公佈打出六萬五千多名右派的數字相差一萬七千多人。」但一九九一年版《當代中國的廣東》第一四四頁說該省僅抓了三萬多右派。）至於如前述姚祖彝那樣的不屬「份子」的份子，被送去勞改營也好，留在城裡在街道上掃馬路也好，那就無從統計了。

　第十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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