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落網的右派份子，幾乎全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華和共產黨中的知識份子幹部，一一列舉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論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舉若干事例。
二次大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由於部份盟國法官反對使用死刑，代表中國出席法庭的法官梅汝（王敖）與助手商議，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九一八事件」策劃者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首惡松井石根等七名戰犯的絞刑案不能通過，他將跳海以明志。而後他日夜在各國法官中游說，終於使該案以六票對五票之微弱多數得以通過，為中國人民報了仇、雪了恥。一個月後，國民黨政府任命他為政務委員兼司法部長。由於他對政府收集日軍侵華暴行證據不力不滿，此時公開聲明拒絕到任，並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表明其政治立場。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化裝登上英籍貨輪，在台灣海峽混過國民黨的檢查到了北京。到北京第三天，周恩來便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上把他介紹給大家說：「他為人民辦了一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感謝他。」由身兼外交部長的總理周恩來任命，他成了外交部的顧問。
整風中，梅汝（王敖）在外交部老專家的座談會上提出：黨領導一切不等於包辦一切，黨的領導和行政管理應當分開。黨應當給人民代表大會以實權。他又認為奉蘇聯為神明，把蘇聯專家的話當作金科玉律是嚴重的教條主義。為此，他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也許人們會奇怪，周恩來哪裡去了？此時他雖已將外交部長職位交付陳毅，總還應當記著這位梅大法官。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梅提的意見太致命了。黨政分家，給人大以實權，這等於要架空黨主席毛澤東，如同在毛的肋骨剌了一戟。黨政分家，給人大以實權，這等於要架空黨主席毛澤東，如同在毛的肋窩剌了一戟。黨政若分家，權力自然應轉到國務院；若周救梅氏，便有支持他向黨主席爭權的嫌疑，破壞他忠於毛的形象，所以周雖愛才，也只好忍痛看著他中箭落馬。
儘管不能使梅大法官免於戴帽，周恩來仍在暗暗相助。梅法官既未被報紙點名批判，也未被調離外交部下放勞動。他甚至連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也還保留著，直到一九五九年期滿為止。而且，早在五八年夏天，陳毅部長就把他和另幾位專家請去吃飯，並且聲明：「我工作忙，忘了請你們來敘一敘，是周總理特意讓我請大家來敘敘的。」（注１：《了望》週刊一九八六年第七期第四十六頁。）以後，梅氏拿起筆，開始撰寫長篇書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可惜文革一來，他又成為鬥爭對象，終於扔下未完成的文稿含恨逝去。
黨政分家這一條致命的意見，也是貴為浙江省長的中共高幹沙文漢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沙氏提出省委指揮地委，地委指揮縣委，這一條線指揮下去，省政府這一行政系統就成為多餘的了。作為省長，他自然主張由政府系統來指揮，於是他就得到了一個「反對黨對政權的領導」的罪名。
沙文漢同副省長楊思一一起被開除出黨。開除他們的省黨代會決議是這樣說的：他們「都是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一直保持著資產階級思想，……這是他們終於墮落成為右派份子的社會歷史根源」。
後來，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游靈隱寺時發現「大雄寶殿」巨匾上的「沙文若題」四個字不見了，詢問左右，方知下級幹部弄不清沙文若，只道沙省長是個右派，便把「右派的名字」剷去了。周命人補上剷去的字，救了哥哥沙文若的匾，卻沒有能救弟弟沙文漢的政治生命。
沙文漢早在一九二五年即加入中共，是黨內少數幾個高級知識份子之一。按中共一貫的做法，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送去勞改的，但他也被打成右派的妻子陳修良卻只是中共浙江省委的代理宣傳部長，級別不夠，無緣沐浴黨的恩澤，立即被強制送到農村去了。沙的岳母從二十年代起就為中共的革命奮鬥，她的家長期作為中共地下活動的據點，救過許多共產黨人士。中共上海局機關就設立在她家中。中共執政後她搬至杭州，與女兒、女婿同住。這位雙目失明的老人聞說女兒、女婿雙雙被中共判作敵人，被迫離開了這個家。沙文漢則於埋頭寫了一部《中國奴隸社會之探討》後鬱鬱死去。（注２：見《人物》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沙氏五兄弟》及《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陳修良的文章。）
國民黨敗退前夕，名畫家劉海粟因子女大都在海外，曾考慮出走。周恩來聞訊，托人帶口信給他：「我們瞭解劉先生，請他放心吧，新中國需要這樣的人才。」於是劉改變主意，留了下來。劉當上右派後，周只是讓人轉告劉要多保重，並聊以解嘲地說：「少一點社會活動，更可集中精力作畫和研究。」（注３：《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第十八頁。）可能受周暗中保護之賜，劉是少數未被趕 下鄉或勞改受皮肉之苦的右派份子之一。
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只知道北京有個名相聲演員候寶林，不知道天津還有個造詢不相上下的馬三立。一九五五年，馬進京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表演相聲，周恩來十分稱讚。五六年毛澤東到天津，親自去看了馬的演出，還對他說：「過去只能在廣播裡聽你的相聲，沒見過面。」大有相見恨晚之慨。要是馬永遠只講些同政治沾不上邊的笑話，自然不會惹禍。可是他演了名為《開會迷》的相聲，諷刺專以開會為職業的幹部。由於幹部幾乎是「共產黨」的同義詞，他便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從此被剝奪了登台的權利，一下子沉默了二十多年。（注４：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開會迷》的創作者何遲，多才多藝，是共產黨裡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在一九三九年從延安到日本佔領區的長途行軍中他就說過相聲。中共進城後按貢獻排座位，要給他個天津市文化局局長當，他卻不感興趣，只有志於寫相聲。從五十年代至今一直膾炙人口的相聲《買猴兒》，便是他的作品。通過馬三立的表演，一個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不負責任的「馬大哈」成為中國家喻戶嘵、老幼皆知的藝術形象。但是，這個把笑聲帶給人民的作家卻被指為「為小市民服務」，「反對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被打成右派，撤去天津戲曲學校校長之職。被折磨多年後，他終於全身癱瘓，永遠不能再走到「小市民」中間去了。（注５：《人物》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金仲民《百折不撓的人－－記作家何遲》。）唯有他創造的那個「馬大哈」將持久地、形象鮮明地活在人民中間。
全國發行的《戲劇報》批判何遲時，給他冠上一頂「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的帽子。（注６：《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二十四期第三十六頁。）這種帽子並不是新做的，早在十五年前王實味就戴過這帽子了。九年後毛澤東發動文革，這種帽子更是派發了百萬頂以上。說「延安整風」、「反右」、「文革」三者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這帽子便是一個物證。
國民黨政府一九三六年曾逮捕了七位抨擊當局不抗日的民主救國知名人士，後經以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為首的各方人士的抗議，國際上愛因斯坦、杜威等學者的籲請，蔣介石終於在「七七事變」後放了人。身為「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是清華大學學生中的一員闖將，曾先後兩次被當局逮捕。他一九二五年赴美，得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後，於一九三○年歸來。他由美國回國後一直是共產黨的戰友。
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州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注７：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第一○九頁。）王造時憤而起草了一封信給「斯大林先生」，簽名的有另外幾位「君子」及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劉清揚等。信中聲明，該條約「顯然妨害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並要求斯大林說明，「（一）尊重所謂『滿州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二）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牴觸？」（注８：同注７。）
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員，這樣王造時當然就得罪了中共。
「新中國」成立後，在世的其他四位「君子」都獲得優待，唯獨他坐冷板凳，所以鳴放時他的話就比較多：「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來說，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們可以摸出這麼一個鳴放情況的規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鳴放……越到鄉村，越不敢鳴放；也就是說，哪裡最沉寂沒有聲音，哪裡的官僚主義就可能最瀰漫。」（注９：見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一書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頁。）
王造時主張發動城鄉人民一起鳴放，顯然是唯恐天下不亂，所以共產黨將他定成了大右派份子。圍剿右派時，當局將他的老底也揭了出來：一是抗戰時「與蔣經國勾結在一起」在江西辦《前方日報》，二是他寫的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一封公開信」，是呈蔣介石轉發報紙的。這樣，他便成了「歷史反動」的敵人。
王同時還有一條「現行」的罪名：企圖恢復「救國會」。「救國會」成立於民族存亡之秋，建國以後倒也不一定要繼續存在，它解散時毛澤東正在蘇聯。一九五○年二月毛回到北京，表示：「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注１０：《人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大約是在毛表態之後，王到北京，周恩來將他請到中南海長談，告以救國會可恢復。王對此建議動過心，但由於其他幾位「君子」如沈鈞儒、史良等已坐上共產黨設置的高位，對此不表興趣，王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反右中王為此披批判，毛、周不能不知道，但禁立新黨是中共的既定方針，現存的尾巴黨可以分一杯羹，有獨立政見的則斷不能容其存在。毛、周當初主張恢復救國會是為了在民主櫥窗中添一隻花瓶，而今王造時流露出與共產黨不同的政見，當然不能再讓他搞。兩人都裝聾作啞，任由上海的黨組織對王施以迫害。
其實王造時對於共產黨將自己打倒在地的根本原因看得很清楚。當了右派之後，他曾對友人說過：「我們的致命傷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思想。」只要讀一段他當時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的鳴放發言就知道，他說得一點不差：「這次鳴放揭靈了許多矛盾……為了我們這個運動不流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了這次鳴放和整風的成果可以聯繫起來，鞏固下去，我認為我們心目中應該有這麼一個制定，形成為公共遵守的行動規範，並且靠法定的機關來具體執行。因此，我們今天要擴大民主，就必須健全法治。」（注１１：《民主與法制》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十五頁。）
而當年同為「君子」的史良，思想就截然不同了。她在一屆四次人大會議（一九五七年六至七月）上發言抨擊右派道：「右派份子說我們是『無法無天』，是『重人治而輕法治』，說我國法治不及『美國法治認真』。原來他們所要的法治同我們所要的法治不一樣，他們要的是美國式的法治。」史良被中共封為「民主人士」的代表，自然也是代表中共發言，由此可知王造時是注定要被共產黨打入地獄了。
文革後不久，王以「組織反革命集團」、「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捕下獄，而這個集團一共只有兩個人。當年他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呆了八個多月，還翻譯了一本名著《國家的理論和實際》，可是在新中國的監獄裡他卻沒有那麼幸運。當年親去蘇州監獄看望七君子的宋慶齡還健在，而且與獄中的王造時同處一市（上海），可是她默不作聲，再也沒有當年對審判七君子的法院院長說「今日特地自請入獄」的氣概了。如今共產黨封鎖新聞，中國人都不知道有一位當年的「君子」又入了獄。在牢獄中，人們不知道他就是當年的「王君子」、「王教授」、「王律師」，他只有一個獄號「一四一六」。
王是「未決犯」，家屬不得探監。受此折磨，幾年後他的精神已不正常，監獄當局任他便溺滿身，不醫不療；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初，眼看他不行了，才將他送往醫院。他入院時沒有姓名，只有囚號，外加雙手銬著一副手銬。醫生被告知「不許多問，只管搶救」。第二天周恩來聞訊，通知盡力搶救，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王不斷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毛主席萬歲」，可是毛主席聽不見，不會去救他。他終於斷了氣。（注１２：同注１１，第十六頁。）
王造時是羅隆基的清華同班同學，也是留美學生的先輩。這裡不妨再舉幾位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專家的遭遇。
創建了中國第一家病蟲藥械製造廠，製成中國第一架商用噴霧器及第一批商品農藥的昆蟲學家吳福楨，戴上右派帽子後被下放到寧夏。
三年就拿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位的化學博士余寶笙，曾獲科學家榮譽學會授予金鑰匙一把。蘆溝橋事變爆發，她立即回到烽火連天的祖國。這樣的愛國者也落了網。（注１３：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由美歸國後任協和醫院高級護校校長，並出任醫院護理部第一任華人領導人的聶毓禪，一九四六年當選為中國護士學會理事長。解放後，她任解放軍總醫院的掛名副院長，鳴放時只就護理工作對醫院領導提了些意見，就被醫院的實權派揪了出來，連同「美帝在舊協和的代理人」的老賬一起算，戴上帽子送到安徽一家醫院勞動改造去了。（注１４：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人民日報》。）
這些都是中共執政之前回國的學者，人們也許覺得他們政治立場不明，或許真是反共份子，所以不妨再舉些中共上台後歸來的科學家的例子（他們如反共，就投奔台灣去了）。
吉林大學物理系主任余瑞璜，一九五○年歸國後曾協助改進蘇制雷達，為朝鮮戰爭立過功。由於吉林大學要受中共長春市委管轄，他批評長春市委書記不懂辦高等教育，便被省委書記吳德親自定為「極右份子」。
一九五一年秋歸來的女作家冰心，雖替費孝通修改過那篇雜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卻獲寬大，只落個「右傾」，可是她丈夫，名學者吳文藻以及兒子、弟弟卻都當上右派份子。
與冰心差不多同時歸國的另一批二十多名留美學生，有七名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一對年輕知識份子，兩人均在美國長大，雙方父母兄弟都在美國，他們卻在中共感召下回國服務。丈夫張某被打成右派後，旋被送往上海附近的農村改造。他理想破滅，傷心絕望，終於自殺，死時還不到三十歲。（注１５：《中國之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飛蛾撲火－－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的命運》。）
五十年代初，綿延幾十年的戰亂結束，中國萬象更新，回歸祖國的熱潮在海外曾經激發了無數人的愛國心。留美中國學生大多希望回國。當時由於中國成為「共產黨國家」，美國一方面許可中國學生調整身份，獲永久居留，另一方面只許可一定數目的學生與朝鮮戰爭中的美軍俘虜交換，返回中國。兩千多名填表登記的學生中，僅六百多名得到了「交換戰俘名額」。
「那六百多獲准回國名單發表出來，榜上有名的便不勝雀躍，那千多位榜上無名的，當年又懊喪何似？」一位當時未獲准離美的學生三十多年後這樣回憶道，「命運多是和人開玩笑的，當年回去的六百多位同學，又有多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有多少在文革時橫遭折磨？那幾千位留下來的，今天是否會深慶自己是『漏網之魚』？」（注１６：《海南風》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六十三頁。）
六百多人中有多少成了右派實難統計，但既然比這批人早一陣回去的二十多名超過四分之一成了右派，那六百餘人中被扣上帽子的大約會在百人以上。
不僅美國回去的，凡海外歸來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標。
在香港執教的歌唱家黃源尹，常常對自己的學生說，新中國雖窮，但是共產黨將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新社會。他鼓勵學生不要在香港「為資產階級賣命」，並帶領他們跨進了祖國大門。這個滿腔熱血的知識份子同他的學生一併中了毛澤東的「陽謀」，被押送到青海這個歷代流放之地去了。
五十年代初才自香港回國的電影導演白沉，一九五六年剛獲得文化部的優秀影片狀，此時也入了「另冊」，成為安徽勞改農場的一名犯人。
新加坡華人作家韓萌，一九五一年被香港當局驅押出境，回到大陸。初被懷疑是問諜，繼而與「胡風份子」為伍，這次自然也躲不過厄運。
醫生陳惠康，一九五二年輾轉自台灣歸來，在上海行醫，僅因直言批評上級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也被扣上帽子，押往農場「勞動改造」，一去就是十六年。另一位中共建國初期自香港回歸的醫生的命運比陳好一些，因能操手術刀，革命需要他繼續他當醫生，總算未被趕去勞改，不過工資卻被減了一半，當了二十年賤民。
其實，這些只是散見於報章、隨手拾來的例子。這些人都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他們既普通又不普通，只是生在那個大時代，希望對中國有所貢獻，卻不幸被毛澤東之流的政治家玩弄於股掌，以至演出了一幕幕淒慘蒼涼的人生悲劇。
一百萬人的名單是列不完的，但是不該被遺忘的人太多了。
艾青被智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聶魯達（ＰａｂｌｏＮｅｒｕｄａ）稱為「中國詩壇泰斗」、「我的終生朋友」。一九五七年聶二度訪華，艾青遠赴昆明迎接，並一路陪同他游覽到北京。到北京後，艾突然被無情批判，成為右派。他被揭發出來的右派言論有：「黨內沒有民主」，「沒有溫暖」；總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聶魯達含淚離開了中國。
艾青的詩自然也成了批判的目標。他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被《詩刊》雜誌批判為「販賣資產階級的晦澀、朦朧的頹廢派」；一句並不晦澀的「我們的世界／好像很大／其實很小」被解釋成「他覺得社會主義制度不自由，活動天地很小」。這樣他自然逃不脫被送勞改營厄運了。二十多年後艾青獲平反，但此時聶魯達已離開了人世。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也認為「黨內黑暗很多」，「現在黨內的生活不民主，甚麼都是圈定的」。至於藝術見解，他主張「師造化不師古人」。該院副院長徐燕蓀主張「師古人不師造化」，兩派對壘，各不相讓。但一經大鳴大放，雙方均成了「反黨集團」，兩支人馬個個成為右派。美術史一級教授王遜便是其中之一。（教授分為一、二、三級，一級最高。一級教授落網的不少，北京大學歷史系向達便是一例。）可歎江豐作為中共黨內地位最高的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黨組書記），反右前幾年曾將畫家林風眠圈進「反革命集團」，到反右時自己也入了另冊。
《人民畫報》副主編胡考詩書畫俱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加入上海抗戰漫畫宣傳隊旅行，於當年底到達中共的根據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教學。後來他參加中共在華東部隊新四軍，一九四三年入黨。他與畫報的另一位副主編丁聰均是右派。
剛於一九五六年為國家創辦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畫家龐薰琴，正日夜為這個中國第一所工藝美術學院操勞，竟也罹禍，原因是向文化部提出要「民主辦校」，主張設立校務委員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委員由教授、職工、共產黨、民主黨派、工會、青年團各方面選舉產生。由於將共產黨降為各方面中的一個「方面」，龐氏自然成了反黨份子。
龐曾在五月十二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題為《跟著黨走，真理總會見太陽》的文章，批評矛頭直指其學院上級主管中央手工業管理局（把工藝美術當作「手工業」，本身便是荒唐事）。該局局長召集全校講師、教授開會，說「我是共產黨員，我代表黨」。龐批評的正是這位局長。龐認為局長代表不了黨可不行，黨願意讓他代表，而他也就代表黨給龐扣上了一頂帽子。
當年中共進城執政之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到龐的畫室，一邊欣賞他的畫，一邊表達請他去美國執教的意思，但他婉言謝絕，留在祖國。中共尚未打進上海之時，他已經在暗地裡將毛澤東、朱德的巨幅畫像繪製好，中共隊伍一開進上海就在最熱鬧的遊樂場所「大世界」外掛了出來。如今中共臉一翻，就將這位名畫家打成了敵人。
儘管院長職務被撤，妻子自殺身死，龐並未在逆境中消沉下去。他竭其心血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國歷代裝飾畫研究》，開拓了一個從來無人問津的研究領域。（注１７：《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一七五至一七八頁。）
木刻家麥桿，抗戰時參加過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戰後於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舉辦過「抗戰八年木刻展」，其中的《南京萬人塚》、《富士山之會》（日譯名《南京屠殺》、《終戰時之日本》）曾送日本展出。日本出版的一本《中國現代木刻選》，三百件作品中有二十三幅是他的。他成為右派後，整整二十年沒有一件作品問世。（注１８：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另一位木刻家石可，青鳥美術專科學校教授，中共執政後成立的工藝美術出版社刊印出版的第一部畫冊就是他的，亦是右派。
瀋陽美術學院副教授李浴，反右前一年出版了《中國美術史綱》，之後出版社又登門要出他的《西方美術史綱》。他也戴著右派帽子被趕離了學院（一九六一年回校）。
名學者張伯駒和金石書法家鄧散木主持中國書法研究社，不可能用毛筆去對付中共的槍桿子，這應是個常識。然而該社被中共定為「反黨組織」，兩人都成了右派。
鄧散木是位愛國者，一九三八年他曾舉辦一次作品展，將所得數千元全部捐獻作了抗日經費。一九五五年，全國小學使用的統一標準課本就是由他書寫的。由於批評中共亂抓右派是「壓制鳴放，自造宗派」，他也被抓了。
由於張伯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裡應當多寫幾筆。他是民國初年直隸總督張振安之子，擅詩詞，工書畫，更是古字畫收藏大家。他平生財產悉用以搜羅古字畫、文物。究其一生，收藏文物純為防止國寶外流。中國現存最早的書法真跡為西晉陸機的《平復帖》，已有一千七百餘年的歷史，宋徽宗趙佶曾收藏、題籤。一九三七年，張用四萬大洋從道光皇帝曾孫溥心畬處買下後，日本人曾出價三十萬收購，他斷然拒絕。中國現存的最早的名畫隨代展子虔的《游春圖》自故宮流失，為奸商用幾兩黃金購得。張一方面到政府奔走，下令禁止此畫出境，一方面變賣房產，用二百四十兩黃金將此畫收購到手。他還曾用一百一十兩金子購得宋范仲淹的手書《道服贊》，用數萬大洋收得唐李白的《上陽台貼》等稀世國寶。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國家安定，張即將其收藏的國寶悉數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將李白手書《上陽台帖》贈給了毛澤東（毛讓中央辦公廳寫感謝信時附寄了一萬元）。
這樣一位愛國的學者為甚麼成為右派？因為□於中共執政對舊戲劇改造過份，張氏主張保存舊戲，另搞新劇，謂之「新舊並存」，反右中卻成了「公開與黨的戲曲政策對抗，妄想達到把戲曲事業引向脫離黨的領導、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目的」。（注１９：《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二十期第二十四頁。）這時似乎沒有人記得他捐贈文物的壯舉了，也沒有人記得一年之前文化部長沈雁冰給他的褒獎狀了。
原中華書局圖畫部主任沈子丞應中共之請，辭去職務去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並長期擔任該館副館長。可是中共也說他反黨，給了他一頂右派帽子。
作家舒蕪，才智過人，高中雖未讀完而輟學，卻於二十幾歲就被大學請去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墨子研究》等課目。他本是個「胡風份子」，因為「起義」、「揭發」有功而免於坐牢。他以為從此可以平安無事了，鳴放時又放膽抨擊「用一篇批評可以判決一個作家的命運」的現狀，甚至將矛頭直指每一個文藝工作者必須奉為經典教義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好像有了毛主席的《講話》，一切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好像真理到這裡已經完了。」（注２０：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未》第二八七頁。）這一次他得不到寬大處理了，戴上右派帽子後進了勞改營。
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呂班剛完成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劇》，被審查者認為是「一部諷刺、誹謗新社會的毒箭」，在影片中「醜化黨的領導幹部」，「醜化共產黨」（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因而成了右派，儘管他是已有十五年黨齡的老黨員了。
中央群眾藝術館組織室主任趙越，因提議「藝術家治館」、建立委員均由藝術家擔任的「藝術委員會」作為該館的決策機構，他以及館內贊同他的意見的一批人便成了「右派小集團」。
音樂家劉雪庵，當時任北京藝術師範學院籌委會主任，因為批評中國音樂家協會「政治性太強，學術性太差」，「教育部不懂業務」，又因建議成立全國藝術教育委員會，涉嫌向黨奪權而被定為右派。他在國民黨政府時期作的《空軍之歌》、《海軍之歌》、《戰歌》，當然也都成了罪證。至於他的歌曲《何日君再來》等，雖然「使人腐化墮落」，但同政治上的反動相比，倒不那麼重要了。
詩人陳夢家，中共建國後一直在考古研究所工作，幾與文學絕緣，但受「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號的《詩刊》著文肯定二、三十年代的名詩人徐志摩，並建議重新出版他的詩集，便夠了戴右派帽子的條件（因為徐志摩「反動」）。
雲南撒尼族民間流傳的敘事長詩《阿詩瑪》，經由四位詩人、文學家合作整理，得以出版問世。四人中有三位成了右派。（注２２：《李廣田文集》第五卷，《李廣田年譜》第五六五頁。）
詩人王昌耀，一九五○年才十四歲就從家鄉湖南參軍，在文工隊里拉二胡。在朝鮮戰場上他受了重傷，被送回國。當時共產黨號召青年建設大西北，他雖為殘廢軍人，卻也報名去了青海。反右時，他的詩集《花兒與少女》正要出版，但其中兩首詩突然被認為「有毒」，詩集即被扼殺。當時他是青海省文聯的專業作家，一氣之下便向文聯辭職。第二天，他的辭職書被附以「向黨要挾，氣焰囂張」的評語，抄成大字報貼出，他本人則被定為右派，送到高原勞改去了。勞改中，因同《青海日報》的一位右派難友交談，算是違規，被民兵五花大綁，送到湟源公安局。以後由於在大練鋼鐵中立了功，獲得輕判，僅「勞動教養三年」。
四十年代編過《詩創造》雜誌的詩人曹辛之，成了右派。在日本佔領東北時抵制殖民主義文化，主編長春《文藝叢刊》的作家梁山丁，反右前是作協瀋陽分會的負責人，也成了右派。
江蘇青年作家高曉聲、陸文夫、方之等認為文學不應只是讚歌；要寫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應當寫政策，寫運動；又認為中共執政後搞的階級鬥爭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他們打算搞個以「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為宗旨的民辦刊物《探求者》，其中陸文夫、方之二人跑到上海去找老作家爭取支持。巴金對中共的「百家爭鳴」方針頗不信任。他不相信中共會給作家這個自由，便告以不可。巴金後來這樣回憶道：「我瞭解他們，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誌』，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注２３：巴金《隨想錄》第二集第九頁。）
陸、方二人受此教誨，立即打電報回去申明散伙，但為時已晚。過不了幾天，風雲突變，這些文學青年被一網打盡，定為「提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藝術主張的小集團」，全數扣上右派帽子送到鄉下勞改去了。
年僅二十一歲，卻已發表了近萬字小說、散文的「神童」作家劉紹棠，幾個月前還以為中國到了「文藝的璀璨季節」，現今自己被開除出黨，連妻子也被「勸退」出黨了。
詩人周良沛一九四九年時才十六歲，那時他拒絕隨同親戚去香港會見母親，卻參軍南下，從江西一直走到雲南大理。他創作了不少詩歌，反右時他正忙於校對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的清樣，突被通知說他是「右派」，第二天即去農場改造。他的詩集被拆版，軍籍被開除，勞改、坐牢，腿被打壞，成了殘廢人。直到二十年後中美建交，他在美國的父母終於尋到他時，他還是雲南省公安廳屬下一個農場裡「接受改造」的右派份子。
十六歲時就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父親的影響下，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北京日報》女記者張滬，因為提了條「五一勞動節搞大規模遊行實屬勞民傷財」的意見，又在辦公室寫過「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的幾句打油詩，也成了右派。（注２４：見從維熙《走向混沌》。）
年輕的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生邵柏林是位郵票設計家。他設計了一枚名為《天安門》的郵票，畫了太陽從雲彩後面升起的情景，被說成「故意把天安門上空搞得烏雲滾滾」，戴帽後下鄉勞改。（注２５：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說到青年人，實在應當再舉幾個熱血青年的例子。
一九五五年串聯了十幾名青年人，寫血書遞給市長陳毅，要去邊疆開荒的上海青年陳家樓，終於如願組織了一支上海青年墾荒隊，到江西鄱陽湖畔創業辦農場。他們剛去那裡時，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還曾特地去看望過他們。反右了，因為曾經批評過鄉政府挪用墾荒隊的資金，陳被定為右派，開除黨籍，由一名墾荒隊領導人淪為被監督勞動改造的對象。
一個父母、妻子都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大學生張惠欣，為了參加大西北建設，在畢業工作志願表裡一連填上三個「西北」，毅然到甘肅當了一名在山裡找礦的地質隊員。為了找礦，他曾幾次差一點丟掉性命。這個熱血青年，抱著為祖國獻身的信念，告別西湖的山光水色，別離年輕的妻子，來到西北，本欲大幹一番事業，誰知卻成了強制勞改的右派。（注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經濟日報》。）
幾年前，一批從海外歸來的華僑知識青年，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了廣東西部最窮的德慶、封開兩縣。在那沒有甚麼知識份子的地方，他們就是文化人了。德慶縣七十餘名右派，華僑青年就佔了二十六名，超過三分之一。「（華）僑青（年）籃球隊」成了反動組織，隊員幾乎全成右派。（注２７：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第六十八至六十九頁。）
在香港頗有家產的青年學生陳植森，一九五○年拒絕家人要其出國留學的安排，投筆從戎，回國參加志願軍赴朝作戰。五七年時他已是空軍部隊的一名軍官。成右派後，被開除軍籍、送勞改農場。
江蘇南通人、中國最後一名狀元張謇，是中國早期工商業的主要代表人物，直到一九五○年他的家族仍為中國少有的大富人家。他的孫子大學畢業，毫不留戀富庶的家庭，響應共產黨的號召，隻身赴東北遙遠的邊城佳木斯去參加建設。但是，右派帽子也扣到了這個熱血青年的頭上。
混血青年李銘義，父親原為法國駐東三省的總領事，與李的華人生母回法國後，李留在國內長大。一九五三年大學畢業，他利用父親在哈爾濱留下四十幾間房子開辦了一所成人補習學校，自任校長，兼教外語、文學。當學校發展到兩千人時，他把整個學校全部財物、房產捐給國家，自己到北京又辦了一所補習學校。但是正當他要再次施展其抱負時，他當上了右派，整所學校財物又歸了公。這次不是出於他捐獻，而是被當局無償沒收。他本人則被批鬥，並被強制去當沒有收入的街道清潔工，全家六口僅靠妻子的幾十元月薪過了二十年難以餬口的赤貧生活。
差不多所有肅反時無端被整而在鳴放中表示了不滿的人，全成了右派。譬如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施昌東，肅反期間剛在《文史哲》雜誌上發表了篇論文，受到學界注意。誰知道正在《文匯報》記者探訪他時，一輛囚車開到學校，將他銬走了。一年後，他被釋放，說是抓錯了。鳴放時，他在會上說：「我是把黨認作父親的，即使對我有錯怪，打了我一頓，也都改不了我的赤心！我相信父親會汲取教訓的。」把黨認作父親可以，要黨汲取教訓卻不行。黨宣佈他「反黨」，他就成為右派了。（注２８：蕭崗《癌擴散之後……》，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數學系青年教師朱梧賈在肅反中被「審查」過，鳴放時去問其導師徐理治教授是否可就此向黨提意見。教授說：「現在還有誰敢壓制批評？」支持朱去鳴放。結果一對師生全成了右派。徐教授被寬大，工資只被減掉一半；而朱卻被開除，送回了江蘇宜興老家。
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今吉林工業大學）也有一對師生右派。青年教師郭作揚給從德國歸來的徐教授作助教，因徐教授是「大右派」，郭也就成了「小右派」。郭不服罪，被認為是抗拒運動，送入獄中。入獄前，黨組織告訴他：「這是黨給你一個更好的改造自己的條件。」於是他先後在七個監獄和勞改隊裡改造了二十一年，出獄時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
哈爾濱大學的高材生劉晨輝在他的遠在湖南一所大學裡當土木工程教授的父親劉旋天成為右派的同時，也被扣上了頂右派帽子。他在漫長的十五年間被強制勞動，當過水泥工、電工，餵過豬，放過羊。他擠出所有的閒暇時間研究導彈控制理論，寫出一份報告。當局竟為此發難：「你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研究甚麼火箭？」甚至說他企圖「打進國家機密部門」，燒了他的手搞。（注２９：《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劉晨輝的故事》。）
除了知識份子外，四十年代國共爭奪政權時在國民黨營壘裡秘密為中共效勞的一批人，也成了「右派」。
農工民主黨的劉宗寬曾是國民黨的將軍，由於該黨以「第三黨」為名，與中共秘密合作，劉接受中共方面的意見，於國共內戰前夕赴重慶任行營參謀處長、綏靖作戰處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參謀長等職務，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慶易手。在整個戰爭期間，劉利用其職務為中共提供了大量價值難以估計的情報。中共部隊入川之前，他又設計誤導親臨重慶的蔣介石將佈防重點放在川西北，而解放軍實由川東入蜀，一舉攻破了四川天險。蔣決定將胡宗南的部隊運去保衛重慶時，他又將此情報送給了中共。中共取得大西南後，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譽他為「解放西南第一功」。這麼一個長期在敵人營壘的心臟裡作戰的孤膽英雄，無論如何是不會反共的。可是「狡免死，走狗烹」，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文革中，連他的夫人也被整死了。（注３０：《人物》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負有特殊使命的將軍》。）
一九四八年，原國民黨陸軍大學機甲戰術系中將主任章培公開反對當局，於年底脫離陸軍大學。去香港途中，他曾動員浙江省主席陳儀起義投共，獲陳承諾，決不與共產黨打仗。一九四九年二月，章自港到京，受周恩來及朱德總司令委託，參加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也同劉宗寬一樣，成了右派。（注３１：浙江《青田縣志》一九九○ 版第七二五頁。）
反右前夕，駐台灣美軍無故槍殺劉自然，引發台灣人民舉行反美示威。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還特別報道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人民「起義」時的領導人、原台灣共產黨創建者之一謝雪紅等「聲援台胞愛國反美鬥爭」的消息。按說抓右派不會抓到她頭上，可是中共整人整忘了形，因為她批評中央在對台工作上不聽取台灣同志的意見，中共就不要這位「愛國台胞」的代表了。從這時起直到她在文革中被斗後死去（一說自殺），報上就再也沒有她的消息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名教授孫大雨。十年前，即一九四七年五月，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引導下，上海的大學生展開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運動。國民黨當局照例將一批學生投入了監獄。孫大雨作為民盟的骨幹，以「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幹事的身份挺身而出，與其他一些知名教授踏進市政府，同市長吳國楨交涉，抗議當局逮捕學生的做法。不久，國民黨當局終於釋放了學生。
風雨十年後，孫大雨本人竟被扣上了「大右派」的帽子。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五年肅反時，孫因「反革命嫌疑」受審查。運動後期，復旦大學當局只是口頭道了個歉。孫不賣賬，反罵整他的黨委書記楊西光等人是「反革命」。（其邏輯是：你說我是反革命，而我不是，所以你是。）上海市委曾備席兩桌為他們調解未獲成功。鳴放期間的六月七日，他應邀在一個座談會上發言，第二天竟發現自己的發言上了報，成了圍剿對象，隨後被開除了公職。
開除教職、批判鬥爭之外，中共上海市高等教育系統的首腦竟又窮追猛打。以高教局局長陳其五、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為首，十幾位高教界名人聯合起來，外加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和《新聞日報》，以孫大雨誣蔑好人遂行反革命目的，己觸犯刑律」為由，正式向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不僅有拿官家薪水的律師作倀，而且官家控制的報紙大肆渲染，演出了反右期間最虛偽，最醜惡的一出醜劇。
在這一出醜劇中，陳其五、楊西光們不過是小角色，「毛主席的好學生」、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也只不過是按劇本行事的蹩腳導演，因為早在孫大雨應邀鳴放之前，毛澤東就在黨的高級會議上點了他的名：「孫大雨說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報上登出來。」「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注３２：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所以真正的導演是毛澤東。
這一出醜劇迅速落幕，「誣蔑好人」的孫大雨被判處七年徒刑。這是完全「合法」的：有正式控告者，有專業律師出場（雖然是個認權不認法的冒牌貨），有法院受理、斷案。比起肅反中胡抓亂捕的情形來，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進步了一大步。當然，要是誣蔑過好人就該坐牢的話，中共百萬幹部大概也就剩不下幾個了。好在中國有「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傳統，所以並不存在這個危機。
現在中共頗引以自豪的是，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政府像它那樣為那麼大量的冤、假、錯案平反。它說的是事實，它平反的人數的確世界第一，但它忽略了一點：它創造了一種古今中外罕見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局勢，以至當政府當局成批逮捕無罪的青年學生時，任何一個知名教授、大學校長都不敢出頭踏進市政府，同市長交涉提出抗議，要求當局立即改正錯誤，釋放學生。被冤、遭誣、橫受迫害的青年要在苦難中煎熬二十年後才能重見天日（如果他或她能活下來的話）。要是想想上百萬人的幾十年的生命價值，中共黨內大概就不會有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
「白色恐怖」也罷，「紅色恐怖」也罷，要是將一九四七年孫大雨教授昂然踏進上海市政府大門營救學生，韓德培教授步入漢口警備司令部為被捕學生辯護的故事，和一九五七年孫教授被判刑、韓教授被送去勞改的故事，都告訴我們的後代，他們誰能相信那後一個故事發生在「新社會」？
第十一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